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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一直对这个地方,对这里神圣的和世俗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建筑充满了梦想。这个梦从他还是巴塞尔“传教团”的年轻成员时就开始了。这个组织是由福音派银行家C. F. 斯皮特勒(C. F. Spittler)创立的,他设想让这些年轻人沿着非洲东北部的大裂谷,从死海边的耶路撒冷直到埃塞俄比亚建造一系列的传教修道院。作为第一步,斯皮特勒把康拉德派到了耶路撒冷。一开始他与另一位郁郁郁寡欢的传教团成员,年轻的约翰尼斯·费迪南·帕尔默(Johannes Ferdinand Palmer)艰苦地住在一起。他们从街上收养阿拉伯流浪儿童,使他们不再过乞讨的生活。但一有空闲,康拉德就找出他的锯和刨子,用橄榄木制作一些小雕像。他希望能把这些雕像连同偶尔雕刻的布谷鸟钟一起卖给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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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正的爱好还是《圣经》中描述的木匠活儿。上帝不是也更愿意让救世主(指耶稣)在木匠铺中升天吗?所以,康拉德·希克找到了属于他的真正职业——制作《圣经》模型。他的第一件作品(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作品竟然保留到了今天)就是圆顶清真寺。这出自他在巴塞尔作为一名年轻的进修生时的构想。后来他又做了很多其他模型。这些按比例做成的模型是如此精致和复杂,以至于很快就受到了耶路撒冷身穿亚麻布长袍阶层的追捧。这也让希克足以被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建造师——实际上是耶路撒冷的一位建筑师。一家瑞士—德意志银行通过犹太和非犹太企业合伙人,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资助,让他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为那些贫穷的犹太人建造样板房(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模型),尽管出资的福音派一方当然希望这些犹太人在享受自然之光的同时也能接受福音之光。这个住满了犹太正统派的街区一下子变成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专属居民区,被称为梅阿谢里姆区(Mea Shearim),如果今天这里的居民知道这一杰作是出自基督徒之手,他们很可能会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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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的模型制作工艺受到英国、德国和奥地利领事们的一致称赞,而土耳其总督 伊泽特帕夏注87(Izzet Pasha) 更是赞赏有加。他提出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想法:让希克制作另一个圆顶清真寺模型,以便在即将举行的“1873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进行展示,用这种优雅、间接的方式表明自己对圣地的细心呵护,因为奥斯曼政府称自己在保护世界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希克按时完工之后,他除了拿到工钱之外,还被破例允许进入圆顶清真寺的内院以及19世纪70年代对圆顶清真寺基础部分进行修护期间的发掘现场。在建设工地的正下方,一只目光闪烁的“鼹鼠”在黑暗中来回爬动,然后他一下子蹦了出来,手拿一本详细的笔记。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笔记建造一个最好的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具有建筑物的外表,而且还包括——他用不地道的英语称之为——地下“附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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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的英裔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受“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派遣到耶路撒冷进行地上和地下勘测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希克之前早就来过这里。在“地下附属建筑”中,他们虽然不乏军人的坚韧和工程师的精确,但却缺少希克那种对其中一砖一瓦刻骨铭心的熟悉。例如,探险队队长查尔斯·沃伦(Charles Worren)曾用一扇木门板当船沿着水道漂流而下。当水面越来越高而头顶的岩石越来越低时,他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污水漂流的把戏,而改为涉水行进,任由肮脏的臭水溅得满脸都是。污水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竟然硬生生地让沃伦把咬在嘴里的铅笔吞了下去,从而引起严重窒息,差一点儿送了命。多亏了他的朋友萨金特·伯特利斯(Sergeant Birtles)及时求助,他才幸免于难。这就正如沃伦在《地下耶路撒冷》中所说:“像污水里的一只老鼠一样脸朝下死在这里,还有什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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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敢于在地下污水中冒险的、勇敢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认为,完全有可能把地下耶路撒冷的污水与美好的事物区分开来。为了证明这一点,罗宾逊博士以扬基佬的执著,对污水质量进行了采样分析,并宣布其水质并非完全不可用的。毕竟,这里的水发源于汲沦山谷中基训泉(Gihon)的自然泉水。尽管地面之上供耶路撒冷民众饮用的水流会受到动物内脏和垃圾的严重污染,霍乱病菌每隔几年就会造成一场灾难,但用中东地区的降水标准来看,耶路撒冷冬春两季的雨水还是相当丰沛的,这些雨水冲刷着地面上裸露的岩石,直接通过水道系统流入蓄水池。对于那些对老城地上、地下构造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犹地亚地区从古老的繁荣日渐衰落的又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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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对于欧洲人,尤其是北部的白人而言,公共道德是用卫生程度来衡量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著名的耶路撒冷旅行家、圣地小说作家、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经说过,卫生状况的改善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志”,并且他自认为他的名言“水源卫生,健康之本”曾经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如果在大英帝国统治的耶路撒冷,有可能实施这种改善工程,那为什么不去做呢?19世纪中叶的卫生改善运动,使得圣地旅行一度流行起来。针对显然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每年都有大量有关尼罗河与约旦河的旅行指南得以出版。这其中的原因非常明显。 托马斯·卡莱尔注88(Thomas Carlyle) “机器时代将摧毁一切精神遗产”的不祥预言并没有变为现实——事实与之恰恰相反。欧洲社会,尤其是作为先驱的大英帝国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其宗教与精神热情就越强烈,机器或许没有灵魂,但正如高尚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那些购买和使用机器的人却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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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机器也能比以前更有效地传播《圣经》中的真理。到19世纪50年代,第一批大幅的圣地照片洗印成功,从而替代或大大改进了平版印刷、绘画和钢雕这些传统的制图媒介技术。直到19世纪80年代颜色灰度(half-tones)被发明,这些照片才得以被印刷在书中,同时,这些照片也已经广泛用于商业展览和图册中。巴勒斯坦的样貌,那里的废墟和风光,那里三大宗教信徒的举止,已经深深地印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心中。1862年,威尔士亲王被派往圣地,在西敏寺教长亚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陪同下进行基督教忏悔和责罚性访问[因他的母亲谴责贝蒂(Bertie)勾引他的父亲阿尔伯特(Albert)而致其过早离世,母亲与他都感到非常痛苦]之后,英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地方,有些人还看到了随行的弗朗西斯·贝福德(Francis Bedford)一路上拍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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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将古老的《圣经》经文与现代的改进措施联系起来,将精神复兴与卫生甚至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还衰败的巴勒斯坦一方健康的净土,这样的诱惑对于一贯以慈善和伟大自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不仅如此,那些最狂热的人恰恰是最原生态的人,他们是立志于为现代化的未来“复原”(这是他们常用的一个词)《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正如当时某些德国学者(也的确是犹太人)为对抗最有文化的信众,断言《圣经》完全是神的指示一样,具有创新意识的英国工程师们则对那些原生态的奇迹描述大加嘲讽,宣称要坚持希伯来《圣经》以及《新约》核心内容的基本历史真实性。显然,后者需要前者作为其必要的前提条件。耶稣——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犹太人,而《旧约》和《新约》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犹太历史是基督教历史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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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科学还是神学的意义上讲,他们都需要知道希伯来《圣经》中那些可以被证实的真理。他们认为,知识(而不是盲目的迷信)是信仰的助产士。他们还认为,有关《圣经》时代真实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件,最真实,最不可争辩的版本,只有通过与圣地的直接联系才能获得。这也正是爱德华·罗宾逊为自己的畅销书题名为《巴勒斯坦地区〈圣经〉文本探秘》的原因。据他本人讲,他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使用过撒玛利亚、耶路撒冷、伯利恒等多个名字,并对其中的每一个名字都产生了“最神圣的情感”,但是“就我本人而言,这些名字后来都与某种科学动机发生了联系。长期以来,我一直思考着要在《圣经》地理方面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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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部神圣的书卷指引着那些最狂热的圣经地理学家:《旧约》和《工程师和机械师手册》(The Engineers and Machinists’Assistant)。后者为大卫·司各特(David Scott)所作,出版于1853年,正是《圣经》探险和学术旅行风潮刚刚兴起的年代。在传教士和学者之后,他们成为来到圣地的另一代人(如罗宾逊),而他们在成为考古学家之前大多是工程师。这些人对现代人根据历史事实来理解《圣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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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批人中,最有活力而且最为投入的当属乔治·格罗夫(George Grove)。他之所以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因为他写下《音乐和音乐家词典》(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这一惊人之作。尽管他的音乐生活经历是不同寻常的——他是音乐才能一直被低估的舒伯特的忠实信徒,他曾任家乡西顿海姆市水晶宫音乐厅的首席指挥,并且曾出任皇家音乐学院的首席指挥——但他作为《圣经》学者还有另一番生活经历,并且为自己这番经历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而一直耿耿于怀。“人们一直坚持认为我是一个音乐家,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音乐家,”他抱怨道。“我对巴勒斯坦的自然风貌和城镇村庄更感兴趣,我用这些素材帮史密斯完成了《〈圣经〉词典》,帮亚瑟·斯坦利创作了《西奈与巴勒斯坦》……或许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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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是一位非凡的词典编纂家,他的确曾聘用不知疲倦的格罗夫,让他帮助自己完成了将《圣经》中提到的希伯来地名统一的工作,而这正是格罗夫与妻子早就完成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他负责水晶宫音乐博览会演出任务期间在闲暇之余整理而成的。无论是《圣经》方面的事,还是机械方面的活儿,他都喜欢一气呵成。作为一名“市政工程师”(在维多利亚时代,这可以说是唯一能与牧师相提并论的叫法),格罗夫受过正规训练,他曾在西印度公司专门负责安装铸铁灯塔。他与罗伯特·斯蒂芬森(Robert Stephenson)一起建造横跨麦奈海峡的不列颠管桁铁路桥时,与整个富有创造性的工程技术团队[包括布鲁内尔(Brunnel)和查尔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当然还有斯蒂芬森)成了同事和朋友,并且有幸认识了一些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王公显贵:德比伯爵、德文郡公爵、学识渊博的威廉·汤普森(William Tompson)、约克大主教、出版商约翰·穆雷(John Murray)以及最重要的人物——伟大的犹太慈善家、“发起人”和“唤醒者”, 摩西·蒙特菲奥注89里 爵士。蒙特菲奥里决心帮助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让他们为现代世界祈福,就像他用自身经历所展示的那样,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一致。蒙特菲奥里的公司用煤气灯照亮了世界上那些曾经一片黑暗的地区。他不仅思考技术上的光明,同时也想到了文化上的光明。所以,他与格罗夫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两个人都多次访问过巴勒斯坦,格罗夫最后两次圣地旅行分别是在1859年和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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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实践《圣经》的旅行家也访问过这片圣地,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起草有关巴勒斯坦地区现代化(包括重建雅法港)的建议。他就是市政工程师约翰·艾尔文·怀蒂(John Irwine Whitty)。在大英帝国领事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及其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的积极帮助下,他被允许进入水道,亲眼看到了被他自己称为“一个巨大的地下湖”、 塔西佗注90 所说的“一泓长年不断的泉水”。1862年,他在王室访问圣地期间,曾与教长斯坦利进行了一番长谈。怀蒂认为,耶路撒冷内城的卫生和致命因素令人恐惧(每个人都抱怨四处散发着恶臭),但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因为古老的犹地亚水利系统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新时代。回到伦敦后,怀蒂俨然成了“古老又崭新”耶路撒冷水源的一位不知疲倦的保护人,先是在1864年初在“叙利亚—埃及学会”发表演讲,然后又在《神圣文学与〈圣经〉记事学刊》1864年春季号上以《耶路撒冷的供水系统:古代与现代》为题阐述了他的伟大构想。时至今日,对于每一个对公共健康的历史和命运——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从未过时,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来说,怀蒂的文章仍然值得一读。在伟大的罗马水利工程专家 弗朗蒂诺注91 的心目中,这是一项构想宏大且迫在眉睫的建设工程,而怀蒂踏过前人的脚印,似乎已经听到了自己前进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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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蒂认为,解决耶路撒冷2万人的供水需求,无疑是人口拥挤的伦敦和纽约的供水系统的延伸。他把耶路撒冷描绘为“基督徒和希伯来民族的大都市”,完全忽略了穆斯林对这个圣城(al-Quds)可能有同样的感觉,他这种措辞虽然令人吃惊,但却非常具有代表性。为了使读者产生震撼,他写道,耶路撒冷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间的降水量(足有65英寸)比伦敦全年的降水量还要大。但是,雨水流过肮脏的街道(大量的下水道是开放式的)后便立即受到污染,而正是这些受到严重污染的水,流入了城内唯一受保护的各个饮用水蓄水池。据《耶路撒冷军备勘测报告》报道,这些水“只有在经过过滤并清除了其中滋生的虫蝇后,才能安全地饮用”。每到初夏时节,这些蓄水池大多几乎干涸。那些住房下面没有建造家用蓄水箱的耶路撒冷居民,只能购买商贩从西罗亚池(池边仍然有一群群的女人在洗衣服)中取来的溪水,然后用山羊皮水袋运到家中或街市上,或者自己到西罗亚池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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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应该怎么做呢?怀蒂认为,答案就在《圣经》中,尤其是在圣殿山之下的希西家水道中。在公元前1世纪的哈斯蒙尼王朝和 大希律注92 统治时期,曾经对这条水道进行过疏浚和扩建。如果能把这些水道和通道中阻塞的垃圾和沉渣清除干净,使其免遭动物内脏和污水的污染,那么这里的水就能很容易地解决城市的干渴,这样一来,一个自罗马人入侵以来,从未看到的繁荣的耶路,就会出现在人们面前。“很显然,”怀蒂写道,“耶路撒冷本身拥有发展与繁荣的必要条件,并且不需要任何奇迹,仅仅靠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完成这项使命——使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强大的城市,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荣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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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王公显贵对这个计划表示深切的关注。教长斯坦利所写的关于圣地的作品已经畅销20万册。他把怀蒂的计划描绘为“抛出了一个神圣的光环”。只需要投入8000英镑即可启动这个计划,这样一个蓝图赢得了从 雅典娜神庙注93 到《犹太年鉴》的一致好评。该计划大部出自怀蒂的构想,是一项犹太人与基督徒联合实施的工程。在蒙特菲奥里、罗斯柴尔德以及众多英国牧师和贵族的资助下,一个名为“耶路撒冷水资源救助协会”的组织于1864年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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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1865年5月12日,许多热心于古老《圣经》与现代科学联姻这一主张的人们在西敏寺(在这里,篡位国王亨利四世在对十字军东征的行为进行忏悔时去世)单独隔出来的耶路撒冷厅——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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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其中除了西敏寺教长斯坦利,还有学养丰厚、热心有加的约克大主教以及威廉·汤普森(像斯坦利一样,他也曾两度造访巴勒斯坦,并且是另一部圣地作品的作者),再就是乔治·格罗夫。参加集会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英格兰第二富婆(仅次于维多利亚女王)安吉拉·伯迪-库茨(Angela Burdett-Coutts)。她是一位议会激进派成员的女儿,一位银行家的孙女,是建造伦敦东区贫民窟样板房的发起人,因而自然被认为是一个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她是狄更斯的朋友,也是失足妇女的朋友,是伦敦穷人夜校的首倡者。她还是英国山羊协会的出资人,英国养蜂人协会主席以及当时刚刚成立的钟表协会的主席。对《圣经》和科学这两方面的激情,促使这些人在这里举行这个不同寻常的集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这个圈子里的人不仅有可能,而且也期望人们在这两方面都能表现出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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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爱德华·罗宾逊(其他人都是在他最初的地形图基础上开展研究)一样,后来的巴勒斯坦地区探险基金会的发起者也都认为,尽管对《旧约》中提到的那些几乎不可能的奇迹[如为了便于约书亚采取军事行动,使艾城(Ai)上空的太阳停止运行;约拿在鲸鱼的肚子里过周末等]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是明智的,但现代科学,尤其是精确测量和学术考古的科学将会证明:《圣经》,从根本上讲,有关以色列人及其救世主的祖先的历史记述是正确、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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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会一经设立(上天保佑,将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义设立),便将其权力交给唯一能发挥作用的帝国——知识的帝国。对圣地的勘测就像给罗宾逊遛腿(pace)(他们喜欢这样形容),但这仅是第一步,仍然有大量无人烟的山谷和无特征的荒野需要标注。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威廉·史密斯的《〈圣经〉词典》收集《圣经》地名方面的信息。这部词典意义重大,但一个个的地名却不是坐在扶手椅里就能想出来的。作为助理编辑,格罗夫第一个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所需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和绝对精确的观测。基金会将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教父,绘图、测量、标注、出版,必须面面俱到。希伯来人的一段真实历史即将浮出水面,其神圣誓约将重生于现代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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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伯迪—库茨夫人的慷慨资助下,巴勒斯坦地区探险基金会成立了。乔治·格罗夫是主要发起人,并且如果他没有音乐方面的合同约束,将出任秘书一职。他们将派出军事工程人员对圣地进行勘测,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扩大测量范围,包括他们所称的“西巴勒斯坦”,即从赫尔蒙山到内格夫沙漠北端,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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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西奈半岛,这片神曾显现的沙漠、上帝在摩西面前现出真身并授予其律法书的地方——在当时的地图上完全是一片空白区——也将进行这种激动人心的勘测。然而,对于测量的路线,谁也没有多少信心。亚伯拉罕带领族长们,从迦勒底到迦南和埃及的流浪路线,除了伯特利(Bethel)和幔利(Mamre)的橡树,《创世记》中关于路线和地名的记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并《圣经》没有多少帮助——但对于西奈山中出埃及的路线,多少还有所描述。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是各种犹太事物成形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其后裔基督教真正的发源地。勘测数据能够把事实从想象中分离出来,从而精确地确定以色列人的古老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地形测量,同时还要进行植物学、动物学和水利学调查以及考古发掘。由于这是一项寻根溯源的伟大事业,必须用照相机把每一步详细记录下来。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绘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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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格罗夫作为荣誉秘书[执行秘书是沃尔特·贝森特(Walter Besant)]很快就接手了基金会的工作,并且将工作重心转向科学实践——勘测和工程——与《圣经》历史的联系方面。当时迫切需要的是有野外工作经验的军人,如特种部队的作战英雄和热心公益的年轻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健康或财富,而是自愿为基金会参加测绘、钻地道和挖掘工作。在 乌尔维奇注94皇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中,有些本来已经被安排参与《大英帝国军备概览》的制图任务,当时也被充实到探险队中。巴勒斯坦地区探险基金会要求他们必须是年轻人,他们不仅需要身体上的果敢和坚韧,还要具备相应的智力和诚实,并且还要得到知识帝国前沿人士的认可。而这些年轻人们,有些死于疾病,尤其是黄热病,有些则是在荒漠中被杀,或者像克劳德·康德尔(Claude Conder)——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军备测绘员,曾与基奇纳(Kitchener)于19世纪70年代共同完成了《西巴勒斯坦勘测报告》一书——那样,受到残忍的袭击而受伤后,再也未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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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乌尔维奇(Woolwich) 工兵一直在前进。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利物浦的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他甚至在巴勒斯坦地区探险基金会正式资助之前就被派往耶路撒冷,对地下水道、水槽和供水系统进行授权勘测。他在经验丰富的康拉德·希克的帮助下,出色地完成了勘测工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希克又被指派进行一项现场“可行性”调查,以便随后对“西巴勒斯坦”进行一次全面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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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冬至翌年春,威尔逊率领一小股特种兵,带着他们的经纬仪和量尺,从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一路南下,穿过加利利,他在那里惊喜地辨认出基督时期或稍晚年代留下的犹太会堂。这番经历使威尔逊在家乡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苏格兰军备勘测工程师,而他的队员查尔斯·沃伦、克劳德·康德尔以及年轻的希尔伯特·基奇纳,则仍然继续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勘测工作。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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