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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及其后人宣布，他们是永久的统治者。但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所附加的条件——“直到一位先知［意指一位弥赛亚（messiah）或他的使者］出现”（写于这一时期的库姆兰古卷中，且被多次提到）。然而，即使这样一位像神一样的君王（basileus），也会有人背叛他。当哈斯蒙尼人开始像当地的希腊统治者那样实施统治时，就注定了也会像他们一样悲惨地死去。西门很快就陷入了家族纷争之中，而这场纷争最终导致哈斯蒙尼王朝在兄弟阋墙引发的内战中（传说善良的兄弟帮落入了邪恶的兄弟帮的圈套）垮台。在以自己的名义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西门在觥筹交错之间被他的女婿杀害了——这样的事在古代时有发生。但是，像他的父亲玛塔提雅一样，西门在弥留之际已经把他的儿子尤其是最大的两个儿子召到面前，交代祭司和君主的继位大事，宣布自己年事已高，“你们就代替我和我的兄弟，继续为国家战斗，上天会帮助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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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被谋杀后，像他的父亲和兄弟犹大与约拿单一样，他的遗体就“安葬在他先祖的墓地里”。此时，远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老家莫迪因的哈斯蒙尼家族墓地已经不像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家族墓地。《马加比一书》还是第一次为我们详细地描写除圣殿之外的一座规模宏大、装饰豪华的建筑。西门的陵墓是一片浮华的建筑群，其中的每一个结构都像希腊作品一样浑厚而壮观，而这正是哈斯蒙尼人曾经一直不能接受的（但却难以使人信服）。整个陵墓包括七座高塔，一座属于西门的父亲，一座属于他的母亲，另外五座则属于他们兄弟五人。塔顶都修成了金字塔形，壁柱的表面贴着经过加工和抛光的石板，而壁柱之间则是盔甲的浮雕（为了向马加比家族的武士表示敬意）和各种船只的雕塑。这样的建筑格局、规制，与古代统治者为自己建造的陵墓并没有什么不同，其最著名的原型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典世界奇迹、罗得岛上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陵墓，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庞大的犹太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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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似乎与犹太性相去甚远，并且与不朽的“字符”相比，犹太人对用壮观的石头制造浮华一向持鄙视态度。然而，哈斯蒙尼家族陵墓却向外邦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在希腊化的世界里，犹太人已经成为强势的参与者。《马加比一书》告诉我们，哈斯蒙尼人之所以把7座墓塔建造得如此巍峨，只是为了让那些从海上来的旅行者一到岸边就能看到并发出惊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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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引人注目的纪念地已经在犹地亚引起了反响。这座石头垒成的陵墓建于公元前2世纪末前1世纪初，并且至今仍然矗立在耶路撒冷城边的汲沦谷中。所谓的“押沙龙陵墓”和“撒迦利亚陵墓”、伊阿宋陵墓，以及建有双柱连廊的奇异的伯内·哈齐尔（Bnei Hazir）家族陵墓都已经不是简单的地下拱顶墓穴或古老的山洞墓穴，里面也不是普通的棺木，而是特意设计成傲视世界的高大建筑，以便为犹太人同时也为异教徒造成一种特定的视觉效果。其中传递的信息代表的是一种古典的高贵：主人属于祭司贵族阶层（上述家族毫无疑问是贵族），大可不必为陵墓装饰着 多利安式注151（Doric） 柱顶、巨大的石柱、内部阶梯（如押沙龙陵墓）、浮雕饰带，有时甚至带有温和的东方韵味的金字塔形墓顶而感到羞愧。正如考古学家拉斐尔·哈奇利利（Raphel Hachlili）所言，要说有什么创新，也仅体现在安放同一家族成员的墓龛结构（kokhim），以及在死者下葬一年后举行第二次葬礼使用的盛放“遗骨”（ossilegia）的石匣。到公元前1世纪，这样的石匣已经成为一种奇异的、体现世俗美的器物：它们用石灰石雕刻而成，里面雕饰着各种花卉和植物图案（尤其是造型复杂的玫瑰花图案）。当时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石匣，其外观看起来就像一所希腊房子：人字山墙、柱式门廊、拱形窗户（当然是通透的）一应俱全，这无疑是为死者提供的最优雅的城郊安息地。我们现在也在使用的“nefesh”（意为“灵魂”或“非物质的精神存在”），在当时是描写在陵墓中建造的这种纯粹的物质结构，是不是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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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哈斯蒙尼王公贵族对耶路撒冷进行重建并使其向四面扩张的成就是真实的，那么他们的王朝也就是真实的。马加比家族发动起义，反抗疯狂的安条克四世实施的文化和物质灭绝政策。但他们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暴政下的起义者变成了塞琉古世界舞台上的“演员”。尽管他们是强制人们回归正统的卫士，是打碎偶像和摧毁异邦祭坛（并且捣毁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的“圣殿”）的勇士，但他们从来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希腊化，因为他们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文化与犹太教之间存在根本的不一致。犹太人的亚历山大这个辉煌的文化中心似乎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为了表征这种一致性，亚历山大·詹尼亚斯不仅在他的铸币上用古希伯来文刻上自己的犹太名字约哈拿坦（Yohanatan），而且用希腊文刻上了他的希腊名字。他没有把自己的头像刻在铸币上，可能是因遵守 第二条诫命注152 ，不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他完全回避偶像。对哈斯蒙尼人来说，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选择的头像显然出于一种折中的考虑。在詹尼亚斯那枚小小的铸币上，一面刻的是挂着花环的两支羊角（象征哈斯蒙尼王朝繁荣昌盛）这一经典形象，在两支羊角之间则是更具犹太风格且与圣殿相联系的石榴图案；而另一面刻的是源于马其顿原型的八角星图案 （有时称为“八芒星”）注153 。然而，这个八角星也暗指摩押人巴兰（Balaan）的预言，即《民数记》（24
:17）中所说的 “有星要出于雅各”注154 ——“八角星”就像亚历山大包着护甲的拳头，将“打破”摩押、以东以及周边其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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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住棚节一样，由哈斯蒙尼王朝官方设立的光明节也要庆祝八天，而这八天的节期正相当于异教庆祝光明回归的“冬至节”，其庆祝活动在希腊和罗马非常流行。这个希腊风格的“胜利纪念日”——像纪念击败尼卡诺尔将军的“尼卡诺尔日”一样——被记在了犹太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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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追求古典高大雄伟的风格使一向以简朴著称的犹太教精华部分显得十分笨拙，这有时会与大希律所谓“假造犹太教”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说法除了来源于一个以东王国南部的以土买人（Idumean）、军事冒险家安提帕特（Antipater）的儿子皈依犹太教的故事，你还会指望是什么其他原因呢？但是，希律只不过比哈斯蒙尼人发起的犹太式古典主义更加夸张而已。他们的共同死敌是疯狂的安条克四世，而不是希腊人。模仿他们的优雅风格有什么错？早在希律之前，约翰·胡肯奴就曾在耶利哥（Jericho）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宫殿，里面设有游泳池和带柱廊的游乐场。在阿克拉城堡的原址上——因而与人们认定的大卫王宫相距不远——哈斯蒙尼人为自己建造了坚固的豪华住所，以便与其所谓的“祭司加将军兼‘族长’”的王室气派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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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们以及为他们修史的那些人的心目中，尽可能地乞灵于最初的犹太君王（因为他们以大卫王的转世灵童自居）与作为附庸王室依附于后来的塞琉古王朝，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哈斯蒙尼人为了能够存活下来，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将犹太王国一直非常脆弱的自主权置于危险之中。公元前134－前132年，安条克七世曾对耶路撒冷实施长期而严密的围困，几乎迫使耶路撒冷人投降，但约翰·胡肯奴通过同意将自己的王国降为一个进贡的城邦就很轻松地解除了围困，这与仁慈的安条克三世当时围城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通常只有希腊人不经意送上的礼物——国王在战事中突然死亡——才能使犹太小朝廷得以恢复，赢得短暂的、表面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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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短暂的独立，甚至还要“感谢”罗马势力的介入。从犹大·马加比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向罗马派出第一个使者欧波勒姆斯（Eupolemus）（曾三次派出使者）以来，哈斯蒙尼人就自认为在结盟的条约中拥有平等的（或许稍处弱势）地位。《马加比一书》和约瑟福斯告诉我们，这些条约曾被雕刻在铜板上在耶路撒冷公开展示。或许有一段时间，哈斯蒙尼人并没有完全被这种膨胀的盲目自大心理所吞噬，因为约翰·胡肯奴和亚历山大·詹尼亚斯的军事扩张行动可能的确使这个准犹太王国在埃及与小亚细亚之间这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土地上一度看起来似乎赢得了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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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赢得异邦势力的尊敬意味着必然要失去祭司（而不是身着戎装的君王）作为犹太教真正守护人的地位。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对大祭司职位的争夺战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使人痛苦的，并且会在祭司职位和王子身份之间再次引起古已有之的争论和猜忌。这样的争论是由《列王纪》《士师记》和《历代志》的作者于一千多年前在记录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及其子孙后代的历史时首先提出来的：政治权力究竟是能够维护虔诚还是会伤害虔诚。当然，这样的争论在两千年之后，仍然没有从犹太生活中完全消失。时至今日，这种争论已经变成了政治与《托拉》之间的冲突。犹太教需要国家的保护，但以色列人的宗教却是在从埃及国王手中逃出来之后形成的，并且是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在“应许之地”建立起来的。哈斯蒙尼人自认为继承了大卫家族的血统，而这与其他借口一道，成为千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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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宫廷之外，这些自认为是圣殿与《托拉》的守护人的王室成员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分裂成了两派（现在依然如此）。政府的贵族阶层被约瑟福斯称为撒都该派（Sadducees），他们实质上是祭司集权论者，对哈斯蒙尼家族采取的祭司和军事权力的集中体制并不感到担忧，想必对将犹太教用刀剑（以及行割礼用的刀具）强加给像以土伦人（Itureas）、以土买人这样的周边民族也感到十分正常。而他们的对手法利赛派（Pharisees）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哈斯蒙尼家族的权力越大，就越有可能玷污犹太律法的纯洁，所以归根结底，以色列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就是《托拉》。至于他们为何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阿拉米语名字，长期以来关于其确切含义到底是“净化”还是“分离”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对其大量的追随者来说，这两种含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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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统治王朝逐渐地但又确定无疑地远离了他们自封的神圣守护人的角色。《马加比一书》中讲述了强势的胡肯奴的传奇故事，说他起初是法利赛派的一个“门徒”，自认为被赋予了先知的能力。他取乐的方式倒也奇怪：在一次宴会上，他请求与会者作出保证，如果他们发现他偏离了正路，他们可以大胆地纠正他的错误。所有的独裁者都喜欢标榜自己可以忍受虔诚者的责备，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受到责备。年过七旬的法利赛人以利亚撒天真得可爱，他竟然把酒桌上的醉话当真了，进言胡肯奴理当放弃祭司职位，仅仅满足于世俗权力就可以了。当逼他讲出自己的理由时，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胡肯奴的母亲（西门的第二个妻子）曾在安条克实施迫害期间当过囚犯。这无异于委婉地说她曾经被强暴过，从而对胡肯奴出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盛怒之下，胡肯奴质问法利赛人，讲话如此冒失该当何罪，他们说打几鞭子就行了，这令他颜面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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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詹尼亚斯身份的不合法性也提出了指控，并且他也有失颜面地被人扔了 香橼果注155 ——犹太人在住棚节期间携带的一种表面粗糙、与柠檬形状相同但更大一些的“不可食”的果实［它们还带着弯曲的棕榈叶柄以及桃金娘和柳树枝（lulav）］。引起这波批评声浪的原因是，亚历山大在住棚节期间作为大祭司主持酒祭仪式时漠视规定的程式，专横地把酒洒在自己的脚上而不是祭坛上。尽管这件事似乎有点搞笑，但却告诉我们，哈斯蒙尼国王装出一副《托拉》守护人的姿态只会引起法利赛人的愤怒。总而言之，在犹大时期，那些自封的国王—祭司与那些因丑闻而被罢免的极端希腊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愤怒使人变得冷血，从而拉开了长达6年的互相残杀的犹太内战的序幕（这段内战在关于马加比时期的历史资料中一直没有充分的描述）。在这次内战中，数千名犹太人一怒之下加入了塞琉古王朝迪米特里厄斯（当时敌方的统帅）的军队，希望借此推翻邪恶的哈斯蒙尼王朝的统治。有5000人在血腥的冲突中被屠杀，战事以亚历山大·詹尼亚斯被迪米特里厄斯及其犹太帮凶击败而告结束。但他的王位和国家却由于希腊统治者的军队像通常需要的那样突然向北和向东撤退而得以保留下来，于是詹尼亚斯返回犹地亚，对那些不忠的犹太人实施疯狂的报复。他将罪恶最大的800名犹太人在自己面前集体钉上十字架，报复行动达到了顶峰。他一边“与他的妻妾们”飨用着盛宴，一边观赏那些犯人的妻子和孩子在他们钉上十字架的丈夫和父亲面前被残忍地割断了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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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尼亚斯的残酷镇压为哈斯蒙尼人的统治赢得了一些时间，但王朝与法利赛人之间裂开的创伤却永远无法愈合了。约翰·胡肯奴于公元前104年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犹太教等同于哈斯蒙尼王权”这种想当然的体制开始动摇。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詹尼亚斯统治期间，二者激烈而永远地分离了。这次分离内在地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而这也正是一直并将继续困扰着犹太教的问题：如何摆正权力与虔诚的关系？靠那一点点政权的力量就能过上一种健康的犹太生活？或者说，政权的力量只会破坏和毁灭犹太生活？大卫和所罗门王国正是得益于这种怀疑，因为他们通过近乎沉默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从前文提到的那些陶片上的文字和“封印”可以推断出一种王室官僚体制，但除了《圣经》中描述的冲突场景之外，我们对于政治体制和祭司职位之间随时可能产生的种种摩擦却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当然，这样的场景——无论是大卫实施个人犯罪和频繁地发动战争，还是所罗门迎娶埃及王后并纳了无数的嫔妃——对我们来说，在《圣经》中是再平常不过了，足以使我们感觉到神圣性和世俗性［如果一个犹太国家想要存活下来（更不要说繁荣起来），有时二者是必不可少的］处于不断的摩擦之中。尽管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会把王国的失败甚至圣殿的被毁——巴比伦人的全部灭绝行动——称为完美地遵守上帝的计划，但这并未能使权力与信仰的一致性问题变得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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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主体部分显然是在国家权力最薄弱的时期由一代又一代人写成的。这些可以携带的羊皮卷无疑已经成为一种制衡刀剑杀戮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犹太生活就是犹太“字符”的观念，他们能够并且一直忍耐着，将权力的变迁、国土的沦丧、民众的臣服等内容写进历史。由于其他一神教信仰的文本都是文字与刀剑的联合而不是分离的产物，这就证明《圣经》是独特的犹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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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认同这样一个常理：如果没有强大的帝国实力作保证，精神王国是很难有什么成就的。所以，犹太教这个反例无疑对人类生存的优先权提出了挑战并作了重新安排。当另一个身份不明的拿撒勒（Narzereth） 传教士注156 对上述观念作了神秘而明确的重新阐述后，关于这种“无权的权力”的教义才开始吸引大量忠诚的追随者。为创立基督教帝国最卖力的保罗是以国家的一个狂热的工具——执行者、收税人、官僚——开始其传教生涯的。他后来在一道不可抗击的明亮闪电中从他象征权力的高头大马上有失尊严地摔了下来——被光刺瞎了眼睛，被他的福音真理打翻在地。尽管这一切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微不足道的基督教本身，却发展成为一个帝国。最早由产生《圣经》的王国提出的这个难题——后来更宿命地也更戏剧化地困扰着哈斯蒙尼王朝——也遗传给了这个新教会。像这样的帝国可曾神圣？又遑论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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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派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要比哈斯蒙尼政权及其王室祭司阶层，即撒都该派更纯洁、更坚定地维护《托拉》的尊严。在犹太王国中一些并不安定的地区，需要从其他地方引入有关律法，并鼓励守法的常识。有时，仅靠书面的《托拉》并不足以处理由不稳定的政体与社会造成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争端。所以，法利赛派开始对《托拉》进行繁忙的附加解释工作，从而形成了一种“口传律法”。这不仅仅是为了对书面文字进行扩充，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托拉》诫命文本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具有生命力的联系。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所作的高深解释与《圣经》启示的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因此创立了一个可以同时开放和关闭的体系，并且使“口传律法”的判例成为数千年来无休止争论的焦点。然而，正是这个自我授权的重要行动开创了所谓《密释纳》（200年后编纂完成）时代，并最终编纂完成完整的《塔木德》作为权威文献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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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正是因为有一个政权，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战争连绵不断的王国作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赋予了法利赛人在权力机构之外寻求精神王国救助的力量。那些由于惩罚性征税、征兵以及残酷的军事行动等常年的天灾人祸（土地被毁、饿殍遍野、疾病流行）而深受痛苦的人自然心生抱怨。他们声称，虽然上帝责令我们遭受痛苦，但这些傲慢自大、自以为是的家伙却加重了我们的痛苦。圣殿设施掌握在与统治阶级亲近的撒都该派手中。并且圣殿几乎成了哈斯蒙尼家族个人炫耀的领地。这些事实，无异于为公众以及对法利赛派不满的人的火焰加了一把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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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不过是犹太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场景（之一）的一个序曲［这一场景在光明节和 殉难日注157（Tisha b’Ab） （据传这一天乃由天定，因为巴比伦人和罗马人在同一天先后焚毁了耶路撒冷圣殿）纪念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以犹太正义的名义，哈斯蒙尼家族的国王兼任祭司的体制被废除了。罗马大军势不可当，在罗马将军庞培征服了大马士革（并移师犹地亚）之后，先后有三个犹太代表团拜见了他，以期说服他达成和解。其中的两个代表团，分别由哈斯蒙尼王位的竞争对手胡肯奴二世和亚力士多布鲁（Aristobulus）两兄弟派出。但第三个代表团，约瑟福斯写道，却声称要“代表这个民族发出真正的犹太声音，不赞成另外两个代表团的意见，（并且）我们不愿意隶属于国王的政权，因为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政权形式本来是属于他们崇拜的上帝的祭司的”。哈斯蒙尼家族改变原来的体制“不过是为了奴役他们”。所以，他们对罗马人提出的要求是，要对哈斯蒙尼家族同时身兼国王和大祭司的胡作非为进行清算，从而恢复世俗与神圣王国分离的古老体制。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两个竞争者——胡肯奴二世（他自己，及其以土买执政官安提帕特早就投降了罗马人）或他的兄弟亚力士多布鲁——哪一个当政并不重要。管他谁想要这个权力或能取得这个权力，就让他当权吧。真正的权力另有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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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金鹰的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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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故事：一场艰苦的争斗。一方是哈斯蒙尼家族，他们宣称自己是其建立的犹太联邦的真正代表；另一方则认为这个犹太联邦已经成为其生存道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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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世纪中叶时，胡肯奴及其执政官安提帕特率领一支罗马军队来到了耶路撒冷城门前。他是否曾恬不知耻地宣布他是一个犹太统治者？罗马狼是否会先给你喂奶然后再吃了你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出现最坏的情况，原来的犹太独立王国变成一个罗马的进贡国，被废黜的、软弱的哈斯蒙尼王朝作为火种持有者的腰杆就会实实在在地挺起来。对希律及其继任者来说，让哈斯蒙尼王朝的阴魂不散，其传奇故事又通过光明节流传下来，可不是什么好事。希律对付他们的方法除了多管齐下之外并无新意：一个是联姻，另一个是拉拢，其余的统统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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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利赛派既没有为这些事件烦恼，也未因王国的自主权被罗马进贡国这样的附属身份所取代而发怒。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独立地位的丧失恰恰为一次真正的犹太复兴创造了条件，至少可以在神圣与世俗王国之间促成一次新的分离。关于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们唯一的资料来源于弗拉维斯·约瑟福斯，他又名约瑟·巴·玛塔提雅（Joseph bar Mattathias）。约瑟福斯的出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双方时处于一种奇特的地位。因为他出生于一个父亲属于祭司而母亲属于哈斯蒙尼家族的家庭。但是，约瑟福斯的历史记述是在圣殿于公元70年被焚毁之后专为罗马读者写的。他当时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而是韦斯帕芗（Vespasion）和提多率领的灭绝大军中的一个活跃的帮凶和向导。因此，他关于庞培对圣殿表示惊叹的场面的记述，只不过是为了让人们相信，罗马人并非天生就是犹太教的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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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围困之后，庞培终于站在了圣殿的正门前。他绕过高大围墙下的斜坡，捣毁了圣殿山上建造的公羊像。仅在圣殿里及其周围就有1.2万人被杀。然而庞培发现，即使这种疯狂的大屠杀正在进行时，圣殿祭司们依然在继续举行他们的仪式。庞培对那些针对外邦人的禁忌视若无睹，径直穿过圣殿大堂，撕下了那块幔布，进入了只有大祭司才允许进入的至圣所。但是，他被里面的金祭坛、无酵饼桌台和多枝烛台上的油灯（这件传统圣物实际上使他当时就跪倒在地）吓得魂不附体，以至于一反常态地停止了抢掠。翌日，庞培下令对圣殿的院子进行清理，准予继续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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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俨然是亚历山大经历的再现——征服者被壮观而神圣的场面征服了——约瑟福斯成功地（至少按他的想象）在他的祭司家族的犹太教和他的罗马公民之间达成了和解。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也许是对的。尽管罗马人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要比塞琉古人和托勒密人更愿意干预犹太事务并征收更重的赋税，尽管他们用一个傀儡王国取代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但他们统治的前七十多年给人的感觉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刻似乎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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