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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一位名叫 C. M. 墨菲(C. M. Murphy)的英国军官用他的手杖戳了戳这个土堆,却感到沙层下面似乎很硬。他立刻以国王的名义招募了大批农夫和村民,开始对这个土堆进行发掘。泥灰建筑的残留地基很快就暴露出来,随后就发现了直立墙壁上隐现的原始而模糊的壁画。墨菲当时就觉得,这些壁画似乎非常古老。于是墨菲报告了他的上级军官,而这位上级军官又很快把消息通过电报报告了令人敬畏的英国驻伊拉克总督葛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他当时正忙于为英国扶植的伊拉克新傀儡政权炮制一部宪法。发掘计划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尽管官方文书的条款像往常一样吝啬和不知所云,但试验性的发掘总算如期开始了。然而,位于 美索不达米亚和帕尔米拉注176(Palmyra) 之间的杜拉—欧普罗斯却正坐落于国际联盟授权法国控制下的叙利亚境内。由于殖民地考古通常需要面对重重阻挠和困难,发掘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但最终,美国的埃及考古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还是把法国人赶跑了(詹姆斯曾在1921年就急不可耐地从事过发掘工作)。尽管法国人坚持自己的发掘权而一度接手,但从1928年起,他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人合作,在耶鲁大学的主持下进行联合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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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工作持续进行了5个发掘季之后,令人惊叹的壮观景象渐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共有包括罗马人、 希腊人和早期密特拉教注177(Mithraism) 在内的11个异邦神庙和祭坛,有些还带有壁画。清除掉泥沙之后,盔甲、莎草纸、陶器和珠宝不断地被从一个个房间中挖了出来。在这些器物上的铭文中还发现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文字。这些文字大多为希腊语,但也有阿拉米语(许多当地方言中的一种)、帕提亚和非帕提亚的波斯语、拉丁语,以及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最令人震惊的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基督教建筑也在挖掘中被发现:一座建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设有洗礼池的小教堂。这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的康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这座小教堂也有壁画,尽管粗制滥造,但描绘的却是《新约》记述的场景(如瘫子被治愈、耶稣墓边的三个玛利亚)和《旧约》讲述的故事(如大卫王杀死巨人歌利亚),这被解读为预示着耶稣的降临和福音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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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杜拉—欧罗普斯的发掘现场总指挥、耶鲁大学教授米切尔·罗斯托采夫(Michael Rostoftzeff)本来以为(肯定也非常期待),这个前拜占庭时期基督造像的发现必将震惊世界。但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在这片默默无闻的小树林之外的考古学术界似乎对这一发现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当时,古希腊和古罗马依然是研究热点,而被英国人完全统治的埃及考古学成果仍然占据着几乎所有的新闻头条。对于这些狭隘而缺乏想象力的基督徒们,你还能期望什么呢?不过涉及犹太人,却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偷偷地告诉克拉克·霍普金斯,如果有一座犹太会堂在即将到来的第六个发掘季出土,那么这个发掘现场的重大意义将最终受到重视,发掘者们也将赢得迟到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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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11月这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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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点不吉利的是,霍普金斯把他主持下的这次“神迹显现”比作他在一次列车事故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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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记得我从座位上被甩开,最后从翻了的车厢下面爬出来,中间发生的事情我完全不记得了。在杜拉城也是这样,当一幅幅的图画展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所能回忆起的只有震惊和不敢相信。当喜洋洋的朝阳缓缓升起,映照在我们身后的西墙上时,奇特的景象出现了。尽管在漫漫黄沙下被埋葬了数千年,壁画依然栩栩如生、光彩照人,这不得不说是奇迹……阿拉丁神灯被擦亮了。干燥、荒凉的棕色沙漠上突然出现了如此多的壁画,不止一幅画或者一面墙,而是整座建筑都是壁画。而画上的一幅幅场景,全都是以从未被人意识到的方式取材于《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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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端详着这个犹太会堂。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犹太会堂之一,建于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焚毁之后仅仅一个半世纪。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座会堂有着其他古代犹太会堂所没有的东西:壁画。在一个宽敞的大厅——同时也是当时整个城市中最大的公共集会场所——的四面墙上,从一头到另一头,从地面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壁画。这怎么可能呢?可以肯定,犹太人从不采用绘画的方式,尤其不会在他们的祈祷的神圣场所绘制图画。《出埃及记》(20
:4)中早就规定,不仅“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并在《申命记》(5
:8)中重复过这一点。拉比和文学批评家们所接受的非犹太和犹太世界的智慧都反映了这种理念。通常而言,唯一的例外是逾越节家宴上的“哈嘎嗒”故事读本(尽管这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手稿装饰传统之一,当然还包括各种日用和节日祈祷书以及《塔木德》),但这类装饰方式在公元10世纪之前并不为人所知,在16世纪之前当然也没有印刷版本。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大部分学者似乎从来没有花工夫去想一想希伯来《圣经》中“摩西十诫” 第二诫注178 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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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难以准确地认定,《托拉》明确禁止制作形象(尤其是人的形象)的规定从何时起成了犹太人自己甚至外邦人的共识。即使到公元4世纪时,《塔木德》最初的作者和编纂者们仍然把“第二诫”解释为仅仅指的是对物的偶像崇拜,主要是针对三维的立体偶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出埃及记》(20
:4)和《申命记》(5:8)中使用了两个希伯来词描述两种禁止崇拜的对象:“pesel”和“tamunah”。“pesel”的词根意为“雕刻”,毫无疑问,它并非指的是绘制图画或镶嵌工艺,而是精心加工的人体形象(如雕塑和浮雕)。这恰恰就属于那些在近东地区和古典世界中常见的崇拜对象,而这也正是崇拜无形的神的宗教所禁止的东西。“temunah”的含义则更复杂些,因为这个词源于“min”这个词根,指的是一个物种,或者一类具有相同的规定性属性的东西。那么从广义上讲,这个词也许应该被当作“相似物”或者“复制品”的意思来使用,而不是希腊语意义上的“eikon”(圣像)。禁令是针对“存在于天上和地上”的这类“相似物”而言的,这就再次有力地说明被禁止的是模仿狂热的偶像崇拜而制作出来的雕像。《出埃及记》中紧接着的下一节(20
:5)也清楚地表明, 他们对邪恶行为的评判标准是看他们奉行虚空崇拜的程度。注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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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2或3世纪的《密释纳》律法案例中,有一篇著名、趣味盎然的“阿嘎嗒”文本(讲述犹太历史上的经典故事)。其在讲到关于如何面对偶像崇拜的对象时,也与上文不约而同地明确指出了偶尔制作的装饰和狂热制作偶像之间的区别。作为族长的圣哲,拉比迦玛列(Rabban Gamaliel)正在托勒密(即现在以色列的阿克)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浴室”中擦洗身体,这时,一个被称作“万事通”的希腊人伯里克利·佩罗普索斯(Peroqlos Pelopsos)叫他赶快出来,说他没有遵守《托拉》中关于回避建造有雕像场所的规定。但这位拉比却说,“在浴室里不回答问题”,仍然继续洗澡。当这两个男人从离开浴室后,他便委婉地告诉这个希腊人:“我从来没有进入她(指阿佛洛狄忒)的浴室,而是她闯进了我的浴室!他们并没有说‘让我们建造一个浴室来纪念阿佛洛狄忒吧’;他们说的是‘让我们制作一个阿佛洛狄忒的雕像来装饰这个浴室吧’。”他当时并没有表达清楚,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这个浴室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神殿,所以没有人能够指责我是在搞偶像崇拜”。他继续说道:“即使是有人给了你很多钱,你也不会光着身子的走进一个神殿……然后在[阿佛洛狄忒雕像]面前撒尿……但你也看见了,[雕像]就立在那里……但所有的人都在她的面前撒尿。”亲爱的拉比,这下该明白了吧。在一种雕像几乎无处不在的文化中,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难避开遇到这类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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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杜拉城堡里面的壁画并不是绘制是在一个浴室里,而是绘制在一座犹太会堂里。这些壁画和《圣经》中的“字符”一起生动地展现在墙壁上,成为崇拜的对象。《托拉》本身就被簇拥在这些图画之中。在南面的墙上有一个突出来的拱形圣龛——像现在所有的犹太会堂一样,朝向耶路撒冷的方向——两边各有一根螺旋状的“所罗门式”石柱,几乎可以肯定仿效了古典和东方异邦的装饰风格。克拉克·霍普金斯的妻子还坐在她认为是某个石凳或王座的上面摆姿势拍了一张照片。在早期的犹太会堂中的确曾有一些关于“摩西坐过的地方”的证据,不过眼下这个物件很可能只是一个低矮的石凳而已。在异邦的神殿里,这样的石凳可能会被用作某个他们崇拜的神的雕像的基座。但在杜拉城,这个圣龛被用作安放《托拉》书卷的约柜。圣龛上方两端钻的孔洞表明,其前面曾经挂有布帘,这无疑直接模仿了保护至圣所不受侵犯的那块不可逾越的紫红色“幔子”。在“约柜”的平滑表面上装饰着一些图案,以保留对被焚毁的圣殿的遥远记忆以及重建圣殿的坚定信念(或许还需要那些曾经焚毁圣殿的波斯人的帮助!)。雕刻在嵌壁式柱廊上的画面对这座“圣殿”本身作了描述。当时,一个七枝烛台被从当年罗马人的囚室中找了出来,烛台被漆成黄色,使之看起来像是金子做成的。两边是作为朝圣节日期间带往耶路撒冷庆祝住棚节的象征物——“四样植物”(香桃木枝条、香橼果、枣椰树枝条和柳树枝条)。与其他地方的早期犹太会堂一样,这里同样也有“以撒献祭”(akedah)的画面:亚伯拉罕绑着他的儿子以撒,准备遵从耶和华为了试探他的忠诚而提出的骇人听闻的献活祭要求。拥挤在杜拉犹太会堂的大厅里的120位犹太人(肯定容纳得下这么多人)完全能够理解这次牲祭仪式的复杂含义,因为后来亚伯拉罕的行为被上帝全能的大手制止了,并用一头“在丛林中捕获的”羔羊作为替代的祭品。在圣殿中用动物献祭是对“憎恨用活人献祭”的一种肯定(并且禁止使用动物的血),但亚伯拉罕的盲信行为后来由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之间以立约的形式作为报偿,并进而作为包皮上的刀痕而符号化。一个“应许”便由此立下了。假如犹太人一方信守他们的诺言,那么一个实施解放和救赎的弥赛亚以及圣殿的重建将必然实现。所以,在罗马帝国的遥远边境,尽管罗马人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但对这个会堂里的壁画却未曾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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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犹太会堂里的壁画作者所精心选择的《圣经》主题,完全是为了传播“应许”他们最终获得救赎的信息。这番“应许”中隐含的两个关键人物——摩西和大卫——也以最早的先知形象出现在壁画中。大卫被撒母耳膏为王,而他们都穿着宽大的法袍,留着罗马人的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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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幅奇妙的壁画中,法老的女儿抱着还是婴儿的摩西,站在尼罗河的河水中。他们身边的芦苇和水流的曲线在画家的画笔下栩栩如生。画中的情景立刻会使人想到自然的人性和仪式的庄严,从而凝固为一个决定命运的重要时刻。这个年轻的女子显然一直在洗浴,身上也只有一件湿身后近乎透明的希腊长袍,但却与她身后焦急等待的摩西的母亲约基别(Jochabed)和妹妹米利暗这两个衣着朴素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主身前是一个上下浮动的摇篮——画得像一个小约柜,这也是当时当地典型的摇篮样式——婴儿被发现时就躺在这个摇篮里。公主和婴儿两人伸出双手的夸张姿势完全不符合现实主义的风格,相互之间的默契好像预示着后来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但在画面中,他们拥抱的却是此时此刻在这片水中开启的对最终命运的领悟。这幅画的意境既庄重又随意,既有宗教的肃穆又有流行的元素,既神秘空灵却又使人觉得亲近,既抽象又诙谐。如果你是一个住在杜拉—欧普罗斯要塞的犹太父亲或母亲,当你和你的孩子们一起进入这个会堂里时,面对眼前墙壁上的一幅幅画面,你肯定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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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画面中: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中见到上帝,画边的阿拉米语铭文分明写着“分开海水”; 大卫作为犹太人的俄耳浦斯注180 登上王位,其创造之手令众生神迷,并击败了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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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犹太社区主要的赞助人——大流散 中第一个梅塞纳斯注181(Maecenas) ——就是撒母耳,因此膏大卫为王的荣耀也就归到了他的名下。所以,像早期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犹太会堂(正如当时的基督教堂)一开始就设在他的家里。这位撒母耳当时肯定非常富有,足以负担得起会堂规模的极度扩建,扩建工程包括整修被破坏的外墙,以及建造一个天花板上饰有彩绘陶瓦的精致屋顶。但就其社会性而言,杜拉的犹太人也像在500年前的象岛一样早就鱼龙混杂。如同他们的埃及祖先一样,他们是雇佣兵、工匠和商人,有的甚至成了地方官吏和账税官员——与象岛犹太人不同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沦为了奴隶,或者被罗马征服者把曾经的奴隶变成了农奴。然而,这些犹太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圣经》。他们在面对如此金碧辉煌、色彩鲜艳的壁画时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杜拉要塞,通过这些画面,他们将犹太会堂与犹太教的学习场所融为了一体。这是一个属于全体会众的“经文研习所”(Beit Hamidrash),一个学术研究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个祈祷的场所。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所在,他们随时可以去,似乎本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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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已经有一定学识的人来说,每一幅精心选择的《圣经》画面,都能与团结一心和充满希望的特定信息产生共鸣。以西结亲眼目睹的“枯骨复生”,正是对已经沉睡多年的耶路撒冷即将苏醒的预言。仇视犹太人的波斯宰相哈曼所带来的耻辱,迫使末底改(Mordecai)骑的马(尽管与发现摩西的画面完全不同,似乎由另一位画匠用明亮的波斯色彩绘制而成)不得不跟随在一种略有变化的罗马式凯旋队列中前行。而光彩照人、浓眉艳色的王后以斯帖就坐在穿着波斯裤子的国王亚哈随鲁(Ahasuerus)身后的王位上。这也是一幅能够让人立刻感受到希望的画面。尽管这幅画几乎肯定是在罗马军队赶走波斯人后制作的,但显然表现的是波斯人呼吁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那段历史。风头正劲的萨珊人更喜欢称自己的王朝是居鲁士、大流士和亚达薛西本人的古代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的再次来临。所以,当他们掌权,普珥节的灯火将变成预言同时也是历史。过去与现在、哀悼的泪水与欢庆的笑声、流亡与回归,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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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公元240年的情形。这就是开始设立(或接近开始正式设立)犹太会堂对于圣殿被毁、居无定所的犹太社区的意义所在。从这一点来看,杜拉要塞恰好介于犹太拉比学术界的两极——巴勒斯坦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所以这座位于叙利亚的带有壁画的犹太会堂根本不可能是出于某些异教徒实施的不为圣哲所容的亵渎行为。恰恰相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座典型的犹太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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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犹太会堂同时也是对在杜拉要塞盛行的其他宗教的一种反映,因而成为生活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间的犹太人严格遵守律法规定的证据。这座犹太会堂就坐落在一个 阿多尼斯(Adonis)注182 神殿的正对面,在几个街区之外还有一座崇拜宙斯的神庙,以及一座崇拜太阳神密特拉的神庙。所有这些都具有晚期罗马绘画的特征,而犹太会堂则完全照搬了这种丰富多彩的绘画形式。同时,会堂也借鉴了帕提亚人把绘画中的人物排成一排一起面向前方凝视的所谓“正面(frontal)”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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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这座犹太会堂的设计者和工匠们想从异邦的宗教借鉴某些元素而“混淆视听”的话,他们也会首先考虑基督教这个更直接的竞争对手。在一个同样由私人房产改建的教堂里,基督徒也曾借用过犹太教的人物(如大卫踩在倒地的歌利亚身上)。他们通过形象宣称希伯来《圣经》中曾经预言基督教的弥赛亚降临,而基督教正是犹太教的最后实现,而不是相反。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关于神学形象的激烈论争已经开始,尤其体现在“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the Martyr)和犹太人“塔尔福”(Trypho)(不一定就是《塔木德》中的拉比塔尔封)之间发生的著名论争。因而这座犹太会堂中的壁画在形象描绘上受到了挑战。“基督”一词在希腊语里意为“受膏的主”。因此对“顽固不化”的犹太教而言,没有什么比让大卫被先知撒母耳膏为王更直接的方式来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更令人震撼的是,英雄摩西的正面雕像留着胡子,充满了男性和王子的气派——身着王者的法袍,身上装饰着一条十分显眼的紫色的缎带——对犹太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反基督的做派:摩西作为《律法书》的授予者、犹太人的锻造者,他为全能上帝的显现而手足无措,却又强调他并非来自天国。意味深长的是,尽管他的身后烈火在熊熊燃烧,但荆棘本身却郁郁葱葱,这是基督教经常采用的一种象征手法,预示着“新的生命”是从第一次受到律法的启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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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壁画上面的铭文的解读表明,杜拉—欧普罗斯犹太会堂建造得如此壮观,是为了吸引远方的崇拜者。这些崇拜者也许来自帕尔米拉,因为那里有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他们有些是刚刚皈依犹太教的人,还有些甚至来自东南面美索不达米亚一些城市。这座画满了壁画的犹太会堂很可能是整个地区犹太人朝圣的地方。若果真如此,他们这样的长途旅行则非常轻率,因为这些壁画所“应许”的所有救赎从未兑现。又或许会堂的扩建和壁画的装饰刚刚完成了十几年,杜拉要塞就被萨珊王朝的波斯国王攻克,使其被废弃在漫漫流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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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33年杜拉犹太会堂被发现之后,再未出土类似的建筑。也就是说任何地方的犹太教绘画都未能达到如此精美绝伦的程度。但是,关于古代犹太会堂精美装饰的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尽管丰富而美丽的绘画显然是犹太人对他们集会和祈祷场所充满期待的一部分,但当其转化为另一种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更加耐久的媒介——镶嵌画之后,则变得更有意义。无论是在流亡的犹太人中间,还是在拉比们重建的犹太教中心即巴勒斯坦,尤其是加利利地区,这种意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身为议长的犹大一世主持下,“大议会”(Sanhedrin)即犹太公会得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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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一切并没有立即发生。其间曾有一段不超过一个世纪的空白期,也就是哈德良在犹地亚对犹太文化实施灭绝之后,而新的犹太会堂尚未建立起来的那段时间。但是,这并没有使犹太教由此陷入黑暗时代。很多后来的犹太人(即使不是大部分新生代犹太人)成人之后,对圣殿被焚毁之后两个世纪的历史的心情和看法有些过于悲观:犹太人的土地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大量的犹太人遭到驱逐后沦为奴隶;极少数可怜的幸存者不得不隐藏在巴勒斯坦苟延残喘;流亡中的犹太人只能挤在简陋的地下室里祈祷,研习能够带在身上的仅有的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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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哈德良针对犹太人研习《托拉》、实行割礼、守安息日以及其他各种习俗的禁令被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在位期间全部废除。安东尼·庇护于公元138年继位,这仅仅是巴·科赫巴起义被镇压之后的第三年。这位学识渊博的皇帝和犹太议长们时常会面甚至成了朋友,而这似乎也形成了一种传统,并且关系一直维持到西弗勒斯(Severus)和卡拉卡拉(Caracalla)统治时期。约哈南·本·撒该和维斯帕芗之间达成的约定——犹太人作为罗马帝国的忠诚臣民,以换取他们祖先的宗教不被打扰地受到保护——重新得到了承认。在犹太起义之前,犹太教曾被认可为“合法的宗教”(religio licita),而犹太人被赋予了高度的律法和行政自治权。当时,这些政策都得到了恢复而唯一一条保留下来的禁令就是,除了每年的阿布月初九即圣殿被焚毁的日子举行哀悼活动之外,犹太人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和在耶路撒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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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地亚以外的犹太会堂——尤其是在加利利和耶斯列平原地区以及沿海一带早期建造的会堂——并没有被拆毁。广大地中海地区各个犹太散居点(《新约·使徒行传》实际上就是一部犹太散居点的地名词典,其中提到了从柯林斯和以弗所到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和以哥念的所有犹太社区)的会堂则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些甚至十分雄伟和豪华。许多犹太会堂都有高大的门廊和带中央喷泉的庭院——喷出的水柱和天国之间联系的象征被有意纳入了会堂的整体设计。在萨迪斯(Sardis,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境内)建造的带有柱廊的犹太会堂,在公元4世纪时很可能还一度被辟为城市的健身中心。在后续的不断扩建中,它成为整个犹太世界中最为壮丽的一个会堂:全长整整80米,配有宽敞的天井式廊道,镶嵌画地面,后面设有面对《托拉》约柜的阶梯形座位区,还有一个雕刻着狮子和雄鹰的石制诵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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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犹太人在这一时期建造的最伟大、最持久的东西并不是石头的建筑,而是“字符”的大厦。可以肯定,《密释纳》的编纂时期要早于镶嵌艺术。当年的圣哲们利用圣殿精英阶层彻底解体的契机,重新对犹太教进行了定义,并自诩为其权威的编纂者和裁判者。根据《密释纳》中的《先贤篇》记载——圣哲们[后来被称为“坦拿”(tannaim)]以惊人的勇气在一部篇幅更大、阐述损害赔偿对等原则的书中奇怪地突然转移了论题——就什么是“托拉”重新作出了定义。当写下“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律法书》”时,它们不仅仅是指那613条书面诫命,同时,也指那些不确定的和非特指的全部口传智慧。而这些圣哲最终就成了口传律法的守护人和传承者。整个《先贤篇》讲述的就是这个自我权威化集体的传承链。从摩西开始,这个《托拉》原本传给了约书亚,然后又传给了“众长老和众先知”,后来是“大犹太公会的众成员”(无论怎么称呼他们,或许是大议会成员,或许不是),直至整个哈斯蒙尼王朝统治期间的大祭司“义人西门”,此后又传给了一代代的老师,他们的名字可以列一长串:有大名鼎鼎的希勒尔和族长犹大(Judah the Patriarch)的儿子拉比迦玛列以及雅夫内的约哈南·本·撒该,也有连最博学的人都不大熟悉的“阿比利特人尼泰”(Nittai the Arbelite)和“阿卡比雅·本·米哈勒”(Aqabiah ben Meh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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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籍籍无名的圣哲(即使很有名的圣哲也是如此)通过发布警句式的话语(有时是箴言),形成了所谓《先贤篇》(Pirkei avot),从而在承上启下的智慧传承链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义人西门”开篇就激动人心地写道:“他说:‘世界建立在三件事情之上:习《托拉》、事圣殿和行仁爱。’”然后,另外一些人开始毫不掩饰地激励自己的同胞:“塞伦达的约西·本·约齐尔说:‘让你的家成为圣哲集会之地,在他们脚下的尘土中打滚,津津有味地吞下他们的话。’”而希勒尔的话由于把人的自我意识与令人费解、难以回答的哲学暗示有机地统一起来,因而已经成为著名的经典:“如果我不为自己着想,那么谁会为我着想呢?当我只为自己着想时,我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什么时候呢?”而沙马伊(他一直如此)的话就像祈福的无酵饼一样完全是一些老生常谈:“要把学习《托拉》作为一项雷打不动的义务。少说多做。向碰到的每一个人热情地打招呼。”雅夫内的拉比列维塔斯(Levitas of Yavne)说:“要极度谦卑,因为人的欲望就像蠕虫一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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