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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就发生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犹太人揭竿而起反抗罗马人的起义。而这两次起义都使整个帝国惊恐万状，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军队进行镇压。尤为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发生于公元115—117年特洛伊人（Trojan）统治时期的第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战火燃遍了地中海沿岸的犹太人散居点，从昔兰尼加开始，席卷埃及，在亚历山大达到高潮（这个伟大的犹太社区也因此而灭绝），甚至还波及叙利亚城市安条克和大马士革。我们与其站在犹太人一边继续讲述这次起义，还不如相信约瑟福斯当时写下的文字。但似乎这次起义中的某些声音肯定应当归因于跳动在非正统的“库姆兰古卷”上的那种广泛传播的弥赛亚音符。他们炽烈地相信，末日即将来临，光明天使终将战胜黑暗天使，救世主上帝将在广袤的战场上为他的子孙而战斗。当然，我们是从像卡西乌斯·狄奥和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这样的罗马人的记述中才知道了这次暴动的规模、武力的残酷和屠杀的恐怖，以及当时罗马人对这些犹太城市烧杀抢掠的场面，因为提多对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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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惊也好，不吃惊也罢，除了公元70年的战争创伤，当他们的兄弟姐妹正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遭到屠杀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反而一直没有行动。但是在公元132年前后，犹地亚曾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根据卡西乌斯·狄奥的记载，这场起义曾迫使罗马人动用了5万人的军队花了三年时间进行镇压。如果允许夸张的话，可以说这次起义的规模无疑使罗马人大吃一惊。当发觉事态似乎难以控制时，皇帝哈德良（Hadrian）还一度御驾亲征，而演说家弗朗托（Fronto）曾经将这场第二次犹太战争与罗马人和北方潮湿而多雾的不列颠人进行的漫长而艰难的战争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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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约瑟福斯也不知道这次起义的大概情况，因为他既没有提到其如何发生，也没有写出其直接原因。尽管几乎可以肯定，哈德良在耶路撒冷破坏最严重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被他称为 爱利亚·卡彼托利纳注171（Aelia Capitolina） 的新城是一次最大的挑衅行动。虽然曾经有人认为，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公元130—131年发行的铸币上用这个新的罗马名字取代了被焚毁的耶路撒冷这个事实充分表明，这的确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次起义的领袖西门·巴·科西巴（Simon bar Kosiba）自诩为弥赛亚，也就是“库姆兰古卷”中记载的他们强烈渴望降临的救世主（更不用说当时刚刚兴起了一个真正的弥赛亚基督宗教）。且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尤其是在面对像拉比阿奇巴（Akiba）这样的法利赛人时是怎样做的，因为阿奇巴虽然积极投身于起义大业，但在这次起义中却成为继西门之后最著名的殉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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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拉比阿奇巴借用了《民数记》（24
:17）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并赋予起义军领袖一个更适合弥赛亚的阿拉米名字“西门·巴·科赫巴（Kochba），意为‘星之子’”，从而使起义军成为正义之师。但巴·科赫巴也自称“纳西”（nasi），意为王子，以便迎合人们对弥赛亚的预言和渴望——与哈斯蒙尼家族完全不同——一位真正的犹太人救世主必须是大卫家族的后裔（据说拿撒勒人耶稣也是如此）。他是一个恪守安息日习俗的犹太人，并且把自己当作这个神圣民族的新一代大卫家族的领袖。尽管20世纪60年代曾在犹地亚沙漠的洞穴里发现了一批起义军领袖的来往书信，但相对于反抗罗马人的第一次战争，我们对这次起义的进程所知甚少。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一个冷酷的游击队首领，拥有完备的指挥系统，他把占领的领土划分为7个指挥区，而每个区又细分为一些小行政区，并逐级收税资助起义军。比纯粹的山寨起义更具有革命性的是，他在实施必要的惩罚时表现得冷酷无情，因为若不如此，他将很难坚持下来。他亲自签署一些简短、直接而措辞强硬的信件，用语简洁有力，从而给人一种强烈的神赐魅力感，这一点甚至在两千年后仍然可以感觉到。但是，他在硬币上铸的铭文“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从这批硬币的发行范围来看，他显然从来也没有进入这座城市。然而，与两代人之前发生的那场伟大的战争相比，这次起义更多地显示出一种为“犹太自由”（也铸在硬币上）而战的意识。很显然，这次发行的硬币是对提多曾经铸造的被遗弃在一棵棕榈树下哭泣的“ 犹地亚卡普塔注172”（Judaea Capta） 这种著名的罗马硬币的一次挑衅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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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仍然在继续流淌。巴·科赫巴起义的鼎盛期出现在公元133年前后，但也只不过占领了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而他的首府就设在比塔尔（Betar）要塞。耶路撒冷和加利利似乎仍控制在罗马人手中。最后，罗马人明智地打起了消耗战，成功地将起义军逼回了死海岸边那些荒凉的山洞里，而上面提到的书信正是在这里发现的。在最后的岁月里，起义军食物和物资紧缺，越来越陷入了绝望的境地（那些信件就是在这几年写下的），直至公元135年不知所踪。随着起义军的灭亡，犹地亚本身也重新落入罗马人手中，并且哈德良在去世之前将其命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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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你不是约哈南·本·撒该的门徒，难道就能完全回避这段历史吗？在犹地亚沙漠地区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30具遗骸，在他们中间，人们找到了一封信。可以想象，在箭如飞蝗的战场上，或许她当时只是想写一封信，或许只不过是为了她的买卖要记点什么。她的名字叫巴巴塔（Babatha），来自约旦河对岸、死海东南角上离纳巴提亚（Nabatea）距玫瑰红色的伟大城市佩特拉（Petra）不远的一个叫莫耶撒（Maorza）的小村庄。从种族上看，巴巴塔是一个以土买人，但这个民族早在两个多世纪前就皈依了犹太教，而当她为她的第一任丈夫生下一个儿子时，这个儿子就在罗马人的律法文书中被特别地认定为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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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来说，椰枣树就是她的全部世界，也是她的全部财富。正如每一个在这个小王国的这个地方吃过这种果实的人能够告诉你的那样，这种果实根本无法与其他各种新鲜多汁、甘甜如蜜的水果相比。或许，你可以用在死海边摘一颗椰枣来打发时间。巴巴塔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小椰枣园，当她和一个叫耶稣（如此多的耶稣！）的男人第一次结婚之后，她的椰枣园便不断扩大。公元124年，她成了一个寡妇；125年，她和另一个叫犹达尼斯（Judanes）的果农再次结婚。但犹达尼斯已经有一个妻子，名叫米利暗（Miriam），并且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还起了一个相当美丽的名字，叫撒罗姆泽恩（Shelamzion）。《托拉》律法禁止一夫多妻，但由于犹达尼斯在死海西岸的艾因盖迪（Ein Gedi）还有一处椰枣园（巴巴塔有时也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犹达尼斯完全有可能在两个地方成家并经营椰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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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巴巴塔都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公元128年，她慷慨地借给她的丈夫300个银币（denarii），以便他能为自己的女儿撒罗姆泽恩出嫁置办像样的嫁妆，但条件是只要她愿意，她可以随时要求归还这笔钱。当犹达尼斯去世后，由于巴巴塔担心在要求还钱时可能会有麻烦，于是她赶快占据了艾因盖迪的椰枣园作为抵押品。这让他的第一个妻子米利暗很不高兴。她起诉到罗马法庭要求归还原主，并且她还有一张王牌：她通过一个叫耶赫纳塔（Yehonatan）的亲戚或朋友（时任起义军艾因盖迪要塞指挥官）与巴·科赫巴的新起义军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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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巴巴塔和她拼命积累并且侥幸保留下来的财富惨遭厄运，历史似乎也突然终止了。她毅然离开老家赶往艾因盖迪，准备出庭为自己辩护，但在途中却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沙尘暴。为躲避罗马人，巴巴塔跑进了纳哈希弗尔（Nahal Hever）的山洞里（罗马士兵就坐在洞口上面的悬崖上）。她非常清楚，如果命中注定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那她抓住这一纸律法文书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使她侥幸活下来，那么这张文书将使她作为那片宝贵的椰枣园的女主人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某个“天国之子”捉弄了她的命运，她死在了那里，与那些来自艾因盖迪的富有的犹太人一起倒在了一堆小镜子、小梳子和小小的黑色油膏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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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科赫巴起义，关于犹太人反抗情绪的这次最后爆发，实在没有多少可讲的了，只剩下那些硬币。尽管大部分面值不高，但古币研究者仍然在热心收藏并且有些人甚至还趋之若鹜。它们通常带有一种哀婉的美，因为它们代表着某些曾经失落的东西：特别是那带柱廊的圣殿，还有犹太人每逢住棚节带进圣殿的四样植物枝叶。在其中一枚银币上，铸造的图案形象地把圣殿的记忆、弥赛亚的救赎和为追求解放向全世界喊出的第一句革命口号融为一体。在曾经在城墙上吹响的号角的周围，环绕着这样一句有意识地用古希伯来字符写成的、与《圣经》第一次成书相联系的口号：“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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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硬币的正面都刻着椰枣树（tamar），寓意“多枝烛台”，这是犹太意象中使用最多的标志物之一。椰枣树代表着上帝对与他立约的子民应许的丰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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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枣树还有另一种象征意义。对于埃及人及其后继文化来说，椰枣树是一种永远不会枯朽而不断发出新芽的树，新叶取代那些已经枯萎的老叶，老叶在飘落之前一直顽强地挂在树干上。如有可能你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这种树在以色列和埃及可以说随处可见。至少从这种意义上说，椰枣树是不朽的，因而成为救赎和复活的象征。这也正是虔诚的“假弥赛亚”西门（当然是在围绕在他身边的祭司们的指引下）选择椰枣树作为硬币图案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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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弥赛亚信徒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对“复活”情有独钟。所以，当基督十字架的形象第一次出现时，他们选用的也是椰枣树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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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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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第二部 镶嵌画 羊皮纸 纤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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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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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aic, parchment,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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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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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篇 七烛台与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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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norah and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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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男女混坐注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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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大多数犹太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对柏林的犹太人来说尤其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过得不怎么快活。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而在芝加哥这样令人绝望的城市，失业率似乎还要高些。美国的新总统会成为大萧条的救世主吗？或许不明真相的芸芸美国人经济振兴之梦已经彻底破灭？这种忧郁的情绪甚至波及像耶鲁大学这种十分平静的“象牙塔”。在那里，那些连姓氏都带着 罗马味儿注174的男人只能借酒浇愁，端着鸡尾酒日日买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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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颓废生活并不属于克拉克·霍普金斯（Clark Hopkins）。在这种日益蔓延的忧郁情绪中，考古学一直是他重新找回精神寄托的“强心剂”。他一边翻看着自己在叙利亚沙漠进行野外发掘时拍摄的一张张照片，一边在想：假如眼下能有像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发现的 图坦卡蒙陵墓注175 那样壮观的建筑遗迹横空出世，也许能带给那些陷入绝望的人一些惊喜，一些来自另一个时代和空间的感觉，从而使他们暂时远离痛苦的现实和忧郁的泥淖。这肯定算是一种正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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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考古学能够成为“灵丹妙药”的信念，的确天真得令人感动。然而，霍普金斯却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此后不久，他就顺利出任了“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发掘现场的总指挥。这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个古代边境要塞城镇，它已经在河岸边那高高的沙堤下面沉睡了数百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漫漫黄沙被吹走之后，这座在历史上一度拥有高墙深巷、街道纵横、会堂林立的伟大城市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出于公众认知的需要，把杜拉城称作“沙漠中的庞贝”的确有些夸张，但它无疑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奇迹。这就是那些边防军人当年曾经生活的地方！公元前303年前后，塞琉古王朝的希腊人为了防范来自伊朗人的威胁而建造的这个城堡，正好坐落于巴比伦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被称为“欧罗普斯”的贸易路线上，但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却落入了波斯帕提亚人（Parthian）之手。正如波斯人的一贯做法，这些刚刚当权的波斯帝国主义者对各种各样的异教崇拜都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政策。甚至于他们自己的神庙旁边，也树立起了形形色色的叙利亚当地以及代表希腊文化的神像。在波斯人统治期间，罗马人作为这一地区的新兴力量敲开了杜拉城的大门。但在公元165年之前，卢修斯·韦鲁斯（Lucius Ver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二王共治”的体制使得整个城市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然而，罗马人回来后控制杜拉城还不到一个世纪，这座城市便在公元256年被波斯萨珊（Sassan）王朝的新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的大军最终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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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除了一些行为古怪的基督教隐修者会被这堆几乎被黄沙掩埋的废墟所吸引，或者骡马或骆驼商队偶然从河边缓缓经过，杜拉—欧普罗斯俨然变成了一座死城，一直无人问津。假如萨珊人当年重新将其改建为一座波斯城市的话，他们也许会从根本上改变杜拉城的面貌，但这座城市一直在泥沙的覆盖下沉睡着，活活地被埋葬在最后围城战斗残留的废墟中。这座城市曾经在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两度易主。在面向西部沙漠的城墙内外，杜拉的守卫者和攻击者同样热衷于通过斜坡建造土坝，从而填平了那些被平民遗弃的房屋。沙尘暴带来的黄沙最终完全覆盖了整个杜拉—欧普罗斯，后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土堆，在幼发拉底河和叙利亚之间的天空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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