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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68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的艺术创造力发生了倒退。这个时期正是犹太教的“播种期”,强大的《密释纳》规定着犹太人的美好生活。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认为,那里会出现恪守《密释纳》和光彩照人的镶嵌画天花板的犹太会堂 。对于这个问题,《密释纳》在谈到形象时却一反常态,只是一带而过。例如, 在其中篇幅很大的《损害》注185 里,只是在一篇短文中提了一下形象问题,但随后就又开始罗列各种“阿嘎嗒”式矛盾。拉比梅尔对此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直截了当地说“所有的形象都在被禁止之列”;但后来有一位佚名的圣哲则说,只有那些画着“棍子、鸟形或球形”的形象才会被禁止。几乎可以肯定,“球形”象征着太阳或月亮及其崇拜,但当时显然没有人意识到。这篇短文的其余部分则全部是在描述各种崇拜亚舍拉的树、流行的偶像以及如何通过故意亵渎的方式才能打碎偶像头上的光环,如“削掉(它们的)耳朵、鼻子或手指”,等等。(这是《密释纳》中属于具有强制性但却不合时代精神的内容,毕竟那些雕刻在树上的亚舍拉形象已经废弃了数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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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70 对于那些绘制的壁画,拉比们并没有说什么,显然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毫无疑问《塔木德》相关内容的写作与犹太会堂的建造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最初在加利利地区塞弗利斯一带曾经建造了18座犹太会堂并且风靡一时。其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一座就是在第一次编纂《密释纳》和“王子犹大”的犹太公会的所在城市里建造和装饰完成的,并且这座城市一度成为古典优雅、极度虔诚和美轮美奂的镶嵌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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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72 在中古晚期的其他各个散居点,犹太会堂中装饰镶嵌画的现象也并不罕见。在巴勒斯坦本土以及其他地方,迄今已经有不下40处这样的镶嵌画地面出土,并且随时可能发现更多的例证。从小亚细亚直到北非马格里布西部各国,在这种建筑形制初创的年代里,装饰丰富而华美的犹太会堂是一种标准格式,而不是个别现象。在现在位于突尼斯的迦太基海岸的哈马姆利夫(Hammam-Lif,当时腓尼基人称为“纳罗”)有一座建于公元4世纪的犹太会堂,在那里可以看到古代世界最鲜艳而生动的镶嵌画。10这些装饰画面大部分是纯几何形的,以镶嵌的形式把失落的圣殿的标志物——灯台或者号角融会在画面中。而会堂的另一个房间,则俨然是一个大型的动物镶嵌画展厅:墙面上先是一排各种鸟类的形象。另一排的布局则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只海豚和一条大鱼中间竟然出现了两只鸭子。下面则是两只开屏的孔雀并形象地演化为一个不断飞溅的喷泉。这是生命的源泉,表明哈马姆利夫犹太会堂的镶嵌画所表现的不只是一个趣味盎然的动物寓言,而是对上帝创世本身的呼唤。是用描绘精致、脸颊肥大但又尖牙利齿地潜伏在海洋深处的 大鱼寓意巨兽利维坦注186 ,还是用(我更喜欢的)喜庆标志来象征一个繁荣的突尼斯港口,这完全取决于你内心觉得哪一种表现方式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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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74 通过这种华丽的镶嵌画,犹太会堂的资助人坚信他们将会被后人感谢和铭记,因为他们的名字就用阿拉米语镌刻在这些画面中间。如“由朱莉安娜出资建造”,这样一句铭文无疑是在强调:“为了她本人得到救赎,才为这座神圣的纳罗会堂镶上了这些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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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76 一位犹太女性在哈马姆利夫会堂里为自己的慈善行为留下名字应该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女性在《密释纳》中扮演的角色受到严格的限制,一直是作为男性针对她们的权利和要求作出裁定的接受者而出现的,但这样的角色对于社会现实来说可能是一种误导。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男人和女人在犹太会堂里是肩并肩地混坐在一起的,从来也没有分区而坐。事实上,不管是《托拉》还是《密释纳》都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而且从这个时期的犹太会堂出土的大量证据来看,并没有发现任何专用的女性座位区或其他形式的分区迹象。像其他许多被认为是远古犹太人的做法一样,这种(按性别分区)强制性制度是在很多个世纪后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并不是一种传统。放弃“五体投地”的膜拜方式也与此类似——很可能是为了与穆斯林的习俗区别开。《密释纳》的《先贤篇》中的相关经文曾认为,“五体投地”应当是一种常规的膜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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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78 然而,这些建于公元3世纪—6世纪的装饰丰富而华美的犹太会堂动摇了我们有关犹太人诵读《托拉》和祈祷场所的所有成见。这些会堂的存在清楚地表明,在犹太教重新构建的初始阶段,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不仅文字而且形象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通过这种不可或缺的形式,犹太教与其周围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分离开来。首先,在像哈马姆利夫、太巴列、西索波利斯(贝特谢安)或塞弗利斯这类城市中一些富裕家庭里,当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镶嵌画——不仅仅是具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并且还有人类的形象。这些城市里的犹太会堂——像普通的犹太生活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奇妙延伸,而不是一种故意的躲避或退却。这些镶嵌画的风格和题材大多来源于犹太人曾经生活过并且相对来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的异邦世界。葡萄藤、椰枣树、海豚、狮子是一神教(当然起源于希伯来《圣经》的一神教)与周围的异邦世界(在某些方面相近)的共同文化遗产。就像在杜拉要塞,大卫或但以理的形象不仅出现在犹太会堂里,也同样出现在基督教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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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80 如果需要更多有关犹太教在其孕育和繁荣的文化中坚持开放性原则的证据,可以再看一看这些建于拉比犹太教形成初期的犹太会堂地板,上面镶嵌画中的所谓“日历少女”正在以不同的表情注视着我们。她们是季节的人格化,每个人物代表一个月份。因此,加利利的塞弗利斯会堂或许是地面镶嵌画最为壮观的犹太会堂。象征提别月(Tevet)的冬季少女脸上挂着泪珠,从她包着头发的长袍[令人惊异的是很像现代伊斯兰教徒的头巾(hijab)]的褶皱后面露出一双惆怅的眼睛,更多地体现出季节的寒冷,而不是对女性着装适度的要求。象征尼散月(Nissan)的春季少女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并用《密释纳》中不允许在安息日使用的那种鲜艳的发带高高地束在头顶上。与其说更糟糕不如说更搭配的是,她的左耳上显然挂着一个金光闪闪、叮当作响的耳环。象征搭模斯月(Tammuz)的夏季少女则会使人想起当年浮躁的以色列人崇拜金牛犊的岁月,她似乎戴着一顶扎眼的平顶贝雷帽,并且裸露着诱人的香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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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82 在塞弗利斯这样的城市里,展示女性美的镶嵌画以及我们认为那些对上帝不敬的异教徒能够想象出来的所有形象——各种各样的动物,尤其是兔子、鸭子和鹿——在街道两边一排排华丽住宅中的地面上可以说随处可见。每一次新的发掘,都会看到更多的这类精美的装饰品,表明当年这座城市曾经沉醉于一种极乐和田园牧歌式的情怀之中。塞弗利斯的市容装饰得如此华丽,展示出如此多的罗马—希腊风格的标志物——在一座巨大的剧场(靠近幸存的犹太会堂)内,甚至建造了高大的放射状回廊——从建筑美学上看,毫无疑问属于异邦古典主义的杰作。但事实上,塞弗利斯并不是一个异邦或非犹太人的城市,而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城市,其市政会议(相当于立法会议)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剧场虽然是为犹太人而不是为罗马人建造的,但却像罗马帝国晚期的其他地方一样,上演的是战车比赛和角斗士表演。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门楣高大、装饰豪华的建筑——如所谓的“尼罗河神庙”及其内部绘制的欧西 里斯节注187 狂欢场面和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各种动物形象(鳄鱼、河马等)——不是属于犹太人的。整个城市中装饰最为精美的镶嵌画——包括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美女,或许就是阿佛洛狄忒,还有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和其他经典题材——当属“酒神狄俄尼索斯山庄”,这个建筑物就位于西面的山坡上(距剧场和犹太会堂不远),从这一带发现的彩色烛台等犹太器物来看,这里可能曾经有大量的犹太人居住。那么,这座酒神山庄又是属于谁呢?关于这一点,学者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但至少有部分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可能性:这里曾是耶胡达·哈纳西的住处,因为这位族长当年是罗马皇帝的朋友,又是《密释纳》的主要编纂者,还是“大议会”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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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84 在被重新命名为迪奥恺撒利亚(Diocaesarea)之后,富有、开放同时也非常虔诚的塞弗利斯市区的基本格局采用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元2世纪—3世纪的形制。但在4世纪中叶,这座城市经历了两次大灾难,一次是人祸,一次则是天灾。公元351年,这座城市曾是暴力反抗当时的罗马总督塞斯图斯·加卢斯(Cestus Gallus)统治的起义中心,起义主要诱因是赋税过重。这次起义的领袖是一个被称为“迪奥恺撒利亚的以撒”的人,他成功地组织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阿克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迫投降之前,甚至已经收复了远至吕底亚的许多要塞。在这次最后反抗罗马人的伟大起义中,这座城市由于受到牵连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其军事力量被彻底摧毁。十二年后的公元363年,一场震中位于加利利的大地震又将城市的残余部分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塞弗利斯/迪奥恺撒利亚城得到了重建,宽广的街道恢复了古典主义后期的精致风格。这些新建筑当然也包括犹太会堂,其中一座残留着原有的长方形狭长柱廊并以其镶嵌画名噪一时的会堂似乎顺理成章地从一个私人居所变成了公共的神圣空间。其中的镶嵌画即使比不上“酒神山庄”那样美轮美奂,但依然能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至少可以证明在拉比犹太教形成初期曾专门为绘画艺术留下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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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86 当代的犹太人大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印象中长大的:在祈祷和诵读《托拉》的场所,即使有形象出现,也仅限于偶尔且适度地出现在彩色玻璃窗上。但是在塞弗利斯,犹太会堂以其原始的外表和形式,形象——从这一端到另一端,整个地面上铺满了庄严的巨幅镶嵌画——使其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在一个实际上像三角房顶谷仓一样的狭小而逼仄的空间内,在视觉上产生了一种广阔的感觉。同时,这些形象也不会被地面上的座位或站立祈祷的会众而挡住人们的视线。尽管塞弗利斯会堂里没有石制的长椅,但我们可以想象,祈祷的人群当时很可能是沿着长方形屋顶下的三个边依次坐在木制的长椅上,所以在任何位置他们都能看到这些画画,从而有助于他们用记忆的力量战胜政治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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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88 你或许能够想象出犹太人绘制形象的方式:面画中配有大量的“字符”。用希腊、阿拉米和希伯来文字装饰的字体各异的经文、铭文和标记夹杂在镶嵌画面之中,以便标明星座的位置、月份或资助人的姓名。这些画面也强烈地反映出《米德拉什》开篇描绘的《圣经》中的一些场景。这本书对《托拉》和《圣经》的经文作了系统的阐释,后来与《密释纳》记述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篇幅更大的《塔木德》。与以往接受的犹太人的传统智慧不同的是,“字符”与形象完全融为一体,而不是互相矛盾的。这些画面不再是为文本化犹太教配上的某种“插图”。对于那些来到这个或其他会堂的犹太人而言——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倾向很可能已经与“经文研习所”造就的拉比群体(从他们在起义期间的表现来看,他们完全是一些近乎残暴的犹太人)截然不同——这些画面无疑是他们理解并继承犹太记忆,进而把这种记忆转化为实际社会实践行动的桥梁。由此开创了所谓“视觉记忆法”。“日历少女”形象以及这一时期许多犹太会堂地面中央绘制的大幅“八芒星”图案,与失落的圣殿中的象征物(如多枝烛台、羊角号和无酵饼桌台)和《圣经》中那些富有救赎意义的沉甸甸的故事(如杜拉会堂)一起展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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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90 当然,这些画面形象没有一幅是随随便便选中的。从坐落在耶斯列山谷东坡陡峭山岩上的贝特阿尔法(Beit Alpha)会堂,到离塞弗利斯更近的哈末太巴列(Hammath Tiberias)会堂,这样的画面在不同的犹太会堂中重复出现。这一事实意味着至少从公元4世纪开始,犹太会堂的地面镶嵌画肯定是根据某种标准化的图册绘制的。不管其中的图案复杂还是简单(贝特阿尔法犹太会堂中的画面就像现在的卡通画一样粗糙而简单),都应按标准图例仿制。更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一本图册肯定得到了权威的拉比们的认可,所以在各地的会堂里才会如此频繁地以几乎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因此,《密释纳》和镶嵌画根本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在杜拉犹太会堂,“字符”与形象完全融为一体,从而成为犹太人集会和祈祷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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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92 地面空间的条理划分,对于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眼睛和心灵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离大门口最近的是《圣经》故事和相应的经文,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描绘“被捆的以撒”以及常见的“亚伦献祭”(似乎更适用于小型圣殿)和“天使撒拉降临”的画面。当时的镶嵌画制作者(或出资人)可以对故事的细节自由发挥,所以他们创作的画面不仅非常迷人,并且能够小中见大、见微知著。塞弗利斯版的“被捆的以撒”就非常感人,画面上有两双鞋,一双是父亲亚伯拉罕的,小得多的一双是以撒的。(关于这个著名的场面,所有的早期作品都把以撒画成一个小男孩,而不是后来《塔木德》中强调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并排放在一起的两双鞋,使得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提出的不合人性的要求更加人性化,同时也暗示在摩利亚(Moriah)山这样的神圣场所要恭敬地脱掉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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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94 还有的细节则暗示犹太人的故事中赤足顿悟的其他重要时刻,如摩西在燃烧荆棘中见到异象,这样的生动记忆(同样出现在杜拉会堂)通过当时在犹太会堂里的赤足祈祷方式而流传下来。大门旁边一排排的脱下的鞋把塞弗利斯犹太人与他们祖先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同样,作为神谕的替代物,公羊的形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圣殿的牲祭仪式,尤其是逾越节以及举行逾越节家宴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在这一时期,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崇拜物及其象征意义几乎清一色地为羔羊的形象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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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96 在内堂地面的最里面靠近安放《托拉》的约柜或圣龛的地方,几乎集中了失落的圣殿中所有的象征和标志物,从而使会堂并不完全是一个记忆的场所。正中间绘制的是风格独特的至圣所画面,通常有多重的嵌壁式门廊,有时(如杜拉会堂)还有所罗门式螺旋状廊柱。两边则是一对守护的狮子或一对多枝烛台,在犹太人的心灵和记忆中,这些狮子就好像刚刚从罗马人的囚笼中被释放出来。在这些圣物的周围,则是排列整齐的圣殿礼仪用品和器物:在斋戒日、重要节期和安息日开始时召集犹太人的羊角号,香料铲与(偶尔有)夹钳,陈设无酵饼的金桌台。所以,近端描绘的是耶和华与其子民立约的起源,而远端则体现了这个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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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398 《圣经》中关于立约的故事及其在圣殿中的实现,都是通过水平排列的画面来表现的。在两者之间是一个巨大的“八芒星”,由于这个星轮看起来就像在地面上不停地转动,所以在镶嵌画组成的地面上显得动感十足,尤其引人注目。这个图案或许直接来源于异邦文化。虽然“日历少女”本身就是表现季节的经典形象,但是在“八芒星”正中却有一个完全不属于拉比文化的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肖像,这是安东尼·庇护以及最后几任罗马皇帝喜欢的神。太阳崇拜作为一种表现本来无形的造物主的形式,在耶和华崇拜者中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古典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塞弗利斯犹太会堂里,他被美化为引导着烈火战车队列的一束光线。但在哈末太巴列和贝特阿尔法,这位天神的整个脸部和形体都被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在“八芒星”图案里面,还醒目地排列着各个星座的符号。它们的名字被用希伯来、希腊或阿拉米文写成,有时是三种文字混用,这与有些人(非历史地)想象中谦卑的犹太经文大相径庭。当这类星座符号需要用人类形象表现时,如双子座或水瓶座,同样也难不住当时那些想象力丰富的镶嵌画作者:塞弗利斯会堂的双子座借用的是可爱的孪生子形象,而哈末太巴列的水瓶座则借用了肌肉隆起的裸体。乍一看,赫利俄斯肖像的中心地位似乎与《塔木德》成书年代的犹太教完全不符。但犹太教历来是一个重视历法的宗教,其重要节期和神圣节日都是严格按照农历设立的。所以,所有的镶嵌画地面都装饰着盛满“初熟果实”的篮子,以及犹太人在秋后过住棚节期间带到耶路撒冷朝圣和随时带着进入犹太会堂的“四样植物”——枣椰树枝条、香桃木枝条、柳树枝条和香橼果。《死海古卷》中的文献表明,犹太人对犹太教的绝对忠诚与对天文学的强烈爱好(即占星学)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根据某些书卷的记述,他们曾对星空进行过仔细的观察和推测。当然,这是犹太人对古典世界充满激情的一个例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这样做就是轻率地对待异邦文化。太阳神赫利俄斯如果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具有耶和华的某种属性——光辉来源——的话,他的形象又怎么会能够占据加利利那座精心设计的犹太会堂地面的中心呢?位于宇宙中心的太阳战车或许与恰好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的犹太神秘文学和诗歌中描绘的向神圣的居所飞升的战车即所谓 “梅尔卡巴”注188(merkavah)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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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00 也就是说,公元3世纪—6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会堂中的这些丰富而华美的镶嵌画所表现的内容似乎并没有让拉比们感到震惊或愤慨,甚至在此前两个世纪就编纂了《密释纳》的城市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是,形象和文字表现的是犹太人集会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从这个时候开始,《密释纳》就不再是专门为会堂里的犹太人量身定制的了,而更多的是用于当时正在建立的其他学习场所,如“经文研习所”,即犹太研究院的前身。在这类研究性机构里,低俗、吵闹、不洁的异端邪说的确被排除在外,以便更加专心致志地精炼《托拉》的文字以及围绕《托拉》的文字形成的大量口传和书面“话语”中的精髓,从而开始编织一张无边无际的阐释、解经和评注之网,并最后完成《塔木德》这一鸿篇巨制。这部书的几乎每一页都有关于正直的犹太人在外部世界里如何行动的规定,但整部书又似乎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封闭空间,一个心灵内省的所在,集中论述的是神圣“字符”独有的自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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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02 对于中古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犹太会堂,如果你仔细解读其中的织品、形象和铭文,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在犹太历史上所处的特殊时刻和地点,你就会发现除了拉比们安静内省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生动地体现了一个犹太人在自己的会堂里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并且与其所在城市中的各种人物、骚动不安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分离开来。他们平日使用的方言——大多是希腊语,有时也用阿拉米语——都融入了镶嵌画上的铭文之中。《密释纳》中提到的名字都是当时著名拉比和圣哲的名字。犹太会堂的地面和墙壁上刻下的名字都是普通犹太人的名字,并且通常还标明他们的职业:商人、染工、医生等。前一种是传奇故事,后一种则是真实历史,记载着他们将会永垂青史的荣誉(他们现在仍然这样做)。习惯上通用的格式是“要铭记他们的善行”。例如塞弗利斯会堂的铭文——许多名门望族似乎在建造那些狭长的犹太会堂时都曾名噪一时——就像在招魂:“祭司以撒的儿子犹但(Yudan),女儿帕热格里(Paregri),阿门,阿门”,或“犹但与塞姆卡(Semqah)的儿子坦胡姆(Tanhum),坦胡姆的儿子尼胡拉(Nehorai)”。每当我想到塞弗利斯时,我也许会想到王子犹大,但我肯定一直记着犹但和帕热格里。他们起些这样的名字,谁又会想不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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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04 所以,早期的犹太会堂肯定不是一个为了恪守律法规定而把外部世界及其观念拒之门外的地方。会堂的大厅必须有充足的光线才能诵读《托拉》,长方形的大厅总是用廊柱分隔开,或把天窗和高大的大门全部打开。我们从西奥多托(Theodotos)“拱顶会堂”中的铭文得知,当第二圣殿还矗立着的时候,一座犹太会堂已经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来。我们从类似的埃及铭文中还了解到,当时的犹太会堂已经成为社区中心,而不仅仅是祈祷的场所和接待朝圣者和旅行者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水的旅店。当会堂后来演变为主要用于祈祷和诵读《托拉》的场所时,这些社会化的特点并没有全部消失,并且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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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06 有时,文化的历史往往囿于像记家谱那样罗列事实,一种文化接着另一种文化,后来的主义完全取代了原来的主义,或将其母文化彻底否定和边缘化。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断然没有发生在圣殿被焚毁与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之间这些年代的犹太教身上。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原有的一神教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然后被征服一切的基督福音书彻底边缘化。这是一个拉比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时被创制并重新塑造的年代;在一段时间内——也许有三个世纪——尽管两种宗教出于各自的需要,似乎都希望上面提到的情况发生,但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至少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两种宗教肯定会为赢得更多的一神论信徒而相互竞争,所以出现摩擦和排挤也是必然的——无论是出于人性还是习俗。对于许多源于《托拉》的礼仪习俗,一直被那些称耶稣为主的人和那些不信他的人共同遵守着。安息日的习俗被保留了下来,尽管保罗固执地坚持认为基督受难所体现的“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的“肉体上”的割礼习俗,但那些自认为是犹太基督徒的人仍然继续在行割礼。这里恰恰就是两个新生的犹太人——彼得和保罗——在安条克被痛苦地分开时所面临的问题,由于对保罗感到恐惧,彼得不愿意和一个未行割礼的人一起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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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08 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由于这两种宗教都被罗马当局认定为邪教,两个相互竞争的宗教共享着相同的城市空间,没有理由去相互仇恨。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二者彼此之间有时甚至在纪念犹太殉难者这类事情上相互攀比。在安条克,有一处所谓“马加比七圣徒”(包括老父亲以利亚撒和他的妻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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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10 7人)的基督徒殉难地,传闻其中有的就埋葬在距离建有最著名的犹太会堂的城市中心不过几英里的达夫尼(Daphne)。犹太人有关不得在会堂周围下葬的禁令不仅没有降低这个传闻的可信度,反而最终使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基督教堂。但马加比家族作为基督徒强烈崇拜对象的概念,无疑可以为当时两种信仰及其故事形成的年代相互纠缠的事实添上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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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12 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回声效应——以往的异邦经典风格在当时的一神论信徒身上一直维持下来,并在两种宗教之间来回跳动着——比罗马犹太人埋葬死者的方式更具有戏剧性。在阿庇亚古城(Via Appia Antica)南面的犹太墓群“维尼亚·兰达尼尼”(Vigna Randanini)以及北面位于托洛尼亚山庄(Villa Torloni)的墓群,都是在17世纪初在田野中开始发掘的,而且当时自然地被认定为是基督徒的墓穴。19世纪中期,尽管有大片的墓穴被发现,而这种观念一直没有改变。也正因为如此,土地的主人才得到罗马教廷当局的允许继续进行发掘工作。走下离入口不远的阶梯,便进入了这片大墓地的巷道,一个红色的七枝烛台确定无疑地映入眼帘。后面还有很多类似的图案,有些还夹杂着用希腊文间或有希伯来文写的铭文[如有一幅上写的是“安息”(shalom)],所以这片墓穴的归属便毫无疑问了。发掘结果表明,这是地地道道的犹太地下坟墓。在当时,罗马的犹太人无论地位卑微还是高贵,所有的人都可以采取这种形制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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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14 与基督徒同时或稍晚建造的墓穴相比,犹太人的墓穴都有风格相同的隔间、墓室和壁龛。然而在“维尼亚·兰达尼尼”墓群中,却有一些利用山岩直接凿成的墓穴——墓室几乎垂直于而不是平行于地下巷道。所以至少在某些方面,在第二圣殿被焚毁之前和之后,罗马犹太人的墓穴也经历过犹太墓室形制的演变。尤其是在加利利以西的贝特·谢利姆(Beit Shearim)发现的大片墓群表明,或许这种演变在公元2世纪就开始了。反过来讲,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受到希腊地下巷道(hypogea)墓葬形式的影响。在罗马,大部分墓葬空间都是狭长的空穴,并且与巷道的方向平行,两边还有一层层的安葬婴儿和儿童尸体的小隔板,中间那间更大的墓室才是为那些生前更富有、更体面的墓主准备的。当然,偶尔也会在墓穴中见到大规模的装饰精美的大理石石棺,但更多的则只是装饰着细长的灯台图案、家训或常用的名言警句。在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都是平民甚至穷人:作为囚虏被掳走的奴隶及其后人,当然也有一些工匠和小店主。尽管他们还没有穷到为自己因为某种常见的传染病而夭折的孩子连个小小的墓穴壁龛都挖不起的程度,但有时也只能画上或写上一些令人心碎的告别语,或为这个无辜夭折的孩子送上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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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16 在这片拥挤而狭窄的巷道深处,就是为犹太社区中更富有、更体面的一部分人准备的墓室。有一篇铭文曾对一位丈夫表示哀悼,他担任过社区的“语法指导老师”——社区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而这篇铭文甚至对罗马的繁荣及其诗意的风格也产生过影响。墓室壁画特有的画风表明,这个墓穴可以上溯至公元4世纪,当时在罗马及其港城奥斯提亚,曾出现过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并且在奥斯提亚还有一个犹太会堂(装饰着线条镶嵌画)。但这一时期也正是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时期。因此,很有可能这些远近闻名、墓室更多的基督教式墓穴是按照犹太人的墓葬形制而不是其他的格式建造的。因为犹太人把巴勒斯坦地区的丧葬习俗直接带到了世界各地的散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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