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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瑟琳则被单独关押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她作为情敌，使伯爵夫人阿利克斯（Alix）妒火中烧。然而，正是这样的权力使这位犹太女人在蒂博伯爵面前感到心惊胆战，鲍瑟琳并不敢向他陈明真相。像北欧的阿什肯纳兹世界中的许多女人一样，鲍瑟琳也是一个很物质的女人，是一个靠对穷人和富人、犹太人和基督徒放贷的女人。也正因为如此，她对伯爵还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也赢得了他的尊敬，或许还有更多的东西。对于她的宗教同胞所遭受的不公，她也时常对他进行劝说。但这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无论是用她的钱财还是她的肉体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鲍瑟琳都无异于在向蒂博表明，她已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不受欢迎的人。不久之后，她便与其他犹太人关在了一起，并于5月26日与他们一起烧死在集市广场上。或许，下面这个关于丢弃在卢瓦河中的孩子的故事就是专门为败坏鲍瑟琳而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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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尔良和洛什（Loches）犹太人发出的信件中的记述，那里的“司法”屠杀过于骇人听闻，以至于巴黎的犹太人向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在一封信件中提到，王室的回应带来了好消息：国王“以仁慈之心对我们表示同情”。更令人吃惊的是，路易警告说，如果蒂博行为不端，他将会受到惩罚。“听着，你们这些生活在我的土地上的犹太人，你们没有理由对迫害者所做的分内之事大惊小怪。人们也对蓬图瓦兹（Pontoise）和茹安维尔（Joinville）的犹太人提出了同样的指控，如果这些案件呈送到本王面前，而一旦查明控告不实……我的土地上的犹太人大可放心，我对这样的猜疑决不会姑息。即使在城里或乡间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觉得也与犹太人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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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痛心疾首的表白似乎来得太晚了。由于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布卢瓦的犹太人几乎在一天之内被全部杀光。尽管由于奇迹使然（很可能与金钱有关），这个犹太社区的经书和羊皮卷竟然保留了下来。只不过据说有一匹马不愿意喝河里的水，就凭空将整个犹太社区指控为杀害基督徒儿童的凶手。这种十分流行的对犹太人虐待孩子，包括自己的孩子的妄想症可以说古已有之。约瑟福斯和亚历山大的斐洛都曾严厉地指责过犹太人绑架儿童的行径，甚至不愿与他们为伍；而安条克的约翰·屈梭多模也曾多次指控犹太人受魔鬼驱使，竟然残忍地用自己的孩子献祭。经文中的叙述也十分纠结，似乎在为这种无来由的妄想症张目。《圣经》中曾经对主张复兴异教的国王玛拿西用儿童向莫洛克神献祭深恶痛绝，但也对这一习俗作了历史性的肯定。亚伯拉罕根据上帝的命令，甘愿用自己的儿子献祭，尽管最后时刻被巡察天使阻止，但却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中世纪的基督徒都知道《马加比二书》与约瑟福斯的《犹太古事记》和《犹太战争》，其中都提到在塞硫古王朝灭除犹太教的运动进入高潮时，有一位犹太母亲残忍地宁愿用她的7个儿子献祭，也不向异邦的亵渎行为屈服。最令人难忘的是她的最后一个儿子，当时他的母亲逼着他和他的兄弟们站在一起，但如果他屈服，安条克将满足他的所有愿望——财富和地位。当他进入天堂后，他的母亲告诉他要向亚伯拉罕学习，并教导他说，由于他有了一个祭坛，她便可以为拥有7个祭坛，她对此感到非常自豪。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位母亲从城墙上跳下来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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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世纪末期，那些倾向于相信这类事情的基督徒普遍认为，犹太母亲和父亲的确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看着他们被领到福音真理的光明之下。因此，极度仇恨的恐怖开始强烈地转向那些杀死孩子的犹太母亲，因为她们在基督徒的传说中似乎成了与象征纯洁和母爱的圣母玛利亚对立的魔鬼般的人物。她们都是母亲，都曾用自己的儿子献祭。但基督神学中的父母，上帝是父亲，玛利亚是肉身的凡人，他们用儿子献祭是一种拯救人类的怜悯行为；而犹太母亲或许是由于魔鬼附体，则是以犯罪和难以理解的残忍方式杀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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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事件——分别发生于马加比起义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犹太版本却与此完全相反。到十字军开始实施大屠杀时，犹太人已经拥有了与约瑟福斯的著作对应的希伯来版本，即写于公元10世纪意大利的《犹太编年史》（Josippon）。在这部书中，这位7个儿子的母亲——在《米德拉什》中被称为米利暗·巴特·坦查姆（Miriam bat Tanchum）——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狠心的狂热分子，而是一个抢走了暴君胜利成果的人。她曾声称用敬神的行为战胜了渎神的行为。同样地，犹太人采取的独特殉难方式，甚至父母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以免死于异教徒之手的行为，则被描述为一次对基督徒殉教理想（当时在他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的胜利。我们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讲述这些殉难故事的三部希伯来编年史（通常充满了令人不忍卒读的血腥细节）是否真实地记录了1096年发生于莱茵兰地区的恐怖事件。因为除了在基督教叙事中间接提到过某些事件，并没有其他独立的史料予以佐证。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能因此认为这些编年史的核心内容甚至其中的细节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犹太家庭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逃避其他的死亡形式——强制施洗或屠杀——是这些早期的犹历史记述为了让人们记住他们的宗教在灾难的中心曾拥有一席之地而选择的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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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1096年，也就是布卢瓦事件发生之前75年，这里的犹太母亲和她们的孩子身上肯定发生过难以想象的恐怖事件。某个从此之后萦绕在犹太人的痛苦记忆中的事件。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在1095年11月的克勒芒（Clermont）公会议上号召十字军把圣地从撒拉逊人（Saracens）不洁的手中解放出来。这马上提醒了法国和莱茵兰地区像“隐修者”彼得（Peter the Hermit）这样的著名传教士。他们认为，这件净化工作不必等到基督徒的刀剑伸向巴勒斯坦就可以完成。难道在他们中间，在莱茵兰地区的城镇中——施派尔（Speyer）和美因兹（Mainz）、沃尔姆斯和科隆——就没有基督徒的敌人？当那些扛着十字架的基督教徒准备用鲜血和金钱去完成他们的神圣使命时，“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犹太人］活着，容忍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呢？让我们首先用刀剑对付他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一路向前。”于是，圣战爆发了，救世主的血要用血来偿还，要举行一场血的洗礼，要为犹太人的不义之财找到正当的用途。这是理所当然的。“卑鄙无耻、冥顽不化、嗜血成性”的犹太人要继续为他们的犯罪付出代价，以便为那些试图把耶路撒冷交还给基督徒的军人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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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祥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大地。像基督教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法国和莱茵兰地区的犹太人生活在圣奥古斯丁的特别法令之下。他们因为破坏圣殿并杀死救世主而受到了惩罚，他们被赶出了耶路撒冷，他们流散到世界各地。据说，这次赎罪的苦修是如此严厉，以至于他们感到“生不如死”。在这样一次悲惨的流散中，他们虽然作为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来， 但整个民族却留下了该隐的标记 注208，亲眼目睹了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胜利。所以，根据这种观点，他们需要保护。如果将他们彻底消灭，势必造成这样的不幸后果：对作为第二基督降临的前提条件而发起的伟大的皈依（基督教）运动，将被阻碍。在11世纪末，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特别地提醒十字军，杀害犹太人就等于是公然向上帝本身的仁慈进行挑战。因此，在不断地提醒十字军，犹太人生活在基督之外的可悲本性，并防止诋毁或污蔑救世主的行为和记忆的同时，罗马教会及其忠诚而正直的红衣主教的责任就是保护犹太人，而不是迫害甚至伤害他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最终被领到光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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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们在经济方面也是非常有用的。由于教会法规禁止基督徒放贷取利，所以犹太人成为维护和扩大基督教王国的荣耀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的主要（尽管不是唯一的）来源。尽管教会发布了这样的禁令，但实际上仍然有大量的基督徒放贷人，如卡豪森人（Cahorsins）和伦巴第人（Lombards），而他们得到的利息要比犹太人高得多。不仅如此，一旦负担过重，由于犹太人对地方领主、王室和高级神职人员的绝对依赖，使他们很容易成为随意的紧急征税、没收财产、为群体死亡事件担责，甚至直接取消债务等官方强制措施的牺牲品。随着中世纪的统治者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们往往把权力的标记展示在修道院、大小教堂、宫殿和武器上，所以对现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尽管一直抱怨饱受盘剥且负担过重，但犹太人似乎总是有足够的现金为这些纠缠不休的建筑工头、领班和忙碌的管家开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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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据最早由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为了鼓励犹太人在他的王国中定居而颁布的特别许可法令，犹太人受到了非常友好的对待。他们被允许自由迁徙、建造犹太会堂，被免除了某些赋税和人头税，并赋予他们的社区以自治权。他们被排斥在某些专门职业之外（除了医疗行业，因为基督徒像穆斯林一样，只能靠犹太医生给他们看病），并且许多职业要求取得行会会员的资格。但与南面的拉丁区、东面的希腊区以及越来越不宽容的伊斯兰世界中日益困难的生活相比，这似乎已经足够舒心了。各地的犹太社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起来。拉比和老师纷至沓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拉布所罗门·本·以撒（ Solomon ben Issac ）。他当时被称为拉什（Rashi）。他在特鲁瓦城（Troyes）的犹太学园里，对《圣经》评注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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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之后，乌尔班二世发出十字军东征的号召。这很快将人们的狂热煽动起来，各地的主教和各国的国王显然已经无法控制。拉丁编年史学家、来自亚琛的阿尔伯特对1096年上半年的那些日子作了生动的描述：“有许多人被大火和上帝的‘慈爱’烧死了……野蛮的屠杀在东征的途中就开始了，并且似乎没有尽头……那些未来的基督徒与骗子、罪人和暴徒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不知羞耻地疯狂犯罪，有时还会谈起一只鹅或一只山羊似乎有上帝的灵附体。他们随后就有冷酷的灵附体了。”在像弗隆海姆（Flonheim）的埃米科（Emicho）这样的以残忍著称的传教士的率领下，大量的农民军（人数无法计数）在乡间横行无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抢劫，而犹太人就是最显眼的抢劫目标。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呢？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世俗和宗教当局是不是下决心为了“他们的”犹太人而阻止这类难以控制的抢劫犯罪活动。尤其是有些犹太居住区及其位于中心地带的犹太会堂，就建在一座教堂或主教府邸附近，他们心中总是惴惴不安，担心不测发生。但是，各个教区对犹太人采取的对策差别很大。在特里尔，善良的主教英吉尔伯特作为一个“令人讨厌”的犹太同情者，他的生命不时受到威胁。于是，他选择赶紧离开，不再过问身后随时可能发生的可怕事件。但在施派尔却是另一番情景，主教约翰和犹太社区领袖耶库迪亚·本·摩西（Yekutial ben Moses）联手预先采取行动，把城里所有的犹太人集中到主教府邸的一个壁垒森严的院子里，后来又把他们转移到了城外一个更安全的要塞中。那些威胁过犹太人的人被砍掉了双手，这肯定是因为他们曾试图阻止主教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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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姆斯，情况却不大乐观。甚至在埃米科的灭绝大军带着那只“圣鹅”兵临城下之前，沃尔姆斯就已经弥漫着一种仇恨的气氛。因为有传言说，犹太人活活地煮了一个基督徒，然后把他埋掉了，他们把剩下的残肢熬成肉汁，倒进了城里的水井中，要毒死所有的市民。先不管这种邪恶的暗示如何荒诞，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有机会进入主教的府邸，更何况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到那样的地方。他们信赖他们的保护人，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他们的邻居会变成杀人犯。至于他们的相互猜忌（以及由于信仰不同而在宗教问题上相互辱骂），在像沃尔姆斯这样的城市中，在每天打交道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似乎还谈不上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他们走在同一条街道上，穿戴方式也基本相同（当时他们的衣服上还没有必须佩戴的外观标志），互相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并且生活习惯也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乡下的农民和外地的游民会发脾气、吐脏话，沃尔姆斯城里的男男女女都不会行为失检。然而，他们的乐观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城里人（并不是全部）的确变成了仇敌和钓饵，而那些留在城里的犹太人则成了第一批被屠杀者。随着大量的市民、工匠和农民加入埃米科的队伍，甚至那些有机会进入主教府邸避难的人也沦为了他们围困行动的牺牲品。根据沃尔姆斯殉难纪念簿记载，在1096年5月的两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就有800人被杀，但被杀的最终人数很可能接近1000人——实际上相当于整个犹太社区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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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美因兹这个最古老、最繁荣的犹太教中心，发生了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一次骇人听闻的灭绝行动由于以下的事实而更为可信：一群杂牌十字军扩充成了一支真正的军队。当他们到达城门时，已经有1.2万名青壮年。紧张万分的主教拉特哈德（Ruthard）尽其所能把惊恐中的犹太人集中到教堂内和主教府邸的院子里。像其他地方一样，被放弃的犹太居住区在遭到抢劫后被付之一炬。头两天，那些武装暴徒似乎陷入了困境。但随着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大门被攻破了。基督徒士兵涌进主教府邸的院子，在一片尖叫声中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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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想象，等待犹太人的是什么。他们必须消失，或者在刀剑下皈依基督教（尽管举着十字架并不能保证肉体上不受伤害），或者被杀死，包括儿童在内铲草除根——因为不能允许他们长大成人，否则他们会一代代地养育出更多仇恨基督的人。关于这一事件，有三个希伯来叙事版本。一个是根据不同的报道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成的，作者为“佚名的美因兹人”。另一个篇幅最长，由所罗门·巴·萨姆森（Solomon bar Samson）写成于12世纪。第三个是拉比以利亚撒·巴·拿单（Eleazar bar Nathan）所作。这三个版本都提供了有关后来发生的事情的诸多细节。面对皈依基督教或死亡的抉择，许多犹太人（尽管显然不是全部）选择了后者。自杀显然为《托拉》所禁止，但是马加比起义的壮烈行为、约瑟福斯记述的公元1世纪马察达要塞的集体自杀，以及拉比阿基瓦和拉比哈拿尼雅在哈德良迫害期间成为殉难的典范，这些壮举不仅进入了人们的记忆，并且还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拉比文献。这些文献就选择死亡，尤其是自杀是否比被迫叛教更可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其中某些观点坚持认为，犹太人私下被迫改宗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没有被强制作出乱伦或杀戮的行为。如果被迫要公开实施犯罪，那么接受死亡才是更神圣的选择。不仅如此，这样的死亡被认为是上帝的胜利。因为他命令我们要战胜邪恶的力量，因而在临死之前说出所谓“圣化吾名”（kiddush hashem）是一种光彩而荣耀的行为。所得到的报偿（正如应许给十字军的报偿）就是被杀者会立刻被迎入天堂。几乎是完全模仿马察达要塞战斗到最后时刻的指挥官以利亚撒·巴·雅伊尔（Eleazar bar Ya’ir）讲话的语气，所罗门·巴·萨姆森记下了美因兹社区领袖临终前发出的声音：“让我们足够坚强，肩负起神圣宗教之轭……因为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敌人才能杀死我们……但我们在天堂里的灵魂将在神圣荣光的照耀下永远地活着……我们很愿意遵行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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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处在临死之前的绝望之中，作出这样的行为仍然是骇人听闻的。而在希伯来叙事中，尤其是所罗门·巴·萨姆森对其细节进行了冷酷的描写。他讲述了一个准备接受最后命运的恐怖而近乎狂热的场面。美因兹的“雷切尔夫人”（Mistress Rachel）高贵的女儿们把用来割断自己喉咙的刀子磨得无比锋利，确保刀刃上没有一点缺损和钝厚的地方，就好像她们要宰杀其他献祭的动物。当然，她们自己其实就是将要被宰杀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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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在希伯来编年史中，所有这一切当然不会是在平静的气氛中发生的。但也并不是像《马加比二书》中描写的那样，这位7个儿子的母亲自始至终都怀有近乎疯狂的必死信念。根据该书的记述，“这位勇敢的母亲”向那些围攻者投掷石头，他们又把石头扔回来。她的儿子们脸上和身上伤痕累累。雷切尔夫人宛若有神灵附体，所有的舐犊之情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当一个同伴递给她一把锋利的刀子时，她再一次变得心神错乱。在这个当口，这位编年史作者说：“当她看到那把刀子时，她发出了一声响亮而痛苦的尖叫。她一边击打着自己的脸颊，一边哭喊着：‘天啊，我们的主，您的慈爱到底在哪里呀？’”还有一个版本说，由于雷切尔悲痛过度，只能由她的同伴杀死了她的女儿们。然后，这位母亲才硬起心肠，杀死了两个儿子中的小儿子以撒。当时，这个故事中还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与基督教的殉教文学中凡蒙福升天的人要像基督殉难时那样以听天由命的方式接受自己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出现了一个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场面：两个儿子中的大儿子亚伦恐怖地哭喊着“母亲，我的母亲，不要杀我”，并钻到了一个箱子下面。然而，这位疯狂的母亲告诉他，她的意志不会动摇，然后拽着一条腿把他从藏身的地方拽了出来。杀死他之后，雷切尔瘫坐在地上，伸开她长长的衣袖接住她孩子身上不断滴下的鲜血，顷刻间形成了一个血盆。当十字军闯进来看到眼前的场景时，他们竟然要看一看她在袖子下到底藏着什么“财宝”。她就让他们看，于是他们把她杀了。关于这场灾难，故事结尾是：她的丈夫回来了，看到眼前的恐怖场面，于是他拔剑自杀了。他豁开自己的肚子（讲述者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然后坐在路边，任凭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来，慢慢地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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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上述故事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是否真实（我们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不相信其真实性），关于犹太殉难史的显著特征的叙事无疑是可信的。它是对许多现实中的人们，心中的恐怖、反抗、厌恶甚至痛苦的犹豫不决等不同情绪的真实反映。这就为犹太人的故事中这“恐怖”的一章烙上了“真实”的印记——不管是精神上感到真实还是肉体上感到真实。关于美因兹犹太会堂看门人（parnas）以撒·巴·大卫（Issac bar David）的故事，正是这种悲剧性的犹豫不决令人难忘的描绘。当时，十字军已经杀死了他的妻子、大拉比撒母耳（Rabbi Samuel the Great）的女儿斯科拉斯特（Skolaster）（对犹太女孩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名字），为了挽救他的孩子们和身受重伤、正躺在床上流血的母亲，他决定皈依基督教。三天后，由于对自己的决定非常懊悔，于是，他把女儿们领到他当看门人的犹太会堂，在约柜前面杀死了她们，并将她们的鲜血洒到廊柱上。然后，他又回到了家里，并且违背他母亲的意愿，把房子连他母亲一起烧掉了。然后，他再次返回会堂，把各个角落都点着了。当一伙十字军让他赶紧跑出来逃命时，他却“不停地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双手上举伸向天父，用动听的声音在大火中祈祷着”，直至在烈火中平静地死去。对于这场与皈依行为进行痛苦搏斗的胜利，叙事者所罗门·巴·萨姆森并没有丝毫喜乐之情。他中止了讲述，并高声宣布：“讲出这样的悲剧，我确实想哭。我的双眼充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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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怀疑与恐惧之间反复权衡的巨大痛苦和复杂情感，同样也残忍地发生在利未人犹大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待嫁新娘、美丽的萨莱特身上。当时，科隆的犹太人已经转移到附近的乡村，但仍然无法逃过暴徒们的杀戮。透过一扇窗户，这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新娘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杀戮场面，她在绝望之下想要逃跑，但却被她未来的公公发现了。他把她拖进“新房”里。于是，一场像模像样但却令人毛骨悚然的“婚礼”开始了。犹大（而不是那位仍然活着的新郎）亲吻了萨莱特的嘴唇，然后宣布：“大家看啊……这就是我儿媳结婚的盖头（huppah）。”在场的人都哭了，有的啜泣，有的恸哭，有的哀号，有的悲叹。然后，萨莱特倒进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而就在这个当口，她的公公把她“劈成了两半”，正如编年史中委婉地表达的那样“从头到脚分开了”。然后犹大又杀死了他的儿子。于是，一场血腥的婚礼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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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犹太人，他们大多数本来都是坚定而虔诚的信徒，却最终无法享受“圣化吾名”的荣耀，为了他们自己或他们所爱的人，尤其是为了他们的孩子而主动皈依了基督教。当然，其中有些人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受不了严酷的折磨和拷打；而另外一些人则很快就恢复了犹太人的身份，有的甚至在十字军还没有离开就宣布恢复自己的犹太信仰，他们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于一年后的1097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那些强迫皈依的犹太人恢复他们的信仰。这一法令完全违背了罗马教会严禁受洗的皈依者恢复原来的信仰的教规。但亨利四世［他本人以坚决抵制教皇格力高利七世的教谕著称］后来更是被各地屠杀犹太人的报道所激怒，曾下令对凶手施以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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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年春天对犹太人施加的暴行反而使基督教欧洲的某些王室变得清醒起来。亨利四世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五世保持了他父亲制定的“小心提防”的仁慈政策。他甚至放松了某些对犹太人的限制，鼓励他们在那些被集体屠杀毁坏的城镇中重新定居下来。在法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路易七世对于仇恨犹太教的偏执传统似乎一直持刻薄的批评态度。因此，那里的犹太人确实返回了沃尔姆斯、科隆和鲁昂，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商业和祈祷生活，并使当地的《托拉》《塔木德》研究和慈善事业得到复兴。那些记录中世纪犹太生活的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专门记述十字军悲剧故事的历史学家）曾一度煞费苦心地坚持认为，1096年那场恐怖灾难是独特的、例外的情况。事实上，十字军东征时穿过了欧洲大部，而沿途的犹太人却未受伤害。而后来的多次东征也并没有引发像第一次东征时，发生那种大规模的灭绝性屠杀。甚至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并焚毁了他们的会堂时，也不能完全肯定犹太人真的在里面同时被烧死了。许多犹太人被勒索交付赎金，更多的人则成了俘虏，但他们毕竟活了下来。对于犹太人来说，生活并非一直是动荡和驱逐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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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学术上的探讨往往有些夸张。对每一个清醒的基督教统治者来说，有时他们的继任者却可能变成偏执狂。当路易七世的儿子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听说，在布雷镇（Bray）［也有可能是布里镇（Brie）］有一个基督徒因为杀死了一个犹太人而被处死，并且举行的庆祝活动非常不得体地与犹太人普珥节故事中的恶棍和罪人哈曼联系在一起时，他的反应是下令对整个犹太社区实施灭绝性屠杀。所以，从编年史的意义上说，在阿什肯纳兹世界中，所谓犹太人的不安全感并不是他们的想象和虚构，这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教会和权力当局容忍那些害怕犹太教的暴徒为所欲为的心理底线。甚至像克莱尔沃（Clairvaux）的伯纳德（Bernard）和被奉为圣徒的克吕尼（Cluny）修道院院长彼得这样的教会人士，当他们不怕招惹麻烦地阻止对犹太人实施暴力攻击行为并对犹太人的命运表示同情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公开承认，犹太是所有种族中最卑下的种族。对这些犹太人来说，尽管他们知道并不是每天都在进行杀戮，但1096年在布雷镇发生的如此频繁的暴行，以及后来一旦基督徒受到煽动便自然发生的种种暴行，已经进入了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之中，并且从此之后很难抹去。新的祈祷词和礼仪诗歌被珍藏在对殉难者的记忆之中。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当属《慈悲的天父》（Av Harachamim），此后犹太人每逢重要的节日都会唱这首诗歌。“纪念簿”（Memorbuchen）为未来的希望染上了悲剧性的记忆。犹太人在绝望中疯狂地互相杀害，以免（他们就是这样想的）落入他们的迫害者之手而遭受更悲惨的命运。这样的噩梦将继续萦绕在犹太人的节期、集市上的争吵、割礼的欢乐和婚礼的喜庆中间。从此之后，只要有可能，他们仍然会用石头垒起自己的房屋和会堂。这就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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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萨罗·巴伦（Salo Baron）坚持认为，犹太历史肯定不全是“眼泪”。然而，正是这些明显而无情的证据而不是所谓的情感倾向或悲剧的宿命论（啊，那些终日哀叹和哭泣的犹太人！）告诉我们，犹太历史也不全是美味的蛋糕和葡萄酒。恐怖的事件不断在中世纪的犹太人身上发生着，因为高尚的怀疑论和低俗的疑心病在任何一个“开明”的王国里是不会分离的。对于上面提到的报复心很强的法国国王来说，所谓高尚并不能医治报复者的疑心病；而在其他的事件中，即使王子或主教面对大众低俗的仇恨也不敢插手，只能站到一边任其发泄。据称，英格兰的十字军国王“狮心”理查就对发生在他的王国中的犹太人身上的不幸命运感到非常愤怒，并且从他于1189年11月3日加冕开始一直如此。但是，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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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的确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纽堡（Newburgh）的历史学家威廉是这样描述的：一群善意的犹太人，都是像约克和伦敦这样的郡县犹太社区选出的领袖，他们带着礼物，要到首都向这位刚刚即位的国王表示祝贺。这些犹太人都是由“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从诺曼底带回来的。他本想让他们提供日常的现金货物交易方面的服务，所以他们的存在与诺曼— 安茹王朝 注209的财富密切相关。除了希伯来语，他们通常使用的语言是犹太法语，而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为士兵、马匹、教堂和宫廷提供税收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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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些对理查的加冕并没有什么妨碍，但威廉却闷闷不乐地说这一天在老皇历上被认为是“邪恶的”或“属于埃及人的”。这些不会看日子却急于讨好的犹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尽管王室公开发布了一项公告，在这位十字军国王加冕时禁止他们进入西敏寺，但根据历史学家威廉的记述，他们还是聚集在王宫的大门前。因为王宫内正在举行庆祝加冕的宴会，而这位新国王正戴着那顶“光荣的王冠”。那个爱管闲事的看门人对犹太人的放肆行为非常愤怒，他使劲地往后推搡他们。在门外聚集的人群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一大片，这样的场面再加上看门人的叫喊声，终于引发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一次斗殴事件演变为一场残酷的屠杀。大街上到处是棍棒、石头和骨折的人。在这次冲突中，至少有30名犹太人死亡，有些是被活活踩死，有的被打成了肉酱。其中有一个侥幸活下来的人叫本尼迪克特（Benedict），他住在约克郡，但却是英格兰生意最大的放债人。当然，他也是参与这次骚乱的某些头目的债主，同时还是林肯郡的亚伦的代理人。与他在一起的则是约克犹太社区的领袖约西（Josce）。两个人都遭到了残酷的殴打，但约西却侥幸逃走了，而本尼迪克特则被鲜血淋漓地拖进了附近的一座教堂里并被强迫施洗。后来，在挣扎着回家的路上，他由于伤势过重而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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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威廉兴奋地写道，“一则令人振奋的谣言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传遍了整个伦敦：国王已经发布命令，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另一个修道士历史学家、迪韦齐斯（Devizes）的理查德同样难掩兴奋之情：“在加冕日当天，几乎在圣子向圣父献身的同一时刻，他们（指基督徒）开始在伦敦城用犹太人向他们的父亲——魔鬼献祭。”伦敦的大街上和西敏寺里挤满了人。顷刻间，一群武装暴徒聚集起来，“随时准备抢劫，并按照上帝的判决让一个仇视全人类的民族偿还血债”。经过上午的骚乱之后，得以幸存的犹太人纷纷躲进了家里不再出门，他们用石头盖房子真是有先见之明！暴徒们无法推倒房子，于是便把房顶点着了。房子里的人或者在试图冲出来时被当场杀死，或者被活活烤死在里面。威廉继续写道：“令人恐惧的大火对被困在里面的犹太人来说是致命的，同时也为那些在夜间发泄愤怒的基督徒提供了光亮。”其余的大部分市区都连同犹太人一起被烧毁了，而从犹太人那里抢劫的大量财物使杀害他们的凶手“对他们实施的这场屠杀感到非常满足”。这场浩劫后的滚滚浓烟终于钻进了正在宴会上穿行于贵族间的这位新国王灵敏的鼻孔。于是，他派出其中一位客人，即以“行事谨慎、手段强硬”著称的司法大臣兰诺夫·德·克莱因维尔（Ranulph de Clainville）以善后的方式约束那些暴徒。但他和他的部下同样也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在惊恐之下放弃了努力。迪韦齐斯的理查德用他优美的拉丁文体得意地写道，这就使犹太人的毁灭者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他们的杰作，“这场大屠杀［多好的燔祭！］几乎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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