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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使多尔西亚成为她的社区的支柱式人物：为社区管理钱财。她是一个值得邻居和宗教同胞信任的人。她尽心尽力地管理好他们的钱财，把一部分资金借出去，当然主要是在当地的犹太社区范围内放贷。她以香料商妻子的身份成为了一位以利亚撒领导的虔敬派犹太人的银行家。这一事实无疑会为她带来灾难。虽然抢劫犯身上都戴着十字架（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但当他们于1196年11月间闯进这位香料商的家时，他们要搜寻的正是她家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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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西亚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这次灾难的女人。当时，有为数众多的犹太女人已经成为基督教社会权力高层（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王后和国王）的银行家和债主。布卢瓦的鲍瑟琳就是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债主之一。在英格兰，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犹太女族长、妻子和寡妇都在从事大额放贷的业务，像温彻斯特的切拉（Chera）和她的儿媳贝利亚（Belia），以及切拉最大的竞争对手利科里西亚、牛津的贝拉塞特，等等。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买卖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是因为发生于1189—1190年的加冕日骚乱中的受害者都是一些欠犹太人钱的人。由于国王理查把“他的”犹太人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已经习惯于在时局需要时依靠他们，所以正是理查的依赖性毁灭了这些犹太人。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财政大臣负责记录他们的所有交易，包括他们欠的钱、放的债以及他们到期的“应税额”和罚金。由于这类罚金已经扩展到诸如改变财物现状的许可这类日常琐事， 王室的“派普名册”（Pipe Rolls） 注214 实际上记录了盎格鲁—犹太社区五万多犹太人直至1290年大驱逐前的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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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放债人，也并不是所有的放债人都是犹太人。尽管基督教会规定禁止靠借贷取利，但仍然有大量的基督徒尤其是伦巴第人提供此类服务。他们显然对这种灭除其灵魂的威胁置若罔闻，因为他们不仅收取极高的利息，并且在约定的借债期内一直收取利息，甚至在提前还清债务的情况下依然如此。而另一方面，犹太人作为归顺的臣民，他们收取的利息和借贷的条款却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在整个欧洲的跨国联系网络使他们进入了硬资本市场。而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各种形式的债权——土地、庄园、修道院不动产、城里的房产等——本身都是可以转让的。当一个犹太债权人死后，某个第三方（至少）将把财产归还王室。所以犹太人经营的硬资本，随之成为贪得无厌的王室国库的直接收入。犹太人天生应该做苦工、受诅咒，而王室可以坐收渔利甚至无本获利。除了以上无理的规定，他们还时常对这些无助的犹太市民突然提出紧急的财产要求，以违约的名义根据王室的需要把所有财物据为国有。在大多数年份里，用这样的花招从犹太人身上“偷来”的钱竟然占到王室全部岁入的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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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年，随着商业巨子、林肯郡的亚伦去世，王室轻易占有了最大的一笔钱财。伴随着教会和王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亚伦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他曾经资助过贝克特（Becket）主教和国王亨利二世；还曾借钱给林肯的主教（钱数就清楚地记在主教办公室的门牌上），从而使这位主教能够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府邸。并且正如他的钱建成了离此不远的彼得伯勒大教堂一样，林肯大教堂本身事实上也是用他的钱建成的。在他去世时，如果将他的资产折算成现金，亚伦无疑是全英格兰最富有的人。所以，他的财产对于王室财政捉襟见肘的亨利二世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他去世后，他的全部财产，包括登记债务人的那个厚厚的账本，随之被国王没收。其中的金银钱币被立即送往法国，因为当时亨利正在那里与腓力·奥古斯都开战。但凑巧的是仿佛上天有眼，这艘装运金银的船在驶往迪耶普（Dieppe）的途中沉没，船上的金银不知所踪。剩下的财产则是一大堆债契，债务人从苏格兰国王到坎特伯雷大主教共有450人。而他的不动产数量更是如此惊人和复杂，以至于不得不设立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亚伦”财政部（Saccarium Aaronis）来处理善后事宜。在开发这座“金矿”之前，“亚伦”财政部长光理清其详细的账目就花了五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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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其实并非特例。在犹太人被限制在几个特定的城镇中之前，他们已经遍及整个王国，其中许多人都是放贷人。他们往往把钱借给一些比亚伦的大客户相对小一些的“小鱼”：当地的骑士和乡绅，规模不大的修道院和教堂，以及集市上和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他们进入了一些辅助性服务行业，如金银器制作、珠宝加工和宝石买卖。也有一些干起了红酒销售商（这是一个从与法国有联系的家庭赚钱的行业），贩运羊毛、食盐和香料的商人，以及普通的医生和药剂师。我们还听说，有一些专门制作“犹太特色食物”的犹太厨师和送餐人为非犹太人供应三餐，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更令人吃惊的职业。1139年，在第二次拉特兰公会议上，曾乐观地试图禁止基督徒对自己的同胞使用石弩。但任何一个货真价实的军阀，若没有石弩是难有作为的。所以制作石弩的犹太人接受训练后成为国王的一支特种部队，并且在整个王国里以这种兵器的专家而著称。在亨利三世统治期间，至少有一个这方面的案例：一个叫西曼（Seman）或西门的专业石弩匠人曾向当局索要维修费。据说他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却一直受雇于牛津的大卫专门制作军人制服和兵器。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以绘制圣像，尤其是圣母玛利亚形象著称的犹太画家，但我们却不知道他冒犯的人到底是谁：拉比们认为他违犯了上帝的第二条诫命（指“不得制作偶像”），而基督徒则认为他借用犹太人的故事来亵渎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或许我们这位画家完全能够摆平这件公案，因为他完全可以这样来安慰自己：我画另一个宗教中的偶像应该不算犯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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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这些长期向势力强大的客户放贷然后又为他们背黑锅的伟大的放贷人才是英格兰犹太人的绝对统治者：林肯的亚伦、伦敦的本尼迪克特·克雷斯平（Benedict Crespin）（他用绿色的砂岩雕成的美轮美奂的净身池于2002年被发现，如今就躺在一个犹太博物馆里）、布里斯托尔的摩西，还有上面提到的牛津的大卫。像许多犹太居住区一样，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建造的（既不失庄严又具有防御功能），连同他们的家族小型会堂都建在离市里的城堡和监狱不远的地方，以便在发生骚乱时（这样的事时有发生）能够及时进入这些坚固的建筑中躲避暴徒的袭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包括伦敦在内的许多城市里拥有多种产业。有些人（像另一位本尼迪克特，他是利科里西亚的儿子）甚至在乡间拥有庄园。以这位本尼迪克特为例，他在北安普敦郡有一处面积达39英亩的庄园，里面有农场、绿地和供打猎的森林，另外还饲养着大量的家畜。某些犹太显贵显然喜欢上等的良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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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大卫就是饲养良种马的著名爱好者之一。像这个城市中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大卫有幸逃过了理查（他率领十字军劳师东征，然后再向犹太人勒索金钱用作回乡的盘缠）和他那位以贪婪著称的兄弟约翰的掠夺。正是这位约翰，他先是在1217年征收了大量的税金，然后又让那些制定《大宪章》的王公贵族从那些被无辜指控为欠债者的犹太人身上抢走了他们需要的所有财产。大卫从这片破败的废墟上东山再起，重新建立起他的财富王国。他把钱借给那些出手阔绰的大客户，从北安普敦郡和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到伯克郡（Berkshire）和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几乎遍及整个英格兰。在当地，他出资建成了奥森尼（Oseney）修道院和牛津城堡。这个城堡实际上是一个要塞，犹太人不仅怀着极大的兴趣到那里参观，甚至还时常不由自主地希望能到里面住一阵子。根据一份文件的记载，有一张收据就出自大卫“冰冷的手”。但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在借钱时做一笔“冰冷的买卖”，因为他永远也不能确定是否还能再见到这笔钱。理查已经习惯于随意地把债务转嫁给像大卫这样的犹太人，以讨好那些跟随他东征的贵族：有时只是降低或免除利息，有时则直接把债务一笔勾销。这样的手段屡试不爽，在每次十字军东征失利后都要来上一次。约翰和他的兄长一样好战，而年幼的继承人亨利三世由一帮贵族监管，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王室提供各种各样的军事化服务。在不到十五年里，大卫经历了不下30次这样的“免债”灾难。所以，避免全部由自己承担这类灾难所造成的沉重负担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和其他值得信赖的有钱人合伙。虽然他们平常可能会分享一些红利，但也可以在“免债”时为他分担一部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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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大卫的手是否“冰冷”，他总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被牛津和剑桥两校师生一直称作圣阿尔达特（St Aldate）的卡尔法克斯街（Carfax）南面的牛津犹太居住区建造了一座石头房子，而另一座就建在圣爱德华巷（St Edward’s Lane）的拐角处。大卫的财富王国显然已经足够庞大，他不得不为自己与穆丽尔（Muriel）的婚姻没有为家族生下一个继承人感到担忧。不久之后，大约在1242年，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最爱：温彻斯特的利科里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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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里西亚是一个寡妇，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肯特郡的亚伯拉罕生下了三个儿子。七年前，亚伯拉罕曾卷入了另一个杀婴案，但并未被处死。像许多妻子甚至寡妇（例如，温彻斯特那位名气更大、富可敌国的富孀切拉精明的儿媳贝利亚）一样，她们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他们家族买卖上的合伙人，用希伯来文为他们签合同、写收据（所以她们应该既识数也认字）。利科里西亚在切拉及其家族控制下的温彻斯特长大，她肯定从上一辈那里学到了许多经商的经验，因为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独立地经营自己的买卖，或许她的姓氏决定了她只能如此。当她遇到大卫时，她已经相当富有。但即使大卫已经拥有巨大的财富，但要以合伙的方式积累更多的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点却恰恰成了后面发生的“艳遇”的动机。更有可能的是，他真的爱上了她。要知道，旅途中的寡妇肯定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非常时髦地一起进行商务旅行，经常穿着华丽的时装四处招摇——我们只知道当时很时兴“蓝丝绸”和“兔毛镶边的血红色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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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的一意孤行得以推广的话，他们的礼服肯定就不会那么光鲜了。因为他们就必须佩戴一个类似刻着“十诫”的两片石板那样的胸牌——“四根宽叠成两层”。在1215年举行的第四拉特兰公会议上，这位教皇之所以要求佩戴这种识别牌，完全是因为仅仅根据着装和语言已经不可能认出谁是谁了。因而在教皇的眼里社会面临着通婚的危险。教皇采取这样的行动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事件引起的。例如，在牛津发生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根据编年史学家马修·帕利斯（Matthew Paris）的记述，某教堂执事竟疯狂地迷恋上了一个犹太姑娘，“他如此强烈地渴望投入她的怀抱……竟然同意了她让他皈依犹太教的要求，并且用自行割礼的方式向她表明他是认真的。当他满足了她的所有要求之后，他终于赢得了她的不正当的爱情。但这件事不可能长时间地隐瞒下来，并且很快就报告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Stephen）。”1222年，大主教兰顿（Langton）召集主教们在牛津举行了一次会议，撤销了这个不知改悔的执事的职务。因为他严重违反了大主教所谓的“新制定的法律”，并责成其就如何看待圣母玛丽亚这个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但这样的惩罚似乎并没有平息这位大主教的愤怒。以残忍著称的郡督福克斯·德·布洛泰（Fawkes de Bréauté）更是怒不可遏，他竟然把这个可怜的执事活活烧死了。关于那位犹太姑娘，除了听说她逃过了诽谤和死刑［幸亏她的外衣上没有佩戴“识别牌”（tabula）］，并没有更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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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牛津的那个教堂执事作出了叛教行为，但强制佩戴“十诫”石板样式的识别牌的法令在亨利三世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并没有真正实行。所以，并没有给利科里西亚和她那些四处奔波从事放债业务的姐妹带来多大的麻烦。她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在基督教世界里做生意。她们具有独立意识，都会读书写字，敢于与那些最粗俗、最难缠的王公贵族和主教打交道并且显得很有主见。所以他们在同贝拉塞特和利科里西亚这样的犹太女人见面时，自然会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同样地，因为她们在生意上需要与境内的其他犹太人合作，她们显然已经摆脱了人们对沃尔姆斯的多尔西亚的那种家庭和宗教偏见。尽管这不一定会使她们世俗到以自己的信仰为代价的程度。利科里西亚似乎一直是一个恪守“可食”规则的女人。但除此之外这些女人似乎什么都不怕。她们在出行时有武装人员护送，她们会高高地跨着腿骑在马鞍上或坐在传统的马车上。旅途中会下马在沿途的犹太社区过夜，第二天继续上路。而她们的目的地往往是使那些胆小的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利科里西亚通常在温彻斯特城堡的大厅里接见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客户，而亨利三世就时常光顾这个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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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大卫——或许仅仅是利科里西亚已经得到验证的生育能力——反正这种吸引力足够强大，以至于使他出人意料地突然采取行动，宣布与穆丽尔离婚。这有点像男方主动提出休妻，但他可能并没有事先告诉她。由于来自美因兹的革顺·本·犹大及其同时代的拉比们发起的改革运动不仅严格禁止一夫多妻，而且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提出离婚是非法的，除非她犯下通奸罪而声名狼藉。穆丽尔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并且她也不想安安静静地离开。像穆丽尔这样的家族当然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不会羞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在这个时期，其他的犹太女人在陷入婚姻纠纷时，由于她们对律法非常熟悉，所以一旦守寡，往往会在嫁妆问题上毫不退让。例如，有一个叫米拉（Milla）的犹太女人在离婚时就通过律法捍卫了自己的权利。她原来的丈夫撒母耳十分贪财，为了占有她的嫁妆，他声称他们是“按照双方订立的财产合同”结婚的，也就是说是一桩纯粹的买卖婚姻。米拉对此嗤之以鼻，她诉诸律法并打赢了官司。还有一个名叫甘提拉（Gentilla）的犹太女人，她很有主见，竟然使用假名向王室官员们付了一笔钱，从而使自己避免陷入一桩被胁迫的婚姻。虽然当时这样的女性并不多，但穆丽尔显然就是这样的人。穆丽尔的林肯家族立即行动起来，而她的哥哥佩特温（Peytevin）接手了这桩离婚案。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曾建立了自己的家族会堂，并且显然对犹太律法和世俗律法非常精通。他首先将这个案子提交给了一帮法国拉比，使大卫无法插手。而法国拉比作为特鲁瓦伟大的学者拉什的门徒，全英格兰的拉比同仁一向对他们言听计从。法国拉比作出了有利于穆丽尔的判决，并且在舆论的支持下，穆丽尔和佩特温在牛津组织了一个拉比法庭（beth din），法庭根据法国拉比的裁判宣布离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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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和利科里西亚对轻敌后悔不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穆丽尔不会抗争。但他们现在只能继续走下去，即使诉诸犹太社区领袖甚至基督教当局乃至约克大主教也在所不惜。其实，在这些人中间，大卫能够依赖的只有国王本人，因为大卫曾在某个关键时刻给过他100英镑的好处。从此之后，在亨利的眼中，大卫就再也没做过什么错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大主教驳回了拉比法庭所有关于有罪的推定，并且在传唤穆丽尔一方到庭后，撤销了牛津拉比法庭的判决，宣布离婚有效。更严重的是，在“密封敕令”中有一封国王亲手写给裁决这次离婚纠纷的“法官们”的信，禁止他们“以扣押的方式胁迫”大卫“保留这位妻子［穆丽尔］或其他任何妻子”。这封信还警告说，如不照此办理，将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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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时的穆丽尔和她哥哥可以说是投诉无门。在当时，根据 “哈拉哈”（Halakha）注215 中的律法条文，她只得到了大卫位于圣爱德华巷和“犹太胡同”拐角处的那所不大的房子。或许，她从下面的事实得到了的一点凄凉的安慰：利科里西亚和大卫尽情地享受他们的婚姻生活还不到两年，大卫就于1244年去世了。然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长，因为利科里西亚为他生下了他急切盼望的家族继承人。他取了大卫父亲的名字，叫亚瑟尔（Asser）或亚舍尔（Asher）。但他一生中却以他作为糖果商的母亲的名字斯威特曼（Sweetman or Sweteman）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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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利科里西亚不仅没有能够享受她第二任丈夫留下的财产，反而由于在大卫的财产遭到国王的查封后挪用其财产，与刚生下的斯威特曼一起被关进了伦敦塔。通常情况下，国王有权拥有这类被查封的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但如果是大笔的遗产则另当别论。林肯的亚伦就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平的例子。由于被关进了伦敦塔（尽管花钱疏通关系后可以自由活动，也能吃上“可食”的食品，等等），利科里西亚俨然成了王室的人质。而国王亨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搜查大卫那座巨大的图书馆。表面上是为了弄清楚里面有没有对基督教或犹太教有害的书籍，实际上却是把搜到的祈祷诗集一类的书籍拿走。对国王来说，最令人满意的莫过于没收大卫那所位于圣阿尔达特街上的装饰精美的豪宅，并将其改作“皈依者收容所”（domus conversum）。凡投向基督怀抱的人，都可以在那里享受大卫家的厨房供应的美味佳肴，使用他的豪华家具与他和利科里西亚高大的衣柜。为了使王室的代表满意，光处理大卫的不动产就花了好几个月，而最后国王占有的钱数竟达5000马克，相当于3000多英镑。由于当时100英镑就可以建造和装备一艘豪华的大船，所以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而这笔钱正好用于亨利三世念念不忘的重建西敏寺的庞大工程，并为葬在那里的“忏悔者”爱德华国王修葺陵墓。建造这座用来举行国王加冕仪式的大教堂的大部分资金就是来自犹太女人利科里西亚和她的丈夫大卫的财产，但这个细节在现代的导游手册上却被莫名其妙地被故意省略了。如果你想知道犹太人的财富到底有多少，看一看那里用大卫和利科里西亚的钱买来的华丽的卡斯莫迪（Cosmati）瓷砖铺成的路面就足够了（当然教堂内还有许多其他豪华的设施）。爱德华墓地也不只是一个附带的工程，它后来成为西敏寺最神圣的地方，成为包括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一世在内的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和王后的陵寝。而在半个世纪后，正是这位爱德华一世，在经历了一次次痛苦和磨难之后，随意地把犹太人从他的王国里彻底驱逐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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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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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人们在利科里西亚在温彻斯特的家里的地板上发现了她和她的女仆艾丽丝的尸体，两个人都是死于刺伤。犹太人不可能有基督徒女仆，但这个家里却有一个。许多本来以为犹太人不可能做的事，利科里西亚大部分都做了。把大卫埋葬在牛津（那里的犹太人当时已经进入了上层社会）大学植物园的犹太公墓之后，利科里西亚带着斯威特曼回到了她在温彻斯特的茅草屋，并很快就在那里东山再起，再次成为金钱王国的“女王”。并且，有时其富有程度甚至超过了从前那个温彻斯特富孀。当她的一个债务人托马斯·加勒科特（Thomas Charlecote）的尸体被发现脸朝下漂浮在沃里克郡的一个池塘里时，利科里西亚正好到那里收回他的不动产。加勒科特所借的债的确是用他的土地抵押的，但债契上写明她必须要等到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托马斯从中划出相应的一份之后。利科里西亚并不是一个愿意等待的人，更不是一个愿意放弃的人。她似乎曾强迫穆丽尔搬出她在牛津的大房子，而此时她又要占有加勒科特的土地，并且所用的手段近乎敲骨吸髓——把他家的家畜、林地和房产变卖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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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像布洛瓦的鲍瑟琳一样，利科里西亚树敌太多。尽管她从12世纪70年代就已经退出了生意场。难道是这些敌人杀害了她？人们心中的疑问指向了一个名叫拉尔夫（Ralph）的马具商。这样一来，这场谋杀就变成了一个随机的抢劫案，而这样的抢劫经常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但是，拉尔夫很可能是一个替罪羊。而他身后有某个更重要的人物急于杀害债权人以摆脱自己身上的债务。可以说，是旧的时代和新的仇恨杀害了利科里西亚，并且后来有更多犹太人被杀害。因为他们的命运与亨利三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他却不失时机同时又不择手段地随意对他们的财产突然采取征税和没收措施。这些措施至少标志着他的“ 保护”使命即将终结 。西门·德· 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既是犹太人的债务人而又对犹太人充满仇恨，在以他为首领的贵族混战中，这种“恩惠”成为人们对国王发泄不满的主要原因。尽管德·蒙特福特最终被击败，但亨利的继位者爱德华一世（他于1272年登上王位）不仅继承了他的许多偏见，而且他作为一个十字军首领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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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200年的约定——犹太人提供借贷服务以换取王国的保护和出行自由——顷刻间被打碎了。而第一个信号，就是突然强制犹太人佩戴“识别牌”。当时，他们成了“有记号”的民族。随后，他们曾经被允许居住的城镇受到限制，有时整个社区的人都不得不迁往其他地方。爱德华率领十字军东征回乡后，局势更加恶化。他于1275年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犹太人借贷。不管这样的职业如何被人憎恨和如何危险，这种根本的生存方式毕竟支撑着那些本来会陷入贫困的社区。官方的猜忌使得那些学习和从事新工艺和新生意的犹太人无事可做，完全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尤其是行会的大门一直紧紧地关闭着。但当时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利科里西亚在第一次婚姻期间生下的儿子本尼迪克特一直与温彻斯特市长西门·德雷珀（Simon Draper）私交匪浅。于是这位市长介绍他进入了本市的商业行会。这次令人吃惊的破冰式尝试几乎很快就使得针对这位惹上麻烦的市长的指责和谩骂烟消云散。于是他连忙改正了以往的做法，大方地给予犹太人以某种受人尊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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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母亲被杀害一年之后，本尼迪克特作为行会的准会员也在伦敦死在了刽子手的绞架上。1278—1279年，令人发指的恐怖和暴力活动一直在持续着。大量的英格兰犹太人被指控从事“剪硬币”（把剪碎的金币和银币熔铸成块状，然后制成假币）活动。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犯罪。有许多基督徒罪犯也参与其中。很可能有些犹太人在收集“轻”币，然后用“剪硬币”的方式制成假币。实际上，全国所有的犹太人都被关了起来，他们被集中到伦敦，导致那里的监狱是如此拥挤，因而不得不开辟一些闲置场所作为临时监狱，其中就包括亨利三世在伦敦塔里的象厩（这些热带的庞然大物运进来后很快就死光了，所以象厩一直空着）。既然称为象厩，那么至少比大象要大，因此相对宽敞一些。根据记载，有一位孤苦伶仃的犹太老妇曾可怜地请求把自己关到象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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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很可能由于这种特殊的“待遇”躲过了一劫。当时，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绞刑架，据说有269名犹太人被吊死。这就是爱德华一世登基后第一年的伦敦，大街上犹太人的尸体横七竖八，而利科里西的儿子本尼迪克特就挂在街头的绞刑架上。在英格兰历史上，这场令人发指和不可原谅的暴行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记忆、没有人哀痛，也没有人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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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绞刑彻底破坏了这里的犹太社区。他们的男女领导人，他们的保护人、追随者以及安全设施一下子（这个词用在这里绝非夸张）被彻底摧毁了。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几乎一文不名。他们心如死灰，终日战战兢兢。实际上，他们对于国王自己标榜的所谓社会改革根本不抱有任何希望。当时，爱德华表面上的社会改革热情已经演变为对犹太人实施最后的抢劫活动。当他把犹太人从加斯科涅（Gascony）驱逐出去之后，爱德华又发现佛兰德人（Flemish）和热那亚人（Genoese）在当时的形势下也需要钱，于是犹太人同样遭到驱逐。对于犹太人来说，剩下的工作只有清理垃圾。到1290年7月，爱德华颁布的驱逐法令，即他发出的“最后一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他的母亲、来自普罗旺斯的埃莉诺（Eleanor）（她是一个定期借债的客户，所以有点仇恨犹太人）和他的王后、来自卡斯提尔的埃莉诺（与爱德华母亲同名，她对犹太人怀有更大的仇恨）——在当时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意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理由，那就是可以在犹太人迁移的过程中赚上一笔钱。当爱德华于1289年结束了在法国的战事回乡之后，王室的钱柜已经空空如也，只有靠向包括贵族和教会在内的所有英格兰臣民进行惩罚性征税才能填补国库的亏空。这剂难以下咽的苦药的“甜药引子”就是驱逐犹太人，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取消所欠他们的所有债券和债务。不消说，这是一个大受贵族阶层欢迎的解决方案。11月5日，国王颁布的法令称：“由于他们的罪行，同时也为了维护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荣耀，国王特将犹太人作为背信弃义的人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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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世纪后西班牙发生的更具破坏性的驱逐（因为被驱逐的人数要多得多）来说，这项驱逐令无疑具有示范的意义。英格兰的犹太人被限定在四个月内离境。他们只有权收回大笔债务的本金而不能加收任何利息，并且只允许他们带走能够随身携带的财产。根据这些严格的限制条款，英格兰的犹太居住区被腾空之后，他们的房产就被那些掠夺成性的买主以十分荒唐的低价买走。破旧的马车和跛脚的行人排成一线，犹太人艰难地跋涉在去港口的路上。他们要去多佛尔和南安普敦，等待泰晤士河码头上的海船离岸。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昆伯勒（Queenborough）停靠着一只船，船长建议旅客下船到退潮后裸露的海滩上活动一下腿脚。然后，他却把乘船费装进腰包，然后把船开走了。他将他们扔在海滩上，这时突然涨潮了，他们都被卷进了巨浪中。让当地的王室官员特别生气的是，他们一直怀疑财政大臣参与分赃，无论多么少的赃物都不放过。在诺福克郡，1281年曾发生过一场现场争论。有一个郡督的兄弟从犹太人那里抢夺了大量的财物，然后跑上一条船离开了巴勒姆（Burnham）。他企图将这些财物据为己有，根本不管这些财物是否缴过特别税。在这场争论中，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条船上的犹太人都被杀死了，并且财物也被抢走了。因为正如那位郡督所说，他们毕竟是“王国和平的邪恶破坏者和混乱制造者”。在这个令人悲伤的年代，一个更难抹掉的形象就是英格兰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组建的各种俱乐部的成员在犹太人面前耀武扬威，并幸灾乐祸地把他们赶出了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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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关于“流浪犹太人”的传奇开始在基督教世界中传播开来。这并不是一个天涯亡命者的普通经历，而是关于一个犹太人的独特故事。在某些版本中（如对犹太人的不幸命运一直幸灾乐祸的马修·帕利斯的记述），鞋匠卡塔费鲁斯（Cartaphilus）在去十字架刑场的路上曾经用矛刺过耶稣，并斥责他“连去死也慢腾腾的”。耶稣回答说，他需要休息，而行刑者却根本找不到一个休息的地方。因此，犹太人命中注定要像该隐一样不停地在大地上行走，不断地见证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犯下的罪，从而拒绝用“休息”的方式作为一种对死亡的延缓，直到救世主再次降临。或许，眼看着那些筋疲力尽的犹太人挣扎着爬上船，基督教的英格兰获得了某种满足，因为这或许实现了关于救世主的另一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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