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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1240年的巴黎和1263年的巴塞罗那,《塔木德》被推上了对犹太教进行公开审判的被告席,并当场提取了犯罪的物证。与在巴黎彻底灭除《塔木德》不同的是,在巴塞罗那审判中对《塔木德》既没有没收,更没有焚毁。然而,这完全是一场信念的格斗。在这个赛场上,犹太人热切地期望他们的斗士拉比摩西·本·纳曼(Moshe ben Nahman)(时人称为“纳曼尼德”)千万不要被击败,因为他这个精神支柱一旦倒塌,将会引起大量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且看当时公开“审判”的隆重场面:到场的有罗马教廷各地的红衣主教、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重要神学家(其中有些人精通希伯来语)以及主要的王室成员。在巴黎,路易九世的母亲、卡斯提尔的布兰奇(Blanche)王后亲临审判现场,这位王后在仇恨犹太人这个问题上对他的儿子从不让步;而在巴塞罗那,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一世则亲自主持了审判。不消说的是,无论争论的内容如何离题和离奇,都由犹太人和基督徒用希伯来文和拉丁文记录了下来。基督教一方的发言人有两位,他们和另一位拉比(共三人)一起已经在巴黎“坦白”了《塔木德》犯下的罪行。而犹太教一方的希伯来文记述中则描绘了一位百折不挠、足智多谋的拉比耶希尔·本·约瑟(Yehiel ben Joseph),似乎一直在竭力扭转论争中的被动局面。根据基督教一方关于“ 巴塞罗那论争注232” 的记述,皈依基督教的“狂热者”帕巴罗·克利斯蒂亚尼牵着拉比纳曼尼德的鼻子团团转,而按照这位拉比本人所作的关于这场论争的《记述》(Vikuah),他在所有针对他本人和《塔木德》进行的辩论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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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些细节上,相关的记述反而比较一致。在巴黎和巴塞罗那论争中,拉比们都否认了《塔木德》是某种新近的创作(对这样的古老经典来说真有点过分)这一说法。既然在基督教统治的几百年里,有这么多从无过失的教皇和主教都知道有这本《塔木德》并且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于是他们质问道,为什么直到现在这本书才对基督教形成了威胁呢?由于拉比们知道所谓有罪的证据大多摘自《塔木德》中那些过于夸张的段落,所以他们就尽可能地让基督徒们相信,“阿嘎嗒”部分的确有一些不雅的内容,但那不过是给犹太读者看的。耶希尔和纳曼尼德都耐心而尖锐地解释说,《塔木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哈拉哈”,的确对犹太人有约束力;但另一部分“哈嘎嗒”则只是罗列了一些评论和观点,只要犹太人认为合适,他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你们所提到的那些侮辱耶稣或圣母玛利亚的内容当然属于后一类。纳曼尼德说:请看,我就不相信这些东西,并且我也不需要相信,因为这些不过是逗乐儿的猫穗草罢了。在巴黎,耶希尔·本·约瑟采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主动让步,说多尼挑出来的那些带有侮辱成分的段落的确能在“阿嘎嗒”里找到,但他完全弄错了侮辱的对象。那位据说在地狱里站在粪便中的“耶稣”并不是拿撒勒的耶稣,也可能根本就分不清是哪个耶稣,因为在这个谁都会布道的时代(的确如此),世界上还不知道有多少叫耶稣的呢。当多尼对这种不诚实的回答表示不屑时,耶希尔近乎无礼地反问道,不管怎样,你知道除了国王,在法国有多少个叫路易的吗?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弄错名字的现象,他一派天真地瞪着眼睛反问道,你是不是在无边无际地胡思乱想,“美发师米利暗”这种叫法是不是也是在侮辱她,甚至其中还提到她是一个妓女,她怎么会是耶稣的母亲呢?因为从来也没有犹太人说玛利亚曾做过“美发生意”。还有经常受到诅咒和辱骂的“外邦人”,这种叫法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基督徒,而是指所有的异教徒,《圣经》中不是请求全能的上帝在赎罪日“把他的怒火”施加在“异教徒”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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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双方关于这些唇枪舌剑的论争情节的记述中,这种斗嘴式的夸张风格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当时论争双方的地位是对等的。但显而易见,双方的地位根本谈不上对等。拉比们是在为自己民族宗教的生存而战斗,在巴塞罗那,面对神学家、传教士、王公贵族甚至国王本人的威胁恫吓,这群满怀期望的人之所以勇敢地站出来,是因为他们要亲眼见证那些不幸但却“愚钝、自大、固执”的犹太人所遭受的羞辱和痛苦,并且更令人心安理得的是,他们的命运竟然掌握在一个原来同样也怀有他们这种愚昧信仰的人手中。然而,当巴黎的三位拉比可以互相依靠、互相支持时,远在巴塞罗那的纳曼尼德却是孤独的、无助的,但他英勇不屈、义正词严地孤身作战,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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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迈蒙尼德一样,纳曼尼德也是一位医生兼拉比。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法国南部,几乎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乐意安抚别人的人,而不是一个好斗的人。1232年,他曾试图调解迈蒙尼德派和反迈蒙尼德派之间的纷争,因为他知道,长此以往最终受伤害的仍然是各地的犹太人,但他的调解并不算成功。他认为,迈蒙尼德派开除所罗门·巴·亚伯拉罕以及后来焚烧迈蒙尼德书籍的犹太人的教籍的做法是错的。但是他又认为,把这种敌意转移到这位医生兼哲学家身上更是大错特错,他们竟然用漫画的形式讽刺迈蒙尼德反复无常地玩弄律法甚至鼓励改宗。纳曼尼德指出,《迷途指津》并不是在诱惑犹太人陷入异邦的理性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是要召唤那些已经理智地信奉古典哲学的犹太人浪子回头,并通过他的方法深入犹太教信仰的本质。他们走上“迷途”是由于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性造成的,所以如今才陷入了信仰和理性之间的伪两难推理。迈蒙尼德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他们如何在犹太教的怀抱里把两者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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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曼尼德的调解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但他却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犹太社区(juderias)中赢得了人们的拥戴。像萨拉戈萨(Zaragoza)、韦斯卡(Huesca)和他居住的赫罗纳(Girona)这些高墙深巷的城镇,由于那里的犹太社区紧靠着大主教的府邸和教堂,所以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在像阿尔瓦拉辛(Albarracin)、弗拉加(Fraga)和蒙泰尔班(Montalbon)这些山区村庄里,由于犹太人拥挤在高大的山墙后面和狭窄的胡同里,所以也没有受到过多的骚扰。尽管人们认为纳曼尼德并没有迈蒙尼德那样高的悟性,但他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他完全知道如何在一排排坐在法庭里的那些令人恐惧的骑士和行乞修士面前展示自己的男性气概。纳曼尼德在自己导演的戏剧里扮演英雄的角色,他所展示的那种冷静的雄辩能力丝毫也不输于迈蒙尼德,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他还想坚持下去的话,赢得国王的同情是至关重要的。他可以确切地感觉到,西班牙所有生活在穆斯林和基督徒土地上的犹太人的眼睛和耳朵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因此,接近而不是疏远詹姆士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以毫无敌意的温和态度与詹姆士接触,巧妙地与王室的旁听席周旋。他就像一个唱独角戏的犹太演员,虽然内心无比坚定,但表情却诙谐而搞笑,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与世界上最难对付的王室进行斗争,在1240年7月底巴塞罗那最炎热的季节坚持了整整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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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纳曼尼德被赋予了自由发言的特权,但前提是他不得继续亵渎基督教。但当他假装无辜地对《新约》中的一段话的解释进行取笑时,他差一点就犯了教会和王室的大忌。他以幽默的口气试探道:“这的确有点古怪,上天和大地的创造者竟然又回到了某个犹太女人的子宫里,他在里面待了九个月后按时生了出来,长大后被出卖给了他的敌人并被处死,后来又复活了,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对一个犹太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恐怕都很难忍受这样的说法。”按说,迈蒙尼德这种近乎放肆的玩笑应该适可而止,但就像一个伟大的演员一样,他根本无法停下来。然后,他竟然明目张胆地再次直接转向国王(不管怎么说,国王已经对他的发言作了限制),告诉他“你詹姆士一生都很听牧师们的话,他们给你的脑子灌满了……这样的教义,所以现在已经成了你的第二天性,你接受他们的说法纯粹是习惯使然。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是不可能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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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巴罗·克利斯蒂亚尼单独挑出《以赛亚》第53章中有关预言“上帝有一个‘受难的仆人’,一个‘陷入悲伤的人’,上帝将为了人类犯下的罪行而‘痛打’、‘鞭打’和‘折磨’他”的段落时,纳曼尼德假装吃惊地说,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些段落指的是耶稣,但任何人也都知道这个“受伤的人”指的就是以色列本身,因为上帝知道以色列受难了,但是是否可以因此而想象成上帝派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来赦免集体犯下的罪行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当他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时,纳曼尼德庄严地指出,犹太教并不相信集体犯罪,更不相信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的原罪甚至“比从法老那里继承的罪还要多一些”。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堕落状态,还要请这样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人类。不管犹太人的弥赛亚——顺便提一句,他“对我们的宗教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会以何种更低调的方式降临,但可以肯定对犹太人来说意义重大。他只会救赎耶路撒冷,使圣殿得到重建。这样一位弥赛亚不可能总是梦想着宣称自己具有部分神性,因为这违背了犹太教最初确立的基本原则,我们每天背诵三次“示玛”祷文,就是要记住上帝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并且具有独一性。然后,纳曼尼德就开始口无遮拦地卖弄辞藻,他再次直接面对着詹姆士解释说,犹太人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位国王,是地地道道的尘世间的凡人,像你们这些国王一样,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和女人交欢之后生下来的,并且在母亲的肚子里靠胎盘连着子宫,而不是像有的弥赛亚那样是靠父亲由于某个神灵附体孕育而成的。我们的弥赛亚是一位像他(詹姆士)本人一样的万民拥戴的君主。“你是一个国王,他也是一个国王”,他言下之意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国王詹姆士对他来说远比国王弥赛亚更重要。可以想象,国王詹姆士听着这句话肯定心花怒放,至于他的嘴咧得有多大,历史上并无文字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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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曼尼德继续说道:但是,虽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接受耶稣作为救世的基督是一件(的确不是全部)天大的事,那么他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世界的和平统治(以基督在十字架受难作为起始点),不管是在他刚刚受难之后还是在后来基督教长达十二个世纪的统治期内,却都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得到实现。事实上恰恰相反,“从耶稣时代直到现在,整个世界依然充满了暴力和掠夺。”他似乎用“旁白”的方式继续说道,战争在无情地继续着,他甚至怀疑,如果没有了战争,这一群群的骑士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帕巴罗·克利斯蒂亚尼被这种拉比式的傲慢态度和嘲弄口气(纳曼尼德一直用讥讽的口吻称他为“我们这位聪明的犹太人”)所激怒,他高声反驳说,用粗鲁的、肤浅的或如基督徒所说的“俗气”的语言来描述事物是犹太人的一贯做法,但基督的确下过被耙平的地狱,正义的死者得到了拯救并重新站立了起来,并且高歌猛进的基督教会也充分表明,基督的降临并不是徒劳的。纳曼尼德反击道,真的吗?就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基督教王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并没有像帕巴罗引用的段落中所预言的那样“从这海到那海”从未受到挑战。罗马教廷统治的领地不是还像老罗马帝国那么大——甚至还更小一些吗?那么,这说到底就是一个无效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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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论战游戏的进展对他是有利的,但如果他自己关于这场论争的记述是可信的,那么最多也就是打了个平手。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论争中,审判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法国,《塔木德》遭到没收、查禁和焚毁。但是到1247年,一开始曾像格利高里九世一样对《塔木德》怀有强烈仇恨的新教皇英诺森四世终于作了一些让步。英诺森了解到,如果没有《塔木德》,犹太人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圣经》,并且认识到这种正确的理解是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前提条件,于是他命令把《塔木德》还给犹太人,但必须进行仔细审查,删去其中带有亵渎和侮辱基督教嫌疑的段落。但巴塞罗那的演出却完全是一场不见血的“斗牛表演”,获胜的一方只是赢得了道德上的信誉和善辩的桂冠,而负责舞台设计的多明我修会则声称这场论争并没有结束。纳曼尼德回忆说,当他听说国王要在安息日亲自到犹太会堂布道时,他决定推迟返回赫罗纳的时间,以便在国王布道时对他进行驳斥。虽然这样一来纳曼尼德会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境地,但他并没有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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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皮纳福德(Raymond Penaforte)是教皇格利高里手下的教会法规编纂大家,也是多明我修会的布道大师。对他来说,国王的布道行为不过是一次热身而已。皮纳福德是一个煽动犹太人等皈依基督教的狂热分子,正是他信心十足地鼓动国王让纳曼尼德自由发言,然后又惊慌失措地说他巧妙地利用了这次自由发言的机会。对皮纳福德来说,巴塞罗那犹太会堂的安息日布道现场和被软禁的听众,无疑是他证明自己比帕巴罗·克利斯蒂亚尼在辩论方面更专业的一次回归表演。当有一位拉比质问他“三位一体”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其实只是“一位”时,皮纳福德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竟然把“三位一体”比作红酒具有味道、气味和颜色,但仍然是红酒。纳曼尼德反驳说,恰恰相反,这些特征完全是单独的、“偶然”联系在一起的属性,其中每一种属性在某些条件下都可以去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液体的性质。显而易见,每一种属性都会使人联想到(甚至还可能品尝一下)对人更有益处的红酒。当时,帕巴罗·克利斯蒂亚尼——他一直在生闷气,或许这时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向国王证明自己论辩能力的机会——愤怒地站了起来,高声说,“三位一体”不仅是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是如此神秘,甚至连王子和天使都无法理解。“我也站了起来,”纳曼尼德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地写道,“我说:‘好吧,一个人显然不会相信他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天使们肯定不会相信“三位一体”。’这时,弗雷·保罗[即帕巴罗]的同伴让他不要再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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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巴塞罗那审判都没有达到基督教一方的“导演”所期望的效果。论争结束后,并没有出现集体皈依基督教的现象。事实上,这种表演让犹太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完全能够在敌人的法庭上动员起来,并且他们的辩护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13世纪中叶以来,按照教皇的命令,犹太人被强迫(有时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在安放《托拉》经卷的约柜前面听基督徒布道,他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像纳曼尼德这样仗义执言、开朗乐观的辩护人。那些行乞修士不仅选择安息日(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天会堂里的犹太会众最多),而且利用一年中最神圣的那些日子——赎罪日、逾越节、住棚节——只要他们愿意,就会冲进犹太会堂的大门,用暴力强迫里面的犹太人听他们喋喋不休地“控诉”犹太人无知的丑行。当时,对他们圣所器物的暴力活动完全是破坏性的。他们不得不忍受这种持续不断的辱骂和谎言(长久以来,他们对此深有体会)的暴风雨,由此而造成的深深的屈辱感即使已经不再令人感到恐惧,但精神上的创伤却是难以抚平的。更可怕的是,行乞修士残酷的狂风暴雨中,还夹杂着对那些找到福音光明的犹太人进行拯救的恩泽。对于那些行乞修士实施的强迫皈依活动来说,恐吓和利诱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与日益临近的最后审判抢时间。(犹太人也相信他们自己的弥赛亚将在犹太历的5000年降临。)对那些基督徒狂热分子来说,由于耶路撒冷仍然在阿拉伯人手中,并且在短期内重新征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眼前在犹太会堂里取得圣战的胜利是最现实的。显然,他们并不是自欺欺人,因为随着他们的手段越来越残酷,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在急剧上升,而这种情形在西班牙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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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曼尼德和巴黎审判中犹太教一方的发言人当然很清楚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这是因为,学会希伯来文的行乞修士越多,他们对《塔木德》越熟悉,如果有更多的犹太皈依者指导他们挑选有争议的亵渎性原文,那么危险就会更大。因此,像纳曼尼德关于巴塞罗那论争的《记述》一样,大卫和歌利亚角斗的故事是犹太人的唯一武器。虽然在他们热切的心灵里这就像用一把弹弓去抗击罗马教廷这个庞然大物,但却是犹太读者的精神支柱。虽然基督徒以及犹太教的叛教者都在对这些故事进行攻击,但在上帝的帮助下,这种最难熬的日子终究会过去。纳曼尼德所有冷嘲热讽的“旁白”及其对现场的生动描述既是一种辩护,也是一种消遣,尤其是在这轮审判接近尾声时,他和国王互致敬意,惺惺相惜,场面非常感人。在犹太会堂里布道后的第二天,早已为纳曼尼德的论辩能力所折服的国王再次接见了他,给了他300个第纳尔,并请求他返回赫罗纳,在那里“平静地颐养天年。我离开时,也对他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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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局似乎太好了,很难让人相信,但这是真的。这位拉比和国王之间发生的任何难以觉察的情感变化肯定会引起多明我修会的反感。多明我修会并没有让他回到赫罗纳并在那里不受打扰地“平静生活”,而是针对这位拉比关于这次论争的《记述》,尤其是其中取笑圣母玛利亚生产方式的内容提出了新一轮指控。在独立审判之前,国王特意私下告诉他们,纳曼尼德并没有坚持在争论时所作的一致认可的《记述》中添加任何新的内容。然而,这篇《记述》还是被立即烧毁了。而为了让多明我修会尤其是皮纳福德(他显然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满意,记述者本人(纳曼尼德)被判流放两年。没过多久,这一判决又改为终身流放。纳曼尼德穿过边境进入了普罗旺斯,但当时他已经年届古稀,只能用孱弱的身躯艰难地跋涉在通向巴勒斯坦的漫漫长路上。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位犹太人,他认为他们是犹太教最后剩下的人,然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定居下来。后来他又去了阿克,在剩下的时间里收徒讲经。他于1270年去世并被埋葬在那里。像迈蒙尼德一样,他的墓地无从知晓,至今已成千古谜案。犹太社区里一座不起眼但却真正属于中世纪的犹太会堂里刻着他的名字,有点像他死后对他的昵称——“拉班”(The Ramban),这应该是他的拉比头衔和希伯来名字的缩写(令人不解的是,迈蒙尼德也被称为“拉班”)。每天,都有一群群的正统派犹太人在“拉班”的会堂里进进出出、低吟高唱、打躬作揖。或许纳曼尼德喜欢这样,但鉴于他一生以勤奋好学、克己自制而著称,他也可能不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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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犹太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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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智的较量就是在王公贵族、高级教士、牧师面前的舞台上为信仰而搏杀。这样的搏杀都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挑起的,因为他们坚信,他们必然能够通过劝说而不是武力,通过犹太人自己心中珍爱的典籍,在这场改造犹太人的“冥顽不化”和“盲目无知”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当然,他们已经看到,对《圣经》的忠诚就是要求必须放弃《塔木德》,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服从于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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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发生的事情大多并不是如此温文尔雅。低俗的敌对戏剧往往更多地发生在感官层面上,其舞台是肉体而不是心智,而其媒介则是依靠想象而不是语言。搏杀的力量来自内心而不是哲学,从而使对经典文本的仔细审查演变为一场残酷、恐怖和受难的戏剧。一套刑具就可以使犹太人得到光明的解脱,据说这也是犹太人在节日仪式上模仿他们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情景时经常对基督徒采取的方式,但这纯粹出于想象。而另一套刑具,据说是基督徒对付犹太人时通常采取的方式,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集体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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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天真的想象中还是在残酷的现实中,到处都充满着血腥。 在每年的受难节注233 ,基督教世界普遍地认为,从犹太人下体里流出来的血可以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血赎罪。马太不是说过,彼拉多在行刑前洗手时,基督和犹太人的“血要淋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身上”吗?第一个以这种赎罪方式流血的犹太人是 犹大·伊斯加略注234(Judah Iscariot) ,他的肠子血淋淋地从肚子里流了出来。因为对他的背叛行为感到后悔,他吊死在了一棵无花果树上(有人认为,无花果可能象征着内脏中的瘘管)。由于他的灵魂无法升天,所以就从犹大下体的一个小洞里钻了出来。犹大的肠子因此而成为耶稣受难剧的流行主题,尤其是在中世纪后期几乎没有犹太人生活的英格兰更是如此。约克郡的香肠制作商会出售一种长长的小香肠串,并在所谓的“香肠剧”(Play of the Saucemakers)情节达到高潮时模仿从那位假门徒爆裂的身体里一节一节地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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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中世纪的传统渐渐流行起来。例如,在托马斯·德·康丁皮雷(Thomas de Cantimprè)的作品中,就描写犹太人有一种迷恋带血的痔疮的癖好,他们会在复活节前后举行的仪式上把痔疮弄破。(大家知道,迈蒙尼德医生曾对治疗痔疮作过全面的论述,这恐怕是证明犹太人有这种癖好的唯一证据。)几个世纪后,这种无端的想象演变为一种更古老的传说:犹太男人也会按时来月经。到中世纪后期,这样的流血现象进一步丰富了犹太人不健康生活习惯的怪诞形象。在海斯特巴赫(Heisterbach)的编年史学家恺撒留斯(Caesarius)讲述的一个故事里,有一个基督徒招待狂热地爱上了一个犹太姑娘(这是中世纪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套路),并且期待着能在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内完婚,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但姑娘却说,她的父亲一直在忙着清洗,根本没有时间关心她的婚事。十分下流的拉丁词“verpus”曾被像尤文纳尔这样的罗马讽刺漫画家用来指称割过包皮的下体,现在却被用来形容弯曲的中指。如今在美国和欧洲拉丁区十分流行的竖中指这一带有侮辱性的动作很可能起源于中世纪这种非常恶劣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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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那个“猜忌病”越来越重的年代,犹太人被想象为变态的、吸血鬼般的怪物,命中注定难以逃过他们自己发出的血咒。与流血相联系的故事完全被演绎为一个伤口血流不止的神话,即所谓“犹太人血咒”。他们有意地将 “羔羊”干净的血(用于洗清人类的罪恶)与犹太人流出来的血(用于证明人类的不洁永远受到诅咒)进行对比。他们甚至认为,标志着基督肉身完美(被过分想象和夸大)的割礼对十字架上受难来说是多余的,但由于犹太人强制实行这种习俗,这样只会使他们气血不足。这正是他们平日里显得有气无力、脸色苍白、气味难闻的原因。尽管直到几个世纪后“血祭诽谤”才被列入犹太教的妖魔行为范畴,但在中世纪晚期,基督徒几乎普遍地认为,犹太人经常需要临时补充营养,最有可能就是从刚刚杀死的基督徒儿童的鲜嫩身体上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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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他们可以用其他的血来替代从而阻止犹太人犯罪。在13世纪,效法耶稣基督遭受肉体上的折磨是福音派传教士的必修课。在狂热的行乞修士们鼓动下,模仿基督的生命历程就意味着要经历文字描述的他所受的磨难的所有细节:遭鞭打、戴棘冠,被朗吉弩斯(Longinus)的矛刺穿身体。耶稣受难时使用过的工具——枷锁、钳子、钉子、梯子、锤子——都可以代表十字架,其中的每一件都具有特定的赎罪和救赎意义。他们绘制耶稣受难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正如他们描画犹太人的形象一样,只不过他们把这些曾经对救世主的肉身实施过残酷折磨的人画得更邪恶、更丑陋罢了。在许多意境模糊不清的故事里,犹太人主动放弃自己的残忍行为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一个流行的例子是,据说犹太人先把一件衣服浸在醋(rotyn wyn)里,然后像耶稣那样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扮出他的表情和被鞭打的肉体;另一个例子是,据说有一个当老师的利未人,他在犹太会堂的学堂里曾打过耶稣的脸。唾弃犹太人,呵斥犹太人,戏弄犹太人,殴打犹太人,已经成为基督徒最为热衷的行为方式。有时为了一时高兴甚至有意惩罚犹太人。例如,如果犹太人被怀疑像当年那样在圣母的葬礼上碰到了她的身体,或他的手和胳膊奇怪地贴上了她的棺木,那么他就要受到惩罚,甚至要砍去双臂或皈依基督教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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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然而,仅仅是这样一些仇恨犹太人的过火行为,是不可能让那些身戴十字架的嗜血成性的基督徒感到满足的。每当复活节来临时,通常会传出谣言,犹太人会忍不住要像基督徒的圣餐仪式那样,再现出当初基督的肉身受难的一幕。整个欧洲似乎陷入了疯狂之中,其疯狂程度甚至超出了基督徒的想象。他们认为,从13世纪开始,每到这个节日,犹太人就千方百计地密谋找到一块圣饼,用刺伤或其他残害方式对圣饼进行折磨,然后把圣饼埋掉、煮烂或放在一个石臼里捣碎,或者这三种方式并用。行乞修士们曾经要求基督徒不得与犹太人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无论是奶妈还是仆人,均不得在一个房间里工作。当时这一要求变得更为严格,他们偏执地认为,应该劝说甚至胁迫那些在犹太家庭里提供服务的基督徒,为自己的亵渎行为找到一块圣饼作为证据。对暴利放贷的指控也与这种亵渎行为联系起来,因为据说犹太人会故意地引诱女基督徒陷入欠债的圈套,然后再大方地免除她的债务,以换取一块圣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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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凭空想象也同样丰富多彩,几乎随处可见。如乌尔比诺的乌切洛(Uccello)教堂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锡耶纳修道院的詹姆士·塞拉(Jaime Serra)教堂的祭坛以及各地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都有侮辱犹太人的装饰画面,其内容大多是犹太人正在刺穿一块圣饼,在他们惊恐的眼神中,喷出的鲜血带着谴责的力量飞溅到他们的身上。有的画面则是从他们刺破的圣饼中站起一个白璧无瑕的婴孩,瞠目结舌的犹太人或许意识到这就是基督出生时的样子。还有形形色色的类似画面,如犹太人把毁坏的圣饼藏在地下或其他地方,但最终总是奇妙地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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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看来,虽然与1000年前屈梭多模那番著名的布道词所引发的犹太妖魔化浪潮相比,上面提到的这些侮辱和丑化犹太人的行为也许不算什么,但却同样在13和14世纪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些关于亵渎圣饼,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亵渎圣饼的故事,足以引发新一轮屠杀的浪潮。在14世纪初,佛罗伦萨一带影响最大的多明我修会传教士、来自比萨的乔达诺·达·雷瓦尔多(Giordano da Rivalto)就曾公开逼迫犹太人表演如何用一个石臼捣毁圣饼的情景,然后杀死了数千名犹太人,而他却兴奋地喊叫着:“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光了,在这个省里不可能再找到一个犹太人。能杀死他们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1298年,一支由被称为“国王的骑士伦特弗里希(Rintfleisch)”率领的军队横扫了德国南部弗兰肯(Franconia)地区的146个犹太社区,在这种谣言的蛊惑下把那里的犹太人全部杀死。在下弗兰肯的加姆堡(Gamburg),有130名犹太人被杀;在纽伦堡,尽管犹太人逃到当地的城堡中寻求保护,仍有728人被杀,其中包括像耶希尔·本·米拿现·哈科恩(Yehiel ben Menahem Hakohen)这样的著名拉比学者;在维尔茨堡(Würzburg),也有840人被杀。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犹太人的形象虽然也出现在教堂雕塑中,但却毫无人性可言,甚至被完全妖魔化。所以,人们在40年后听说莱茵兰地区掀起了第二轮屠杀浪潮即“臂带党”(Armleder)暴乱(杀人者主要是制革工人,因手臂上缠着皮带而得名)时,已经不再感到吃惊。对犹太人来说,更不幸的是这些杀人犯并不是德国人,当地的农民、市民和骑士并没有参与这场仇恨犹太人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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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屠杀已经司空见惯的年代里,完全有可能把正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孩子拽出来撕裂他的喉咙,他们要折磨、破坏甚至灭绝全部的犹太文化基因,因为这些毫无防范能力的犹太人已经成了道德堕落的中介、传染病菌的携带者和惯于杀婴的罪犯。这就是当时的基督教文化对待犹太人的普遍方式,甚至(或特别是)在犹太人已经遭到驱逐的情况下也不放过他们。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犹太人的丑恶形象开始出现在神圣的艺术和雕塑中:一群天生鹰钩鼻、黑头发、鼓嘴唇的迫害耶稣基督的刽子手和绑架儿童的杀人犯。他们丑陋的面孔就是他们道德堕落的直接标志。在基督徒的心目中,他们成了兽类,有凶残的性格,所以威腾堡(Wittenburg)、雷根斯堡(Regensburg)、班贝格(Bamberg)、马格德堡(Magdeburg)、科尔马(Colmar)、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等许许多多德国大小教堂里的雕塑中,他们的形象都被进行了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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