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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这些不安定的暴力活动的气浪鼓吹起来的肥皂泡是很容易破灭的。1391年3月，对塞尔维亚犹太人的攻击被镇压，犯罪分子受到了惩罚。但是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一场针对当地犹太社区（即现在的圣克鲁兹区）的大屠杀开始了。在马丁内斯及其率领的行乞修士的煽动下，一伙年轻人冲进了社区的大门，骚乱迅速演变为一场只有一方带着武器的所谓圣战。短短几天之内，就有数千犹太人被杀（有的资料说是4000人，但实际人数肯定只多不少），他们的尸体就堆在大街上。那些曾被马丁内斯指定必须摧毁的塞尔维亚犹太会堂，虽然大多数规模不大，但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一律被夷为平地。在三个最大的会堂中，有两个——包括现在被称为“圣巴特洛梅”（San Bartolomé）教堂的犹太会堂——当时就被改成了基督教堂。女人和孩子在一片哭喊声中被拽着头发拖到洗礼池边，而那些继续反抗的人则被割断了喉咙。有大量失魂落魄的无辜者主动接受甚至乞求皈依基督教，而他们古老而美丽的名字立即就换成了他们的新教父和教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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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大鱼”落入了圣彼得的网中。受人尊敬的犹太拉比、来自布尔格斯（Burgos）的税务大亨所罗门·哈列维突然变成了狂热的基督徒帕巴罗·德·圣玛利亚（Pablo de Santa Maria），他回顾说自己深深地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所折服，而不是在刀剑和暴徒的逼迫下才皈依基督教的，仅凭这一条就足以使他爬上了他所在城市的主教宝座，并最终成为卡斯提尔王国的内阁大臣。他最喜欢的《塔木德》研究院的学生和门人约书亚·哈罗基（Joshua Halorki）虽然一开始对他的老师的叛教行为十分震惊，但最终也克服了自己强烈的反感，变成了狂热的福音派牧师杰罗尼默·德·圣菲（Geronimo de Santa Fe），并成为教皇的私人医生。就他们对犹太人过去的信仰所造成的伤害来说，叛教只不过是开始，因为他们本身称得上是最冷酷的叛教者。哈罗基（圣菲）在1413—1314年托尔托萨（Tortosa）举行的一场论争中面对他过去的同胞拉比为基督教一方辩护（不止一次地用他在喀巴拉神秘主义方面的知识证明，耶稣的名字内在于犹太人神秘的字符中），并且还声称，没费多大的劲儿，他就使论争对手中的两个人皈依了基督教。哈列维（圣玛利亚）说服他的两个兄弟与他一起受洗，并且还让他的女儿和4个儿子接受洗礼，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选择权。但他26岁的妻子乔安娜（Joanna）却没有受洗，她离开了他并继续恪守着对犹太教的忠诚，直到1410年去世。然而，这并没有能阻止他的主教丈夫把她埋在他任职的教堂墓地里，并且她直到现在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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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屠杀几乎吞没了扩张后的卡斯提尔王国里几乎所有的主要犹太生活社区，其中许多是古老的犹太学术和文化中心：科尔多瓦、卢塞纳、托莱多。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信号变成了一种肆无忌惮的表演，有时是教堂钟声敲响（如托尔托萨），有时是艺人敲一阵鼓并做出洒圣水的动作，都可能意味着死亡降临在犹太人的头上。8到7月间，恐怖的浪潮从卡斯提尔涌向当时已经属于阿拉贡王国的瓦伦西亚，有250名犹太人被杀。然后这股浪潮又进入了加泰罗尼亚和纳曼尼德的家乡赫罗纳，并于8月初最终进入了巴塞罗那，通过集体屠杀或集体皈依的残酷方式，使这个古老的犹太社区整体灭绝。拉比哈斯代·本·亚伯拉罕·克莱斯卡斯（Hasdai ben Abraham Crescas）是一位反迈蒙尼德派《塔木德》学者，他曾作为瓦伦西亚非官方的大拉比受到过国王胡安的隆重接待并一直随侍左右。在最恐怖的屠杀发生时他恰好在巴塞罗那，他在痛苦中留下了一段当时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实施屠杀场面的生动描述：“在我们饱经灾难的桌子上，放着毒草和苦艾……他们用弓箭和石弩向聚集在城堡中的犹太人发动攻击，在塔楼里用棍子打他们、用鞭子抽他们。许多犹太人‘圣化了上帝之名’（意为‘被打死’），其中就包括我自己［唯一］的儿子，他刚刚做了新郎；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从高高的塔楼上跳了下来……在他们跳楼之前，显然四肢已经断了……许多人跑了出来，毅然在大街上‘圣化吾名’［意为‘自杀’］，剩下的人都皈依了基督教，也许只有几个人躲了起来……由于我们犯了罪，今天在巴塞罗那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叫以色列人的人了。”根据克莱斯卡斯的记述，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整个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悲惨场景。剩下的只有一座“犹太山”，那是一个供游人休憩的美丽的公园，过去曾经是犹太人的墓地，并因此而得名。后来，那里的石头遍布巴塞罗那，因为从“犹太山”上拆下来的石头已经被人们装点在这个优雅城市的许多建筑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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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马略卡岛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不会相信自己面前的海浪能够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恐怖阴云挡在他们这个海岛之外。在瓦伦西亚大屠杀和集体皈依的消息传到岛上后，像整个西班牙的犹太同胞曾经做过的那样，犹太社区的领袖们立即去拜访王室的驻岛总督并请求提供保护。像他们一样，总督也作了最大的努力，他把城里的犹太人集中到帕尔马的“暂住区”，锁上大门，禁止非犹太人进入这个临时辟成的犹太院落。在整个岛上，住在边远乡村的恐慌不安的犹太人纷纷骑着骡子和毛驴、坐着马车紧赶慢赶地就近逃进了当地的小城镇，许多人甚至一路逃到了帕尔马，因为他们认为，这里的城堡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唯一希望。这个在犹太流浪者心目中最大的犹太人口中心，这个星盘和海图制作者、测星家和罗盘制作者的犹太社区，当时成了一个收容被吓坏的受难者、既是避难又是监禁的集中营。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和他的赞助人“尚礼者”皮雷早在1387年就都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子雅弗达却仍然在与尼弗西以及其他地理学家合伙做生意。当城堡的大门紧紧关闭，突然出现了一支由挥舞着画有十字架的7000名暴怒的 “省民”注244（provenciales） 组成的军队，他们被关在了外面，而犹太人就被关在了里面。驻岛总督试图与暴徒妥协以缓和局势，但由于安东尼奥·西恰尔（Antonio Sitjar）匪帮的加入，暴徒人数众多，他的斡旋毫无效果，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他自己有幸躲过了这次劫难。当时，由于“暂住区”三个大门的守卫力量薄弱，反而成了暴徒的突破口，其中的一个大门很快就被撞破，于是，真正的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就有至少300具尸体躺在犹太人门前的大街上或院子里，其中许多是女人和儿童。像通常一样，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亵渎性行动：犹太会堂被摧毁或改作基督教堂，《托拉》经卷被用巧妙的手法污损或撕碎，暴徒的圣杯不再是空的——里面盛满了债务和合同文书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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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方设法挤进城堡的雅弗达·克莱斯卡斯和以撒·尼弗西，当时却选择了受洗才保住了性命。这支受洗的队伍有一百多人（整个社区共有两千多名犹太人），这位海图制作者按照他新教父的名字改称若姆·里布斯（Jaume Ribes）。对于若姆或雅弗达来说，洗礼仪式兑现了对他今生以及来世的承诺。他可以与他原来的徒弟撒母耳·考克斯［当时已经改名为梅西亚·德·维拉德斯特尔斯（Mecia de Viladesters）］一起，继续制作和绘制海图，并且在1399年接受了制作一件更大的具有王室气派的“世界衣”的任务。他有时会从马略卡岛搬到巴塞罗那或萨拉哥萨的宫廷中住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些“新基督徒”可以很方便地满足老基督徒们对于用希伯来文装饰的《圣经》、各种圣诗集和祈祷书的需求，因为他们可以用装饰海图的技艺对这些宗教经典进行修饰和包装。文士、装订工和书商都成了这个行业中的行家里手，而这些“皈依者”（conversos）对自己新的身份充满了信心，甚至为本岛上首屈一指的建筑大师吉列尔莫·萨格里拉（Guillermo Sagrera）为他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格拉西亚圣母教堂”（Nostra Senyora de Gracia）而感到自豪。“圣多明我教堂”（Santo Domingo）的另一伙“皈依者”竟然直截了当但却十分荒唐地宣称自己属于“以色列民族”。这种信心似乎是可以传染的。在痉挛式的暴乱平息下来之后，王朝当局开始对马略卡岛和阿拉贡其他地方的暴徒首领采取强硬手段。据说，瓦兰特（Violant）女王对他们胆敢挑战王室权威的行为特别愤慨。匪帮首领西恰尔和暴徒头目路易·德·贝尔维勒（Luis de Bellvivre）被逮捕并被处以绞刑。犹太人开始要求归还被抢走的财物，王朝当局甚至还颁布法令，允许那些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回归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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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那些精心制作海图和装帧典籍的人工作非常出色，并且为了新的信仰而安居下来，仍然有许多犹太人一直未能从他们破碎的社区中恢复过来。印加、索列尔、锡内乌和阿尔库迪亚的犹太人一直没能回到他们在山里和海边的乡村。尽管王朝当局试图阻止他们离开马略卡岛，并剥夺了犹太社区的财产，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改变了原来权衡这两种一神教中到底哪一种让他们受到的迫害更少的想法。于是，他们毅然跨过地中海，去了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在阿尔及尔和菲斯那些与众不同的犹太社区中定居下来。正是在那里，克莱斯卡斯绘制出了著名的六角星大卫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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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室当局以及当地城镇的市长和镇长（alcaldes）都对犹太人的离开感到遗憾（据说如此），但许多激进的教会成员却认为是一种解脱——他们总算走了，这也算是一种清除顽固的犹太人的方式吧。言外之意，另一种清除犹太人的方式就是杀死他们。当然还有第三种方式即皈依——这是长期以来许多基督徒坚持并期望的目标［其中就包括马略卡岛的神学家雷蒙·卢尔（Ramon Llull）］——但强迫犹太人皈依真的行得通吗？这些“新基督徒”真的成了基督徒吗？他们聚集在他们自己的教堂里，甚至毫无顾忌地称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1391年的创伤性动乱刚刚鲜血干涸、尘埃落地之后，这样的疑问很快在整个西班牙扩散开来。那些“皈依者”之所以接受洗礼，或许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死亡，但在他们的内心、头脑和家里却一直忠诚于他们原来的盲目信仰及其特殊的生活习俗。更糟糕的是，难道这样的秘密犹太人不会腐化那些真心的皈依者，从而使他们“像狗寻找骨头一样”（这是基督徒妄想狂当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固定”的短语）回归原来的宗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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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恐惧和猜疑的驱使下，最著名的好斗分子维森特·费雷尔（Vicente Ferrer）于1414—1415年登上了马略卡岛。在这段时间，托尔托萨举行了另一场针对犹太教的论争加审判的表演，在近千名观众面前，根据所罗门·伊本·弗迦（Solomon ibn Verga）的《论争纪实》中的记述，为朝臣、主教和红衣主教安排了70个座位，并且由制造教廷分裂的“教皇” 本笃十三世注245 亲自主持。对教皇来说，这无疑是使他的好斗信仰得以合法化的一个大好时机，所以他一开场就宣布：“我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证明两种宗教哪一种是真的，因为众所周知，我的宗教和信仰是真的，而你们的《托拉》曾经是真的，但现在已经被废除了。”然后，格罗尼默·德·圣菲开始咬牙切齿地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大意是如果拉比们不能作出“解释”，“你们将被刀剑所吞没”。但他的论证思路与那些研究过巴塞罗那论争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说人为制造的《塔木德》以欺骗的手段侵犯了《圣经》经文神圣的权威性，以掩盖《圣经》精确地预言到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的事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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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策略，这种对信仰的审判早就已经过时了。尽管费雷尔也宣称自己采用的方法是一种通过推理进行劝说而不是暴力的活动，但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威胁恐吓和矫揉造作的表演。为了显得比费伦·马丁内斯更有说服力且更具魅力，费雷尔特意穿上了一件最粗糙的长袍，破烂的背部画着一个“雷神”的形象，似乎代表着他迟到的罪恶。他的身边总是陪着几个“自虐修士”，他们摆出一副忏悔的神情，排成一队，手里举着火把，并不停地用那种一股股编起来的皮鞭抽打自己，直到鲜血浸湿了长袍，才猛地撞进犹太会堂的大门。费雷尔本人就走在他们的前面，一只手举着十字架，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卷《托拉》书卷。犹太人被迫站在他们的约柜前，听着修士们歇斯底里地又喊又唱。凡是12岁以上的犹太人，无论男女，都必须参加这样的布道活动。虽然消息不多但有时也会听人们说起，“自虐修士”人数实在太多，足以把会堂里的犹太人驱赶到城外的山里或树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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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费雷尔发起的残害犹太人生命的动乱相比，这样的恶行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1391年的灭绝行动把整个塞法拉德撕成了三部分，每一个部分大约有10万犹太人：一部分被杀，一部分皈依，还有一部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迫害都决心继续当犹太人。面对这样的局面，费雷尔要求把剩下的犹太人赶得足够远，使他们既没有任何可能接近新基督徒，以防止他们陷入再次“被犹太化”的迷途，也没有任何机会玷污真正的基督徒社会。1413年，马略卡岛颁布了一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这是一种通过制造贫困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策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难以忍受，然后就不得不归顺十字架下的宗教，有无数的案例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尽管犹太人赖以谋生的大多数职业并不在禁止之列（尤其是向基督徒出售日用品的职业，包括肉类和酒类或其他食品，以及皮革制品、珠宝和纺织品），但他们必须从基督徒的居住区搬走。从此之后，任何犹太人都不得放债、出租房屋或土地，不得担任诉讼代理或收税人，更不得担任公共事务官员，以防止基督徒受犹太人的辖制。让他们的许多老病号感到吃惊的是，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行医或做手术，不得出售或以任何形式开药剂、补品或糖浆。这种种族隔离是极其严格、非常彻底的。任何基督徒女性，从最纯洁的少女到最下贱的妓女，均不得在白天或夜间进入“犹太区”，甚至不得与任何犹太人交谈，即使是一般的闲聊也不行。但事实上，在这一系列的禁令下，不仅在马略卡岛而且在整个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地区仍然能够看到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那种十分随便而亲切的生活场景。无论何时何地，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一起吃饭或喝酒。犹太人不得为基督徒病人看病，从此之后也不得送给他们任何礼物，既不能送蛋糕和面包，也不能送美味的菜肴、水果和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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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还要忍受更多的屈辱。任何人都不得把犹太人重新打扮成“先生”（Don）或“夫人”（Dona）。犹太人不得穿着鲜红或其他颜色鲜亮的衣服，也不得穿丝绸之类的精纺布料，更不得戴面纱或用金银珠宝打扮自己。犹太人只能穿手织的粗布衣服，尤其是犹太女人，她们穿的衣服要拖在地上。所有的犹太人一律要戴轮形的识别牌，并禁止男人修剪胡须，这样你一眼就能认出哪个是犹太人，哪个不是犹太人。在当时，犹太人尤其不得阅读含有被认为属于亵渎基督教的内容的《塔木德》之类的任何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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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森特·费雷尔的种族隔离政策于1412年在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被正式立法，但大部分最严厉的限制措施是不可能实行的。实际上许多条款过了几年就被废除了，因为世俗统治者迫切希望对行乞修士以及马丁内斯和费雷尔之流构想出来的这个疯狂的世界重新行使自己的权力。然而事实证明，那些王室的政客和朝臣甚至国王本人显然是上当受骗了。由费雷尔发起的在马略卡岛以及整个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地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5世纪80年代带着复仇的火焰卷土重来，犹太人被严格限定在八天内搬到为他们划定的唯一的居住区。这些新划定的居住区大多是城镇中精神和物质污染最严重的街区，那里的屠户把动物内脏扔在大街上，制革厂散发着阵阵恶臭，妓女挤满了大街小巷。虽然历史的书写拒绝年代错误，但当时除了焚尸炉和行刑队，在纳粹犯下的罪行目录上还缺了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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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年发生的血祭诽谤案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从而使被困在“暂住区”中的犹太人从意志颓丧变成了惊惶失措。这次诽谤唯一的新奇之处就是犹太人模仿的十字架（像过去一样，其实谁也没有见过）上的受难者变成了一个非犹太人。他们成立了特别法庭，在城里和乡间的暴徒的一片叫骂声中，一位拉比遭到毒打，4位已经认罪的犹太人被判处绞刑（捆着脚反吊起来，以延长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时间），并且尸体被焚烧。由于害怕1391年的惨剧重演，“暂住区”剩下的犹太人大部分都逃到了吕什（Lluch）附近的山洞里，他们在那里饱受土匪的蹂躏，然后作为俘虏被押回了帕尔马。几天后，他们被要求集体受洗。宣判死刑的声音终于停止了，犹太人默默地排成一队，缓缓走进基督教堂去聆听那美好的“感恩赞美诗”（Te Deum）。第二天，他们神圣的典籍和器物变成了祭品，《律法书》的羊皮卷被付之一炬。在剩下的唯一一座犹太会堂的大门被锁起来之前，一个可以插三百枝蜡烛的巨大而美丽的烛台（据说这是挂在马略卡圣殿中的一个最让人喜爱的器物）被搬了出来，然后送进了附近的基督教堂。如果你有幸到此一游，仍然可以看到它的“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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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略卡岛上剩下的东西并不止这一件。科学家对岛上2万名“皈依的基督徒”携带的Y染色体的研究表明，他们正是15世纪犹太皈依者的后裔。犹太人的故事就流淌在他们的血脉里，并且越来越体现在他们再生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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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托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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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西班牙的耶路撒冷”？是的，几个世纪以来，有许多西班牙城市曾被犹太人称作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希望并且相信那就是他们流亡中的家园：科尔多瓦、格拉纳达，甚至还有塞尔维亚。几乎与希伯来语中意为“后代”的 “托莱多”注246（toledot） 一词同音的托莱多这个城市的名字应该并不是一个巧合。犹大·哈列维和摩西·伊本·以斯拉都曾在这个地方生活，并写下了他们美好的诗篇（也许他们的生活并不太美好）。每个托莱多人都可以坚持说，只要看一眼这个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它多么像大卫头上的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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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如果真想去看一看这个托莱多，紧靠着那座雄伟而坚固的教堂的旅游局的官员会迫不及待地指引你去城里的两座重建的犹太会堂和塞法迪犹太博物馆。所以，你穿过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杏仁糖果店，经过一个个窗口，里面的店主不停地招呼游人买一把光闪闪的托莱多钢刀，然后是一个雕刻铺面，一个出售弯刀的店铺，不过这样的弯刀对于机场的安检来说或许有点太锋利了，然后经过一家犹太咖啡店，里面供应一种伊比利亚酱火腿三明治，但都不是“可食”食物，你最后就可以看到一些陡峭的胡同，那就是中世纪的犹太人居住区。现在那里已经是一个没有犹太人的镇子，一座座建筑物大多相距几百英尺，都是根据被现代人忽视的多重功能重建起来的：教堂、医院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 骑士团注247 庇护所、兵营、狂犬病诊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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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建筑的名称听起来有点名不副实，但可以肯定当初是根据施洗者的名字命名的，所以才会出现“白色圣母犹太会堂”（Sinagoga de Santa Maria la Blanca）这种矛盾而怪异的名字，甚至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升天而将一座雄伟的建筑直接命名为“圣母升天”（El Transito）。无论起什么样的名字，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各种一神教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与神学和政治垄断作斗争。“白色圣母犹太会堂”——最初被称为“查达沙犹太议会”（Beit haKnesset Chadashah），现在是一所“新会堂”——建于13世纪初，很可能出自约瑟·本·梅尔·书珊（Joseph ben Meir Shushan）之手，因为他曾经是众多效忠于卡斯提尔国王的伟大的托莱多犹太“宫廷社团”的首领之一。在所能想到的犹太会堂中，这座建筑的清真寺风格最为明显，内部以马蹄形的拱顶构成的柱廊结构为主，顶部雕刻着用雪松和双叶植物装饰的字符，这种庄严的风格不由得使人想起摩哈德王朝的一贯格调（摩哈德人在其全盛年代曾经摧毁了大部分犹太会堂）。一格格连续的拱顶通过一圈小窗户采光，并且上面挂着摩尔风格的吊灯。尽管这座会堂的建筑风格似乎与同时代的其他犹太会堂不同，但几乎可以肯定它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至少在塞哥维亚（Segovia）曾经有一座犹太会堂（1900年毁于火灾），其建筑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具有同样的马蹄形拱顶，这种犹太教—伊斯兰文化交汇的形式实际上是当时最流行的风格，因为基督教西班牙中的犹太文化已经深深地浸染于阿拉伯语言、科学和文学之中。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像以色列·本·以色列（来自一个文士世家）这样的托莱多文士创造出一种伊斯兰风格的“毯式护封”，他们把棕榈叶平铺并粘在硬纸上，装订在《圣经》的前面和背面，即能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是一种装饰，从而将建筑风格应用于文牍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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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升天犹太会堂”无疑是文化融合的巨大力量的另一个更令人惊叹的例证，因为以精湛的灰泥工艺为特色的雕刻艺术不仅包括用美丽的塞法迪体方块字刻写《诗篇》中的段落，而且还用阿拉伯文描画《古兰经》中的文字，如祷告词“平安、幸福和繁荣”。 穆迪哈尔注248 艺人和工匠可能参与了高达九米半的祈祷大厅的装饰工作，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竟然加上了一些圣典中的句子。这座宫殿的伟大的赞助人、卡斯提尔国王“冷酷的”佩德罗的财政大臣撒母耳·哈列维·阿布拉法（Samuel Halevi Abulafia）肯定专门叮嘱过他们，因为起码颂扬他的名字和功绩的文字被刻在了内墙上。在科尔多瓦有一座犹太会堂，堪称雄伟的托莱多会堂的微缩版，灰泥墙上同样布满了穆迪哈尔风格的带状波纹，画着大量的星形图案、植物叶子和缠绕的枝蔓，并且同样也刻着从《诗篇》和《先知书》中摘录的段落。不过，科尔多瓦会堂建成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当时对行乞修士们提出的强烈抗议还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叫嚣，犹太人建造“新会堂”是明目张胆地违犯教皇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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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建造一个有形的东西，肯定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撒母耳·哈列维·阿布拉法就是如此，他像现代的慈善家一样，希望在建筑物的墙上留下一块感恩的牌匾。阿布拉法喜欢吹嘘他追求完美的志趣：雄伟壮丽的外观，装饰豪华的吊灯，美轮美奂的诵经台（bima）。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那庄严的楼厢、宽敞的大厅——其宽敞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得到了完美的重建，连位于高处的女性专用坐席区，也同样装饰着穆迪哈尔风格的图案和铭文。要进入这样的会堂，你得盛装打扮才行。正如建筑史学家杰里林·多兹（Jerrilynn Dodds）尖锐指出的那样，它的危险程度已经接近于一座宫殿式教堂，其实不过是一处满足阿布拉法这样的朝臣欲望的豪华设施罢了。所以，在这座建筑竣工之前他就已经失宠或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甚至这很可能就是他失宠的原因。由于佩德罗当时卷入了与他同父异母兄弟恩里克（Enrique）的一场内战，所以对担上“犹太人的国王”这样的骂名和由于人们对其财政大臣阿布拉法的指责（广大民众仍然在贫困中呻吟，而他却一味近乎无耻地追求奢华）而受到怀疑甚为不快。这样一来，正是因为主持建造的这座令人惊艳的新会堂，阿布拉法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他立即被逮捕并被处死。犹太人在会堂内墙上刻下的铭文把国王吹捧为“伸展开巨大翅膀的雄鹰”，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也会成为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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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托莱多的一座座犹太会堂仍然矗立在那里，但随着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正在向格拉纳达这个最后的顽固堡垒发动攻击，这些建筑中隐含和体现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亲密关系就逐渐变成了一种麻烦和累赘。的确，凡是看到过格拉纳达的 阿尔罕布拉宫注249（Alhambra） 的人都不难认出，“圣母升天犹太会堂”的灰泥装饰可以说完全复制了这个宫殿的风格。那些充满敌意的基督徒作家和传教士开始越来越多地引用这样的古老传说：在8世纪，正是犹太人把西哥特人的城市出卖给了阿拉伯军队。的确，如果不是因为西哥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犹太人当时也不会疯狂地主动为自己寻找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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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是因为犹太人对于阿拉贡王朝的马略卡统治者来说是商业和制图业方面的有用中介，所以卡斯提尔人需要利用他们与阿拉伯人的亲密关系作为引进伊斯兰世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以及哲学知识，但相对不太重要）的渠道。这样的兴趣既是为了提高智力，也是出于长远的考虑。13世纪下半叶，在相对仁慈的“智者”阿尔方索十世（Alfonso X）的统治下，犹太人的托莱多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中心，他们把阿拉伯和希伯来文献（包括科学、哲学和诗歌）翻译为拉丁文，而更重要的是将它们翻译为声称代表“西班牙文”的卡斯提尔方言。平日喜欢写诗和创作卡斯提尔民歌的阿尔方索迫切希望掌握各种各样的智慧，并且像他的许多前任和后继者一样，非常推崇据说已经进入了秘传知识（主要指占星术、炼丹术和天文学）最深层次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位犹太翻译者名叫犹大·伊本·摩西（Yehudah ibn Moshe），他不仅帮助阿尔方索完成了一部体现多元文化的著作《天文学知识》，而且还曾被利诱用巫术翻译希伯来著作，特别是用魔法石变戏法，这显然是为了取悦国王。到13世纪，塞法迪犹太社区已经不大用阿拉伯语，而是开始用一种被称为“拉迪诺语”（Ladino）的犹太—卡斯提尔语书写和交流。诗歌作为一种共同文化的种子，深深地种进了当地的土壤中，这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歌颂埃尔·熙德注250（El Cid） 以及法国、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卡斯提尔国王、公主和骑士传奇的拉迪诺诗歌——其中许多诗歌的欢快节奏直接来源于阿拉伯音乐——像前面提到的混合风格建筑艺术一样，体现出一种共同拥有的敏感性。然而，尽管西班牙最早的传奇文学种子在犹太文化的土壤中不断生长并繁荣起来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但这种繁荣注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被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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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于装饰《圣经》的“毯式护封”，这种文化和谐的局面随着阿尔方索十世于1284年去世并未能维持多久。在精英阶层优雅的品位后面，丑陋的偏见（并且行乞修士开始发起新的一轮基督教统一运动）使得这种多元文化的生存非常困难，并最终烟消云散。1349年，有关犹太人试图利用瘟疫灭绝基督徒的谣言在托莱多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1367年，另一次暴力行动几乎把“犹太区”的近千所房屋全部烧毁。谈到适应能力，当时似乎成了犹太人的第二天性，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重建、修复和恢复生活。在这些突发的噩梦般的灾难的间隙，他们又开始做生意，开始学习和工作，慢慢安定下来，甚至又繁荣起来。从其他城镇流浪过来的犹太人开始分享并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只能开辟另一个定居点收容不断涌入的犹太人。在1391年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前，城内的这两个犹太社区声称他们已经有9个繁荣的犹太会堂和5个《圣经》和《塔木德》研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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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托莱多大教堂的鼻子底下，所以犹太人便成了行乞修士攻击的目标。在搭摸斯月十七这个斋戒日（是为了纪念摩西毁掉写有“十诫”的第一对石板），托莱多的犹太人遭到了一伙暴徒的袭击。这伙暴徒已经摧毁了塞尔维亚的犹太社区，在摧毁托莱多的犹太社区之后，他们还要赶往帕尔马和巴塞罗那以及犹太人定居多年的其他西班牙城市继续他们的恶行。我们从雅各·伊本·阿尔班尼（Jacob ibn Albeneh）以希伯来哀歌风格用托莱多特有的方言写下的一首令人心碎的哀歌中知道，他们亵渎犹太会堂和里面安放的《托拉》羊皮书卷，把举行重要仪式用的金银器，如《托拉》的冠形盖顶和门把手上的石榴状饰品（rimmonim）抢劫一空，然后烧毁房屋，并且随意杀人。被摧毁的地方和死难者的详细名单令人忧伤：会堂领诵人扫罗、拉比以撒·本·犹大、以撒·本·书珊（他的尸体被长矛刺穿），最令人心疼的是亚伯拉罕·本·奥弗莱特（Abraham ben Ophrit），他的尸体被认定为是一个“少年”（bachur），也就是说，他的岁数在12到16岁之间，出于不明的原因被残忍地用石头活活砸死后，他的尸体被拖过鹅卵石街道，然后他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割下来烧掉，最后在他“年迈”的父母曾经钓鱼的地方，他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扔进了河里。他们把神圣的《托拉》羊皮书卷从拱形的新会堂里搜了出来，在插在两个约柜之间的一个十字架前用最恶毒的方式进行亵渎。（在有些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如果建造了一个新约柜，旧的约柜还留在原地不动。）当整个王国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后，还曾对一些小的损失进行了赔偿。然而在1411年，维森特·费雷尔带着他的“自笞修士”队伍回来了，于是约瑟·本·梅尔·书珊建造的新会堂最终变成了“白色圣母玛利亚教堂”。这似乎正是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士兵一直等待的胜利：三分之二的犹太人消失了，不是做了托莱多弯刀的刀下鬼，就是进了教堂的洗礼池；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还在“顽固不化地”坚守着他们破碎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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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很快就对这样的胜利产生了疑问。托莱多的“皈依者”投入了救世主的怀抱，他们举行新的仪式，祷告、赎罪、吃圣餐、尽可能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确实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新信仰之中。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奇怪的是，这就好像昨天留须今天剃发，没有什么分别。那些老基督徒在想，他们会如何炫耀自己的皈依行为呢？难道只是从原来的犹太居住区里走出来，然后走进国王城堡附近的靠街石头墙、里面有花园的优美的马格达莱纳（Magdalena）富人居住区？他们现在终于“获得了救赎”，“皈依者”眼前的天地是广阔的：可以与王公贵族（这些贵族可一直盯着他们的钱包）通婚，重新拾起他们原来的职业，并且他们只要为国王服务，无论干什么都能够获得地位和财富。老基督徒被要求毫无保留地欢迎他们进入“获救者”的社会，但这一事实只会使本来就难以预料的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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