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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大好不一定就是真的好，难道不是吗？既然接受十字架对他们有如此大的新开发出来的好处，难道他们不会成为新的贵族暴发户，对老基督徒耀武扬威，以更残酷的横征暴敛手段欺压老百姓吗？所以那些老（“老”的意思是“真的”）基督徒开始以警惕眼光注视着新基督徒们，看他们是否在狂热的信仰面纱后面，仍然在偷偷摸摸地当犹太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犹太史学家产生了分歧，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证据，只是要看一看在这个外伤未愈、形势剧变、困难重重的悲剧时刻到底会发生什么。塞法拉德大驱逐时期伟大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扎克·贝尔（Yitzhak Baer）就迫切希望看到“皈依者”和犹太人在内心深处仍然属于一个民族，他的这一想法基本上反映了“异端裁判所”的观点，即他们这些人加入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不管如何令人困惑和难以解释——尤其对那些恪守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最好还是思考一下当时那些知识渊博、立场坚定的拉比为什么突然转向了以残暴著称的基督教福音派，这样的拉比的确不在少数。很遗憾，帕巴罗·德·圣玛利亚和杰罗尼默·德·圣菲显然不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些“皈依者”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地信仰他们的新宗教，这个比例恐怕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但是关于那些的确一直在追寻他们失落的犹太教的人，这方面的资料却相当丰富，并且还有“异端裁判所”于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披露的证据，以及那些为回归犹太教而出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提供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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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除了犹太人对精诚团结的忠诚期望和“异端裁判所”对真实历史的信口开河，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托莱多和其他地方的许多“皈依者”的确在寻找与他们在犹太居住区里的宗教同胞维持最起码的联系的渠道。从马格达莱纳富人区到犹太居住区并没有多远，徒步走过去就行，根本不用骑马，并且肯定会有一些无法掩盖的迹象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如做饭的香味、音乐、平日的生活习惯、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到大街上的拉迪诺语聊天声。牧师兼编年史学家安德烈斯·伯纳迪兹（Andres Bernaldez）根本算不上犹太人的朋友，他的大鼻子整天在抽动着，以搜寻“用植物油而不是其他油炒洋葱和大蒜”的特殊香味。他一直在想，用植物油炒任何东西闻起来都是邪恶的，而犹太人就是这样来做饭的。仅仅从一个“皈依者”身上散发的炒大蒜的味儿你就可以知道他曾经吃过什么。还有安息日吃的“过夜饭”（adafina or hamim），盖着的炖锅里装满了豌豆、鹰嘴豆、蔬菜和牛肉，伯纳迪兹也觉得恶心，不管是凉的还是热的，在安息日吃这种东西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犹太人要在星期五把准备好的炖锅送到某个犹太厨子那里，慢慢地炖一个通宵，以免违犯安息日的禁忌，一个“皈依者”如果对这种“过夜饭”馋得流口水，可千万要小心行事，不要让家里的基督徒仆人去送炖锅。“异端裁判所”派出了许多“包打听”，如果他们发现（通常是仆人干的）某个“皈依者”家庭的主妇把肥肉和筋腱从鲜肉上剔下来扔掉（实际上犹太人的“可食”律法并没有这样的要求），或者更出格地用盐水清洗鲜肉上的污血，那么她的行为就成为全家重新回归犹太教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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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述，“皈依者”与犹太教保持联系的方式远远超出了厨房和饭菜，它们表现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向犹太社区的会堂缴维护费，向犹太“自治会”（kahal）缴公共事业费——雇人看守公墓，甚至资助希伯来学校。当然，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作为他们慈善行为的回报，他们可以获得有关节期（如普珥节被重新命名为“圣以斯帖节”）和斋戒日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异端裁判所”在15世纪80年代实行最严格的管制措施（建立了令人恐惧的“线人”情报网络，对家仆和家庭成员进行恐吓和拷问）之前，他们仍然可以在家里偷偷地遵守某些犹太习俗而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他们星期五晚间可以点上蜡烛。说到底，在15世纪，谁没有在家里点过蜡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谁知道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家里的仆人也是“皈依者”。男主人和女主人在犹太节日为什么穿上了精致而庄重的服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去教堂做弥撒呀。有些更大胆的人甚至把宗教典籍带到“皈依者”的家里——尤其是日常祈祷用书或一些“逾越节‘哈嘎嗒’故事集”——并且有证据表明，在“异端裁判所”对儿童甚至某些成人进行强制灌输新教义之前，他们一直在背诵“示玛”这类具有肯定内容的重要祈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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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这些猜疑在恐怖和酷刑——水凳、老虎凳和皮鞭——之下变成了“供词”，从而把成千上万的“皈依者”送上了所谓“异端公审仪式”（autos-da-fé），把那些“不屈服”于十字架的人堆起来当众活活烧死。然而在1480年西班牙官方引进独特的“异端裁判制度”之前的几十年里，由于新老基督徒之间的仇恨而被烧死的疑似回归犹太教的“皈依者”，甚至并不比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比他们更优越的人更多。一代代卡斯提尔国王的性无能暗疾（并非夸张，如恩里克四世就是如此）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猜疑之心，他们认为犹太人已经成了最受欢迎的生物，像阿尔瓦洛·德·卢纳（Alvaro de Luna），他只是靠那些犹太人和“皈依者”的直接帮助才能够维持自己作为“卡斯提尔治安官”的地位。卡斯提尔犹太人的社区领袖亚伯拉罕·德·本温尼斯特（Abraham de Benveniste）与卢纳关系亲密，“皈依者”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宫廷和官僚精英阶层。对于那些老基督徒贵族的地位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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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纳带着强征某种特别税的使命对托莱多进行访问时，原来曾经是“新会堂”而此时已经改为“白色圣母玛利亚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是为了拿起武器对付卢纳、本温尼斯特及其城内的“皈依者”同盟而发出的信号。于是，一场自发的抗议活动开始了，而国王城堡的总督皮尔洛·德·萨缅托（Pero de Sarmiento）就走在叛乱队伍的前面，后面聚集了一大群临时从市民和托莱多周边的农民中招集的支持者。他们直接对那些最知名的“皈依者”的住宅发动攻击，其中就包括著名商人和公证员科塔（Cota）家族的豪宅。有上百所住宅被摧毁，同时犹太居住区也受到攻击。他们甚至对国王本人进行谩骂侮辱，顷刻间使托莱多陷入了全面暴乱之中。7月间，由于这座城市仍然控制在叛军手中，萨缅托竟然擅自颁布了一项“驱逐令”，要把“皈依者”从所有的公共部门赶出去，因为他们的皮肤下曾经流着（并且一直流着）犹太人不洁的血。“我们宣布，所谓的‘皈依者’仍然是顽固不化的犹太祖先的后代，兹依法认定为不受欢迎和不知羞耻的人，他们已经不适于在托莱多的城市公共部门工作，也没有任何权力凌驾于真正的基督徒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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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萨缅托关于血统纯洁的说辞严重违犯了基督教会有关“凡受洗者必须一体对待”的教义，教皇尼古拉五世立即宣布取缔“驱逐令”。但造成的伤害已经无可挽回，并且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原则由此形诸文字——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永远也擦不掉了。1467年，有人曾试图再次对托莱多“皈依者”的人身和家族财产发动攻击。但他们非常明智地接受了上一次暴乱的深刻教训，从托莱多的武器库找出了石弩和锁链等威力强大的重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任命费迪南·德·托雷斯（Ferdinand de Torres）上尉为他们自卫部队的首领。这种备战状态和不得不常年面对“ marrano注251” （当时针对地下犹太人而发明的一个贬义词）这样的侮辱性称呼所造成的痛苦引发了反应过度的行为，当时有一伙武装人员闯入了托莱多大教堂，先是在教堂大院里引发了一场械斗，致使4名神职人员在群殴中丧生，后来则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市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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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武装入侵者喊出的口号——“这不是一个教堂！”——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对付托莱多市民中的犹太“皈依者”，更不是教堂里的牧师。这个口号本身的含义就是，他们的教堂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物质上都已经被敌对势力的政治理念所控制。不过听起来就像是这个神圣的地方已经被彻底抛弃，因为他们令人惊异地用木雕来装饰唱诗台，要知道，这是整个基督教王国中集中体现基督徒虔诚的地方。如果需要为对“皈依者”忠诚的怀疑提供证据，那么这种判断错误的战争叫嚣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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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小胡同里发生的一次荒唐的吵闹。恰恰相反，这次“吵闹”发生在一个大都市里，那里有卡斯提尔历代国王的陵墓；发生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犹太“皈依者”精英阶层与他们的敌人正处于内战的边缘，而他们的敌人卡斯提尔后来被认为是西班牙的历史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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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性无能这种“难言之隐”的恩里克四世当然不会怀有这种基督徒的使命感，但尽管如此，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托曼土耳其人之手一年之后，他还是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王位。此时，净化西班牙是王国进行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真正实现基督教王国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基督的旗帜将在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树立起来，那么这面旗帜必然要飘扬在一个清除了犹太人、伪装成“皈依者”的准犹太人以及其他非基督教徒的西班牙的上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犹太人提出的问题注252 在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王国刚刚形成的时期进入了他们为之痛苦挣扎的自我界定的核心，他们将成为迎接世界末日来临的又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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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地统一”是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对这个沉重的历史时刻的总结和苛责，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阿隆索·德·埃斯皮纳（Alonso de Espina）。作为方济各修会的修士、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能言善辩的传教士和宫廷的忏悔牧师，埃斯皮纳认为他的《悲惨的西班牙》就像这个书名一样，与其担负的使命极不相称：要打一场迎接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战争。这是一条充满魔鬼的道路，并且众所周知，犹太人就是魔鬼的化身。正是他们买通了阿尔瓦洛·德·卢纳，并使他最终垮台。埃斯皮纳觉得，花上一些时间修复破碎的卢纳人格是他的使命，并坚持认为正是他的行为失检才最终把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的确，他不会丢下这位倒台的治安官，他要在最后陪着他走向刽子手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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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于1461年写成的《冥顽不化的信仰》一书（后来在欧洲各地有多种版本）中，埃斯皮纳收集了所有妖魔化犹太人的词汇：天生的下毒犯、亵渎圣饼者、绑架儿童者和杀人凶手。事实上，他对于用指控杀害儿童这种平常采用的一般方式来消灭瓦拉多利德的犹太人感到非常失望。埃斯皮纳为什么对方济各修会如此忠诚呢？因为与多明我修会相比，这个修会变得越来越好战，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埃斯皮纳可以带着他的福音书畅通无阻地在卡斯提尔尤其是他的信徒最活跃的北部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的观点很简单：只要整个王国还没有彻底净化——不仅要清除格拉纳达的穆斯林，而且必须把犹太人从西班牙彻底驱逐出去——由教皇加理多三世（Calixtus Ⅲ）发起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就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他们不走，就不可能有可靠的皈依者，因为他们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沦为无处不在的“犹太教顽固分子”的猎物。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力督促恩里克四世设立一个“异端裁判所”，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假基督徒从“皈依者”中间彻底清除出去。一开始，国王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几番犹豫之后，教皇庇护二世于1461年正式批准了埃斯皮纳的提议（但对于要求罗马教廷让出大部分权力的内容却有所保留），但国王却又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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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似乎意味着西班牙的犹太人已经听到了死亡的丧钟。然而——正如500年后德国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从古老年代就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和恶毒叫嚣习以为常，所以他们根本不为所动。对所有的托莱多人来说，在西班牙还有许多的地方——阿拉贡，还有卡斯提尔——尤其是远离犹太人聚集区的地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相信埃斯皮纳可怕的驱逐方案的魔爪会伸到这样的边远地区。或许，位于西北边陲的加利西亚省的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就是这样一方历史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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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火烧还是水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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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年，当以撒·德·布拉加（Isaac de Braga）第一眼看到他的任命结果时，他肯定感到自己太年轻了。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无从体会他当时的兴奋心情。你可以去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驻足于希伯来《圣经》那些闪闪发光的书页前，如果你足够幸运，你甚至还可以翻一翻这些书页，但你恐怕永远也体会不到布拉加当年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从心里涌起的那种狂喜和惊异。拉科鲁尼亚是一个边远的地方，虽然是一个海港，但在规模上显然无法与加的斯或里斯本相比。然而，从这个海湾向里一些的某个地方，在15世纪却最早发现了一个奇迹，即所谓“塞尔维亚《圣经》”。这部《圣经》是由文士撒母耳·本·亚伯拉罕·伊本·拿单（Samuel ben Abraham ibn Nathan）（他破碎的胫骨就压在书页上）于1300年前后写成的，由法国“插图画家”约瑟·哈撒尔法迪（Joseph Hazarfati）作了豪华的装饰，并由一个叫亚伯拉罕·伊本·加昂（Abraham ibn Gaon）的“手工艺人”进行了极为考究的微写。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对这部塞尔维亚《圣经》看了一眼，才促使布拉加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命，或许因为他像文士们称赞的那样，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年轻人”，或许因为“他已故的父亲是深受爱戴的所罗门·德·布拉加（Solomon de Braga），愿他的灵魂在伊甸园中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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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圣经》这部“天书”可以说命运多舛，先是在14世纪末期有一段时间流落到科尔多瓦，后来才出现在拉科鲁尼亚，而布拉加家族显然从所罗门一代开始就非常迷恋这一类的独特文本。塞尔维亚《圣经》是如此重要，甚至伟大的文士摩西·伊本·撒巴拉（Moses ibn Zabara）在写新书时也首先要确定将其中所包含的著名学者大卫·基姆奇（ David Kimchi）有关《圣经》希伯来语法的论著［题为《希伯来语法》（Sefer Mikhlol）］进行抄录，而这本语法论著本身却又如此乏味，以至于哈撒尔法迪放弃了将他画的图饰与其语法结构规则关联起来的所有努力，整个页面只是用最能体现他的想象力的鸟兽图案进行装饰，而约瑟·伊本·哈伊姆（Joseph ibn Hayyim）在装饰布拉加《圣经》时就沿用了这种装饰格式上的变化。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说布拉加《圣经》采用的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令人喜爱的话，那只是因为出资的赞助人和负责抄录的文士本来就希望其设计风格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古老传统的重要性。尽管你完全可以认为布拉加《圣经》在成书时不可能预感到后来的灾难，但当时那种在希望和担忧之间摇摆的不确定性或许让布拉加家族及其文士和饰工们迫切希望能够站出来重申：犹太教的美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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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约瑟·伊本·哈伊姆既没有为任何不祥的预感所禁锢，也没有拘泥于庄重得体的传统经典装饰风格。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色彩感，看起来五颜六色，或金色或银色，或天青或淡红，洋溢着活泼、欢腾的叙事气息。约拿掉进了一条大鱼的肚子里（出自希伯来人的文学想象）；满脸胡须的大卫光芒四射地安坐在他的王座上；赤龙在翻江倒海，而花猫正在列阵与老鼠交战。在书末最后一页上，插图作者名字中的字符被有意地描成了几个正在眨眼睛的马戏小丑模样，有些借用了纸牌上的图案，有些则更像教堂里的流浪汉雕饰。但是，与教堂走廊上那些忏悔的罪人不同，约瑟·伊本·哈伊姆画的男女裸体是顽皮和快乐的，因为他们在书页上打躬作揖、又蹦又跳。每一个出现在这部《圣经》中的人物都是心情愉快、心胸开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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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加《圣经》以无比惊人的想象力将这种开阔的胸怀融入了犹太教的传统之中。烛台的图案放射着庄严的金色光芒，与一千年前西弗利斯犹太会堂地面上的镶嵌画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这部《圣经》里，有一头狮子（既表示忠诚于卡斯提尔国王，也是为了纪念犹大）盘踞在烛台下面，而不是站立在约柜旁边。但是，圣殿的外观有时更多地借用了《古兰经》的装饰风格，并且有些刻在两块石板上的《托拉》段落，甚至用伊斯兰建筑中习惯采用的马蹄形拱顶图案框了起来，这无异于一种近乎完美的合成艺术。“毯式护封”这种紧密成型的抽象风格同样也属于早已形成的犹太—阿拉伯融合的艺术传统。哥特式风格的图案也被大量用于表现动物、鸟类和植物的形态，而在插图艺术的风尚刚刚兴起时，这本来是基督徒艺术家的专长，但到15世纪时，他们的犹太学生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绘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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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好形势恐怕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在西班牙，基督徒艺术家与犹太文士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的局面即将成为过去。早在1474年，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就通过联姻而成为新的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到1483年，他们开始推行由多明我修士维森特·费雷尔和方济各修士阿伦索·德·埃斯皮纳发起的大规模清洗犹太人的运动，以便为基督教的全面胜利创造条件。他们相信，只要这些新基督徒身边有犹太人存在，他们总会被引诱而回归犹太教，而正是他们中间这些信仰动摇不定的所谓基督徒对教会造成了致命的威胁，所以犹太人应该被全部从安达卢西亚驱逐出去，因为这个行省已经受到“犹太化”这种瘟疫的严重污染。很快，他们就从已经定居了上千年的城市（如科尔多瓦和塞尔维亚）里被赶了出去，完全陷入了贫困和无家可归的境地。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产生了大量“共存区”（convivencia），那里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化，阿拉伯与希伯来哲学、科学和文学一直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并出现了大量的文化交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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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基督徒之所以迫害犹太人，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与他们分开，或者说远离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怀有一种危险的开放心态，过着一种文化流浪的生活，两种文化之间过于亲密的行为实在令人讨厌。在基督徒采取强制分离措施之前，两种文化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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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下一步还会怎么做呢？在安达卢西亚之外，费雷尔在1412—1413年间预先制定的严厉法规以及托莱多“驱逐令”已经在所有的犹太城市里（当然也包括拉科鲁尼亚）得到执行。犹太人不得不从他们长期居住的街区连夜——最大的宽限也不过八天——搬走，在这个骚乱的岁月里，有些犹太社区的大门和高墙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王朝当局专门为他们划定了新的居住区，通常位于城区边缘最贫穷、最肮脏的地带，实际上是有意地让他们远离他们的店铺和工厂。由于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破产而皈依基督教，他们只能被迫以可怜的价格（通常是其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变卖他们的财产——当然也包括社区的公共建筑物。所以，他们实际上遭到了双重盘剥，首先以低价变卖原来的财产，然后再用高价支付新居住区的安家费。通过这种方式，这个计划的设计者达到了以下两个目标：尽可能地造成犹太人破产，使他们由于生活无着而皈依基督教，同时也为其余的人设立一道“保洁”警戒线，从而使他们与新基督徒和老基督徒都彻底隔离开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内部驱逐，当然也是一种对人格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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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似乎并不是拉科鲁尼亚的以撒·德·布拉加或托莱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和赫罗纳的犹太人期望从新王国身上得到的东西。正是在那些软弱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王朝大臣、金融家和政府官员的新基督徒最容易遭到敌视，因为在老基督徒的眼里，他们已经接管了整个王朝。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统一之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显然对路易·德·桑坦格尔（Luis de Santangel）这样的“皈依者”，以及普通的犹太医生和金融家［如被委任为收税官的大拉比（rab de corte）亚伯拉罕·塞内尔（Abraham Seneor）］十分友好，所以人们对前景更加乐观。驱逐只是狂热分子的梦魇。在即将对顽固不化、不可战胜的格拉纳达国王城堡发动新一轮圣战的重要时刻，如果没有犹太人的金钱支持，这个新王国该如何是好？所以，尽管伊莎贝拉的忏悔牧师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as de Torquemada）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与埃斯皮纳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如出一辙，但是在15世纪70年代，这个新王国并没有出现向境外涌动的恐慌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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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皇在1478年授权西班牙统治者设立异端裁判所时，并没有在未皈依的犹太人中间引起巨大的恐慌，因为这种司法制度只涉及疑似的基督徒——当然首当其冲的是“marrano”——而与本色的犹太人无关。的确，当异端裁判所于两年之后在塞尔维亚开始采取行动时，立即引发了大批的“marrano”向不在王国管辖范围内的遥远城镇和乡村逃亡的浪潮。但是在一开始，犹太人本身就出现了分化。对于那些与已经放弃信仰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关系仍然比较密切的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认为他们的改宗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在面对异端裁判所提起的指控时，甚至想遵从法庭的命令去告发他们。当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包括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内）异端裁判所这架毁灭性的机器会邪恶到何种程度和持续多长时间，于是他们请求教皇西斯笃四世（Sixtus Ⅳ）对其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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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所拥有自己独立的审判权，它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只对教皇、王室和自己按照等级制度设立的陪审团负责。除了主审法官和所谓的审判委员会，还有一支庞大的“教友”队伍，专门负责处理法庭的事务性工作，以便使这架恐怖的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围绕着用刑方式制定了许多详细的规则，例如，负责监督的人属于这个组织严密的序列中的第一等级。异端裁判所甚至还有一支负责保卫法庭和对当事人进行恐吓的小型军队。在没有骑兵护卫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个法官被一群陷入绝望的“marrano”在萨拉戈萨大教堂里杀害之后，大法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再也不敢随意外出。更可恨的是，法庭实际上拥有不受限制的刑罚权力，为了获得“完整而详尽的”口供，法庭可以对那些疑似回归犹太教的人，或直接对那些死不悔改、十分活跃的本色犹太人随意用刑。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兴起了一股窥探私人秘密的邪恶风气，仆人、家人和邻居在威逼利诱下纷纷干起了告密和间谍的勾当。甚至在男女修道院里，修士和修女也会告发他们的兄弟姐妹，有时只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圣饼被举起时眼向下看，或在开始念诵“我们的主”或“万福玛利亚”时结结巴巴，并嘟哝着“谁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伊利米亚胡·约维尔（Yilimiyahu Yovel）无疑是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恶毒的现代制度的萌芽，而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传统的残余。这的确是在反人类罪行方面玩出的一个新花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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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所还离奇地发明了“公开审判”这种所谓的公众娱乐形式，这从罗马时代以来是闻所未闻的。凡“异端公开审判”日均被宣布为节日和公共假日，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市民能够参加和观看犯罪分子的游街活动。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光着双脚，头戴尖顶的高帽子，身穿破烂的“火刑服”（sanbenito），即在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的囚服上画上翻卷的火舌，因为道貌岸然的法官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提醒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今生被烧死总要强于来世在地狱里永远受火刑的煎熬。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的王公贵族也会出席这种精心安排的“庆祝活动”，他们不慌不忙地享用着“节日的美味”，只是在刑场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时才把香囊放在鼻子上挡一挡。当仪式进行到从灰烬中扒出死刑犯的残骸（通常数以百计）并连同活人一起再烧一遍时，这些“祭品”在城市上空形成的空气中就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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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异端裁判所的死难者有时被简单地定性为“异端”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残酷的审判方式——从审问和刑罚直到最后集体处决，使异端分子在世俗政权的罪恶之手中死于非命，并被委婉地称为“解脱”——最直接地指向了那些曾经并且仍然被怀疑是犹太人的人。从来也没有听说曾经有西班牙罗拉德派（Lollards）或 卡特里派注253（Cathars） 教徒被绑上火刑柱。对于西班牙在犹太史上上演的这场戏剧来说，这无疑是最重要、最强烈也是最悲惨的一幕。这个不断旋转的悲剧舞台在上演一幕幕残酷和背叛的同时，也会展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勇气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有大量的告密者，但也有像迭戈·马尔迦纳（Diego Marchana）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成了新基督徒，但却仍然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帮助那些迟到的“洗罪者”（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和家人），提醒男人和女人躲开异端裁判所的陷阱，当然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被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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