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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似乎并不是拉科鲁尼亚的以撒·德·布拉加或托莱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和赫罗纳的犹太人期望从新王国身上得到的东西。正是在那些软弱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王朝大臣、金融家和政府官员的新基督徒最容易遭到敌视，因为在老基督徒的眼里，他们已经接管了整个王朝。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统一之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显然对路易·德·桑坦格尔（Luis de Santangel）这样的“皈依者”，以及普通的犹太医生和金融家［如被委任为收税官的大拉比（rab de corte）亚伯拉罕·塞内尔（Abraham Seneor）］十分友好，所以人们对前景更加乐观。驱逐只是狂热分子的梦魇。在即将对顽固不化、不可战胜的格拉纳达国王城堡发动新一轮圣战的重要时刻，如果没有犹太人的金钱支持，这个新王国该如何是好？所以，尽管伊莎贝拉的忏悔牧师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as de Torquemada）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与埃斯皮纳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如出一辙，但是在15世纪70年代，这个新王国并没有出现向境外涌动的恐慌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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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皇在1478年授权西班牙统治者设立异端裁判所时，并没有在未皈依的犹太人中间引起巨大的恐慌，因为这种司法制度只涉及疑似的基督徒——当然首当其冲的是“marrano”——而与本色的犹太人无关。的确，当异端裁判所于两年之后在塞尔维亚开始采取行动时，立即引发了大批的“marrano”向不在王国管辖范围内的遥远城镇和乡村逃亡的浪潮。但是在一开始，犹太人本身就出现了分化。对于那些与已经放弃信仰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关系仍然比较密切的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认为他们的改宗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在面对异端裁判所提起的指控时，甚至想遵从法庭的命令去告发他们。当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包括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内）异端裁判所这架毁灭性的机器会邪恶到何种程度和持续多长时间，于是他们请求教皇西斯笃四世（Sixtus Ⅳ）对其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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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所拥有自己独立的审判权，它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只对教皇、王室和自己按照等级制度设立的陪审团负责。除了主审法官和所谓的审判委员会，还有一支庞大的“教友”队伍，专门负责处理法庭的事务性工作，以便使这架恐怖的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围绕着用刑方式制定了许多详细的规则，例如，负责监督的人属于这个组织严密的序列中的第一等级。异端裁判所甚至还有一支负责保卫法庭和对当事人进行恐吓的小型军队。在没有骑兵护卫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个法官被一群陷入绝望的“marrano”在萨拉戈萨大教堂里杀害之后，大法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再也不敢随意外出。更可恨的是，法庭实际上拥有不受限制的刑罚权力，为了获得“完整而详尽的”口供，法庭可以对那些疑似回归犹太教的人，或直接对那些死不悔改、十分活跃的本色犹太人随意用刑。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兴起了一股窥探私人秘密的邪恶风气，仆人、家人和邻居在威逼利诱下纷纷干起了告密和间谍的勾当。甚至在男女修道院里，修士和修女也会告发他们的兄弟姐妹，有时只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圣饼被举起时眼向下看，或在开始念诵“我们的主”或“万福玛利亚”时结结巴巴，并嘟哝着“谁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伊利米亚胡·约维尔（Yilimiyahu Yovel）无疑是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恶毒的现代制度的萌芽，而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传统的残余。这的确是在反人类罪行方面玩出的一个新花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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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所还离奇地发明了“公开审判”这种所谓的公众娱乐形式，这从罗马时代以来是闻所未闻的。凡“异端公开审判”日均被宣布为节日和公共假日，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市民能够参加和观看犯罪分子的游街活动。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光着双脚，头戴尖顶的高帽子，身穿破烂的“火刑服”（sanbenito），即在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的囚服上画上翻卷的火舌，因为道貌岸然的法官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提醒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今生被烧死总要强于来世在地狱里永远受火刑的煎熬。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的王公贵族也会出席这种精心安排的“庆祝活动”，他们不慌不忙地享用着“节日的美味”，只是在刑场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时才把香囊放在鼻子上挡一挡。当仪式进行到从灰烬中扒出死刑犯的残骸（通常数以百计）并连同活人一起再烧一遍时，这些“祭品”在城市上空形成的空气中就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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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异端裁判所的死难者有时被简单地定性为“异端”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残酷的审判方式——从审问和刑罚直到最后集体处决，使异端分子在世俗政权的罪恶之手中死于非命，并被委婉地称为“解脱”——最直接地指向了那些曾经并且仍然被怀疑是犹太人的人。从来也没有听说曾经有西班牙罗拉德派（Lollards）或 卡特里派注253（Cathars） 教徒被绑上火刑柱。对于西班牙在犹太史上上演的这场戏剧来说，这无疑是最重要、最强烈也是最悲惨的一幕。这个不断旋转的悲剧舞台在上演一幕幕残酷和背叛的同时，也会展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勇气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有大量的告密者，但也有像迭戈·马尔迦纳（Diego Marchana）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成了新基督徒，但却仍然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帮助那些迟到的“洗罪者”（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和家人），提醒男人和女人躲开异端裁判所的陷阱，当然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被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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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运动的“生产线”是由可怕的敌人控制的，当然他们的领军人物就是托尔克马达。尽管他们采用的手段相当原始，但在连绵不断的恐吓、酷刑、慌言和司法谋杀浪潮中，死难者的人数足以使任何 20世纪的独裁者注254 的破坏和杀戮行径相形见绌：仅塞尔维亚一地，到当年底就有700人被烧死；每个月举行一次“异端公审仪式”，并且在这架死亡机器向北开进雷阿尔城（Ciudad Real）并继续推进到托莱多（那里的死亡人数打破了历史纪录）之前，在1488年曾经一天就烧死过40人，同时还焚烧了100具从灰烬中扒出来的尸骨以及许多已经逃脱的罪犯的模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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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理解的是，那里的犹太人反而在袖手旁观，并且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因为他们一旦被隔离在城郊的居住区内，只有一个大门可以出入，他们显然就再也没有对他们的亲戚朋友施加犹太化影响的机会，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这样的错觉甚至在那些最伟大的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仍然在为攻克格拉纳达而努力工作，如亚伯拉罕·塞内尔，国王和王后至少对他这样的人还是以礼相待，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虚伪的敬意。他曾经满怀信心地进见国王，请求他禁止以暴力方式对犹太人进行布道活动，并撤销有关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烤制无酵饼的禁令。塞内尔甚至与托尔克马达也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在他的请求下，他出生的村庄还一度享受过免税的待遇！作为一个拉比和金融大亨，同时也作为一个有号召力的犹太领袖，他对于最高统治者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他甚至不相信他们会干出像驱逐犹太人这样自甘毁灭行为。于是，人们对这种亲密关系产生了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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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年，塞内尔得到了另一个更著名人物拉比以撒·阿布拉瓦内尔（Isaac Abravanel）的支持，在被牵连进一次试图取代他的宫廷阴谋中之前，他一直在葡萄牙国王面前享有与塞内尔同样的地位和职位。阿布拉瓦内尔被迫出逃，他跨过了边境，寻求并获准会见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这次会见中，王室似乎提出要他积极地提供金钱资助对格拉纳达的讨伐战争，并以放弃把安达卢西亚的激烈驱逐运动扩展到整个王国作为回报，他当时很可能没有答应。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当时还没有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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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王后的忏悔牧师早已经下定了决心。对托尔克马达来说，如果没有第二只手即用暴力彻底清洗犹太人作保证，仅靠埃斯皮纳的学说这一只手——对皈依的犹太人进行彻底净化，使他们不可逆转地归顺到基督教会的旗帜下——是毫无意义的。他所采用的变态方式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犹太教的坚韧性和说服力，因为这个宗教完全有能力从政权和教会、暴徒和传教士强加给它的任何制裁——强迫迁移、焚毁典籍和肉体毁灭——下生存下来。你可以毁灭所有这一切，但总会有某种东西会逃过你的灭绝行动，如它的“字符”总会像致命雾霾中的微小颗粒一样从尸体和羊皮纸的灰烬中飘散到遥远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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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连托尔克马达自己也失去了耐心，因为他知道这第二个步骤必须要等到攻陷格拉纳达之后才能实施。尽管西班牙王国正在为这次战事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特别是热那亚人的金钱——但王国军队是如此庞大，花费是如此昂贵，如果没有犹太人提前缴纳现金这种税收方式的便利，做任何事情恐怕都是不明智的。然而，到1491年冬，围困格拉纳达的军队［其中包括亨利七世的妹夫里弗斯伯爵（Earl Rivers）指挥的英国士兵和一个泛基督教圣战营中的法国部队］已经增加到1.2万人，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足以使国王 布阿卜杜勒注255（Boabdil） 在深深的屈辱中意识到，投降并结束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已经成为必然。当然，在格拉纳达城内，仍然有数千名犹太人和“皈依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异端裁判所的追捕而逃过来的，并且已经在穆斯林政权的安全保护下恢复了他们祖先的信仰。布阿卜杜勒为他的穆斯林臣民的安全作了安排，但毋庸讳言，他对当时已经陷入恐惧的犹太人却没有提供任何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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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驱逐运动的动机并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为了实际完成创建一个统一的、纯洁的基督教西班牙的圣战使命。作为最高统治者作战工具的贵族阶层，当然对取消他们欠下贪婪的犹太人的债务这样的作战争成果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效法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实施驱逐运动的目的正在于此。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却打着另一个算盘，他们抢劫、没收和变卖的所有财产尤其是房产的价值，大大超出可以计算出来的犹太人上缴税费。或许有一些胆小怕事、地位低下的人会担心突然失去医生、店主和一个难得的借钱靠山，但这种担心毕竟是不光彩的。所以必须提醒他们，犹太人在他们中间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仅是一种人身的冒犯，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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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绑架和杀害儿童的案件自然而然地被编造出来，像往常一样，一具并不存在的尸体并不能对定案有任何妨碍。一个在乡间游动的“marrano”，他是一个洗刷羊毛的匠人，名叫本尼托·加西亚（Benito Garcia）——依然是在一次朝圣返乡的途中——被异端裁判所的探子在托莱多附近的拉瓜迪亚城（La Guardia）发现，在他的背袋里找到了一块吃了一半的圣饼，这无疑是一个亵渎基督的阴谋。剩下的事情不过是根据这个装着其他10个“皈依者”和犹太人的食品杂物的背袋，通过平常那种简单有效的程序获取“完整而详尽的”供词罢了。其中有一个叫优素福·弗兰科（Yucef Franco）的犹太人被关在加西亚上面的一间牢房里，地板上正好有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里可以听到下面牢房里的谈话声。有一个修士打扮成拉比的模样来到弗兰科的牢房，以获取并非犯罪本身而是被指控的罪名的所谓“供词”。于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被拼凑出来：一个儿童在托莱多一条大街上被绑架，然后模仿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对他进行折磨，然后把他拖掳到城外的一个山洞里，然后挖出他的心举行巫术仪式。这个故事说得头头是道，无非是为了煽动公众的怒火，从而把“皈依者”和犹太人不加区分地定为共谋的杀人犯。这个一直没有找到的儿童很快被奉为圣徒，称为 “拉瓜迪亚的圣婴”注256（El Niño） ——并且在西班牙的这个地区现在仍然这样称呼。骚乱是如此普遍而激烈，从而使国王和王后终于放下心来，因为驱逐令事实上把公众的怒火导入了一条有条理和高效率的渠道，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破坏性的骚乱发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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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492年3月31日，在四百年前由约瑟·伊本·纳赫雷拉首次提出构想并开始建造的 那座王宫注257 里，在伊莎贝拉和费迪南用霸占宫廷长达数月的方式宣示对布阿卜杜勒的胜利的王宫里，一件历史上的“杰作”终告完成。这纸冗长的驱逐令首先解释说，由于已经不可能阻止犹太人扰乱新基督徒正常信仰的活动，而尽管异端裁判所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这些新基督徒仍然继续纷纷恢复原来的信仰，所以无论从教会的统一还是基督徒的纯洁来看，都不能容忍他们继续存在下去。不仅如此，他们还一直在玷污和滥用基督教的教义，正如最近发生在拉瓜迪亚那个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身上的暴行所显示的那样，他们也许会实施更加恶劣的暴行。在7月1日前，犹太人必须在4个月内离开王国的领地，而王朝的忠实臣民已经被周到地预先告知，不得以任何方式扰乱或阻挠他们离开。任何人在离开时都不得携带金、银或其他硬币（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货币），也不得携带任何贵重物品，如钻石、珠宝，以及宗教仪式用的珍贵圣物。所以，安放《托拉》的约柜的顶盖和护罩，羊皮卷轴两端的石榴状饰品以及手状指经标，当然还包括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会堂建筑，全部被王室没收。当时要熔化这些物件，恐怕要费不少力气吧。犹太人不得牵走马匹甚至骡子，以免这些高贵的负重家畜从王国中流失。他们可以用毛驴拉车或驮着他们的老弱病残。他们可以带走他们的希伯来文书籍，让人感到庆幸的是还可以带走他们那部《塔木德》以及其他所有的典籍。凡不能带走的书籍一律与羊皮书卷一起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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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公众直到一个月后才知道有这么一道法令，塞内尔（他早年对伊莎贝拉的忠诚为他换得了一些知情权和一系列的高级职位）和阿布拉瓦内尔正好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劝说王室特别是费迪南收回成命。在用恻隐之心和王朝利益无法说动他之后，阿布拉瓦内尔决定使用金钱，他开出了 3万达克特注258（ducat） 的价码，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一个传言说，国王当时有点犹豫不决，但在这个时候托尔克马达怒气冲冲地撞了进来，他把一个十字架扔在地板上，并指责费迪南想要重复犹大为了30个银角子而出卖耶稣基督的背叛行为。另一个传言则称，狂热不羁的伊莎贝拉当时为了故意激怒国王，说他的犹豫不定完全是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着犹太人的血（他的母亲一脉的确有人具有“marrano”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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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驱逐犹太人这个问题上，费迪南实际上与王后和大法官一样立场坚定。到4月底，负责传令的官兵按照王室的命令，用号角声把附近的居民召集到西班牙的中心城镇中，去聆听他们宣读最高统治者的法令。由于文字描述在细节上受到限制，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当然也包括笔者本人）能够再现当年犹太人听到这张强加给曾经是他们的“西班牙的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的死亡判决书时所表现出来的恐惧、沮丧、忧虑和痛苦之情。正是在这个“西班牙的耶路撒冷”，他们的语言变成了拉迪诺语，并一度繁荣起来；他们的拉比曾在那里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和创作；那里曾经诞生了许多清新的祈祷诗歌和爱情歌曲，一直被人们传唱着；他们曾经在那里揉面团、烤甜点；他们曾经在普珥节和《托拉》节 （Simchat Torah）注259 上跳起欢乐的舞蹈；他们曾经在割礼上痛饮红酒，新娘和新郎曾经站在彩棚（huppal）下，在用鲜花装饰的阿拉米语婚书（ketubah）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医生曾经把草药和安慰送给不同信仰的病人；他们的文士和装饰师曾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象，从而证明了人类的无限创造力……但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去了索里亚、塞哥维亚、布尔戈斯、托莱多、萨拉曼卡、萨拉戈萨、人们钟爱的赫罗纳、哈列维的出生地图德拉……但每当他们赶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早已经被清空了，在流亡中刚刚安定下来的犹太人从此不得不继续流浪。他们在令人恐惧的哀恸中还注意到，为他们最后离开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日期（因为国王大度地把最后期限延到了7月底）是犹太历的阿布月初七，即为纪念第一和第二圣殿被焚毁举 行斋戒前两天注260 。如今，他们的文化圣殿正在被摧毁，对他们来说就像罗马人当年推倒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墙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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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的情绪伴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蔓延开来。疯狂的行动由此开始，没收后剩下的所有财产全部被变卖：房屋、店铺、酒窖、花园、樱桃园、葡萄树、橄榄林。安达卢西亚大驱逐作为一个先例，无异于提前警告塞法迪犹太人不要再心存侥幸，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无情的盘剥和变节屈服的机会。他们被允许带走十分之一的财产算是他们的幸运，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把身上的财产带出边境，然后去纳瓦拉（Navarre）和葡萄牙，或渡海去那些愿意收留他们的海外国家。这项驱逐令当然也适用于西班牙领地上的其他犹太社区，如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这些如今已经被割让的避难地。面对这种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艰难局面，至少有4万名犹太人不得不皈依了基督教，加入了自1391年的暴乱和大屠杀以来形成的10万新基督徒大军。他们中间有许多最显赫的宫廷犹太人，这在历史上当然不是第一次。1492年7月，大拉比亚伯拉罕·塞内尔本人与他的儿子 梅拉米德·梅尔注261（Melamed Meir） 一起在瓜达卢佩修道院接受了洗礼。当时，国王和王后作为他的教父和教母就站在这位80岁高龄的犹太人面前，而他的名字从此也变成了费伦·佩雷斯·科洛内尔（Ferran Perez Colo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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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瓦内尔则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根据克里特岛上的干尼亚城（Khania）的大拉比以利亚·卡普萨利（Elijah Capsali）——他经常与许多流亡的犹太人直接对话——的记述，他曾给伊莎贝拉写过一封谴责信，并当面对她进行申斥，他“像一头狮子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通过这种残忍的方式就可以消灭犹太教的设想完全是自欺欺人。但她却回答说，这次大驱逐并不是出于她的意愿，而是出于上帝的命令。对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回答，阿布拉瓦内尔质问道，她是否知道，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帝王认为，通过颁布驱逐令就可以结束犹太人的历史，从而打破这个民族与其上帝之间的盟约？难道她不知道这些帝王都已经消亡，而犹太教却坚持了下来，并亲眼看到了弥赛亚带来的救赎？难道犹太人遭受的苦难不是更加坚定了他们忍耐的信念，从而把律法的“字符”永远地刻进了他们的大脑里和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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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盛夏季节的到来，离境的期限日益临近，这些塞法迪犹太人不得不尽可能地在截止日期前赶往附近的港口和边境。驱逐令特别规定，如果7月31日以后在国王和王后的领地上发现有尚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将一律处死。所以，一次新的“出埃及”似乎迫在眉睫。因为在去加的斯港或东北方向的纳瓦拉边境和西面的葡萄牙的路途中充满了危险，所以许多犹太人尽量地与他们在犹太会堂里熟悉的邻居和朋友结伴而行。几把扶手椅、一箱衣物、一些简单的厨房用具——尤其是如果他们要出海的话——还有几只塞满宝贵的神圣典籍的麻袋，横七竖八地装在笨重的马车上，麻袋的空隙里坐着家里的老人和最小的孩子。毛驴的行进速度之慢可想而知，但绝大多数的西班牙犹太人只能靠双脚离开这个国家。这样的迁移方式使他们很容易成为毫无防范能力的猎物，沿途的盗匪不断对他们进行抢劫，而那些拥有特别权力的官吏则对他们进行最后的盘剥：尽管他们随身携带的财产本来就少得可怜，几乎拿不出什么现钱，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对边防官兵（包括边界两侧的官兵）进行贿赂才能顺利通过。当他们到达出境的港口时，他们往往不得不与那些贪得无厌的船长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而在等待起航的间隙，他们只能在海边的荒滩上过夜，从而成为当地的强盗团伙的抢劫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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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渐渐平息下来，他们原来的“邻居”便从家里和田间纷纷赶过来，一排排地站在路边，目送一支支绵延不断的犹太移民队伍，在西班牙盛夏的酷热阳光下缓缓向海边和葡萄牙边境移动。令人惊奇的是，与骚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死亡和诅咒的喊叫声恐吓、追逐犹太人不同，他们改成了用不声张的方式实施同样的恶行。甚至连对犹太教仇恨之深如牧师安德雷斯·伯纳迪兹（Andres Bernaldez）这样的人都出乎意料地受到感染，他对许多犹太人在这种严酷的考验面前所展示的高贵情操和强大力量感到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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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穿过小路，越过田野……他们背负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有些人倒下了，其他人又站起来；有些人死去了，其他人又出生了，还有一些人一直在生病。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在为他们感到悲伤，凡他们所到之处，［基督徒们］都在恳求他们受洗，有些人在痛苦中皈依了基督教并留了下来，但只有少数或者说极少数的人这样做。拉比们不停地鼓励他们要坚强，并号召女人和小姑娘高唱圣歌、敲打手鼓，以提振旅人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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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塞法迪犹太人是在美妙的歌声不绝于耳的气氛中离开了西班牙。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比们为什么要号召女人们高声歌唱呢？当然是因为这是又一次“出埃及”，这次离开必然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正如他们当年摆脱埃及人的奴役而出走是出于他的命令一样。沿着这条思路，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只要坐在逾越节家宴的桌边，听到一篇“哈嘎嗒”启蒙故事，他们就会想起，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在以色列人安全地跨过红海并且海水淹没了法老的军队之后唱歌、起舞的情景。伯纳迪兹听到了歌声，而拉比们则说，这一次上帝将再次创造奇迹，把他们从奴役状态下领到他的“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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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样的歌声曾在萨洛尼卡和突尼斯、在士麦那和君士坦丁堡、在威尼斯和干尼亚多次响起。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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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走向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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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纳利群岛一直向南，经过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和贾米·费雷尔的小船曾经乐观地驶过的“金河”河口，再绕过 博哈多尔角注262（Cape Bojador） （根据传说，过了这条分界线以后，变化莫测的海流能够使任何船只失去生还的希望），然后经过几内亚湾，在大海深处有一个巨大的火山岛。这个海岛是由葡萄牙航海家于1470前后年发现的，并将其命名为圣多美（São Tomé）。就这个海岛所处的纬度而言，当时的船长在向皇家骑士岛（ Alvara da Caminha）航行的途中，恐怕只有参照拉比亚伯拉罕·撒库托（Abraham Zacuto）制作的星表才能准确地标定出来。这个星表曾一度流传至萨拉曼卡，但当时已经转移到里斯本，因为它对于葡萄牙王国实现海上霸权是非常有用的。这个火山岛当时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因为岛上的熔岩已经被浓密的热带植物所覆盖，但在葡萄牙人发现它之前，圣多美岛上一直无人居住。从岛上的热带雨林和山丘平缓地向大西洋海岸延伸，海面上飞翔着侏橄榄绿鹮和各种热带海鸟，但到1494年，在岛上的岩石和丛林之间却出现了数百个（有人说是上千个）原来曾经是犹太人的孩童。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出生就在格拉纳达生活，分属于几百个犹太家庭，但当格拉纳达在基督教的重新征服运动中陷落之后，他们立即随父母一起遭到驱逐。有些人加入了来自卡斯提尔王国的无家可归者的流亡人群，由于相信了国王若昂二世（João Ⅱ）提供庇护的承诺而进入了葡萄牙。但这一承诺后来被证明是有条件的，完全是一个利用犹太人的大骗局。除了被葡萄牙国王选中的在经济上对王国有用的630个家庭之外，其余的西班牙犹太人（总人数可能有8万）则必须在逗留8个月并为其短期避难和顺利离开的特权支付一大笔费用之后继续他们的流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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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短暂逗留的几个月里遭到各种形式的掠夺（合法的和非法的）而身无分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费用，于是若昂二世当时宣布，他们已经成为他的个人财产，并把他们作为奴隶分送给他的贵族，而正是由于这些犹太人有国王担保，贵族之间长年不断的纷争才得以缓和，因为尽管他们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也仍然可以用杰出的智慧把贵族们玩得团团转。国王自己也留用了许多犹太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儿童，因为一旦作为奴隶与父母分开，就可以直接把他们遣送到海外去开垦圣多美岛。在轻松地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就会使这个海岛彻底基督教化，并与同时遣送到岛上的非洲奴隶婚配，从而制造出一个忠心的、虔诚的、富有进取精神的黑白混血人种，经过二十多年之后就可以给予他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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