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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似乎很美，但条件是他们能够活下来！他们是否能够安全抵达，是否能够熬过各种疾病、饥饿和各种艰难困苦［如最让他们恐惧的贪婪而凶残的鳄鱼（lagarto）］，剩下的人数实在难以确定。一位16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一开始遣送时有2000人，其中有600人后来长大成人，但这个数字似乎太大，因为当时装载他们的船只不可能太大，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更何况他们当时年龄都还很小。但安全到达的肯定有几百人，并且他们的确建立了一个以种植和收获干蔗为生存手段的微型的殖民社会，并且最后以生产可可而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而闻名于世。像马略卡岛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一样，在他们的基因中同样也携带着他们祖先身上那种永远也抹不掉的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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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死于1495年，他并没有直系的继承人，但在他咽气之前，他决心像他的邻国西班牙一样全面彻底地在他的王国里灭绝犹太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犹太人一旦被改造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至少在两件事情上对野心勃勃的葡萄牙王国是非常有用的，即航海科学和全球贸易。那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灭除他们的宗教。因此，像西班牙一样，所有的犹太会堂和《塔木德》研究院全部被关闭，并发布了一项不烧人只烧书的命令，尽管事实上他们只是把一种新的绘画艺术带进了葡萄牙但却从未应用于实践活动。1493年，仍然留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被迫把他们所有的《圣经》、《塔木德》、祈祷书、评注和哲学经典图书，以及身上戴的经匣和门柱上的经卷这类包含希伯来字符的礼仪用品，全部送到里斯本大会堂，以便在那里集中销毁。对于大量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被允许从西班牙带出来的那些装满希伯来经典的麻袋和箱子是他们的唯一安慰，因为他们几乎已经失去了一切：房屋、花园、店铺、金钱，还有故土。他们在漫长的流亡路途上一直与这些经典同甘共苦，一起跋山涉水。然而，眼下有人却要让他们与他们的“字符”世界分离开来。拉比亚伯拉罕·沙巴（Abraham Saba）亲眼目睹了一位犹太同胞由于“太爱他的书”并紧抱着他的书不放而遭到皮鞭的残酷殴打。这位拉比感到十分惊恐，于是他把自己最珍贵的书挑出来偷偷带出城外，并把这些书藏在了一棵老橄榄树的树洞里。在这些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文字财宝的爱书人中，还有一位就是以撒·德·布拉加。他当年曾把许多山羊皮制成的盒装重要典籍从拉科鲁尼亚辛辛苦苦地带到了里斯本。如果他留下来——或者更糟糕一些，如果他像其他数千名犹太人那样返回西班牙并接受洗礼——那么他随身携带的所有书籍就会被没收并在边境上被焚毁，世界也就会因此而失去装饰精美的希伯来典籍中最美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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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葡萄牙国王对这些新来的但却不受欢迎的犹太人所做的诸多坏事中，这还算不上是最坏的。若昂二世的继任者曼努埃尔（Manuel）像他的前任一样，也是在驱逐还是扣留犹太人让王国受益更多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当然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必须首先灭除他们的宗教。他最后的选择似乎是由王室的婚姻政治决定的，因为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以他们守寡的女儿（也叫伊莎贝拉）下嫁为代价换取了曼努埃尔将驱逐犹太人的运动扩展到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决定。他们断定，不然的话，两个国家的边境将成为秘密回归犹太教的犹太人返回西班牙的通道。情况正是如此，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由于在葡萄牙已经难以生存，他们决定接受洗礼并返回西班牙，这自然是受到了西班牙王国于1492年11月发布的一项附加法令的诱惑——这或许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其中也为检验“皈依者”是否真正忠诚附加了许多敏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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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497年就已经确定了从葡萄牙驱逐犹太人的最后期限，但曼努埃尔仍然在为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而苦恼。难道就没有一种至今未曾尝试过的方式，能够引诱犹太人集体皈依到十字架下，从而避免驱逐他们？或许，圣多美岛上那些犹太儿童的命运给他带来了灵感。在逾越节之夜，当各个犹太家庭正在清除发酵物，准备第二天过逾越节时，士兵们突然袭击了聚集在埃武拉（Evora）的犹太人，骚乱随之蔓延到葡萄牙的所有城镇，但他们只是从那些绝望哀求的父母怀中夺走年龄在两岁以上的孩子。刹那间，用烛光寻找发酵物的欢乐变成了对搜索儿童行动的恐惧。以利亚·卡普萨利就曾经从逃到克里特岛上的“marrano”口中听说过当时发生的故事，他写道：士兵们“甚至在房子的墙角和壁凹处”搜寻蹒跚学步的孩子和尚未成年的儿童。在逾越节家宴上，他们又回来“抢劫犹太人的财宝。孩子们被夺走，恐怕今生永远也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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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数千位陷入疯狂的父母被押往里斯本，并被告知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前离开葡萄牙。其中有些人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恳求当局甚至国王本人释放他们的孩子。所罗门·伊本·弗迦是托尔托萨《论争纪实》的作者，也是一个受过洗礼的秘密犹太人，他就提到过有一位母亲失去了6个孩子，她感到十分绝望，在曼努埃尔做完星期日大弥撒离开教堂的路上堵住了他。“她上前恳求他的怜悯，并匍匐在他的马蹄下，请求他只把她最小的孩子还给她，但国王根本不为所动……国王命令他的仆从‘把她带走，不要让我再看见她’，但这位母亲继续用更大的哭喊声申诉自己的冤情，他们开始呵斥她，于是国王愤怒地吼道：‘不要管她，因为她就像一条母狗，她的狗崽子已经被抱走了。’”我们还知道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讲不完的伤心故事：以撒·德·禄亚（Isaac de Rua）和他的妻子维里达（Velida），他们失去了8岁的雅各，新起的名字叫豪尔赫·洛佩斯（Jorge Lopes）；施托布·菲达尔戈（Shemtob Fidalgo）和他的妻子奥拉波（Oraboe）失去了两岁半的雷纳（Reina），新名字叫格拉西亚，和8岁的亚伯拉罕，新名字叫乔治；雅各·曼哈齐纳（Jacob Mankhazina）的寡妻埃斯特雷拉（Estrela），她失去了4岁的辛法纳（Cinfana），某一段时间曾被一位基督徒鞋匠邻居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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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他们认为将遭到驱逐——这至少是某种解脱的方式——的日子里，数千名犹太人［历史学家达米奥·德·高伊斯（Damiao de Gois）认为不大可能超过2万人］被塞进一处古老的宫殿里，由于作为一种惩罚塞得太满，里面空气稀薄，并且没有厕所。然后，曼努埃尔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残酷监禁和制造家庭分裂的手段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从而保证他遣送到海外的犹太人能够顺理成章地保持其基督徒身份。他时常命令停止供应食品和饮水，有时竟长达三天。犹太人实际上被圈在一个原始形式的集中营中，他们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除非选择皈依，否则没有获释的希望。在这样一种气氛中，看守他们的卫兵只要高兴，可以随意鞭打那些饿晕或病倒的犹太人，直到他们厌倦了这种取乐方式。大量的犹太人在这种残酷的虐待下死去，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则被拽着头发拖到洗礼池边，在以这种粗暴的方式举行皈依基督教仪式时有的人手里还一直紧紧地抓着他们的祈祷披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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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人中，最终逃过这种厄运的只有天文学家、《塔木德》学者、拉比亚伯拉罕·撒库托。当时，他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来到葡萄牙，只不过希望能在当地的“仁政”下得到暂时的喘息，并不奢望能够定居下来。 他当时已经名声卓著，不仅是因为他设计了一个铜制的星盘，比当时用于航海的木制星盘的刻度更为精确和稳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萨拉曼卡大学当教师时完成了一本用于测量太阳、月亮和行星位置的《天体运行万年历》（Ha hibbur ha-gadol），不仅精确程度史无前例，而且全部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这就是犹太知识的魅力，这样的专业知识可以一直追溯到库姆兰时期的“星空探测装置”，而且尽管当时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接纳其作者，但整个世界无疑都需要这样的知识。这本历书于1481年被翻译成了卡斯提尔西班牙文，并且由于若昂二世的私人医生何塞·韦齐诺（Jose Vizinho）（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正准备将其翻译为拉丁文，所以撒库托受到了一种特殊规格的欢迎。他被请进了位于里斯本以北雄伟的托马尔（Tomar）圣殿骑士大修道院的宫殿中，并专门辟出一个房间让他开展研究工作。撒库托这位著名人物的存在正是唯独托马尔犹太会堂在中世纪晚期的葡萄牙得以保留下来的原因。那是一处精致而小巧的祈祷和研习场所，只不过是一个用细细的木柱搭建起来的小房间。在撒库托在此地居留期间，他的研究工作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一个新的西班牙文版本开始印行，而这次采用的便携式开本使其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第一批印制的科学手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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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撒库托的《天体运行万年历》在正式印刷之前就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本书其实早就已经被哥伦布带到了圣玛利亚港，当时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前面的加的斯港清除所有搭载犹太人的船只。在撒库托的心目中，当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不可能没有联系。他出版的著作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以撒·阿布拉瓦内尔为犹太人进行辩护的力度，并且也坚定了“皈依者”路易·桑坦格尔支持哥伦布向西找到一条去印度的新航线的决心。由于当时一般认为印度洋上通用的“混合语”（lingua franca）就是阿拉伯语，所以哥伦布决定带上犹太人路易·托雷斯（Luis Torres）作为随行翻译一起出海，因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他的皈依适逢其时，可以避免在航行中有失礼仪。后来，托雷斯被哥伦布留在了加勒比海一带，让他处理相互理解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他的确能够与加勒比和泰诺（Taino）“印第安人”进行沟通。哥伦布的航海日志开篇就表达了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的某种神秘但却颇为深刻的联系：“既然已经把犹太人从您的领地上驱逐了出去，但陛下却又命令我全副武装地向传说中的印度地区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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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他这里提到的“印度”指的是耶路撒冷。绕行西线去印度是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的下一个步骤，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重新征服运动，是最后审判日的新起点。但是，为什么不尝试走东线呢？在托马尔，在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始他绕过博哈多尔角，然后经过犹太孤儿岛，一直绕过好望角并突然转向北沿着非洲东海岸的环球航行之前，拉比撒库托很有可能见过他。当达·伽马完成这次探险并满载香料、动物以及一位在印度定居的波兰犹太人胜利归来时，撒库托早已经离开，但毫无疑问，达·伽马环球航行的成功肯定得益于这位拉比的帮助，因为只有他的《天体运行万年历》才能使达·伽马知道自己所处的准确纬度。多亏了拉比撒库托，这位伟大的船长和葡萄牙亚洲帝国的发现者才知道自己站在地球上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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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伯拉罕·撒库托去了哪里？他的同胞又去了哪里？他们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既然与基督徒和谐相处的尝试已经夭折，他们又能去哪里呢？在海盗面前，不管是铜制的星盘还是标明天体运行轨迹的万年历都是没有用的，像成千上万的宗教同胞一样，撒库托乘坐的帆船一路向南，又回到了北非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并再一次成为海盗的俘虏，遭到抢劫和勒索。大约在1504年，撒库托最终进入了突尼斯，并在那里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穿越时间而不是空间的道路。但《血统研究》（Sefer Yohassin）一书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他的科学论著相比。尽管撒库托痴迷于追寻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发生融合的事件，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历史。19世纪那些具有科学精神的德国犹太历史学家就将其斥责为更像一种荒谬的幻想，根本没有对神话和真相进行区分——但他们同样也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们对希罗多德也说过同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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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的确如此。拉比撒库托的血统学并不是历史，也并非像这本书的读者所认可的那样。然而，这却是与一代代犹太人的一次对话，与从远古的族长到拉比和圣哲直到撒库托可能认识的犹太人的一次相遇。说他的血统学并不是历史，是因为尽管其内容明显地侧重于年代传承的考察，但所有构成犹太人的过去和存在于当下的犹太人似乎都同时生活在一起，在彼此吵闹的一片不和谐声音中相聚。在他的书中，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沙马伊的慷慨陈词；听到拉比以实玛利（Ishmael）说“去告诉拉比阿奇巴，他犯了一个错误”；听到本·哈哈（Ben Ha-Ha）说“我听这个人说话和本·贝贝格（Ben Bag-Bag）的口气差不多，因为他们算数的方式是一样的，2（bet）加3（gimel）等于5”；听到还没有被尊称为“王子”（Hanagid）的撒母尔（Shmuel）端坐在马拉加的小铺里叫卖香料，丝毫也看不出以后会成为柏柏尔国王御前大臣的迹象。在这本书中，他还用阿拉伯语草草地记下了迈蒙尼德的后事，说他的遗体被送到巴勒斯坦，一伙强盗袭击了他的棺木，并把30个人才能从地上抬起来的棺木扔进了大海里，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终能够埋葬在太巴列湖畔他的祖先的身边。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还记载着那批犹太孤儿被遣送到了“大海中的小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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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是否像神乎其神的传言那样，撒库托本人死后也被埋葬在以色列的圣地上，至今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的某个时间曾经去过那里，并以更亲近的方式与他曾在书本上生动描述过的犹太人群亲切交谈。那里没有他的坟墓，但人们对此仍然半信半疑，据说他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在下列人物面前低头：修女；埋在亭拿（Timnath）的约书亚的父亲；犹大·哈纳西，他是一位王子和《密释纳》大师，在塞弗利斯与10位“加翁”埋在一起，5位埋在右边，5位埋在左边；埋在雅谷村（Kafr Yakuk）的先知哈巴谷；埋在加利利地区的梅伦山（Meron）的希勒尔和沙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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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根据他自己的记述，撒库托去了大马士革，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阿勒颇（Aleppo），在那里他拜谒了文士以斯拉的陵墓，这位《圣经》书卷的作者曾经为那些流亡归来后在耶路撒冷的断壁残垣中间宿营的犹太人找回了早年失落的希伯来“字符”。在那里的某个破败的小房间里，亚伯拉罕·撒库托似乎看到了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的顽强的生命奇迹：一滴滴的蜡烛油滴在烛台上，以斯拉就坐在那里靠这点亮光在羊皮纸上写下了他伟大的《以斯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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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撒库托那本指示太阳、月亮和行星运行轨迹的《天体运行万年历》的指引下航行到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边缘。犹太人再一次漂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哪里是地球的尽头呢？在这个尽头之外又是什么？难道是一片真正的虚无，像哈斯代·克莱斯卡斯（愿他安息！）所坚持的那样“空无一物”，而宇宙正是由此而生成？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信徒阿布拉瓦内尔所主张的那样，那里是一个被无限划分和扩展的空间，船只和马车从一段行程向下一段行程不停地向前行驶？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撒库托的思绪在祖先的传统和幻想的前景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开放的未来之间，在幽深的天穹和浩瀚的海洋之间驰骋。或许，地球的尽头就是希伯来字符能够传播到最远的地方？尽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压迫者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对希伯来文字进行焚烧、涂抹和覆盖，对希伯来读物进行删除和定罪，对犹太人身上的希伯来书籍进行搜查和没收，但这些“字符”却一直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传播。有时，当犹太人被押到奴隶市场上拍卖时，他们甚至被那些好心的捕快释放，因为这些捕快幼稚地只关心他们抓了多少人。撒库托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批图书，由基督徒从葡萄牙带出来在摩洛哥的市场上公开叫卖。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市场。弗朗西斯科·德·皮涅洛（Francisco de Pinheiro）是一个葡萄牙贵族，他曾跟随海军上将、首任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的舰队远赴印度，他就随身带着被他的父亲（自然是一个地方治安官）从一个葡萄牙犹太会堂里抢劫来的一大箱子希伯来图书，而他估计可以卖一两个达克特。在马拉巴尔海岸的科钦（Cochin）定居着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皮涅洛就在那里把他家的战利品——一个小型图书馆卖掉了。于是，这批被赎回的图书获得了新的生命，终于走出黑暗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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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一首赞美诗已经在撒库托的心底缓缓升起。每逢犹太人的安息日和重大节日，这首19世纪赞美大卫王的诗歌作为一首“保留圣歌”（zemirot）就会在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响起（现在依然如此）。《创世之书》——撒库托既然痴迷于喀巴拉神秘主义，对这本书应该非常熟悉——坚持认为，全能的上帝是按照神奇的希伯来“字符”创造出了世界上的各种元素。所以，地球的尽头必然是这些“字符”栖息的地方，在那里，通过今世一次次的祈求和哀悼，就会听到来自天国的声音。是的，我们坚信这一点。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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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宣告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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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展示他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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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发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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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降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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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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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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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形状已经在世界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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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心中的“字符”却传向地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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