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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撒库托那本指示太阳、月亮和行星运行轨迹的《天体运行万年历》的指引下航行到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边缘。犹太人再一次漂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哪里是地球的尽头呢？在这个尽头之外又是什么？难道是一片真正的虚无，像哈斯代·克莱斯卡斯（愿他安息！）所坚持的那样“空无一物”，而宇宙正是由此而生成？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信徒阿布拉瓦内尔所主张的那样，那里是一个被无限划分和扩展的空间，船只和马车从一段行程向下一段行程不停地向前行驶？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撒库托的思绪在祖先的传统和幻想的前景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开放的未来之间，在幽深的天穹和浩瀚的海洋之间驰骋。或许，地球的尽头就是希伯来字符能够传播到最远的地方？尽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压迫者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对希伯来文字进行焚烧、涂抹和覆盖，对希伯来读物进行删除和定罪，对犹太人身上的希伯来书籍进行搜查和没收，但这些“字符”却一直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传播。有时，当犹太人被押到奴隶市场上拍卖时，他们甚至被那些好心的捕快释放，因为这些捕快幼稚地只关心他们抓了多少人。撒库托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批图书，由基督徒从葡萄牙带出来在摩洛哥的市场上公开叫卖。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市场。弗朗西斯科·德·皮涅洛（Francisco de Pinheiro）是一个葡萄牙贵族，他曾跟随海军上将、首任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的舰队远赴印度，他就随身带着被他的父亲（自然是一个地方治安官）从一个葡萄牙犹太会堂里抢劫来的一大箱子希伯来图书，而他估计可以卖一两个达克特。在马拉巴尔海岸的科钦（Cochin）定居着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皮涅洛就在那里把他家的战利品——一个小型图书馆卖掉了。于是，这批被赎回的图书获得了新的生命，终于走出黑暗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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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一首赞美诗已经在撒库托的心底缓缓升起。每逢犹太人的安息日和重大节日，这首19世纪赞美大卫王的诗歌作为一首“保留圣歌”（zemirot）就会在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响起（现在依然如此）。《创世之书》——撒库托既然痴迷于喀巴拉神秘主义，对这本书应该非常熟悉——坚持认为，全能的上帝是按照神奇的希伯来“字符”创造出了世界上的各种元素。所以，地球的尽头必然是这些“字符”栖息的地方，在那里，通过今世一次次的祈求和哀悼，就会听到来自天国的声音。是的，我们坚信这一点。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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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宣告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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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展示他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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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发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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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降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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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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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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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形状已经在世界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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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心中的“字符”却传向地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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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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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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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性犹太史的丰碑式作品，萨罗·巴伦（Salo Baron）的18卷本《犹太人的社会与宗教史》第2版（纽约，1952—1983年）无疑是无与伦比的。体量略小但学术分量颇重的霍华德·萨查尔（Howard Sachar）的17卷本《犹太史教程》（纽约，1958年）虽然采用的是考古学分期方式，但仍然值得一读。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犹太史》（伦敦/纽约，1987年）则是一本杰出的单卷本入门读物。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的《居无定所：犹太人类学》是一个风格独特、最具刺激性的综述性文本，而研究中世纪希伯来诗歌的伟大学者雷蒙德·施恩德林（Raymond P. Scheindlin）的《简明犹太民族史：从传奇时代到现代国家》（纽约，2000年）一书就简练而言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摩西·罗斯曼（Moshe Rosman）的《犹太史的犹太性》（波特兰，2007年）是一部记述犹太史学发展过程的杰作。关于犹太史的最新的、更具文化包容特色的著作（拙著从中受益良多）当属大卫·比亚尔（David Biale）主编的《犹太人的文化：最新历史读本》（伯克利/洛杉矶，2002年），这是一本特殊的学术性与解读性文选，其中的所有文章均为上乘之作。关于这一时期更珍贵的原始资料，可参见弗朗斯·科布勒（Frans Kobler）主编的《历代犹太人书信集：从〈圣经〉时代到18世纪中期》第1卷（纽约，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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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岛“犹太军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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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见比撒列·波滕（Bezalel Porten）《象岛档案：一个古老犹太军事群落的生活》（伯克利，1996年）和《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莱顿/纽约/科隆，1996年）；约瑟·莫德采耶夫斯基（Joseph Meleze Modrzejewski）《埃及犹太人：从拉美西斯二世到皇帝哈德良》（费城，1995年）；詹姆斯·林登伯格（James M. Lindenberger）《古阿拉米和希伯来文字》（亚特兰大，2003年）。另可参见（尽管与波滕的学术版本观点不尽一致）鲍罗斯·阿雅德·阿雅德（Boulos Ayad Ayad）《古埃及的犹太—阿拉米社区》（开罗，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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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起源与以色列宗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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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大量的最新学术文献出版，在碑铭学领域和铭文方面尤其丰富。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的《〈圣经〉：人物传记》仍然是一本有关“记述文字猜想”（即19世纪兴起的《圣经》语文学历史化研究）的杰出而简明的入门书。关于“历史书卷”的深入解读，可参见萨拉·雅费特（Sara Japhet）《从巴比伦河谷到犹地亚高原》（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0年）和《〈历代志〉中的理念》（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2年）。关于以色列宗教在迦南异教文化中的起源，可参见弗兰克·克罗斯（Frank Moore Cross）的经典著作《迦南神话与以色列史诗：以色列宗教史文集》（剑桥，1973年）和《从史诗到经文：古以色列的历史与文学》（巴尔的摩，1998年）。另参见米切尔·库根（Michael Coogan）《〈旧约〉：〈圣经〉历史与文学引论》（纽约/伦敦，2011年）。关于《圣经》最古老的形式，可参见斯蒂文·魏茨曼（Steven Weitzman）《诗歌与故事：古以色列文学传统的历史》（布卢明顿，印第安纳，1997 年）。关于一神教从多神教和多级神教（信奉按级别排列的多个神）中缓慢、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形成过程，可参见约翰·代伊（John Day）《耶和华与迦南的男神和女神》（谢菲尔德，2000年）；巴鲁赫·哈尔彭（Baruch Halpern）《最早的历史学家》（旧金山，1998年）；克利斯托夫·德·哈梅尔（Christopher de Hamel）《书卷：〈圣经〉的历史》（伦敦，2001年）；理查德·赫斯（Richard S. Hess）《以色列人的宗教：考古学与〈圣经〉综述》（大激流城，密歇根，2007年）；罗伯特·川岛（Robert S. Kawashima）《狂想诗的死灭》（布卢明顿，印第安纳，2004年）；克利斯托夫·罗尔斯顿（Christopher Rollston）《古以色列世界的作品及其文学性：来自铁器时代的碑铭证据》（亚特兰大，2010年）；罗恩·泰比（Ron E. Tappy）和凯尔·麦卡特（P. Kyle McCarter）编《识字文化运动与10世纪的迦南人：特拉扎伊字母表》（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8年）；塞特·桑德斯（Seth Sanders）《希伯来“字符”的发明》（乌尔班纳，伊利诺伊，2009年）；施尼德温德（W. M. Schniedwind）《〈圣经〉如何变为一本书：古以色列的文本化风尚》（剑桥，2004年）；马克·史密斯（Mark S. Smith）《〈圣经〉一神教的起源：以色列的多神崇拜背景和乌加里特文本》（牛津，2001年）和《上帝的早期历史》（大激流城，密歇根，2002年）；弗朗西斯卡·斯塔夫罗克鲍鲁（Francesca Stavrokpoulou）和约翰·巴顿（John Barton）编《古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宗教多样性》（伦敦，2010年）；卡莱尔·范·德·图恩（Karel van der Toorn）《文士文化与希伯来〈圣经〉的形成》（剑桥，2007年）和《形象与书卷：偶像崇拜、无偶像崇拜以及书卷宗教在以色列和古代近东地区的兴起》（鲁汶，2006年）；苏珊·尼迪奇（Susan Niditch）《口传与书写：古以色列文学》（路易斯维尔，肯塔基，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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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时期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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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早的历史年代，阿米哈伊·马扎尔（Amihai Mazar）的《〈圣经〉本土考古学：引论（公元前10000—前586年）》（纽约，1990 年）是一本相当不错、相对均衡但又具有批评性的介绍性指南，其中对出土文物与铭文解读的最新进展也作了概括性综述。另参见他与“考古极简派”泰斗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enkelstein）合著的《历史上的以色列探源》（莱顿/波士顿，2007 年）和芬克尔斯坦本人的《大卫和所罗门：追寻〈圣经〉中的神圣国王与西方传统的根源》（纽约，2006年）等大量著述，以及他与尼尔·西尔伯曼（Neil Asher Silberman）合著的《〈圣经〉揭秘：古以色列及其神圣文本起源的考古学新视野》（伦敦/纽约，2001年）。威廉·德弗尔（William G. Dever）原来也是“考古极简派”成员之一，后来在一系列激进的重新阐述中转向了一种更为灵活的立场，关于其立场的激烈转变，可参见其《历史上的〈圣经〉考古学与未来：一种新实用主义范式》（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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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关于其早期的立场，参见其《神圣的时间，神圣的地点：考古学与以色列宗教》（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2年），《谁是早期的以色列人？他们来自何处？》（大激流城，密歇根，2003年）以及《上帝有妻子吗？》（大激流城，密歇根，2005年）。关于重要的最新研究进展，可参见阿萨夫·亚苏尔-朗道（Assaf Yasur-Landau）、詹尼·埃贝林（Jennie R. Ebeling）和劳拉·马佐夫（Laura B. Mazow）《古以色列及其周边的家居考古》（莱顿/波士顿，2011年）。关于以拉要塞重要发掘成果的全面记述，可参见约瑟·加芬克尔（Yosef Garfinkel）、萨尔·加诺尔（Saar Ganor）和米切尔·哈塞尔（Michael Hassel）《追寻大卫王的足迹》（特拉维夫，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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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教的发展及其与古典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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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教发展史方面，伟大的现代权威学者当属沙耶·柯恩（Shaye Cohen），可参见他的重要文集《从〈马加比书〉到〈密释纳〉》（费城，1987年），以及《犹太性的开端：局限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99年）。另参见雅各·纽斯内尔（Jacob Neusner）《从政治到虔诚：法利赛犹太教的兴起》（英格伍德，新泽西，1973年），《约哈南·本·撒该生平》（莱顿，1970年）和《危机中的公元1世纪犹太教：约哈南·本·撒该与〈托拉〉的复兴》（重印本，2006年）。关于《圣经》收录律法条文的截止时间，可参见詹姆斯·库格尔（James Kugel）的权威著作《传统与〈圣经〉：公元纪年开始时的〈圣经〉导读》（剑桥，1998年）。另参见米切尔·斯通（Michael E. Stone）《经文、教派与想象力：从以斯拉到犹太起义时期的犹太教概述》（费城，1980年）。考古学方面的最佳入门读本当属艾里克·梅耶斯（Eric M. Meyers）和马克·乔叟（Mark A. Chauncey）《从亚历山大到康斯坦丁：〈圣经〉本土考古学》（纽黑文，2012年）和《考古学：拉比与早期基督教》（纳什维尔/阿宾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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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另参见以利亚斯·比克曼（Elias Bickerman）《希腊时代的犹太人》（剑桥，1988年），《马加比家族的上帝：马加比起义的意义与重要性》（伦敦，1979年）和《从以斯拉到最后的马加比家族成员》（纽约，1962年）；克里斯汀·海耶斯（Christine Hayes）《犹太教的发端：当代视角下的古典传统》（韦斯波特，康涅狄格，2007年）；艾里克·格伦（Erich S. Gruen）的大量著述，尤其是《文化遗产与希腊化运动：犹太传统的重新发现》（伯克利，1998年），《大流散：希腊人与罗马人中间的犹太人》（剑桥，2002年）和《对古代“另类”的重新思考》（普林斯顿，2011年）；李·列文（Lee I. Levine）《古代的犹太教与希腊化：冲突还是融合》（西雅图，1998年）；克利斯托夫·哈斯（Christopher Haas）《中古后期的亚历山大：地形与社会冲突》（巴尔的摩，1997年）；彼得·谢弗尔（Peter Schäfer）《犹太恐惧症：古代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剑桥，2007年）和《希腊—罗马时期犹太人的历史》（伦敦，2003年）；萨拉·约翰逊（Sara Raup Johnson）《历史虚构与希腊化的犹太身份》（伯克利，2005年）；莫米格利亚诺（A. Momigliano）《论异教徒、犹太人与基督徒》（米德尔顿，康涅狄格，1987年）；维克多·柴利考尔（Victor Tcherikoer）《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费城，1959年）；约瑟·西弗斯（Joseph Sievers）《哈斯蒙尼王朝及其支持者：从玛塔西雅到约翰·胡肯奴之死》（亚特兰大，1990年）；斯蒂文·魏茨曼（Steven Weitzman）《在亵渎中生存：古代犹太人的文化坚守》（剑桥，2005年）；威廉·比勒（William Buehler）《前哈德良内战与社会争论：公元前76—公元40年的犹太社会》（巴塞尔，1974年）；但以理·哈灵顿（Daniel Harrington）《马加比起义：一场〈圣经〉革命的剖析》（维尔明顿，1988年）；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罗马与耶路撒冷：古代文明的碰撞》（伦敦，2007年）；苏珊·索里克（Susan Sorek）《犹太人抗击罗马统治》（伦敦/纽约，2008年）；沙耶·柯恩《约瑟福斯在加利利和罗马：人生简历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发迹史》（莱顿，1979 年）；约拿单·埃德蒙森（Jonathan Edmundson）编《弗拉维斯·约瑟福斯与罗马弗拉维王朝》（牛津，2005年）；弗雷德里克·拉斐尔（Frederick Raphael）《弗拉维斯·约瑟福斯生平与遗产》（伦敦，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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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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