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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闵京俊（Kyung-Jin Min）在《以斯拉-尼希米的〈利未记〉作者身份》（伦敦/纽约，2004年）一书中对单一或集体作者身份问题作了详细论述。另参见詹姆斯·范·德·卡姆（James C. van der Kam）《“以斯拉-尼希米”还是“以斯拉和尼希米”？》，载乌尔利希（E. Ulrich）编《祭司、先知和文士：纪念约瑟·布伦金索普第二圣殿犹太教形成与遗产文集》（谢菲尔德，1992年），第5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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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文字与口语化的关系以及听众聚集的假定，可参见但以理·鲍亚林（Daniel Boyarin）《固定场所诵读：古代以色列与中世纪欧洲》，载约拿单·鲍亚林（Jonathan Boyarin）《诵读人种学》（伯克利/洛杉矶/牛津，1993年），第1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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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申命记》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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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米德拉什·创世记》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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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神学政治论》（阿姆斯特丹，1670年）。另参见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斯宾诺莎与〈圣经〉研究》，载《剑桥版斯宾诺莎导读》（剑桥，1996年）；南希·列文（Nancy Levene）《斯宾诺莎的启示：宗教、民主与理性》（剑桥，2004年）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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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卡莱尔·范·德·图恩《形象与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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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圣经》正本完成和公元3世纪拉比们开始把口传律法汇编为《密释纳》的近两千年里，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在所有的犹太会堂、《塔木德》研究院和儿童学堂里一直沿用的书写《圣经》使用的正宗希伯来字符的书写形式，实际上是古老的方形阿拉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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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些文字见于詹姆斯·林登伯格（James M. Lindenberger）《古阿拉米与希伯来字符》（亚特兰大，2003年），第125—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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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弗兰克·克洛斯（Flank Moore Cross Jr.）《迦南神话与希伯来史诗》（剑桥，1973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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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弗兰克·克洛斯和大卫·弗雷曼（David Noel Freeman）《古代耶和华诗歌研究》（大急流城，密歇根，1975年），散见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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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塞特·桑德斯（Seth L. Sanders）《希伯来字符的发明》（厄巴纳，伊利诺斯，2009年），第113页。桑德斯认为，内陆地区的希伯来字符是家庭手工艺的产物，而不是来自所罗门的启蒙。他在该书第113页上写道：“希伯来字符出现后虽然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并不是在地理上分布广泛的一群娴熟的工匠专用的字符。”桑德斯强调了古代近东地区这种传播方式的独特性。克利斯托夫·罗尔斯顿（Christopher A. Rollston）在其《古代以色列世界的文字与文学性：铁器时代的墓志铭证据》（亚特兰大，2010年）一书中则坚持一种更保守的观点。关于口传与书面文字年代史相互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可参见罗伯特·川岛（Robert S. Kawashima）《〈圣经〉叙事与希腊史诗吟诵者的消亡》（布卢明顿，印第安纳，2004年）。川岛的著述是专门对巴鲁赫·哈尔彭（Baruch Halpern）的经典著作《最早的历史学家：希伯来〈圣经〉与历史》（尤尼弗西蒂帕克，宾夕法尼亚，1996年）所作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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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詹姆斯·林登伯格《古阿拉米语与希伯来字符》，第62页、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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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罗恩·塔皮（Ron E. Tappy）和凯利·麦克卡特（P. Kyle McCarter）《识字文化与公元10世纪的迦南人：特拉扎伊“字母表”背景研究》（微诺纳湖，印第安纳，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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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詹姆斯·林登伯格《古阿拉米语与希伯来字符》，第55—60页、第12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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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詹姆斯·林登伯格《古阿拉米语与希伯来字符》，第50页、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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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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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贝莎·斯帕福德·韦斯特（Bertha Spafford Vester）《我们的耶路撒冷：一个美国家庭在圣城（1881—1949年）》（纽约，1950年），第92—93页。这是由作者被收养的同父异母兄弟雅各在1883年改名“斯帕福德”并在美国福音派“利胜者”聚落中生活之后直接对她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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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1838年和1852年圣地的〈圣经〉研究》（波士顿，1852年）第34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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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耶沙亚胡·尼尔（Yeshayahu Nir）《〈圣经〉与形象：圣地摄影史（1839—1899年）》（费城，1985年）；尼桑·佩雷斯（Nissan Perez）《聚焦东方：近东地区的早期摄影》（纽约，1988年）；凯思琳·霍维（Kathleen Stuart Howe）等《圣地揭秘：巴勒斯坦摄影探险》（圣巴巴拉，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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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神圣文学与〈圣经〉记事杂志》1864年4—7月，第133—157页。凡想要了解这种被狂热的基督徒重新构思为科学探究的特殊联姻形式的人都必须要读一下这本杂志。这个特殊问题包括有关论述恺撒利亚的尤西比厄斯（Eusebious）的一些文章，以及对“出埃及统计数字”（指据说有2000人跟随摩西离开了埃及！）持怀疑态度的某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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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后来的事实的确如此，并且在1868年，数学家沃尔特·贝赞特（Walter Besant）由于健康原因从毛里求斯返回故土，这位志向高远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变成了一位忙碌的秘书，并一直任职至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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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约翰·莫斯若普（John James Moscrop）《勘测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探险基金会与大不列颠在圣地的权益》（莱彻斯特，2000年）。克劳德·康德尔（Claude Reignier Conder）在《住帐篷的日子：发现与探险实录》（伦敦，1887年）一书中对这次勘测作了极其迷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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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爱德华·帕尔默（Edward Henry Palmer）《〈出埃及记〉中的沙漠：旷野中靠双脚流浪四十年》（伦敦，18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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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亚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西奈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伦敦，1857年），第60页以及第ⅪⅩ页。“对于《旧约》和《新约》中记录的历史与自然地理之间始终存在的一致性，不感到吃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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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爱德华·帕尔默《〈出埃及记〉中的沙漠：旷野中靠双脚流浪四十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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