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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迅速陷落在欧洲也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之后一章考察意大利领导层所面临的选择。墨索里尼想趁火打劫参战，然后又做出了灾难性的入侵希腊的决定，结果使整个巴尔干地区陷入混乱之中。第五章探讨关键的美国的立场，罗斯福是如何在孤立主义的民意和干涉主义的压力之间走钢丝，又如何出于美国的利益决定不仅要用尽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援助英国，而且要用最快速度为美国直接参战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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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章考察战争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斯大林为什么决定罔顾所有的警告和苏联秘密情报机构的明确结论，让他的国家对即将发生的德国入侵毫无准备，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打击降临的时候手足无措。这个决定给苏联带来了近乎致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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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通向全球战争的道路已经很近了，但是这条道路上还有波折。第七章研究美国政府利用希特勒忙于苏联战场、不愿报复的心理，在大西洋上以挑衅的姿态进行一场事实战争的决策。随后的第八章审视日本进攻美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实在非同寻常，因为日本已经完全认识到所冒风险的严重性，知道如果没能对美国一击致命的话，长期来说，它获得最终胜利的机会非常渺茫。而这个决策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决定。德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立即对美宣战，这个决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奇怪的决策之一。在第九章探讨的这个决策付诸执行之后，世界彻底陷入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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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个，或者说一系列的决定有待我们去研究；它们性质不同，但是和战争本身密不可分，并且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在 1941 年夏秋两季渐进然而不可逆转的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最后一章研究从部分和有限的屠杀行为发展到全面种族屠杀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自纳粹政权中央的冲动和在东欧杀戮现场的基层执行者的冲动互相交织，互为促动，在 1942 年初演变成规模巨大的“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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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41 年底，德国发动西欧攻势 19 个月以后，冲突演变为全球战争和全面种族屠杀。此刻战争正处于胶着化、难解难分的关键时期。诚然，德军的推进被苏联第一次大规模反攻所阻止，但是德国国防军承受住了苏军所施加的最大的压力和苏联最严酷冬天的考验（至少暂时经受住了），很快就开始重整旗鼓，准备再次向前挺进，直到在 1942 年秋季遭遇了转折性的失败。在大西洋上，德国的潜艇战在 1942 年上半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时间似乎盟国会输掉海上的战争。在欧洲和远东，轴心国仍然掌握着重要的经济资源。9 斯大林懊恼地发现，英美迟迟不愿开辟他们早已承诺要开辟的第二战场。美国全部的工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转入战时轨道，还没生产出足以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武器装备。同时，日军在远东野蛮推进，并于 1942 年 2 月攻陷了新加坡，而新加坡长期以来被视为英国在东南亚实力象征的坚固堡垒。通向征服印度的道路已被打开，而印度是英帝国的心脏。轴心国的武运似乎仍在上升。只有当我们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巨大的赌博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它们已经过度使用了它们的国力，当美国的强大实力被投入战争，并和苏联非同凡响的顽强结成联盟，再加上联合王国和英帝国拼尽最后实力的坚韧不拔，轴心国的失败渐渐地被注定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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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45 年希特勒自杀之后，已成一片废墟的德国迅速投降，然后日本帝国被碾压终于屈服。但是此时（1941 年）距这个结局还有漫长且艰苦卓绝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还将丧失千百万人的生命，还将有史上闻所未闻的大规模破坏和毁灭。结局仍在远方。但是通向结局的路已经由 1940 年至 1941 年间所做的这些决定世界命运的决策铺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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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一章 伦敦，1940 年春英国决意独自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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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不喜欢邀请墨索里尼居间调停的提议。希特勒不可能同意我们尚可接受的任何停战条件。只有我们愿意放弃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再加上某些非洲殖民地，希特勒才有可能同意停战，我方才能从这一团糟的局面当中脱身。我们真正的出路在于让希特勒相信他无法最终击败我们……哈利法克斯认为寻求墨索里尼调停，看看他能干些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停战条件太苛刻，我们总还能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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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内维尔·张伯伦日记，194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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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世代将会铭记，对于我们应该单独战斗下去这个关键问题，战时内阁从来都没有过怀疑。国内所有党派的政治家，从来都对此坚信不疑，从未在这种毫无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浪费时间。”1 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当中如是说。丘吉尔的说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如何看待“二战”历史，在全世界制造了这样一种神话：在极为不利的战略局势下，英国面对着一个强大、胜利、咄咄逼人的德国，孤单却坚韧不拔，从来没有动摇过独自抗争到底的决心。因为后世知道战争的结局，很难改变从结果来倒推开局的思维倾向。由于丘吉尔在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还有他极富感染力的回忆录，历史学家很难罔顾后来的史实——丘吉尔 1940 年夏季那些热情雄辩的演说、由此激发的全国抗战的决心、不列颠之战的胜利，美国跨越大西洋伸出的援助之手，等等。但是丘吉尔本人知道得太清楚了，在 1940 年 5 月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从当时的角度，而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往往会重新发现很多令人惊奇的事实。至少，历史的真实并不像事后看来的那么清晰，而是更加模糊，更令人困惑。1940 年 5 月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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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风雨飘摇的焦虑时光。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英国远征军看来在劫难逃，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兰西陆军在德国的进攻面前分崩离析，英国不可能马上获得来自美国的任何实质性援助。实际上，连来自英帝国各海外自治领的及时有力的援助，都可望而不可即。而英国本土防御则非常脆弱，德军入侵不列颠本岛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大势如此，如果英国政府真的像丘吉尔所说，从未认真考虑过国家是否应该，或者能否继续战斗这个问题，那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虽然丘吉尔刻意忽略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在英国战时内阁中，的确进行过严肃并冗长的讨论：是应该继续战斗，还是应该认识到在目前的处境下，也许最现实的做法，是尽量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好的妥协条件？2 这就是在 1940 年 5 月下旬关键的三天时间里，困扰着英国政治领袖们的命运攸关的抉择。选择的结果，不仅对英国本身，而且对以后的战争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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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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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如何沦落到极端虚弱、几乎只能妥协求和的处境，史家早已进行过详尽而广泛的分析。早在 1940 年，政坛就广泛流传着一篇题为《罪魁祸首》的抨击性政论，矛头直指 20 世纪 30 年代执掌英国政坛、对希特勒推行绥靖主义危险政策的政客。3 当时主要被指摘的对象包括严于律己、有道德洁癖、多谋却不善断的内维尔·张伯伦，他于 1937 年 5 月到 1940 年 5 月间出任首相；还有身材高大、缺乏幽默感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利法克斯勋爵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官，曾出任印度总督，以对宗教的虔诚和对英国传统猎狐运动的热情著称，甚至有个外号叫作“狐仙”① 。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丘吉尔政府中留任外交大臣一职。历史从未原谅这些绥靖主义者。在 1938 年的慕尼黑阴谋当中，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土地拱手相让。这个事件将张伯伦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人们忘记了，直到慕尼黑事件之前，绥靖主义在英国是广受大众支持的外交政策，很多后来批评绥靖主义最有力的人当时也在支持者之列。英国政府为了绥靖希特勒德国，无疑犯下了严重的政治战略错误。但是这些错误还是应该放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当中来看。当时希特勒德国对和平的威胁才刚刚被大众所认识，而英国正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内政外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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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要有三个问题使英国极为虚弱：经济危机、英帝国内部的危机和军备竞赛危机。所以，当纳粹独裁者发出战争威胁的时候，这些内政外交问题使英国难以强硬地面对德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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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只是在表面上维持着超级大国的架子。英国总体上仍是净债权国，它向英帝国自治领和其他战时盟国的贷款余额在 1920 年是 18.5 亿英镑，但是英国对美国的负债总额却达到了 47 亿美元。这是国际金融权力由英国向大西洋彼岸转移的征兆，也预示着未来英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在各方面依赖美国的支持。即便当时仍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家海军，他们也不得不把实力迅速上升的美国海军作为未来一个强大的对手来考虑。印度、埃及和更近的爱尔兰所发生的麻烦都严重消耗了英国有限的军事资源。4 就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自治领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英帝国初现分崩离析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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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20 年底，随着战争创伤逐渐愈合，以上帝国的危机还被隐藏地很好。即便如此，平静的表面之下仍有暗流汹涌。5 战前支持帝国经济繁荣的那些支柱产业——煤炭、钢铁、造船、纺织业——都面临长期衰落的局面。整个 20 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6 可是在经济停滞和衰落的大势之下，仍然有新经济产业在生根发芽。有些老工业中心城市开始破败，但在 20 年代后期，国家仍有昙花一现的对经济繁荣的信心和希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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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切希望都在 1929 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面前灰飞烟灭。大萧条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增长全面停滞，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乱象和政治动荡。英国受美国华尔街 1929 年 10 月股市崩盘影响出现了政治危机和长期经济衰退。而从长期来看，大萧条对全球的影响更糟糕。在远东，1931 年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急剧扩张；在欧洲，纳粹主义在 1930 年到 1933 年之间崛起：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而以上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当时还不明显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带来的地中海威胁都对当时已经在经济上极为虚弱的英国构成战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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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欧亚三大极权主义政府的国家利益在于“修正”或者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这三个国家都强烈地憎恨既定的国际秩序，渴望“一无所有的国家”赢得自己的“世界地位”。这三国都把矛头指向英法和其他世界强权，渴望建立自己的帝国，在列强中争得一席之地，提高国家威望，在经济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如果想在当时那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国际贸易体制严重不公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国家的持久繁荣昌盛，看起来，强取豪夺是唯一的途径。既然其他国家不太可能自动让出建立新帝国所需的领土，那么，正如希特勒反复强调的，“只有用刀剑获取”，就像英法老牌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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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的国家利益正好与之背道而驰。作为最大的“拥有一切的国家”，英国最大的目标是维持自己的世界帝国。这就需要维持一战后的国际秩序，而英国当年正是这个秩序的主要创立者。英国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它建立国际合作安全机制，通过外交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最重要的是，英国要维持世界和平，获取和平红利。国际安全保证机制和裁军可以防止世界再次沦入世界大战的可怕处境。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代价记忆犹新，这也要求英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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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战后仍然繁荣的战胜国而言，要求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国际共识、公平贸易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当然不难。但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国家”，以上新秩序恰恰是最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耻辱的。对于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而言，战争的创伤并不意味着应该接受战胜国的盘剥，不是默认不利于己的经济制度，不是接受裁军而导致国家虚弱，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为了建立持久繁荣的土地而战，为了国家荣耀而战，为了洗雪过去的耻辱和结束当前的不公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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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它最重要的盟友法国、美国对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所持的观点，跟意大利、德国、日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欧洲是 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还有后来的《圣日耳曼公约》以及《特里亚农条约》），在远东则是 1922 年《华盛顿九国公约》。以上条约体系所奠定的国际秩序相当虚弱。战后为了保障国际合作而建立了国联，美国却拒绝加入，更使人怀疑这个体系能否长久存续。不过，这个体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还是存活过了整个 20 年代。作为国联成员国，日本在这 10 年中并未对欧洲或者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产生任何威胁，甚至表现得愿意“遵守西方的游戏规则”。8 丘吉尔本人直截了当地拒绝相信对日开战的可能性。他在 1924 年 12 月写道：“我相信在这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会有对日开战的可能。日本僻处世界的另一端，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对我们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9 同样，欧洲也出现了国际缓和的迹象。战后的世界秩序在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签订之后得到加强，这个公约用国际法的形式固定了德意志帝国的西部疆界，并保证德国在次年加入国联。以上两个成果都有赖于 20 年代德国外交部部长、卓越的国际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拉瑟曼的远见与合作。10 但是，和平的表象具有欺骗性。大萧条使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烟消云散。欧洲和远东的战后和平秩序很快将会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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