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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日本于 1931 年占领中国东北，并于翌年进攻上海。日本的第一轮侵略举措就让英国的虚弱暴露无遗。英帝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首脑们向政府指出，帝国海外领地受到的安全威胁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地区都处于虚弱的状态。时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在 1932 年记录道：“如果日本动真格的，我们无力以任何方式制止他们。”这就意味着“除非美国愿意在远东动用武力，否则我们一定会丧失远东”。11 而美国并不打算诉诸武力，仅仅是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甚至适得其反地让日本看透西方盟国的软弱。事实上，英国的政策亲日更多于亲华，英国政府试图既不得罪日本，让日本留在国联，同时又安抚中美。12 1934 年初，英国还深陷大萧条的泥淖，国防开支吃紧（同时国内公众和各主要政党一致反对加强军备）。在此背景下，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宣称，和与美国的友谊以及来自中国和其他国联成员国的善意相比，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对英国来说更加重要。13 远东的绥靖主义就此成型。此时，日本已经退出了国联。而在欧洲，一个更迫在眉睫也更严重的新威胁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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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政权逐渐牢固地控制全德国的关键性早期阶段，英国外交部官员不知道如何应对希特勒。他是在《我的奋斗》当中自我描述的那种恶魔吗？果真如此，那就不仅意味着外交上的风波，而是最终走向战争。或者，这个激进的疯子最终会冷静下来，变成一个至少在外交事务方面“正常的”政治家？当英国外交部还举棋不定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利用英法两国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退出了国联。德国跟远东的日本一样，都是各自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此时的德国再也不需要哪怕在表面上尊重国联的集体安全保障原则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公众情绪一向致力于国际裁军，到此时裁军已走入了死胡同。很明显，德国正在秘密地全力重整军备，成为比日本或者法西斯意大利都要严重百倍的威胁。但是在英国，自满情绪、财政困难、政治家的麻木不仁和公众反对备战的情绪使国家束手无策，只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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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3 月，德国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公布了建立空军和强大陆军的计划。英国的政策惰性这才告一段落。同月晚些时候，访问柏林的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带回情报说，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和英国不相伯仲。尽管希特勒夸大了德国的军备，但是当以上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在白厅和公众当中仍旧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公众终于认识到了军备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仅有丘吉尔等寥寥数位政治家大力倡导加强军备；在工党和自由党圈子里，备战政策更遭到强烈反对，并且这种反对一直持续到 1938 年。当时，空中力量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新的关键点，敌人在空中的威胁是最致命的。可是英国和德国在空中实力上的差距在短时间之内也无法缩短。以上形势奠定了绥靖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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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难以顾全它在全球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忙于从长期的经济萧条中恢复。很明显，英国无法赶上德国的军事实力，更别提超越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数年之内，英德必有一战。但是英国同样也认识到，只有经过长期的军备重整，英军才能具备堪与德国一战的实力，而这个完成准备的时间可能要迟至 1942 年。14 即便如此，为了平衡预算和恢复经济的需要，英国政府的国防预算已是捉襟见肘；如果要建立空军并加强海军，就势必削减陆军预算。这个政策大大影响了 1940 年的战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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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军事上的弱势昭然天下，所以 1935 年，当英法试图牺牲埃塞俄比亚来满足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维持欧洲和平的时候，其军事实力无法支撑政治手段，英国的外交努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国联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1936 年 3 月，希特勒利用盟国外交上不知所措的状态，派军队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德国的力量更为壮大了。议会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出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和此时的公众意见：“德国进占了莱茵河左岸，却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就此采取什么强有力的对策。”16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将对策局限于外交抗议。他重申了英国政府的和平目标：“我们第一位的政策目标一直是全欧洲整体上的和平。”17 3 个月之后，1936 年 7 月上旬，内阁坦承，英国无法从第三帝国的魔掌中救助东欧，德国可以轻易应对英国所能采取的任何军事措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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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5 月，内维尔·张伯伦取代斯坦利·鲍德温出任英国首相。他所继承的外交政策的基调是不确定、不作为和自相矛盾。因为外交政策不得不顾及军事上的虚弱状态，所以英国的外交政策仅限于被动地应对欧洲两大独裁政权所策动的重大事件，而这种应对常常苍白无力。张伯伦不得不直面冷酷的现实，即只有在承认本国实力弱点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政治政策。这就意味着英国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来绥靖德国，承认德国的利益诉求。张伯伦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弱点，却对德国的目的抱有幻想。和当时大多数国际观察家一样，张伯伦也相信希特勒只不过是又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和很多人都幻想，希特勒仅仅是个区域扩张的狂热分子，而德国在中东欧的领土要求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只要双方本着友好与和平的精神进行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幻想，只要德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得到实现，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的代价就是给希特勒领土上的好处。对于张伯伦来说，这个代价值得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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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的国际危机就在这个大前提下揭幕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高潮是张伯伦戏剧性地飞往德国，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最终签订了 9 月底的《慕尼黑协定》。我们并不知道，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危机的办法，但现实是，张伯伦根本没有尝试其他手段。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丘吉尔对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批评日益严厉。此时他主张和法国跟苏联缔结“大联盟”，来制止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侵略行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两国都有协定），如果必要的话，不惜诉诸武力。丘吉尔的主张在左派和一般公众当中得到广泛支持，但是政府却置若罔闻。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既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对斯大林的政治目的抱有深深的疑虑，而且对红军的作战能力颇为轻蔑。他们拒绝和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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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便这个“大联盟”能够缔结，也未必会有任何实质作用。苏联领导人声称，如果希特勒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军早已严阵以待，随时可以反攻德国。其实这里面虚张声势的成分多于真正的决心。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伤筋动骨的红军根本没有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而且罗马尼亚和波兰肯定会拒绝苏军过境。19 无论如何，在西方，法国早已准备放弃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英国则急于摆脱支持法国进行干涉的诺言。有人警告张伯伦，英国的战备状况不足以支持一场大战，不可能在军事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相信战争会危及英帝国的生存根基。在远东，1937 年夏天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939 年夏天，天津发生的一个小事件导致英日之间数周的对峙，结果迫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承认，“除非美国支持我们，否则我们在远东完全无能为力”。20 ）在地中海，1936 年夏天开始的西班牙内战进行到此时，佛朗哥已经胜利在望。法西斯意大利也对英国势力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张伯伦后来宣称自己别无选择。英国对战争准备不足，他必须赢得时间。开战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 1938 年开战，结果一定糟得多，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也许不能预言历史的审判结果，但是我相信，一切证据都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军事上的弱点，因此尽了全力即便不能避免战争，至少推迟战争的爆发时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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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张伯伦是真心相信自己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出卖给希特勒是在争取备战的时间，还是真心相信自己赢得了“我们时代的和平”22 。我们也不知道，如果在 1938 年夏季和希特勒开战，战机是不是好于 1939 年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如果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能否促使德国内部发生政变导致希特勒下台。上面两个问题最可能的答案都是否定的：1938 年夏季的战机不会好于 1939 年，希特勒也不会被政变推翻。后来的战棋推演结果显示，无论何种情况下，德军很可能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英法要么承认既成事实，要么将在比 1939 年更糟糕的军事力量对比下继续和德国作战。德国很可能战胜。而德国内部的抵抗运动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恐怕无法在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速胜并抵挡住西方盟国之前就迅速组织起军事政变。而希特勒一旦速胜，德国内部的政变就一定会胎死腹中。无论我们如何假设，历史的真相正如后来丘吉尔在下院演说中讲的：“我们在《慕尼黑协定》这件事上，完全彻底地败给了希特勒。”23 ——但是慕尼黑的败因在于英国长期的军事弱势，在于英国公众和政府长期忽略重整军备的必要性，而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不单单是张伯伦政府，以往历届英国政府对此都无法推卸责任。至少，此时英国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到 1939 年 9 月开战之时，尽管英国还是不够强大，但相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军和德军的实力对比已经向着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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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3 月，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余下的国土，露出了侵略者的本来面目。英国政府这才放弃幻想，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当月，英国和波兰缔结领土保障条约，事实上把英国的命运放在德国和波兰两家的手中，战争注定不可避免。此后，1939 年夏季戏剧性的国际政治事件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到此时才不情愿地开始准备和斯大林结盟。而希特勒又抢先了一步。1939 年 8 月 23 日双方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意味着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仅仅过了一周，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以后，随着英法对德宣战，德国和波兰的军事冲突扩大为全面欧洲战争。张伯伦最终承认战争将是长期的，但是相信英国终将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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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来源于对英国经济资源优势的清醒估量。他认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英国的资源优势终将发挥作用。张伯伦政府也过高估计了德国经济的脆弱性。在西欧“假战争”的那几个月里，以上乐观估计没有动摇过。直到 1940 年春季，在短短几天之内，任何幻想都被严酷的战争现实吹得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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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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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5 月 10 日，悬在盟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对于西方盟国而言，从去年秋天开始弥漫天空的“假战争”阴霾最终被战争的风暴所替代。自从 4 月上旬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这场风暴已经酝酿了一个月有余。在那个 5 月的拂晓，比利时边境的德军炮兵开火，等待了许久的德军西线攻势正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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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无情地践踏了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长驱直入，5 月 20 日德军抵达海峡沿岸，10 天之内挺进 150 英里。德国陆军钳形攻势以速度和出其不意的进攻方向取胜，席卷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将盟军一劈两半，盟军仓皇向海峡撤退。5 月 24 日盟军最后一次反攻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德军占领布伦军港，围攻加莱港。到 5 月 25 日，盟军手中唯一可用的港口只剩下敦刻尔克。英国远征军全军和仍在战斗的大部分法军总数将近 34 万人，被压缩在德军战线和海峡之间、敦刻尔克港及附近的狭窄地域，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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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希特勒打响西线攻势的同一天，5 月 10 日，他最顽强的对手温斯顿·丘吉尔出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丘吉尔整个 30 年代在政治上都郁郁不得志。尽管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担任内阁大臣，经验丰富，但是从 1931 年开始，在经济危机期间英国由主要政党组成、由保守党主导的历届联合政府首脑都认为丘吉尔太不可靠，思想太独立，不适合担任内阁高级职务。左派政治家认为丘吉尔是个反动派而憎恶他；尽管他自己的保守党通常都在联合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却也把丘吉尔视作一个冒险家。人们从未忘记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该为加利波利登陆失败所承担的责任。丘吉尔政治生涯早期朝秦暮楚，脱离保守党加入自由党，后来又反水，也无助于增加他的政治声望。丘吉尔后来评述说：“我临阵倒戈过两次，第二次首相鲍德温让我当了财政大臣。”24 可是丘吉尔确实是个不称职的财政大臣。“他出任财政大臣的岁月是他最失败的政治经历。他奇怪的财政政策使他失去了那些清醒的政治家的信任，让英国在面对经济困境的时候却国库空空。”25 丘吉尔缺乏政府财政管理所需要的那种耐心细致。在 30 年代早期，丘吉尔直言不讳地反对本党所提倡的对印度宪法的有限改革，而在 1936 年底的爱德华八世国王退位危机中，丘吉尔强烈支持国王。这两件事愈发突显了丘吉尔“不够稳重”的政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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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整个保守党都有共识：尽管丘吉尔才华横溢，他的政治判断力却不可靠。很多人都同意当时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私下讲的一个笑话：“丘吉尔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摇篮边堆满了天使带来的上天赐予的各种礼物：想象力、雄辩的口才、勤奋、能力，等等。然后，又来了一位天使，她说：‘一个人不应该拥有那么多礼物。’然后她就把丘吉尔拎起来使劲摇晃，把上天赐予的判断力和智慧这两件礼物给晃没了。”26 丘吉尔在别人眼里不可靠，这一点很长时间内在他自己的党派里都给他造成很大困扰，即便到了 1939 年 7 月，五分之四的下院保守党后座议员都不愿意让丘吉尔入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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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丘吉尔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政治家。他毫无顾忌地运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他的演说和写作才能以及他在议会的地位，不遗余力并有效地抨击英国的国防和军备政策。他对德国的危险性做出了预言式的警告。他对纳粹主义的憎恶从希特勒掌权那天起就一以贯之，这使丘吉尔成为保守党政治家中少有的绥靖主义的反对者。他强烈抨击《慕尼黑协定》，认为这是国耻，和张伯伦面对希特勒勒索的步步退让形成了鲜明对比。1939 年 3 月，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最终擦亮了英国公众的眼睛，使他们认识到希特勒不会满足于把所有德意志裔居住的领土全部纳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而是要征服奴役全世界的时候，欧洲大战已经无可避免。丘吉尔此时再次像他在前几年一贯提倡的重提英国应与法国和苏联结为大联盟，以此作为阻止希特勒发动大战的最后手段。28 最后，所有手段都已用尽，战争最终来临，丘吉尔又一次被证明有先见之明。1939 年 9 月 3 日，英国对德宣战的同一天，丘吉尔重回内阁，接掌海军部，受到来自各界的广泛欢迎——包括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内。丘吉尔又回到了政治权力的核心。民众可以稍稍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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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丘吉尔当时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在“战争的黎明期”，张伯伦仍然在党内广受欢迎，并且牢牢控制着保守党。在这几个月中，除了推翻希特勒，英国的战争目标并不明确。对于希特勒迫于经济危机或者某种权力斗争而下台，英国政治圈仍然存有幻想。如果这种梦想成真的话，那么政治家们会进一步乐观地幻想恢复战前边界，结束战争。不过，张伯伦本人倒是比大多数人更加清醒，他认识到长期战争的可能性，估计战争将会持续 3 年左右。张伯伦不相信会有一边倒的胜利。但是他坚信希特勒从长期来说不可能获胜，并期望当德国人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会起来从内部推翻希特勒。还有些政客希望在战争变得激烈起来之前与希特勒政府媾和来结束战争。在 1939 年秋季，张伯伦收到数千封请求开展和谈结束战争的请愿信。29 尽管英国国内没有形成“和平党”这一政治势力，很多绝望的英国人都表达了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愿望，这些人多数都是保守党党员，还有一些人是与身居高位者联系密切的贵族。30 但是英国政府毫无和谈的意愿，希特勒在波兰战役得胜之后，于 1939 年 10 月 6 日向盟国发出“和平邀约”，被英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拒绝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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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黑暗沉闷的冬季中，战争晦暗不明时期“不祥的僵局”（丘吉尔后来这样形容这段时间）一直持续着。32 英国政府中也一直存在着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他们一厢情愿地希望希特勒最终会失去权力，或者被击败，至少不会获得胜利。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下也潜藏着不安。这是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紧随奇怪的宁静而来的将是一场疾风骤雨。人们感觉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迫在眉睫了。1940 年 4 月，希特勒终于行动了：丘吉尔曾反复敦促英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水域布雷，希特勒针对这个计划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4 月 4 日，张伯伦轻率地宣称：“希特勒到今天还没有对英国和法国发动入侵，错过了历史性的机会。”33 这个愚蠢的牛皮瞬间就被戳破。5 天以后，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继之而来的是英国在挪威战役中灾难性的失败。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丘吉尔，可付出政治代价的人却是张伯伦。事到如今，曾奉行绥靖政策的大英帝国首相已成政治祭坛上的待宰羔羊，而丘吉尔的声望正与日俱增。他在野的时候曾对纳粹的威胁奔走呼号，现如今回想起来，正如《圣经》中被弃置荒野的预言家。到 5 月初，张伯伦在本党内已经失去了作为英国战时领袖所需要的信任。而反对党则下定决心绝不会在战时内阁里跟张伯伦共事。5 月 10 日，张伯伦在下议院的信任投票中惨败，随即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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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英帝国首相的热门人选有两位。除了丘吉尔，另一位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时任外交大臣，而且从 1937 年以后就是张伯伦内阁中的第二号人物。张伯伦本人属意的接班人是哈利法克斯，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的意思也一样。当然，根据宪法，王室在首相人选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议会当时表面上看来，大体上也支持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哈利法克斯作为贵族是上院的成员，要当首相的话，首先要将议会席位挪到下议院。这么做虽然有点尴尬，可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障碍。可是哈利法克斯本人拒绝出任首相。有人猜想过他拒绝的原因。34 最可能的原因是哈利法克斯见到张伯伦被迫辞职时千夫所指的狼狈相，认识到他自己如果出任战时首相的话，恐怕也不会获得公众的支持。于是，重担自然就落到了丘吉尔的肩上。比起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来，他更加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斗志满腔，意志坚定，但是，恐怕也更加难以捉摸。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如果哈利法克斯临危受命出任首相的话，后来的历史会怎么发展。最起码毫无疑问的是，哈利法克斯在危急关头退位让贤，对英国后来的战争进程肯定是起了重大作用的。5 月 10 日晚上，丘吉尔正式就任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有点过于戏剧性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情绪：“我终于拥有了能够掌控大局的权力。我觉得仿佛是在与命运同行，我过往的岁月仿佛都是为这个时刻、为了迎接这个考验而做的准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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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考验在两周之后变得极为严峻。法兰西的国运命悬一线，英国远征军处境危急，有被全歼或者全军投降的危险。丘吉尔在首相任期伊始就面临着英国的漫长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而此刻的危机把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摆在战时内阁面前：英国是与希特勒媾和，还是继续战斗。各界人士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有些在政界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在目前的困难处境下，无论英国怎样不情愿，她唯一剩下的可能选择就是通过谈判寻求一个尽可能有利的和平条件。36 在这个英国远征军孤悬在敦刻尔克海滩的时刻，战时内阁在和战之间的抉择远非简单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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