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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大利来说，入侵希腊的惨败、塔兰托一半舰队主力被击沉的灾难以及北非羞耻的败局都彻底宣告意大利的强国梦破灭了。用所谓“平行战争”来建立意大利自己的帝国的想法被证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意大利失败的罪魁祸首自然是墨索里尼，可是他的行为根植于意大利长久以来成为真正世界超级大国的野心。意大利上至国王的整个统治阶层精英虽然由于害怕扩张战争可能引起的后果而提出过理智的战略战术方面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从未对追求国家荣耀和建立帝国的目标提出过原则上的反对意见。如果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能够成功的话，他不会在国内受到任何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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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越来越沦落为德国的小兄弟。仓促决定的希腊攻势的目的是夺回独立行动的自尊，用希特勒自己的手段去报复希特勒驻军罗马尼亚和之前把意大利作为二等公民来对待的屈辱。结果这一行动适得其反，它使意大利越发沦落为绑在德国战车上无足轻重的附庸国。为了安抚墨索里尼，希特勒允许意大利人参与了 1941 年 4 月 23 日举行的希腊投降仪式，但是这掩盖不了意大利丢脸的事实。209 现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大厦上的裂缝越来越宽。灾难性的希腊战争“使武装部队走向墨索里尼的对立面，粉碎了法西斯党领导层脆弱的团结，使意大利人民幻灭，而且让意大利人疏远他们的德国盟友”。210 到 1943 年裂痕进一步扩大，最后直接导致当年 7 月份，墨索里尼本人创设的法西斯最高委员会推翻了他。战争最后最血腥的阶段，墨索里尼作为德国的傀儡复位，领导着残酷压迫人民的萨洛共和国政府，而德军顽固地守住意大利北部的每一片占领区，试图击败从南往北步步紧逼的盟军。这是整部戏剧的可怕的结局，而它的序曲则分为两幕：1940 年 6 月决定参战与 1940 年 10 月决定进攻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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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参战的决策一样，进攻希腊的决策也是墨索里尼倒台的前奏曲。他长久以来就想把希腊作为意大利规划中新罗马帝国地中海版图的一部分。如果他没有在 1940 年 10 月发动进攻的话，十有八九他也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抓住第一个机会把它付诸实施的，很可能是在 1941 年春季。211 尽管如此，他在 1940 年秋季所作的决定的确是一个性命攸关的抉择，而且存在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虽说墨索里尼的军事顾问们胆小而且犹豫不决，但至少他们的确对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还是在深秋这个季节发动攻势所带来的后勤困难表示过担忧。即便对意大利的将领来说，他们也认为进攻的时机相当糟糕。德国人对墨索里尼的行动深感懊恼。墨索里尼即便坚持要发动进攻，至少也应该推迟进攻的日期。不过考虑到当年年底北非的事态发展，如果意大利推迟了希腊攻势，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发动了。如果希腊仍然是中立和独立的，英国人已经在北非忙得团团转，很可能不会冒着把德军拉进巴尔干战场的风险来干涉希腊，因为德国人会把英国干涉希腊视为对罗马尼亚油田的直接威胁。希腊不会受到德国的占领和压迫。所以如果墨索里尼不去入侵希腊的话，地中海的战争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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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明显是入侵希腊的罪魁祸首。他大权独揽，刚愎自用，连他自己的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征求。他藐视了三军参谋长和巴多格里奥的反对意见。在 11 月 10 日，战争已经显露出了灾难征兆的时候，巴多格里奥当面指出墨索里尼对此应负的责任。他提到 10 月 15 日的会议，说：“你听信了齐亚诺和普拉斯卡伯爵的谗言，决定在 10 月 26 日发动进攻，后来推迟到 28 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尽一切努力进行准备。我综合过各方面事实，认为总参谋部和陆军参谋部根本就没有参与到制订进攻计划的过程当中来，这种计划和我们所习惯的战争指导方法完全背道而驰；总参谋部所习惯的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行动之前进行周密准备。”212 这是一个大胆但是不完全真实的指责，因为做出这个指控的人很清楚，自己很快会被当成领袖鲁莽行事的替罪羊。巴多格里奥在当初做出决策的时候可没有那么直言不讳。他没有像对齐亚诺那样明确对领袖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213 而且，高级将领的反对主要是基于后勤考虑，他们不反对入侵希腊的基本动机。他们只是担心准备不足。而齐亚诺和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心腹雅各莫尼与普拉斯卡连这点担心也没有。他们全心全意支持入侵。我们看到，几个月以来齐亚诺一直是进攻希腊首要的倡导者。所有的人，甚至上至国王都低估了希腊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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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虽然希腊大溃败的责任首先在于墨索里尼，但是并不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丘吉尔在 1940 年 12 月宣称“一个人，只有这一个人”把“意大利带到了毁灭的边缘”，那只是战时的宣传辞令，而非理性的分析。214 法西斯政权的其他权力圈子至少要承担共谋从犯的责任。毕竟多年以来法西斯政权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把领袖置于个人崇拜的神坛之上，而且把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完全都集中于这一个人手中，剥夺了其他所有层级参与决策的责任。215 这个腐败的政治体系和纳粹政权一样，也奖赏阿谀奉承、逢迎拍马和不加思考的盲从。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政治组织最终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代议制国家权力机构徒有其表，实际上只是领袖意志和宣传需要的橡皮图章。在这样一个一切晋升和物质奖赏都以领袖的个人意志决定，各个方面被分而治之的政治系统内部，有组织的反对意见根本不可能存在。人们反复地告诉独裁者他是永远正确的，他也就相信了这种鬼话。其他人无论是不情愿还是愤世嫉俗，只能接受这种政治游戏的规则。如果事情进展得一切顺利，就像在 1936 年意大利人在一个虚弱的敌人身上赢得一场轻易的胜利那样，那么大家都很高兴来分享胜利的荣耀。可是当事情变得糟糕，就像意大利在 1940 年和以后的战争岁月当中的处境，他们就寻求推卸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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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推卸责任也只能自欺欺人而已，墨索里尼决策的错误固然反映了独裁者本人的弱点；同时，它也深深地根植于这个政治体制的固有缺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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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五章 华盛顿特区，1940 年夏到 1941 年春罗斯福决定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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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告诉英国人：我们将给予你们所需的大炮和船只，只要你们答应战后把这些租借的舰船和大炮还给我们就行……大家认为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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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1940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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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挺身而出领导人民的话，你就不能凭想象假设自己登高一呼时，人民是否会自动地云集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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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194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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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0 月 30 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波士顿为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统任期进行竞选造势演说的时候，对他的听众做出如下承诺：“我要告诉你们这些父母，我自己一再重复说过的诺言：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上外国的战场。”1 他的演说被视为捍卫了美国的中立政策，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听任战火延烧整个欧洲大陆，德国几乎击垮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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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告诉听众们他们想要听到的话。在 9 月底的民意调查中，83% 的调查对象希望美国不要卷入和德国与意大利的战争。2 自从盟军五六月份在德军面前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之后，英国已经没有退路。不过在美国，不加入战争是一回事，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来帮助英国是另一回事。但是在 1940 年 8 月，也只有 34.2% 的美国人支持加大帮助英国抵抗德国的力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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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夏季，因为希望美国能很快加入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英国才持续地做出了更大的战争努力。丘吉尔急切地想让美国放弃中立，积极地支持英国。他整个的战略希望都建立在美国最终参战的假设之上。罗斯福内阁也有一些阁员敦促总统采取更加积极的介入方式。在 1940 年秋季这个阶段，没有人建议派遣美国远征军赴欧洲参战，但是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其他积极干预欧战的方式方法。当时德国潜艇战已经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海运，陆军部长史汀生在 1940 年 12 月告诉总统和内阁：“我们应该用积极干预的方式强硬地终结德国的潜艇战。”总统回答说，他“还没有决定走到那一步”。4 他在后来好几个月内也都没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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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西洋彼岸的丘吉尔和英国政府来说，美国总统的迟疑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尽管英国人从来没有把这种担心宣之于口。对于美国政府的其他主战派阁员来说，他们希望美国采取强硬的干涉措施，总统的迟疑也是令人担心的，史汀生绝非是唯一的主战派阁员。罗斯福有时候说的话很令人鼓舞，但是之后他内心的谨慎会再次占了上风，让这些内阁的主战派垂头丧气。而对于很多其他美国人来说，罗斯福已经走得太远了。对孤立主义者来说，罗斯福就是一个战争狂人，想要把美国投入一场遥远的战争当中。孤立主义游说集团的政治大本营主要扎根于作为罗斯福政敌的共和党，地理上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他们此时所代表的其实只不过是人数相对较多的一个少数派。但是这些少数派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声音，经常都能在为数更多的美国人当中引起共鸣；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非真正的孤立主义者，但他们同时又很担心美国会一点一点滑向战争的深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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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很清楚他所处的艰难境况。一方面，他急于确认自己仍拥有民众尤其是国会的支持。这要求他谨慎行事。但是他周围的人常常认为他总是紧随民意而行，而非引导民意。就算是在他引导民意的时候，使用的手段也常是劝诱，而非直接领导。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 1941 年 5 月就认为，“总统并不想投入这场战争，他宁愿跟随民意，也不愿领导民意”。5 史汀生在前一个月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他不试图引领民意的话，民众是不会主动让他知道人们是否愿意追随他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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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罗斯福明确地认识到德国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他想要采取越来越直接的措施来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但是这么做的危险在于可能违背他当初竞选时所做的承诺，把不情愿的美国人拉进一场“外国战争”里去。这就是 1940 年夏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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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夏初，英国独自面对纳粹的威胁，随时可能遭到直接登陆入侵。它当然拥有整个英帝国自治领的支持，但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旦德军登陆，这些自治领也提供不了真正的支持。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英国看起来已经输掉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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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一个选择是完全站在孤立主义者这一边。孤立主义者的论调是，尽管德国很可能在未来无限长的时间内主宰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严守中立，不去惹是生非，不把本国牵扯进遥远的那些国家的冲突之中，仅仅专注于和美国本身有关的问题。如果罗斯福决定把他全部的政治技巧和演说才能都投入孤立主义阵营，再加上当时美国民众在民意调查当中所表现出来不情愿卷入欧洲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阵营有可能获得比历史上真实情况高得多的民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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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路就是采纳政府中一些内阁成员的建议，采取措施让美国更积极地参与欧洲战争，甚至最终直接参战。当然，这么做就会招致公众反对，还要克服国会立法程序方面的巨大障碍。而且在 1940 年夏季，美国还没有做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准备，就算罗斯福愿意冒政治风险，军事冲突也不具备现实性。但是罗斯福是一个经验非常老到的政治家和天才的雄辩家，如果他全力去走这条道路的话，也有可能说服整个国家跟随他采取更加积极的干预立场。他只是不想去全力尝试这条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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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41 年 5 月，大多数美国人还担心德国会发动去年未能付诸实践的入侵英国行动。在 6 月 22 日希特勒向东进攻苏联之后，这种担心才烟消云散。到那时，罗斯福所采取的行动已经让全世界相信，美国绝不会对欧洲战争袖手旁观了。在 1941 年春末，虽然离美国正式参战还有好几个月，但是罗斯福政府在欧洲和在远东所采取的行动让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冲突，不可能在这场战争逐渐扩大时完全置身事外。美国的选择已经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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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几个月，罗斯福在中立和参战之间所做的选择非常小心翼翼，但总的方向是用一切“战争边缘手段”帮助英国（“战争边缘手段”这个词是总统本人在 1939 年 1 月发明的）。7 据说，罗斯福在 1939 年夏天就看清了他的所有选择，他认为总共有四条路：“A．我们可以派遣远征军立刻参战，当然这条路是不可能的；B．我们将来被动地被卷入战争；C．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参战，我们都只限于向我们的盟友提供战略物资和海空支援；D．我们可以不参战，采取我的战争边缘政策来支援民主国家。最后一条路是我们应当走的。”8 这个政策不是把美国一下子投入战争，而是逐渐一步步引向战争之路，但他所采取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总统本人提出的，让美国充足的物质资源无偿地为英国所用。经过 3 个月激烈的辩论，1941 年 3 月国会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孤立主义者输掉了他们最后的一场斗争。9 当然，美国尚未参战，而且一时半刻之间也没有很多的援助立即被送往英国。当时英国正在欧洲和希特勒苦战，在远东也是日本的主要对手。在当时，让美国的资源为英国所用的决定更多的只有象征性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成了英国持久抗战的关键。所以这个决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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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丘吉尔在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并由衷感谢美国“在任何国家历史上最无私的举措”10 ，他私下对罗斯福积极干预战争的犹豫、谨慎和不情愿的态度却相当焦急无奈，有时候甚至悲观失望。11 当 1941 年 8 月，丘吉尔在战时第一次会晤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告诉罗斯福：“我宁愿美国现在就宣战，6 个月不给我们任何给养，也好过马上把给养加倍却不宣战。”12 罗斯福内阁的某些成员几乎和丘吉尔一样急不可耐。在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的那一年被称为“无所作为的一年”13 。看起来罗斯福在那几个月最主要的决定就是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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