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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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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施行石油禁运以后，1941 年 8 月太平洋上的战争阴云迅速升腾。有些日本领导人以前主张强硬立场，导致了今天的形势；现在他们却被恐惧和焦虑攫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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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外相丰田贞次郎努力试图弥合日美利益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他在 8 月 5 日起草了一系列建议，次日交给华盛顿。他声明，日本除了法属印度支那以外，并无出兵占领西南太平洋其他地方的野心。日本愿意出面担保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以上就是日本愿意做出的所有的让步。作为回报，日本希望美国停止在西南太平洋针对日本的军事措施，并敦促英国和荷兰也这么做。美国要帮助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的自然资源，恢复日美正常贸易关系，调停结束中国的战争，还要在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之后，支持日本在那里的特殊地位。11 从美国立场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合算的交易，因此它对日本的建议不加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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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更高层又进行了一番努力。首相近卫文麿虽然全力支持日本的扩张行动和在中国继续进行战争，但此刻对事态的发展深感不安，他着手进行最后的绝望努力，试图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他建议在檀香山或者中太平洋的海面上和罗斯福总统直接会晤。12 日本历史上还没有类似先例。这样的峰会对于首相在政治上和人身安全上都存在风险。他对军方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弥合日美之间的分歧，而是向全世界显示，日本为“维护和平”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他声称：“如果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法避免战争，那我们就全力一战，国民也会全力支持的吧。而且，全世界也会理解，我们已经为和平做出努力，仁至义尽了。”13 他私下说准备做出一系列让步，比如从印度支那撤军。根据战后他身边的人的证词，如果必要的话，近卫甚至会直接向天皇发电报，奏请天皇御准做出以上让步，以克服军部的反对意见，维持和平。14 近卫平素做事一向软弱且犹豫不决，很难相信他能做出这么大胆的举动来。即便他做出的让步能让美国人回心转意，军方肯定会加以反对，国内公众的反美情绪也会反对。当时至少破获过两起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近卫首相的阴谋。15 几年前，刺杀曾经不止一次成功地导致过政府更替。和近卫友好的人士警告说，他也许没有命来执行他的政策。如果他天真到以为自己能用权力手腕来克服军部的反对，那他太低估了这些年陆海军对日本权力体系各个层级的渗透与控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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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在 8 月 4 日接见近卫的时候支持他和罗斯福举行峰会的提议，并敦促他立即着手准备。16 外相丰田也支持首相将它作为挽回灾难的最后努力。海相及川古志郎平时对政策问题一贯迟疑且模棱两可，这次也准备支持这个提议。他可能认为此举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他当然知道海军已经备战就绪，进击舰队 9 月初就能整装待发。17 陆相东条英机更为直率，他代表陆军有条件地同意首相这样做。他不反对峰会，但条件是近卫不能放弃日本大政方针的基本原则；而且一旦证明罗斯福那里没有转圜余地，首相应支持日本开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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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海两相之下的其他军队要员则不那么赞成近卫的提议。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坚持认为应该终止和美国的任何磋商，并立即开战。海军战略计划部门认为日美峰会是个“怪胎”，陆军军部里对这个主意也没有更多的热情。参谋总长杉山元与作战部部长、鹰派人物田中新一倒是愿意把近卫的提议当作“最后的努力”，因为“如果罗斯福不顾帝国的善意，而一意孤行延续旧政策的话，政府就不可能对我军与美国开战的决心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换句话说，意料之中的谈判失败可以为发动战争提供合适的借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我们不能阻止近卫赴美。我们估计他访问失败的概率有 80%，如果他的外交努力失败，我们就可以以此逼迫首相辞职。”这一行动有可能导致政府辞职，而军部认为政府早就应该换届了。不过杉山和田中也认为应保持谨慎，毕竟让滑头的近卫对某件事情负责“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那么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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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退休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于 8 月 7 日受命促成日美首脑峰会。20 野村身材高大、性情和善，只有一只眼，英语并不流利，他习惯用过多的鞠躬来弥补语言上的缺陷，在政治观点上相对亲美。但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通过“魔术”情报早就获知日本政府的意向，并对此反应冷淡。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已经证实了他的判断，他在 8 月 2 日说：“除了武力，没有其他办法能制止日本人。”21 6 天以后，他直接告诉野村：“只有日本停止使用武力，我们才有的可谈。”他对首脑峰会的提议毫无兴趣，因为如果日本不表现出在政策上会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的话，即便把这个提议告诉罗斯福也毫无意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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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斯福正忙于另一场实际发生的首脑峰会。1941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罗斯福正在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和丘吉尔进行会谈。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大西洋宪章》，重申两国对于自由、和平、经济开放的坚定信仰，拒绝在国际事务中首先使用武力；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是对以上原则的有力的宣言。但是从日本的观点来看，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合声明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宪章的各项原则是充满威胁、气势汹汹的。当时日本一份主要报纸《朝日新闻》这样报道《大西洋宪章》的签署：英美只是重申了西方列强想要维持“以英美的世界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23 因此，日本只有向以上原则和目的低头，才有可能避免战争。无论对东京还是华盛顿，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峰会能够达成避免战争的共识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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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拉森提亚湾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丘吉尔敦促罗斯福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罗斯福更想拖延时间。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不抱幻想，因为美国几个月以来一直能够截获并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文。但哪怕是只把战争推迟几个星期，也有助于美国的军事准备，同时也有助于英国加强新加坡的防务。他告诉丘吉尔说：“我想我还能再哄他们三个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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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西洋会议回到美国以后，罗斯福在 8 月 17 日接见野村大使，向他递交了一份警告（这份警告是会议期间由丘吉尔起草的），声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任何进一步行动都会引起美国采取相应的措施，最终可能导致战争。不过，罗斯福在会议上答应丘吉尔的强硬立场上有所后退，总统又给了日本大使第二份语气较为缓和的照会。如果日本停止扩张行动，“致力于太平洋上的和平”的话，他愿意和日本重新对话。他建议 10 月中旬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野村确信罗斯福的提议是真诚的。他向东京发电：“赶紧抓住机会做出回应。”政府应当“就此事紧急做出决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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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仍然坚信能够通过娴熟的外交努力找出打破僵局的方法。他对日本事务非常熟悉，而且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8 月 18 日，当他从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那里第一次听到日本建议罗斯福总统和近卫首相举行峰会的时候，他立即给华盛顿发电，“尽他所有的绵薄之力，本着避免在美日之间爆发毫无意义的战争的目的，敦促华盛顿不要无视日本的提议并给予最严肃的考虑”。在第二封电报中，格鲁大使认为日本政府愿意做出大幅度的让步。他不主张美国政府和盘端出重构远东“新秩序”的一揽子方案，而要根据日本方面在“恢复和平”上的真诚努力，分步骤放松美国对日本的制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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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8 月 26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日本对罗斯福的警告还有随之而来的附言进行了正式回复，近卫首相在正式答复之外，也附带了一份措辞礼貌的私人口信。27 野村大使两天之后把两份答复都转交给美国总统。28 近卫在所附的私人信函里表达了日本的诚意，并对以往两国之间的误解深表遗憾，他要求尽快和罗斯福总统会见，地点最好选在夏威夷，以便双方“探讨是否有可能挽回局势”。双方应该就太平洋局势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把细节留给两国政府的下级官员日后去协商解决。日本政府的正式外交照会强调，日本的行动是出于国防自卫的目的，并强调美国针对日本的反措施给日本造成了威胁。它重申一旦东亚建立起“公正的和平”，日本愿意从印度支那撤军。而且日本无意进军其他邻国，也无意进攻苏联。“总之，日本政府无意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对邻国使用武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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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接见野村大使的时候也是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是热情友好的。他说，他愿意和近卫公爵进行三四天的会谈，他很高兴知道首相的英语很流利。罗斯福再次提议峰会地点选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不过没有谈到具体日期。其实，罗斯福还是在对日本虚与委蛇。国务卿赫尔当天夜里晚些时候会见野村的时候，他给峰会兜头泼了一瓢凉水。格鲁大使的电报对赫尔的影响远没有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鹰派斯坦利·霍恩贝克对他的影响深；再加上赫尔从“魔术”密码情报中知道日本耍的花样，他对这么一个没有明确谈判目标的峰会根本不抱幻想。他说：“我们觉得日本人想引诱我们进行一场务虚的谈判，发表一个泛泛而谈的公报，然后可能想引用总统本人的话来断章取义，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获取口实。”“很难相信近卫政府敢同意任何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日本国内存在很强大的势力，反对任何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努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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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的确是正在磨刀霍霍。反对势力在陆海两军中都有，主要存在于中级军官当中，有很多小的宗派，各自心怀鬼胎。各派反对势力之间不管存在多么大的矛盾和分歧，他们一致的地方在于，只要坚持日本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目的“神圣性”，只要坚持“支那事变”中牺牲的日军官兵的血不能白流，他们就获得了道德制高点，就能阻止政府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 9 月份的第一周，御前会议拒绝了近卫与罗斯福会晤的请求，并将之定为国策。此时，一旦在不到 6 周的时间内，如果日美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日本将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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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和野村大使就美日两国政府首脑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在华盛顿进行磋商的前一天，即 8 月 16 日，陆海军参谋本部的局长和课长们就在东京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执行帝国国策纲要》草案。这份草案由海军提出，核心内容是日本应该在进行外交努力的同时准备开战。这基本上算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海军认为可以先进行动员，然后决定是否开战；而陆军正相反，认为要在做出开战决定之后才能进行动员。但是在这个折中文件当中，只给外交努力留下很小的空间。战争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海军在前一天通知陆军，他们希望双方在 9 月 20 日之前在两军种之间就作战问题达成一致，并在 10 月 15 日之前完成开战准备。10 月中旬应该是外交努力的最后期限。如果到那时日美还没有达成协议，日本应该诉诸武力。此后两周，陆海军计划人员每天举行会议修改这份计划草案，每个派系都想通过细枝末节的措辞修改使草案体现本派的利益和主张。但是整个草案的主旨没有变，双方在总的方向上不存在分歧。到 8 月 30 日，这份文件已经修改就绪，作为陆海两军一致的意见被冠以《执行帝国国策纲要》的名字。31 文件当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如果到 10 月上旬仍然无法通过外交谈判达到我国的要求，我国应该立即下决心向美国（以及英国跟荷兰）开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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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的要求”几乎不可能通过外交努力获得满足。英美必须停止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英美不得在远东扩大其军事存在，并向日本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源。作为交换，日本同意不从印度支那出发侵略其邻国（中国除外）。在远东建立“公正的和平”之后，日本将从印度支那撤军，并愿意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33 实际上，在 9 月 3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开会讨论以上“纲要”的前一天，杉山元参谋总长就警告过近卫首相，不能在峰会中表现出任何妥协。杉山元强调，在三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可动摇或者让步：日本与德意轴心国的联盟关系，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在中国驻军。34 以上三个原则是陆海军的共识。政府只有获得军方的支持才能存在。可是在军方所坚持的以上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下（以上原则在权力精英和普通民众当中也得到高度认同），任何外交努力都几乎不可能成功。近卫现在是作茧自缚：自从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在建立以上原则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而现在再也不可能从以上立场上退缩了。可是如果不放弃以上立场，在他提议举行的峰会当中，他无法给罗斯福提供任何交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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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在制定《执行帝国国策纲要》的长达 7 个小时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近卫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懦弱的性格。与会的另一位外交努力的倡导者外相丰田贞次郎在会上表现得同样温顺。会议一开始，陆海军两总长永野修身和杉山元的好战发言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很明显，虽然两人都愿意在一段短时间内容忍外交努力，但他们主要的心思都放在为很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上。两个人都不愿意浪费任何为战争做动员的时间。如果要开战的话（两人都认为开战不可避免），那就应该及早开战。永野修身说：“虽然我确信目前开战的话，我们有战胜的机会，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机会会越来越渺茫。”他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其实本应该极度使人们怀疑他极力主张的行动是否明智。他希望在临近日本的海域与敌人速战速决。速决战的胜利并不能保证胜利结束战争，但却可以为持久战获取必要的资源。永野坦率指出：“如果与此相反，我们没有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就被拖入持久战的话，我们将会陷入困境，特别是我们的原料供应将枯竭。如果我们不能够夺得这些原料，就不可能继续打下去。”他的结论是，武装部队别无选择，“只能勇往直前”。杉山元表示附议。开战准备完成的日期一定不能晚于 10 月下旬。10 月上旬外交努力必须要达成目标。“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们必须准备开战。我们不能犹豫不决。”他的理由是要在来年春天准备好在北方对苏联开战——这是陆军的首要目标，但不是海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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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如何修改这份《纲要》的具体措辞。令人震惊的是，整个会议当中没有人真正反对这份纲要；会议虽然开得很长，但是波澜不惊。这份为开战设置时间限定的关键文件就这么顺利通过了。虽然永野修身对目前局势的解读和对策显得如此一厢情愿，而且令人泄气，竟然也没有遭受到任何严肃的质疑，更不用说批评了。即便是海军制订战略计划的人士都对日本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的机会不抱信心，而战争拖延日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永野很清楚海军的想法。可是他除了重申别无选择挺身而战的决心与寄希望于初战的好运之外，却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这一点在联席会议上竟然也没有受到近卫首相、丰田外相和其他与会者的批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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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了这份为日本发动战争规定明确日程的重要文件。它要成为日本的国策，最后也最正式的一步就是在 9 月 6 日的御前会议上呈报给天皇奏准。一旦过了这一步，文件就盖上了天皇的玉玺，成为帝国的正式国策，不可能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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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前一天晚上，近卫进宫向天皇就《执行帝国国策纲要》进行正式说明。其实裕仁和往常一样，对政府那边的最新动向很了解，预先知道自己很快要出面做出一个“真正重大的决定”。36 天皇对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这份文件的意义深感不安。他认为这份文件把开战的优先权置于外交努力之上，希望近卫能修改已经设定的危险的 10 月最后期限。首相只能安慰天皇说，自己将尽其所能争取在期限之内获得谈判的成功，但是却很难修改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他建议天皇在明天的御前会议上质询两位总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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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些时候，永野和杉山进宫，在近卫首相的陪同下觐见天皇。裕仁询问一旦与美国开战，日本的胜算几何。杉山元回答说，日本可以在 3 个月内取得胜利。天皇罕见地龙颜大怒：“在‘支那事变’开始的时候，也是陆军告诉朕，可以用 3 个师团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并立即取胜获得和平。杉山元，你当时可就是陆相吧。”杉山参谋总长唯有小心地辩解道，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在中国遇到了事先没有想象到的困难。天皇追问道：“那么太平洋不是更加幅员辽阔吗？”他提醒参谋总长当年天皇本人对陆军提出的警告，并直截了当地质问道：“杉山，你是在欺君吗？”永野这时插话进来替同僚缓颊。他承认不可能百分之百确保胜利，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做到。他用医疗做比喻：如果医生认为做手术有 70% 的机会挽救病人的生命，而不动手术病人必死无疑，那么就一定会选择手术。“如果手术之后病人死了，那也只能如此。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如果我方浪费时间，听任时间过去，到为时太晚才挺身而战的话，就回天乏术了。”这个比喻的逻辑很牵强，不过看起来让天皇平静了下来。近卫问天皇是否有必要改变明天御前会议的日程，天皇回答说：“没有必要改变任何事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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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紧要关头，天皇是否能断然改变他所质疑的政府决策呢？他是否有其他的选择？他是否可以明确表态全力支持外交努力，拒绝为开战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呢？至少有一位顾问认为天皇可以有别的选择。前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曾向天皇进言，日本只要不参与欧洲的战争并对现行国策做出调整，就可以在列强中保有一席之地，并在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影响。39 说白了，这就是要退出轴心同盟，并在中国和东南亚问题上做出足够大的让步，能让美国在谈判中被打动。但是绝大多数上层权力精英都反对做出重大让步；而日本不让步的话，石油资源的大限将至。而且天皇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在理论上那么大。在宪法上，天皇仍然保留行政权力，武装部队必须执行天皇的圣意。而且政府和军方的领导人也以遵从天皇命令为荣。可是实际上，这么做的第一个障碍是裕仁天皇本人的个性没有强硬到圣躬独断的地步；而且，如果天皇要断然否决陆海两军统帅部和政府首脑在联席会议上做出的一致决定，那就必须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威胁到皇位。所以他在实际上是不可能这么做的。裕仁本人确实希望和平，不希望与美国开战。但是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都支持日本至今为止为获取权力和荣耀而采取的扩张措施，正是这些措施导致了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他不能命令军部违反本意，彻底推翻过去的立场。在公众和权力精英的眼中，过去的立场和日本的国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天皇断然和军方唱反调，可能会危及皇室自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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