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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预定在 9 月 6 日上午 10 点召开。开会前 20 分钟，裕仁召见皇室首席顾问、内大臣木户幸一，告诉他天皇陛下在会上要提出几个问题。这一举动大违常规。按照惯例，天皇应该沉默地安坐于御座上，由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替天皇向各大臣和大本营首脑问询。木户向陛下进言，说这次会议也应该遵循传统，不过天皇陛下可以在散会之前向各大臣和统帅提出警告，鼓励他们在未来的外交谈判中积极合作，努力寻求成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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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要的御前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由近卫首相向陛下奏报近来愈见紧张的国际形势。41 美国、英国和荷兰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苏联也很可能加入。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过一段时间日本将无法维持目前的国力。近卫强调了为防止战争而进行外交谈判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了，“我相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为自卫而采取断然措施”。这样的话，听上去可不是强调为了保卫和平而做出重大牺牲的必要性，尽管近卫在私下里表达过做出让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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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第二个发言。他重申了三天前在联席会议上的观点。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时间。拖延会让日本处于“瘫痪状态”。他指出石油供应与日俱蹙，而这将导致国防的逐渐衰弱，“如果日本维持现状的话，帝国将在未来丧失行动的能力”，而英美的军备将越来越强。和联席会议上一样，他对此所做的建议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的：如果日本能够“在我们预设的水域”（指的是东亚地区）迅速地给予英美海军以重大打击，并且一旦战争演变成持久战，如果日本能够取得战略性的资源和控制范围，并由此变得不可战胜，那么日本还是有很大希望获胜的。即便满足了以上条件，战争的结局还要受综合国力和战争形势中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的影响。但是他发言的主旨在于，日本赢得战争的最佳机会就在现在，没有等待和犹豫的时间。日本必须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可是同样必须给外交努力设置时间限制；外交努力的成果必须能让日本免于日后在比今天更加不利的条件下一战。以上对形势的评估令人担心，对于一个即将与在国力和资源上都占极大优势的对手开战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评估。军方的论断有明显的逻辑漏洞，有弱点，有未经检验的前提假设。但是会议上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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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的论述与永野修身完全合拍。会议也没有对杉山的观点提出任何疑问。杉山元解释了时间方面的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决定 10 月下旬应当是开战准备的最后期限。他当然支持用尽一切外交手段，但是很明显外交手段对他来说只有第二等的重要性。陆军最主要的考虑是要在最近准备好开战。陆军版的乐观预期是：“如果我们能利用冬季迅速结束南方的军事行动，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应付明年春天和以后北方形势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以上预期建立在陆军为御前会议所准备的高度乐观的形势评估之上：“德国肯定将在年内横扫苏联的欧洲部分，斯大林政权将逃往乌拉尔山脉以东……斯大林政权在丧失了欧洲国土以后，定将越来越虚弱，逐渐丧失进行战争的能力。”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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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外相接下来就春季以来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外交互动做了冗长的综述。然后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将军谈到物质资源的问题。西方列强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之后，“帝国国力日渐被削弱。就算我们对最重要的液体燃料民用需求进行最严格的战时管制，燃料储备也将在明年 6 月或者 7 月枯竭”。结论显而易见：“为了未来帝国的生存，一定要下决心建立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那就意味着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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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抓住机会以天皇的名义提出质询。他和军部首脑们不同，强调外交努力的重要性；常规的外交努力已经远远不够，必须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他支持近卫和罗斯福总统会晤的提议。他也同意一旦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一定要做好军事准备。但是他对提交给御前会议的这份《执行帝国国策纲要》深感不安，因为这份文件暗示战争相对于外交具有优先权。海相及川古志郎试图安抚原嘉道。军部并非一意主战，只有在最严肃的外交努力都宣告失败以后，战争才是最后的手段。原枢密院议长看来对这个解释还算满意。他同意，如果近卫的和平努力失败，开战的决定应该经过再三慎重考虑之后再做出。只要日本政府能够做出一切可能的外交努力，他就满意了。但是在御前会议批准《纲要》之前，他要求与会者答应，全力支持近卫首相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避免“日美之间出现最坏的情况”。在一段尴尬的沉默之后，会上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陛下本人用他那细高的声调开了金口，询问道：“你们为什么避而不答？”过了一会儿，及川海相认为自己有必要回答说，虽然会进行开战准备，但政府将尽一切努力进行外交谈判。随之朝堂上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永野和杉山两位总长没有答话。天皇再次开口：“军令部门为何不回答？”这时裕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朗读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在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所作的一阕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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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本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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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为扰攘，致此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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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时常诵读这阕和歌，时时感念明治大帝的“和平精神”。43 永野和杉山闻言吃了一惊，起身表示他们同意原嘉道枢密院议长强调和平谈判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论点。于是，这次非同寻常而又剑拔弩张的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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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破例的干预和会上就外交谈判和军备之间谁更重要的争论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战争的时间表已经获得了天皇御批，成为国策，日本现在实际上已经准备开战。如果在几周的时间里，外交谈判和预想的一样得不出结果，日本就会批准开战。而此时外交谈判的日期还没有定，而且各方都不看好它。尽管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上有种种波折，但事态的这一发展却没有遭到任何有力的反对，不能不说令人惊讶。在支持及早采取军事行动的军部将领和主张外交努力紧迫性的官员之间达成的这个妥协很空洞。军方将领固然强力推进他们所主张的武力解决方案，对外交努力不屑一顾；就连和谈的支持者也很虚弱，愿意接受在冬天之前向美国开战的主张。而且没有人质疑过军方逻辑当中的弱点，也没有人质疑过日本在长期战争中资源和人力的局限性，或是在中国问题和南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问题上绝不通融的谈判立场。虽然日本领导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内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他们之间没有“鹰派”和“鸽派”的本质分歧，只有立场坚定或者迟疑的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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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立场坚定、听天由命的主战派主要来自军方。他们的观点是，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其发生都已不可避免。这种观点反映在陆军参谋本部为御前会议预先准备的答复天皇质询的草稿里。对于和英美开战是否不可避免这个问题，草稿是这样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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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帝国在“支那事变”中的立场为核心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国策。但是美国的对日政策建立在维持现有国际秩序，阻止帝国的崛起和在东亚的扩张的基础上，旨在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保卫民主制度。日本的政策与此有本质冲突。在经过长期的紧张与和缓的交替之后，两国意志的碰撞将最终发展成战争。这可以说有历史的必然性。只要美国不改变对日政策，局势将强迫帝国来到这样一个时间点，此时除了诉诸战争，别无其他自卫的方法。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和平而向美国做出让步，哪怕是从目前的立场稍微后退半步，美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会让它要求日本后退十步百步。最终帝国将屈服于美国所提出的任何要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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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方对近卫和平努力半心半意的支持相比，以上这段话才反映了军部的真实想法，而且海军的想法和陆军一致。这其实就是说，日本将通过军事赌博来打破对美国的依赖，至于赌博的结果是否是一场灾难，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地接受。整个日本上层的思维方式都是如此，因此避免战争的机会非常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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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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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一结束，近卫一分钟也没有耽搁，立即前往贵族伊藤邦英伯爵的私邸，秘密参加和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的非正式会晤。与会者除了近卫和格鲁以外，只有首相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美国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他生于日本，在日本生活了 23 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极为深入）以及近卫的情妇。近卫打电话找到正在做头发的情妇，让她赶紧准备一下，坐上来接她的轿车，赶往伯爵府秘密会议地点。当晚伯爵府为了保密，遣退了所有下人，近卫的情妇临时负责提供饮食。近卫向格鲁大使介绍说，这是“主人家的女儿”。牛场和杜曼充任翻译，近卫和格鲁密谈了 3 个小时。近卫强调自己想要和罗斯福会晤的急迫心情，而且这一会晤刻不容缓。他认为，通过和美国总统的峰会，他可以先解决最急迫的问题并避免战争。那才是重中之重，其他协议的细节可以留待双方官员慢慢协商。他承认自己在“支那事变”、三国条约和日美关系恶化方面的责任，他甚至说愿意在原则上接受 4 月份国务卿赫尔提出的美国政策不可动摇的“四项原则”，即不侵犯他国领土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维持现状。近卫认为他可以引导日本人民。他清楚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就在几天以后，警卫人员挫败了一起 4 名武装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刺杀近卫的阴谋。45 但是近卫认为，与维护和平的大业相比较，个人的安危微不足道。格鲁和杜曼都相信了近卫的真诚。格鲁会后给华盛顿发出的电报——他对近卫说，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电文”——力主华盛顿同意与日本举行首脑峰会。可是国务卿赫尔对此持怀疑态度，而赫尔的主要顾问斯坦利·霍恩贝克和以往一样对日本政府充满敌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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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召开的同一天，9 月 3 日，由赫尔陪同再次接见日本大使野村的时候，罗斯福本人所表达的调子也转为强硬。他告诉野村，总统和近卫公爵一样也必须顾及国内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强烈要求“我们不再姑息日本，不再改变目前的政策”。他仍然愿意和近卫会晤，但是同时也指出，峰会之前必须由两国官员举行准备会议，为正式会谈扫清很多障碍。总统再次强调了赫尔的“四项原则”。罗斯福基本上就是重申，只有日本预先在中国问题和三国轴心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美国的要求，放弃在远东建立“新秩序”的目标，结束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行为，双方才有可能达成一致。在收到野村大使就这次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所写的汇报之前，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就在 9 月 4 日从东京发了一封电报，列出日本为首脑峰会铺平道路愿意做出的让步。但日本人那些有限的让步根本不足以改变美国的基本立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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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野村大使在 9 月 11 日向东京发电称，如果日本能在中国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仍然有可能为峰会铺平道路。他的电报语气越来越焦虑，所建议的内容更像是希望而非现实的建议。他建议告知美国人，日本愿意在和中国结束敌对行动之后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他觉得这至少能为峰会提供一个讨论的基础。他有点悲观地预计，中日谈判停火和之后的和会肯定会比预期拖延得更久，所以日军实际的撤军还要再等上一些年，到那时可能还会发生其他事件改变整个形势。他敦促东京就从中国撤军做出明确决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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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在 9 月 13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被提出，并在一周以后获得批准。但是撤军的条件不可能让美国人感到满意，从而形成和平谈判的基础。陆军不愿意对丰田外相 9 月 4 日提出的有限让步做任何进一步修改，反而持更加强硬的立场。陆军向联席会议提出的与中国和谈条件包括坚持要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以防范共产主义。其他侵华日军可以在“支那事变”结束后撤出；可是只有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日本傀儡政府合并之后，“支那事变”才能正式宣告结束，而中国国民政府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日本要求中日进行经济合作，并且承认伪满洲国独立。49 陆军的立场是，以上条件无法满足的话，日本就要准备开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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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外相不愿意向美国提出以上更加苛刻的条件，他肯定美国会一口回绝。野村大使 9 月 27 日收到以上“新谅解草案”以后，也回电同意这个判断。此刻军方对丰田和近卫已经迅速丧失了信心。在统治阶层上层，主张立即备战的一派和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避免战争的一派之间曾经短时间达成过妥协，此刻也彻底破裂了。9 月 25 日，陆海军总长杉山元和永野修身成功地强行将 10 月 15 日定为和美国谈判结束的最后期限。到这一天，日本将要就是战是和做出明确的抉择。近卫震惊不已，他以辞职相威胁。但是木户内大臣提醒他，在 9 月 6 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把“10 月上旬”作为决定和战的最后期限时，首相本人当时也在场。51 近卫只能放弃。他既不能推卸责任，也不能阻止他认为将会是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他离开东京，疲惫抑郁地躲进自己位于镰仓海边的别墅休养去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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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快做出了预料之中的答复。赫尔在 10 月 2 日会见野村，在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他实际上全面拒绝了日本的提议，毫不妥协地重申美国的要求。此刻美国的要求也变得毫无商量余地，而且也不可能被日本接受。赫尔还表示，如果日本不改变立场，他怀疑近卫和罗斯福的会晤不会有什么价值。53 中国的战争一直就是问题的关键。看来只有近卫说服陆军军部答应从中国撤军，才能够避免战争了。而这件事也毫无可能。10 月 4 日的联席会议上，丰田外相想要答复赫尔毫不动摇的照会，遭到了军方代表的否决。军令机关的首脑已经对美国的拖延战术丧失了耐心。他们想要结束进一步谈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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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军内部也有不完全和谐的声音。海相及川古志郎和陆相东条英机不同，他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他跑去镰仓看望近卫首相，鼓励他说，“我们要努力全盘接受美国的条件”，并承诺海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首相，还以为陆军也持同样立场。55 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首相近卫、海相及川和外相丰田想要推翻 9 月 6 日御前会议所作决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甚至连海军都不支持及川古志郎，更不用说陆军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就是最坚定要求及早决定开战的鹰派，他主张，如果到 10 月中旬外交谈判还没有成功的话——成功的定义是美国全面接受日本的要求——日本就应该开战。在海相及川和军令部总长永野这两个极端之间，海军内部还有种种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担心战争的结果；有些人建议谨慎从事；还有些人主张，如果海军支持继续谈判的话，陆军也应该适当地软化其立场。所有这些不同意见都模棱两可，不愿意明确地大声疾呼要和平不要战争。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在 10 月 6 日的陆海军作战部联席会议上说出了海军的担忧：“我对南洋作战没有信心，开战以后的第一年预计会损失 140 万吨位的船舶。最近联合舰队作战演习的结果显示，到开战后的第三年就没有民用船舶可用了。我没有信心。”56 但是海军作战部如此严重的怀疑情绪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海军内部仍然有分歧，而及川海相在海军高层中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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