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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军内部团结得多，立场远较海军鲜明。陆军认为外交谈判在 10 月 15 日之前可以进行，但是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陆军毫不含糊地声明，在中国驻军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协，哪怕文字上最小的改动都不行。但是福留繁的声明也让陆军将领担心起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陆军高层一致认为陆海两相和两位总长就应该集体请辞，为在御前会议上误导日本陷入无胜算的战争而承担责任。陆海军的立场必须协调一致。当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在 10 月 7 日见面的时候，双方的观点产生了冲突。东条坚持认为，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就意味着回到 20 年代《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时期，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虚弱无力的状态。这将全盘否定 1931 年以来的日本政策，毁掉“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切目标。他拒绝妥协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中国驻军，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日本从华北和内蒙古撤军，就会威胁到伪满洲国的存在，这也同样意味着国家倒退到虚弱无力、任由美国宰割的状态。而及川古志郎面对东条如此清晰坚定的反驳，所能提出的意见就是谈判一定要继续，可是他不想推翻御前会议的决定，也不反对开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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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0 月 15 日最后期限临近，内阁在和战问题上仍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12 日星期日，近卫文麿在东京郊区荻洼的首相官邸召开五相会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企划院总裁）。在近卫 50 岁生日这天召开的这次五相会议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庆贺的理由。东条在会议一开始就用他一贯的军人直率口吻说，谈判根本没有希望。及川此时本可以趁机说出几天前福留繁所表达的担心，说明海军作战计划人员认为日本无法赢得战争，因此海军不愿意冒险开战。如果海军的立场坚定，即便在此刻，也还可以让天平向和平而不是战争的一侧倾斜。但是及川接下来说，如果选择继续谈判，那就意味着可能“在以后的好几年中都无法开战”，而这和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政策背道而驰。及川不敢明说海军的主张，把决定权交给了首相。近卫问外相丰田贞次郎对谈判的前景作何估量。丰田在这个风口浪尖也退缩了。他说，他无法自信地说谈判一定会成功，结果还要看对手如何应对。这个回答虽然是实话，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太模棱两可，东条趁机发起攻击：“谈判前景如此黯淡，我无法说服军部支持谈判。必须对谈判的前景有更强的信心才行啊。”及川认为日本可能会发现自己被美国玩弄了，未来最终还是会被卷入战争。近卫说，在和谈与开战之间，他选择和谈。但是东条反驳说，这只是一个主观的愿望，他无法用主观愿望说服军部。会议没有达成共识，但是陆军的立场占了上风。虽然会议没有正式采纳陆军的立场，但其他四相也没有直接反对。58 近卫内阁的危机正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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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机在 10 月 14 日达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近卫首相在当天内阁会议之前和东条私下谈话。这次谈话揭示出，这两个人的立场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近卫说，他认为重开谈判挽救和平的关键在于日本侵华驻军问题。他建议日本应该暂时隐忍，同意“撤军的官样文章，从而化解日美战争危机”。他认为有必要结束“支那事变”。陆相对近卫首相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震惊，因为首相从御前会议正式决议的立场上后退了。他立即反对首相的建议。据近卫后来回忆，当时东条说：“如果我们现在向美国屈服，美国就会得寸进尺，变得再也无法遏制。您说撤军的问题是放下荣耀包袱，面对现实。可是从维持陆军战斗士气的角度，本人断不敢苟同。”近卫回答说美国的巨大物质优势迫使日本不得不小心行事。东条对近卫的轻蔑让他暂时失去了理智，他声色俱厉地说道：“可是我们有时候必须鼓起勇气做那些不可想象的事，就像是闭起眼睛从清水寺的悬空回廊上跳下去。”（清水寺是京都佛教名刹，下临音羽瀑布。）东条认为，首相和他之间的分歧说到底是个性的差异。他的结论很清楚，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国家需要比近卫更加强有力的领导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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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继续慷慨陈词：“向美国的立场全面屈服将丧失‘支那事变’以来的所有好处，进一步威胁到‘满洲国’的存在，甚至影响日本对朝鲜和台湾的统治。”日本会被置于明治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虚弱地位上。东条指出，上百万日军艰苦奋战，付出数十万伤亡的代价，为了国家的未来所做的斗争花费了上百亿国帑。“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回到‘满洲事变’之前的‘小日本’状态，那我也无话可说，不是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必须坚持在中国驻军，这是日本的核心要求。向美国屈服就会威胁到国家的未来，这样的外交政策等同于投降。60 整个内阁沉默地听着，被陆相的激情所震撼。东条提醒诸位阁僚，他们有义务遵守 9 月 6 日御前会议上的既定政策：如果到 10 月初没有能够达成外交上的解决方案，那么就要开战。军事准备已经按照上述决定开始执行了，只有日美在中国驻军问题上达成一致，才能够停止开战准备。61 东条讲话的逻辑很清楚，只有不受 9 月 6 日决策约束的新一届内阁才能力挽狂澜，制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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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明白这个逻辑。他当天晚上穿着传统和服跟两位同事出席一场晚宴，他说当天晚上只喝酒，不谈政治。原先要谈的话题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内阁即将垮台。62 10 月 16 日傍晚，近卫来到皇宫递交了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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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在给天皇的奏折中表达了他的信条：假以时日，和美国达成一致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关键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近卫把对东条说过的话又向天皇重复了一遍，“如果我们愿意暂时牺牲我们的荣誉，同意美国所提出的方案”，那么事情尚有可为。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在“支那事变”尚未结束的条件下再开战，他对自 1937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深感责任重大。“现在是我们为了将来而牺牲眼前利益的时候了。”但是他承认自己无法在这一点上说服东条，陆相坚定地认为日本应该“抓住机遇立刻准备开战”。因此，近卫得出结论，自己的主张无法得到贯彻，他已经无法继续履行首相的职责。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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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条在过去几天毫不妥协，但是即便是他，也在近卫辞职之前就有点为时已晚地认识到，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风险，海军还有所犹豫，目前有必要重新考虑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只有不受这次御前会议约束的新政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东条建议由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来出任下一任首相。东久迩宫亲王是陆军军官，也是天皇的近亲。东条认为，他是唯一可以不受开战决定的时间限制全面检讨日本国策，同时还能团结陆军、海军和全国人民的人选。近卫在彻夜的思索之后，同意了这一提名。但是裕仁在木户侯爵的强烈建议之下拒绝了这个建议，木户侯爵不想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拿皇室成员的威望冒险。木户的观点是，如果由皇室亲王组阁，“最终可能为皇室惹来公众物议”。天皇召见东条英机，要求他组阁，东条非常吃惊。木户幸一侯爵属意东条，而不是当时仅有的另一位候选人、犹豫不决的海相及川古志郎，因为东条已经开始怀疑开战的正确性，他个人对天皇忠诚，缺乏政治野心，并且有能力让陆军听话。64 但是这不能掩盖以下事实：东条英机，这个从中国撤军最大的反对者，对谈判采取最强硬反对立场的人，而且是导致目前和战决策危机的始作俑者，现在成了日本政府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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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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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是一个从军队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彻头彻尾的职业军官。他习惯于仅仅考虑陆军的利益。他一味维护军部的利益，拒绝在从中国撤军问题上妥协，而这正是导致近卫内阁倒台的和谈的关键所在。他是个眼界狭窄的人，无条件对天皇效忠。他说过：“我们都是凡人，而陛下是神，我永远都会在陛下的神圣和伟大面前低头。”65 现在，东条被要求在危难之际出任首相。他之前连想也没想过担任这一职务，但是他现在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到陆军以外更广泛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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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命东条为首相代表着避免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天皇在任命新首相的时候依赖重臣会议的意见——这是由 7 位前首相组成的一个资深政治家委员会——而重臣会议反对任命东条。木户幸一在力排众议的时候所举的理由是，如果天皇出面要求他避免战争的话，他会无条件服从圣意，全力和美国进行谈判。66 东条离开宫中的时候，请求天皇给他一点时间来思考压在他肩上的千钧重担。天皇要求他促进陆海两军的合作，意思就是要他说服陆军在继续外交谈判方面和海军保持一致。天皇同时还召见了及川古志郎，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不久以后，木户向东条和及川详细解释了天皇的想法：天皇命令新内阁重新衡量和战问题，且新内阁“不必拘泥于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这是非同寻常的表示，从来没有一位天皇曾经要求政府推翻由陛下亲临主持的御前会议的决议。东条受命要一切从头开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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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很快完成组阁任务。在组阁问题上，他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不想要任何掣肘。他拒绝及川古志郎建议的后任海相人选——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因为丰田副武对陆军高级将领的厌恶情绪尽人皆知，可能会在陆军中引起反对。及川让步了，同意让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岛田繁太郎大将出任海相。东条还一口回绝了陆军方面干涉组阁人选的企图。68 尤其是外相人选，东条拒绝把极端反美亲轴心国的松冈洋右召回来重新出任外相。这个决定反映了东条英机主观上还想要遵照天皇的旨意，在最后一刻找到防止战争的办法。他的外相是东乡茂德，曾任驻柏林和莫斯科大使，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职业外交官。东乡茂德接受任命的条件是，政府要对和美国谈判表示出诚意。东条答应东乡茂德，政府对谈判确实有诚意，而且陆军一定会支持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东条本人兼任陆相，这样方便让陆军听从政府的决定；他还兼任内相，意在平息一旦和美国达成协议之后国内可能出现的动荡局势。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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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日本达成协议，防止战争，至少把战争再推迟几个月的希望。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消息引起伦敦和重庆方面的担心。英国外交部和国民政府都担心，日本会尽快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迫使蒋介石投降。他们呼吁美国的支持。70 华盛顿对东条英机的任命也很警惕，因为看起来战争比以往更加迫在眉睫。在美国国务院，赫尔认为东条英机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眼光狭窄，一根筋，不会转弯，并且“相当愚蠢”。他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71 但是罗斯福总统听取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提醒总统，美国海军还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和日本开战；如果和日本打仗的话，至少会严重影响目前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支持，而援助英国目前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72 所以说，无论美日哪一方都还没有完全放弃避免战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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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条过去作为超级鹰派的名声在外，到最后一刻很难让人相信他改弦易辙了。他和软弱犹豫的近卫不同，看上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但是他还是无法和他自己以前所代表的军部势力叫板。尽管他有现役军人的身份而且兼任陆相，但是他无权控制陆军军令部门，更不要说海军的军令机构了。陆海军的统帅机关人事没有变动，两军种都已经在准备开战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无法回头改变主意。军部向近卫内阁施加压力，导致了 10 月中旬作为决定和战最后期限的决定，最终搞垮了近卫内阁。这种压力的逻辑基础仍然存在，那就是日本如果拖延开战，就会日渐衰弱，丧失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尽管天皇要东条不顾 9 月 6 日御前会议设定的期限，但是当时这个决定做出的背景仍然存在，不可能轻易地弃之不顾。而且天皇的旨意并没有正式传达给统帅部。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以及他们在统帅部的下属没有义务遵旨照办。73 换句话说，东条和近卫的处境没有本质的不同。他的机动空间极为有限。他要么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成功完成谈判，（至少暂时）避免战争，要么只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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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谈判意味着做出重大让步，近卫无法做出此等让步，东条内阁也没有理由突然就能了。东条内阁成立伊始，第一份声明就是宣称要坚持执行“不可动摇的帝国国策”；而所谓帝国国策，就是要“成功地结束‘支那事变’，牢固地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并且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74 但从前几个月的事态发展看，正是以上政策把日本推向了战争边缘。这可不是能够做出重大让步、挽救和平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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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服从军事逻辑，在年底之前开战。虽然和战的决策从原定的 10 月中旬推迟了，但不可能无限期推迟下去。实际上，政府在两周之内就必须做出选择。这就是东条出任首相头两周里面发生的一系列疯狂事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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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政府和统帅部之间立刻就起了龃龉。在新内阁成立当天的 10 月 18 日，东条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会上要讨论未来开战的一些设想，以及日本未来通过和美国的谈判，有多大可能性能够获得哪怕最低限度的满足。75 这些问题是重新检视 9 月 6 日决定的基础。但是大本营收到以上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没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直截了当地说：“御前会议的决策不容改变。”76 他的下属指出，在这个阶段，只有日本彻底地改弦更张才能获得谈判的成功，而这意味着“加入英美阵营，遭到中国人的蔑视，丧权辱国”。77 陆军参谋本部也持同样的反对立场，公开拒绝考虑从中国撤军，完全清楚拒绝撤军会使任何和谈成功的希望宣告破灭。拒绝修改既定政策的立场，甚至演变成在新内阁刚刚成立之际就开始倒阁的意图。大本营毫不动摇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成为东条英机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他告诉新任海相岛田繁太郎说，自己“感到完全不知所措”。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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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从 10 月 23 日到 11 月 1 日几乎天天开紧急会（除了 10 月 26 日以外），会上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开战后的一些假想问题与谈判的前景同样也是联席会议的主要议题。尽管杉山和永野两位总长催促尽快做出决定，会议仍然久议不决。中心问题是，一旦战争演变成持久战，日本是否有能力进行战争。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原材料的供应——尤其是石油和钢铁，还有海运能力和造船能力。令人惊讶的是，到了这个阶段，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和新任大藏相贺屋兴宣手头的资料仍旧十分有限。大藏相贺屋抱怨说，他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只能做出一般性的声明”。79 新任外相东乡茂德后来回忆道，自己对缺乏判断形势所需的足够的统计资料的情况十分惊讶，因为大本营拒绝透露作战计划细节和军队人数。80 即便如此，当时能够获得的信息确定无疑地指向一个结论：日本没有足够的原材料、海运和造船能力来维持两年以上的战争；两年以后，美国占压倒优势的物质力量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东条针对陆军的战争预计说：“我们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尚可一战，但是到 1944 年，事情就不在我们掌握中了。”81 就算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开采算进去，原油储备也只能维持两年半。合成石油代用品在三年以内还无法弥补石油短缺；即便是合成代用品可用，日本也需要用 100 万吨钢材和其他大量宝贵的资源来建造合成工厂。到开战以后的第三年，由于钢材短缺，日本的造船能力会不升反降。同时，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是天文数字。82 无论怎么看，以上战争前景都是黯淡绝望的。针对无法否认的原材料长期不足的现实，军方能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指出战争的不确定性，倚靠明智的战略和好运，还有依赖开战的主动权优势来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军方做计划的前提是最理想条件，而不是最差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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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间紧迫，但是讨论却相当冗长，陆海军两位总长十分不耐烦。“首相竟然有一次用了 30 分钟时间来解释，为什么每一分钟时间都不能浪费。”83 到 10 月 30 日，会议才开始触及和美国的谈判前景问题。会议认识到谈判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成功。至于日本能够做出何种让步，结论是 9 月初提出的条件不能做实质性的修改，最多可以同意在中国接受“全世界平等的商业机会”这个原则——永野认为这一让步可以显示出帝国的慷慨大度。84 他们就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决定从中国撤军可以作为“一个外交姿态”安排在 25 年内完成。就连这种程度的决定也遭到了军方的反对。外相东乡“脱离现实”地主张马上从中国撤军（联席会议记录如此记载）。最后，曾在近卫内阁里担任陆相并最反对在驻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的东条首相提出建议，给撤军加上一个特定的期限，让这个期限“长到接近于永远”。会议预期不管日本提出的撤军期限有多长，美国都不可能接受。然后在讨论日本接受美国所提条件会产生何种影响时，除了东乡茂德以外，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日本会“变成一个三流国家”。而东乡外相认为一切都没有那么糟糕，外相的观点让“所有人觉得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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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最后发言，说他们必须在 11 月 1 日做出决定，即使这意味着通宵开会也在所不惜。他提出三种可能性供选择：第一，日本应该避免战争，忍受巨大的困难；第二，立即决定开战；第三，决定开战，但同时进行外交努力和开战的军事准备。85 虽然联席会议表示，同时开展军事准备和外交努力的话，仍然有一线在最后关头避免战争的希望，但是军方代表根本对这一希望不抱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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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37 年开始设立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以来，1941 年 11 月 1 日在皇宫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第 66 次。86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开了 17 个小时之久，充满了激烈的讨论，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会议结束的时候，战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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