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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作为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想要在他的随从与子孙后代面前，为他发动的这场战争辩护。他又一次乞灵于他的“预言”：“我在和犹太人公开战斗。”“我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给了他们最后一次警告。”——他像以往一样，总是把“预言”的日子错误地说成战争开始之日。“我让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再次挑起世界大战，那么这次他们就不会再被放过——欧洲的寄生虫最终将被根除。”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自豪。“我挑破了犹太人这只脓包。子孙后代将永远感谢我们。”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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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前面几章考察过的所有命运攸关的抉择当中，1941 年夏秋逐步做出的屠杀犹太人决策，是最不容易寻找替代方案的。如果入侵苏联的战争像德国人的计划一样顺利，那么历史上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不会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很可能杀戮场将主要在苏联境内，而不是在波兰。但是，只要纳粹政权当政并进行战争，犹太人肯定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屠杀，只是在时间上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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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根植于早年纳粹主义中的“清除”犹太人的目标。希特勒自 1919 年起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目标。它最初并不包含种族灭绝在内，但它包含种族灭绝的可能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确实被赋予了这一层意思。因此，“清除”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有“原始的种族屠杀”倾向的。从纳粹的角度来说，只有在战前就把犹太人从德国完全排挤出去，才能避免日后变本加厉，最终演变成对他们实施种族屠杀。但是即便如此，后来纳粹所进行的侵略扩张，也会使大量其他犹太人落入第三帝国的魔掌，而历史后来正是如此发展的。所谓的“清除”犹太人只能意味着种族屠杀，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种族屠杀，是通过野蛮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营养不良和疾病实现的。只有三种情况可能会防止出现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防止战争爆发（西方的绥靖主义政治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从内部推翻希特勒（德国统治精英缺乏这样做的意愿），或者在战争初期就击败希特勒德国（这在军事上完全不现实）。否则的话，剩下唯一能防止犹太人悲惨命运的途径，就是苏联更好地准备它的国防，击退德国入侵，强迫德国求和，甚至希特勒不再掌权。但斯大林的麻木不仁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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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侵略扩张使欧洲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再次陷入战争深渊。这也是在 1940 年夏天引发我们所追溯的一系列事件，并在 1941 年 12 月使地球两端的独立战争演变成真正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德国的侵略扩张行为背后的，是体现在希特勒这个人物身上的意识形态“使命”。而这个“使命”的核心部分是“清除”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纳粹对犹太人发动的战争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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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斯兰（Ostland）指纳粹德国 1941 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帝国专员保护区，包括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东北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最早被称为“波罗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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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第五纵队”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 年，在德国纳粹的支持下，西班牙法西斯首领佛朗哥率叛军共四路纵队进攻马德里，有人问他哪支部队会先进入马德里，他回答说，是“第五纵队”，即隐藏在马德里人民内部的奸细。后来“第五纵队”成了内奸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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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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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本可能会完全不同。英国政府也许会在 1940 年 5 月寻求与希特勒和谈。德国领导层也许会集中兵力进攻地中海和北非战场，而不是向苏联开战。日本可以决定从对他们破坏性极大的中国战场抽身而出，不去冒险南进。墨索里尼也许会在决定是否参战前等一等，至少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希腊的灾难。罗斯福也许会站到孤立主义者一边，而不是冒政治风险去帮助英国并带领美国走向战争边缘。斯大林也可能会注意到无数的警报，并让他的国家更好地为迎击德国的进攻做准备。日本可以在德国从西方向苏联腹地进攻时，从东方进攻苏联。希特勒也许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向美国——这个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打败的敌人——贸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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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理论上可行的替代方案。任何一个都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各种假定情景分析——这是个无害但是毫无意义的思维游戏，完全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真正的问题。在前面 10 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为什么这些替代方案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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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 1940 年春季派出和平使者试探和谈的可能性，算是所有替代方案中一个比较有现实性的选择。当时有法国境内的军事灾难作为背景，英国政界还有一些人愿意尝试和谈——包括政府核心里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再加上温斯顿·丘吉尔刚刚成为新首相，在内阁里的地位还不稳固，这一切都说明，试探和谈这个方案不能那么轻易地就被否定掉。但是，战时内阁经过 3 天的辩论，还是一致得出了继续战斗的结论。这个决定基于理性的辩论，由丘吉尔主导，但也是经包括哈利法克斯在内全体成员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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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和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决定，它们的替代方案被接受甚至被严肃考虑的可能性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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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预见到进攻苏联对德国的未来极为重要已经有 20 年之久。这是他的战争。他想在英国的帮助下，至少是默许之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如果英国在 1940 年投降，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肯定会得到英国的帮助或者默许。但是实际上，希特勒不得不兼顾坚持抗战的英国。然而这种形势并没有迫使希特勒短时间之内不敢在东方开战，反而坚定了他提前开战的决心。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希特勒偏执的意识形态与军事和战略上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导致他做出了入侵苏联的决定。几年来，他用来为立即向东方扩张辩护的理由是，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了。他清楚，从 1942 年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将会使战争的天平向英国一边倾斜，而德国又无力阻止它。同时在中欧和东欧，希特勒预见到，未来苏联肯定会对德国的统治地位产生威胁（他认为这个观点从 1940 年 11 月访问柏林的莫洛托夫的言行当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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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事领导层里的一些人希望优先进攻北非和地中海地区，但希特勒不为所动。鉴于德国政权的性质，任何与希特勒本人选定的战略相悖的替代性战略都不可能被接受。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进攻并摧毁苏联的决定，不只是他出于意识形态的决策，更是在战略上被逼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在斯大林加强国防与美国参战之前在东方赢得胜利。迅速击败苏联才是战争完胜之道——这样才能迫使英国投降，把美国隔离在欧洲战事以外，并摧毁苏联未来对德国在中欧和巴尔干统治地位的任何可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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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同样没有其他替代的可能，一如日本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别无选择。从日本的角度看，其他任何办法都没有可行性。日本不可能在从中国的泥沼中脱身的同时不使国家蒙羞。美国越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中国战场的僵局就越难打破。同时，日本通过扩张跻身世界列强之林的意愿，与它想在东亚取得霸权地位的野心，受到被操纵的民意的一致拥护，并已经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各个小集团，尤其是陆海军。这里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向东南亚扩张肯定将导致日本与英国，乃至与已经更强大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正面冲突。日本对美国的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特别依赖，这就更加大了冲突的风险。但是如果没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来替代美国石油，日本就永远达不到经济自给自足，而经济自给自足被视为强国的重要标志。日本将会永远依赖美国。所以当德国战胜法国在欧洲引起轰动的时候，它也给日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一个派系反对利用这个机会。日本政府上下同心，不顾风险，一致选择了南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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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日本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拥有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北进攻击宿敌苏联。即便那时，南进也只是有可能被推迟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向北进攻被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胜负未卜，所以这个替代方案被放弃了，受到海军和陆军内部主流势力支持的南进战略再次被肯定。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了。虽然日本领导人知道如果不能速胜，与美国的战争很可能为国家招致灾难，但国家尊严不允许日本从南进战略或者侵华战争中后退。由此不仅珍珠港，而且广岛和长崎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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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心甘情愿去冒巨大的风险，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两国的权力精英们坚持认为，一定要通过侵略扩张来摘掉他们自己认为的“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帽子，获得强国地位。英帝国的世界强权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即便美国没有一个正式的帝国）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德日法西斯急需要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只会随着时间流逝对这些“一无所有的国家”越来越不利。这就意味着德国和日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寻求胜利，将其作为国家实力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权力精英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甚至以国家生存为赌注发动战争。美国的分析家认识到，如果德国在经济上主宰欧亚大陆，日本主宰东南亚，会极大地损害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柏林和东京肯定也是这么看的。在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看来，他们必须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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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帝国梦也是墨索里尼野心的核心部分，虽然他的愿景没有那么宏伟。他也决心要克服意大利精英阶层所认为的那种“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弱点所导致的不利因素，因此做出了 1940 年的那些命运攸关的抉择。在 1940 年夏天，当德国看起来已经站在胜利边缘的时候，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包括国王本人）被墨索里尼的好战态度说服了。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有担心，但加入一场看上去已经打赢的战争的好处，远远大于贸然投入一场意大利没有准备好的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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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希腊的灾难性决定这个问题上，意大利领导层存在分歧。军方很谨慎，了解这一决定的风险，但是反对意见被压制了。墨索里尼料到他们会服从，虽然他们对此并不热情。在外交大臣齐亚诺的怂恿下，领袖把入侵巴尔干——特别是希腊——看作是创造一个意大利帝国的机会，同时还能给希特勒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意大利不是仰德国鼻息的小伙计。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尊严也是招致灾难的原因之一。但是意大利入侵希腊的决定已经不可避免。归根结底，这根植于意大利想要跻身强国之林、成为帝国主义强权的野心，而这种野心集中体现在墨索里尼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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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选择被他自己对德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大大地限制住了。因为斯大林对苏联的重大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他的失算和希特勒跟墨索里尼的失算一样，等同于整个国家政府的失算。长期以来，对任何人病态的怀疑是斯大林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疑神疑鬼意味着他完全不信任优良的情报来源，却反而古怪地相信德国编造的假情报，因为假情报符合他的主观判断。在笼罩着整个政权的恐惧和怀疑的氛围当中，负责筛选情报的官员也总给他送一些经过歪曲的情报评估，因为这些人自己也受到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而德国成功的假情报行动又助长了他们这种偏见。斯大林非常确定，德国会首先发出最后通牒，提出苛刻的要求——可能是一个新的《布列斯特和约》——然后才开战。他还自信能够赢得完成重建红军的必要时间（由于他自己几年前发动的残酷的大清洗，红军被毫无必要地严重削弱了）。他的刚愎自用使他罔顾所有的警告，并斥责他手下越来越忧心忡忡的将领们。他们在战后的反思当中，相信斯大林应该及早动员苏联国防，做好迎击德国入侵的准备；即便这意味着刺激德国人，即使手忙脚乱的扩军计划还没有完成也要这样做。斯大林依赖的苏军将领的战略观念也是有问题的。他们不应该沿着边界配置苏军的防御体系，而应该进行纵深配备；这样可以防止在德军进攻初期前线的有生力量就在边境一线被迅速歼灭，为组织反攻提供基础，防止德军在战争初期实现规模巨大的突破。但是苏联军事战略长期以来建立在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形式这一理论之上。这一战略错误和斯大林本人灾难性的判断错误，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为苏联招致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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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所面对的选择同样看上去很多，但其实不然。他早期在外交政策方面倾向于孤立主义，但在 30 年代后期就迅速转变了；当时德国和日本咄咄逼人，对世界和平和美国的利益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不得不应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孤立主义情绪。孤立主义者人数不多，却持续发出不和谐的鼓噪声。但是政府内部没有孤立主义的信徒。总统的顾问们有些好斗，有些更加持重，但他们对扩充军备的紧迫性是有共识的。很快，政府内部又在支持英国战争努力，在远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强硬立场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也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基于以上共识，无论是驱逐舰交易、租借法案、《大西洋宪章》、大西洋上的“事实战争”，还是赫尔寸步不让的十点要求——在日本被视为最后通牒——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很多更是势在必行 。到 1941 年秋，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同时对德日开战，唯一不确定的只是要不要采取正式宣战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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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日本的行动使罗斯福不需要冒险在国会就宣战问题投票，对德国的公开敌对行动肯定已经不远了，因为华盛顿仍然视德国为主要威胁。希特勒迅速决定对美宣战，这又一次使罗斯福不必采取政治手腕来促成对德宣战。但是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对美宣战的决定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远不像长期以来被认为的那样非理性。希特勒长期以来就视美国为对手，他知道德国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敌人。到 1941 年秋季，他需要决定的就只有何时开战的问题了。珍珠港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德国能够和一个看起来战无不胜的盟友签订新的更加紧密的条约，使德国有机会主动完成不可避免的宣战，在美国忙于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大西洋上对美国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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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几个月，希特勒下令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以彻底清除欧洲的犹太人。随后战争扩大，而且德国无法迅速获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日益升级，逐渐带有种族屠杀的性质。“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迫害升级的必然结果。犹太人悲剧的根源是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即“清除”犹太人，清理德意志国家，为建立种族纯粹的欧洲“新秩序”铺平道路，推翻十几个世纪以来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和信仰的统治。而希特勒比任何人对这种偏执都更加狂热。到 1941 年，在犹太人问题上需要确定的就只有屠杀的地点和方法了。此刻，德国人只在集体屠杀的组织方式和技术的问题上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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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定了世界命运的选择不是完全必然的和先验的。但它们的确反映了产生它们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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