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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42年秋天，斯洛伐克当局暂停了东迁行动。政治与宗教精英以及犹太地下社团组成布拉迪斯拉发工作组（Bratislava Working Group），对蒂索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因为人们开始怀疑，那5.8万名被放逐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已经死于非命。其中，超过7000人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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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斯洛伐克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拒绝放逐余下的2.4万名犹太人，那些未被送走的犹太人自此相对安全。工作组竭尽全力拯救犹太人，不惜贿赂政府关键人物。他们甚至直接与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策尼（Dieter Wislieceny）直接谈判，此人是纳粹驻斯洛伐克犹太事务顾问，他们为他提供了价值数百万帝国马克的黄金。随着维斯利策尼被调职，这些被称为“欧罗巴计划”的谈判也被迫搁置。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他们成功争取到反犹法律的松弛与迫害现象的减少，尽管不祥预感仍然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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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蒂博尔的特殊工作与佩莉斯嘉的师生情谊，他们得以回到布拉迪斯拉发，搬进埃德洛娃街的一处公寓。尽管他们被迫承受定量配给，而且在何时何地购物也有限制，但比起欧洲各地的人们，他们还算过得不错。当佩莉斯嘉想吃甜食的时候，他们还能到当时他们最新喜欢上的咖啡馆，即历史悠久的斯特凡卡咖啡馆，去分享同一块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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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绝大多数犹太朋友和非犹太朋友那样，他们试图对未来保持乐观，寄希望于战争尽快结束。及至1943年，胜利的天平似乎已明显向同盟国倾斜。少数几个允许收听的电台也传来波兰接连起义、苏联红军反败为胜的消息。在长达五个月的惨烈战役中，德国人输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同盟国已收复利比亚，迫使非洲军团投降。意大利已对德国宣战，柏林市民也已被疏散。他们猜想，这到底是胜利在望，还是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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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佩莉斯嘉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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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也不知道亲人的遭遇，他们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在布拉迪斯拉发，关于犹太人与其他民族被送到集中营的传闻已经流传数月之久，但那都是偶尔从遣送者口中传来的片言只语。传闻提到，人们要么被奴役累死，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被残忍杀死。1942年，来自英美两国的新闻报道提到，犹太人被有系统地谋杀。1944年4月以后，上述说法变得街知巷闻，当时斯洛伐克囚犯鲁道夫·弗尔巴（Rudolf Vrba）和逃犯阿尔弗雷德·韦茨勒（Alfred Wetzler）逃出了波兰南部一座人们闻所未闻的集中营，他们警告说，那里正在发生以毒气室和焚尸炉为手段的集体灭绝。两人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情形，甚至还画出了形象的插图，但这在当时流传不广，许多人甚至拒绝采信，尽管从那时起，人们确实变得疑虑重重，并不惜一切代价逃避东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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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不敢相信那些传闻，毕竟那太过耸人听闻。他们的朋友普遍认为，那些传闻要么是在囚禁中发疯的人在胡说八道，要么是哗众取宠的反纳粹宣传。尽管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但那些传闻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难道希特勒真的说到做到，要把那些不受欢迎的种族斩草除根，以便缔造优秀种族么？毕竟，德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最为文明的民族之一。这个民族孕育了巴赫和歌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爱因斯坦、尼采和丢勒，这个民族可能制订如此荒谬的计划吗，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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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夫妇还是寄希望于这场他们无法理解的战争尽快结束，他们尽可能过好每一天。1944年6月中旬，距离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还有一周，佩莉斯嘉和蒂博尔决定再次尝试要孩子。两个月后，他们两年以来相对平静的生活被斯洛伐克的民族起义所打破，那是一次旨在推翻傀儡政权的武装起义。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也在那数千名起义平民与游击队员当中，他们竭尽全力试图结束这个导致民不聊生的法西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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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9日，武装起义从低塔特拉山区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直到两个月后德国国防军强力镇压。数千人因此丧命。此后形势突变。出于报复，德国军队在盖世太保协助下迅速占领斯洛伐克全境，盖世太保进驻各地，强迫那些胆敢违抗元首的人遵守秩序。秘密警察领受的首要任务就是强迫蒂索总统恢复遣送剩余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为了逃避厄运，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藏匿，要么逃到匈牙利或其他国家，他们觉得在国外会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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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似乎无可避免的结局，佩莉斯嘉及其丈夫试图保持乐观，他们选择留在布拉迪斯拉发，迄今为止，他们在那里成功逃避了抓捕。每天默默无闻的生活就像是上帝的恩赐，尤其是每周都能听到更多关于战争的好消息。巴黎已被解放，法国和比利时的重要港口也同时被解放。盟军开始在荷兰空降。德国会很快投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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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26日是星期二，这对夫妇要庆祝蒂博尔的30岁生日。蒂博尔那年的生日刚好碰上赎罪日，“众安息日之安息日”（Sabbath of Sabbaths），为了赎罪必须斋戒二十五小时，这是最为神圣的犹太教仪式。按照习俗，洗过手后，他们坐在一起，享受一顿食物粗陋但依然难得的正餐。他们不仅庆祝蒂博尔的生日，而且庆祝佩莉斯嘉怀上新生命，佩莉斯嘉怀孕已超过八周。他们一起祈祷，希望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能够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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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他们对快乐生活的期盼被打破，当时三名党卫队志愿兵冲进了他们的公寓。这种志愿兵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斯洛伐克德裔民兵。那三个人命令他们把行李装进两个小箱子，行李总重量不得超过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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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说：“他们极其可怕、分外嚣张。他们几乎不说话，而我也说不上话……面对逆境，我知道如何保持镇定。我绝不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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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在斯洛伐克政府支付1000帝国马克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和蒂博尔·勒文拜恩被“拖出”家门，塞进一辆黑色大货车后面的货厢。他们不得不舍弃蒂博尔那些邮票、烟斗、衬衣，还有那个藏书丰富的书柜，以及多年来写下的珍贵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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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年轻夫妇首先被驱赶到海杜科娃街那座高大的正统犹太教会堂。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周围都是坐在地板上或行李上的人，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佩莉斯嘉因为妊娠反应而身体不适，这是她第一次发作。她感到阵阵恶心，于是靠在蒂博尔身上想缓解不适，蒂博尔让她多想想孩子。“我的丈夫安抚着我，他说：‘也许他们会送我们回家的，佩莉。’我只是想着我的孩子。我多么想要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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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稍晚些时候，他们以及其他2000名犹太人被汽车转移到拉马奇（Lamač）一处小火车站，然后被送到往东60公里、位于多瑙河低地（Danubian Lowland）的杂乱无章的塞雷德（Sered’）劳动与中转营。塞雷德以前是军事基地，起义前夕由赫林卡卫队管理，此时被置于党卫队军官阿洛伊斯·布伦纳（Alois Brunner）监管之下，布伦纳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助手，而艾希曼是纳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也是希特勒所谓“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罪魁祸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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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被派到塞雷德，亲自监督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最后驱逐行动，此前他已在维希法国成功监督过类似行动。布伦纳经常穿着他最喜爱的白色制服，人们认为他把超过10万人送往奥斯维辛，他应该为此承担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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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被赶下运牛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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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抵达塞雷德的人会被塞进用木头搭建的营房，营房很快就人满为患。囚犯被剥夺人格的过程从早上点名开始，然后就是规定严苛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整理内务劳动。囚犯塞满了营地每个地方，每天就靠半杯苦涩难忍的“咖啡”、几口来路不明的清汤、一点发霉变质的面包活着。有些更加虔诚的犹太人，在小心翼翼地切分那点可怜巴巴的定量食品之前，还要用热水洗手，而那些热水本是用来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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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赎罪日那天，当佩莉斯嘉及其丈夫还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时候，塞雷德的纳粹党徒在营地正中央烤全猪，他们大笑着叫唤那些饿得半死的犹太人来吃猪肉。尽管大家饥肠辘辘，但没有人迈出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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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乘车抵达后，从塞雷德出发的第一轮东迁就开始了，布伦纳下令“清空”营地，以便为下一批囚犯腾出空间。1944年9月30日，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党卫队军官的监视下，将近2000名布拉迪斯拉发犹太人半夜被赶出营房，排成行列，被塞进货运列车。每80至100人被塞进一个货运车厢，就连呼吸的空间都不够，更不要说挪动身体了。一旦沉重的木门滑动上锁，他们就被关进令人窒息的黑暗空间，最小的孩子被人们举过头顶，放在那些背靠窄木板半坐着的人的膝盖上。其他人就只能站着或蹲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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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个空木桶和一个装满水的铁罐，车厢内再也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每个车厢很快就变得臭气熏天、肮脏难忍，因为每次颠簸都会让木桶里的脏东西溅出来。有人试图通过小窗户倒空木桶，但缠满带刺铁丝网的格栅让人无法倒空木桶，人们被迫在自己站着的地方大小便，衣服也难免弄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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