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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食物，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水，汗流浃背、悲观绝望的人们陆续崩溃。那些透过木板缝隙看到外面的人，会喊出途经城镇的名字，他们往东北方向行驶了300多公里。在穿越波兰国境时，有些年纪最老的囚犯会默念犹太教致死者的祈祷词，然后再也不说话。那些死去的人，会在路上停车的地方被扔出车厢，以便为活着的人腾出空间。与1944年最后几个月在恶劣条件下被运出塞雷德的数千名犹太人一样，这186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目的地肯定会受到最为残酷的对待，也许生命会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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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和蒂博尔就像其他人那样惊惶失措，但他们还是尽量互相安慰，确信一切都会变好，他们终将带着孩子回家。佩莉斯嘉尤其坚定，决心绝不放弃，因为“我如此热爱生命”。她提醒蒂博尔，她会说好几种语言，能够跟其他囚犯对话，甚至跟党卫队员对话，对方可能会因此客气一点。她向蒂博尔保证，她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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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佩莉斯嘉来说，信仰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在火车把他们拖向东方的黑暗时刻，正是信仰让她熬了过来。“对上帝的信仰是最为重要之事。当某人有了信仰，此人就会成为正派体面的人，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每天晚上，在我入睡之前，我都会向上帝祈祷。”由于已经受洗为福音派信徒，她很少会想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讽刺但并非毫无教益的是，当她和蒂博尔遭到残忍对待时，迫害者根本不会考虑其信仰。佩莉斯嘉承认道：“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手法是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就像对待动物。人群与人群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待之以人道。他们对待犹太人的行径是可怕的。我们被塞进货运列车……然后被扔出车厢。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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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行进了超过二十四小时，当人们被赶下站台时，大家还不知道自己正去往何处，是否会与两年前被抓走的亲人团聚。佩莉斯嘉会再见到姐姐博埃日卡和父母吗？她会与兹拉特莫拉夫采的老朋友见面吗，想当年他们可是一起游泳、一起唱歌、一起说英语和德语的呢？蒂博尔最终能够安慰他那寡居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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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越来越忧郁，他不再心存幻想，他几乎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受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佩莉斯嘉妊娠反应剧烈，而且缺乏水和新鲜空气，她只能在黑暗、恶臭的车厢里大口喘气，蒂博尔把她抱入怀里，亲吻她的头发，极力安慰她。蒂博尔自己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但还是不断与佩莉斯嘉说话，提醒她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乐观，只去想美好的事情。正如蒂博尔曾经在信中所说的，佩莉斯嘉就像“刺穿乌云的阳光”，必须让她对未来保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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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火车不可逆转地向前开进，蒂博尔的勇气也终于消失殆尽。既然他们在路上已经受尽虐待，那么在终点又会有何等残酷的命运等着他们呢？蒂博尔把佩莉斯嘉抱得更紧了，他大声祈求上帝，让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孩子活下来。这对夫妇意识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他们决定在这最不堪的地方给孩子取好名字。他们轻声细语地商量，决定如果生女孩，就叫汉嘉（更为正式的拼写是哈娜），这取自祖母姐妹的名字；如果生男孩，就叫米什科（迈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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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昏暗的车厢中，站在这对年轻夫妇旁边的是埃迪塔·克拉玛诺娃（Edita Kelamanová），一位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33岁的匈牙利老姑娘。埃迪塔在听到这对夫妇的对话后深受感动。在火车的嘈杂声中，埃迪塔告诉蒂博尔：“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的妻子与我在一起，我会照顾她。”埃迪塔家境殷实、富有教养，她不仅认为这是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且希望如果自己信守承诺，自己也能得到上帝眷顾，终有一日也能找到如意郎君。蒂博尔和佩莉斯嘉非常感谢这位好心的陌生人，佩莉斯嘉能辨认出对方的匈牙利口音，她客气地用匈牙利语说了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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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在波德边境一处枢纽站场紧急刹车时，所有人都惊声尖叫。在那里，囚犯被正式移交给另一个政府。闷罐车厢的木门并未打开，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在铁轨上默默等待。然后，来自塞雷德的火车动了一下，又继续前进，几个小时后，火车突然变轨，开进一条专用铁路支线，然后猛然停下，火车停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正中央的铁路站台。那是1944年10月1日，星期天。从这移动监狱的密封车门外很快传来了恶狠狠的吵闹声，混杂着人的咆哮和狗的吠叫，乘客们终于知道，他们已经抵达终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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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车门被猛然打开之前，蒂博尔对妻子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金色的佩莉！”他们正脚步蹒跚地走向未知的险境，他大喊道：“保持乐观，佩莉！只去想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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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170734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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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二 拉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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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阿布拉姆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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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女士早上好，你怀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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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天，拉海尔·弗里德曼也被问到类似的问题。门格勒对她报以特别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是为他面前这些剃去毛发、脱去衣服，像人体模特那样站成行列的妇女们准备的，地点是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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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看何处，她只好眼光朝下，下巴贴着胸口。在她周围还有几百位同样身陷困境的妇女，她们都被迫在露天操场上站立好几个小时。拉海尔与那些妇女一样，对全身赤裸站在如此众多陌生人面前感到羞耻。她今年25岁，突然庆幸丈夫莫尼克没有与她一道，从波兰沦陷后的犹太隔离区被运到此地，这样莫尼克就看不到她所蒙受的屈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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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一样——也与数以千计拥有共同命运的妇女一样——拉海尔只有几秒钟来选择如何回答这位纳粹高官的提问，此人只要轻轻挥手就能决定她的生死。她甚至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怀上了莫尼克的孩子——即使怀上了，也只不过是怀孕数周而已。她也完全不知道承认怀孕可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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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听说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某些恐怖传闻，但她不敢相信。而且，无论这些传言多么耸人听闻，毕竟并未提到门格勒医生，也未提到那些落在他手上的孕妇的命运，更未提到他对孩子们所做的残忍的医学实验，尤其是对双胞胎所做的实验。这些都将一一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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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唯一知道的是，当她看着这位衣着考究、亲自检查女性囚犯的医生时，医生脸上总是挂着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实际上，当他毫无廉耻地欣赏青涩少女的身体时，当他极为粗暴地蹂躏成熟少妇的乳房时，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位勤勉的农夫在悉心照料自己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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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军靴和笔挺的军服都说明他对纪律和规矩的执着。尽管有些脸红脖子粗的纳粹党徒懒洋洋地站在泥泞不堪的点名区周围，看上去醉醺醺或更糟，但这似乎丝毫不能消减他的兴致。正相反，他似乎全情投入于工作。当他在囚犯面前来回踱步时，偶尔还吹着口哨，只有在对身穿看着像条纹睡衣的囚服的囚犯头目发布命令时，他才会停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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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看出来有怀孕迹象或者滴下乳汁的妇女，都会被这些面无表情的男人拽出来。然而，妇女们绝非面无表情。当她们挤作一团时，她们眼中那恐惧的神情，足以让拉海尔想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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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门格勒对她发问，然后不耐烦地左右摆弄手套时，她用双手护住乳房，平静地回答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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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没有动手查验他面前这位孕妇。当他走向下一位受害者时，他甚至都没有回头再看拉海尔·弗里德曼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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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出身于一个枝繁叶茂、“快乐而美丽”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孩子们一起玩耍、欢笑和歌唱，对于他们来说，生命本该是悠长而甜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