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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家里说意第绪语，尽管也庆祝犹太安息日以及其他宗教节日，食用犹太食物，使用犹太烛台，但他们很少去犹太会堂，孩子们也并未被培养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不过他们的确就读于犹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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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的父亲沙伊阿（Shaiah）是纺织工程师，就职于其岳父的纺织公司，纺织行业是少数对犹太人开放的行业之一。这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纺织机，雇用了绝大多数亲戚，生产挂毯、窗帘、布艺家具。得益于妻子法伊加（Fajga）的父母的庇荫，沙伊阿一家生活得很好，拥有一座三层高的宽敞公寓。这座公寓有两个露台，还有一大片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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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48岁了，他受过良好教育，以知识分子自居。他有很多知识是通过自学而来的，他是一位如饥似渴的阅读者，沉浸于历史、文学、艺术的经典著作中。他督促孩子专注于学业，鼓励他们掌握流利的德语。当时，德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文明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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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尊敬父亲，也遗传了父亲对学习的爱好。她是个用功的学生，她与兄弟姐妹们每天步行1公里去上学，风雨烈日无阻。他们从早上8点学习到下午1点30分，之后就可以自由地阅读或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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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的习俗，母亲法伊加比其老成持重的丈夫年轻得多，法伊加生下拉海尔的时候才19岁。在其长女成长期间，法伊加几乎总是在怀孕。尽管法伊加疼爱孩子们，但她有时候会埋怨丈夫太过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她甚至公开向亲戚朋友表示，丈夫应该好好考虑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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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加是和蔼可亲的女性，她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她经常告诉孩子们：“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城堡。”法伊加以艺术品、瓷器、装饰品的混合风格来装点他们的公寓，在逾越节的时候总是摆上鲜花。无论亲戚朋友何时到访，访客们总是会对阿布拉姆丘克家的整洁大方和孩子们的知书达礼留下深刻印象。孩子们的良好教养要归功于拉海尔，因为她那胆小羞怯的母亲并不擅长于管束孩子。当拉海尔长大到足以抱起婴儿的时候，她实际上就承担起了仅次于母亲的角色，她帮忙做饭、做家务，也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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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弟弟妹妹从学校回来，拉海尔就要准备午饭，饭后还要把弟弟妹妹带到户外去玩耍。拉海尔家也请过帮佣，但绝大部分家务都是长女承担的。萨拉（Sala）排行仅次于拉海尔，比拉海尔小三岁，她回忆道：“我们两个总是每人带一个弟弟或妹妹，我们两个还要用老办法来洗衣服，用搓衣板。”更小的妹妹伊斯特（Ester）和芭拉（Bala）长到足够大的时候，也要做家务。弟弟伯纳德的昵称是“贝雷克”（Berek），与弟弟莫涅克（Moniek）也要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但年纪更小的几个孩子，比如昵称为“多拉”（Dora）的多尔卡及其孪生兄弟赫涅克（Heniek）生于1931年，最小的昵称为“马纽西亚”（Maniusia）的妹妹阿尼奇卡生于1933年，他们都还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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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深感责任重大。她说：“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从来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打架。”母亲总是让她督促弟弟妹妹注意言行、分担家务。她这辈子都得承担督导者的角色。或许因为肩上承担的责任，拉海尔瘦得皮包骨，有时被认为是家里“最孱弱的人”。萨拉活泼而美丽，在当地剧团唱歌跳舞，她说：“拉海尔总是需要比我们吃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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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伊加那神通广大的父母的资助，阿布拉姆丘克一家吃得很好，他们能吃上波兰馅饼饺子（pierogi dumplings），以及苹果炖鸭、梅子炖鸡那样的肉菜。也正是这些令人垂涎的对餐桌上各种食物的美好回忆，支撑着拉海尔及其家人熬过战争期间最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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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年纪较大的姐妹人缘都很好。她们富有教养、衣着得体、通晓双语，拥有来自各种宗教背景的广泛的朋友圈子。萨拉如此美丽，以至于她们学校的美术老师为她画了一幅肖像。萨拉回忆道：“这是莫大的荣幸，那时候我是她最喜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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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族生意兴旺发达，家庭生活也时髦而欢乐，但阿布拉姆丘克家族的生活方式却时刻受到威胁，因为犹太人在波兰广受歧视，他们的冤屈只有在社区法庭或当地拉比那里才能得到申诉。这也让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萌生了远走高飞、到没有骚扰威胁的地方去开始新生活的想法。犹太复国主义萌芽于19世纪，及至20世纪30年代已在东欧汇成洪流。其思想主旨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即在被视为犹太人故乡的土地上，建立免受歧视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犹太人越来越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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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长、更虔诚的犹太人则梦想前往巴勒斯坦，死在“离上帝更近”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有些人，比如拉海尔的父亲，则宁愿去阿塞拜疆，当地似乎能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年轻人则很少考虑宗教因素，他们只想到能够安全养育孩子的地方去，只想到人人平等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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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岁起，拉海尔就成为犹太国家基金会的成员，为前往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募集经费。她也梦想有朝一日前往巴勒斯坦，找份好工作，过上新生活。由于青春岁月与身为保姆无异，拉海尔私底下决心嫁个有钱的夫婿。高中毕业后，她就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对方的名字叫摩西·弗里德曼（Moshe Friedman），又叫莫里斯或“莫尼克”（Monik），是个外表英俊的年轻人，生于1916年5月15日。他与守寡的母亲伊塔以及两位兄长大卫和阿夫纳共同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他们甚至雇佣非犹太人，这在当时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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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莫尼克那位生于匈牙利的不屈不挠的母亲勉力维持，才让工厂在丈夫希蒙死于肺结核后继续运转，这种疾病也几乎要了她的命，而且让她的健康严重受损。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成为“所有人的老板”。伊塔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她决心把生意做大，好让儿子们有点值钱的产业可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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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的丈夫莫尼克·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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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就在拉海尔读完中学那年，莫尼克和拉海尔结婚了。此时的拉海尔要比孩提时代丰满些，已经出落成富有魅力的新娘了。丈夫当时才21岁，而拉海尔自己也才18岁，就已成为温柔的、传统的犹太妻子。拉海尔结婚时，她那长期辛劳的母亲法伊加还要在家照顾6岁的双胞胎和4岁的马纽西亚。母亲肯定非常想念拉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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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弗里德曼及其妻子都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也都加入了名为戈尔多尼亚（Gordonia，以犹太复国主义先驱A.D.戈尔登的名字命名）的青年组织，致力于实现基布兹集体农场的生活方式，致力于希伯来语的复兴。出于这种信念，他们的婚礼极为简单。然而，莫尼克那位富有影响力的母亲却期待儿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她的小儿子和儿媳妇在罗兹的新家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战后的通货膨胀毁掉了欧洲数百万人的生活，但对那些懂得投资纺织品或贵金属的人来说则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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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承认道：“我嫁给有钱人，我不用工作，我们过得比其他人好。”他们并不打算马上开始生儿育女，他们想要享受二人世界，并且力求发展事业。此外，拉海尔已经受够了照顾婴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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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有着先后隶属于普鲁士、德国和波兰的沧桑历史，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城市之一。罗兹是一座遍布高大建筑、巴黎式街道和壮丽公共空间的大都市，拥有仅次于华沙的波兰第二大犹太社区，在将近100万人口中有30%是犹太人，其余的是波兰人和少数德意志人。据估计，罗兹有1200家纺织厂，整个行业使用了超过200万纱锭。在工业革命时代，罗兹已成为波兰这个贸易帝国的明珠和吸引技术工人的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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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帕比亚尼采，来到国际化的罗兹，拉海尔和莫尼克能有更大作为。在摆脱家务、完成学业后，拉海尔能够集中精力募集资金，当时弗里德曼家族正讨论在华沙开设新厂的事宜，而在130公里外的华沙，他们已经购置了一处公寓。然而，他们的计划因为重大变故而被搁置。当阿道夫·希特勒兼并奥地利并赶走境内所有波兰人时，人们都知道，这位德国总理可不是省油的灯。在“水晶之夜”后，人们知道他的恫吓绝非说说而已。当德国、奥地利以及苏台德区的犹太人陷入恐慌并准备逃离时，拉海尔和莫尼克也考虑过离开。毕竟，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许多朋友正纷纷前往巴勒斯坦。但在远离家人的黎凡特地区，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在如此炎热、如此毒辣的中东气候中，他们如何生活，到何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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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逃离极端纳粹政治影响的念头似乎很诱人，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仍然在千里之外，希望他将会满足于已经攫取的一切。尽管他的影响力确实已经伸展到波兰，弗里德曼家族仍然认为只有宗教化的犹太人才会成为目标，而非他们这样富有的、融入了社会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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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拉海尔和莫尼克选择留在祖国。他们看上去都像德国人，也都会说德语。他们比绝大多数人富有，而且有许多非犹太裔朋友。一直到闪闪发亮的黑色长筒军靴踏过他们的城市，他们都不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拉海尔后来说：“纳粹的残酷无情并不令我意外。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竟然是德国人。”此外，这对夫妇也想不到在别处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的想法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即使失去财产，他们也能“应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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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希望随即被现实粉碎。1939年9月1日拂晓，纳粹发动“闪电战”入侵波兰，展现出巨大的军事优势。德军步兵团直插南北边境并进行了轮番轰炸，其中就包括对维隆的空袭，此地距离帕比亚尼采不过一小时多点的车程。维隆90%的中心城区被摧毁，1300名市民丧生。整个整个的社区靠自行车、步行和手推车逃命，祈求波兰军队能够阻止德国人的进攻。许多人穿越国界逃到罗马尼亚、立陶宛和匈牙利。然后，华沙也遭到德国空军的轮番轰炸，平民百姓与军事设施一样成为空袭目标。数以万计的人丧生，更多的人受伤。身处罗兹的拉海尔及其身处帕比亚尼采的家人都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每当刺耳的空袭警报响起，他们就跑到庇护所。等到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时，这对夫妇即使再想逃离也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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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轰炸最终结束时，华沙已被围困了三周，波兰军队最终投降，10万名军人沦为战俘。翌日，即1939年10月1日，德军装甲部队的坦克在大街上隆隆开过，德国国防军占领华沙。希特勒后来耀武扬威地宣布：“这个受到英国庇护的国家，短短18天内就从地图上被抹去……战争第一阶段暂告结束，战争第二阶段即将开始。”他向热烈欢呼的追随者保证，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