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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入侵而来的是第一波反犹浪潮。从第一天起，这两家人就意识到他们的“美好生活”已经过去了。波兰已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两边都没有什么好前景。所有年纪从14岁到60岁的犹太人都要服强迫劳役；许多波兰德意志人热烈欢迎希勒特军队的到来，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德国人。他们开始煽动种族主义，公开羞辱那些他们曾经暗暗嫉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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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四伏的大街上，哈西德派犹太教徒尤其容易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他们经常被拦住，被辱骂，被枪托击打，被剃去胡须（有时甚至被连根拔起），被迫用牙刷或祈祷用的围巾擦洗人行道。许多人被无缘无故地绞死。家园被抢劫，商店和会堂的玻璃窗被砸碎。所有犹太节日都被取消，德国人抓捕犹太人去从事强迫劳役，以防止他们在纺织企业从事技术工作。那些逃脱抓捕的人被迫交出所有财产，现金交易也被禁止。许多人在德国入侵几日后就失去了生计和绝大多数财产。曾经的邻居加入抢劫犹太人的大军，抢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们盗取瓷器和亚麻、绘画和家具。他们甚至从别人的手指上抢夺结婚戒指。所有犹太人都被迫佩戴黄色袖章，后来改为黄色星星，这是他们被区别对待的明显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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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人占领的波兰地区，德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城市和街道名称也被改变：帕比亚尼采变成帕比亚尼茨，罗兹被改名为利茨曼斯塔特，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位将军，罗兹的主街被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大街。拉海尔和莫尼克知道德国人从此就会赖在那儿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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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手段，设法弄到一些假证件，文件上声称他是“德意志公民”，是雅利安血统的波兰德意志人。由于他是金发碧眼，即使在雅利安血统的波兰人中，他看上去也能跻身于统治阶级。他也为拉海尔弄到了类似文件，这能允许他们在罗兹与华沙的家族公寓之间自由往返。这也使他们免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管制措施的束缚。讽刺的是，要不是因为他们对生意和家族的眷恋，这对夫妇本来可以移居到他们想去的安全得多的地方，甚至可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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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从朋友那里听说，她的家人被围困在帕比亚尼采，但都还活着，不过直接联系他们就会暴露自己。她还听说，在老城区的某个小地方，正在设立犹太隔离区，有些犹太人自愿进入隔离区，希望至少能得到安全。当局声称设立隔离区是为了保护犹太人免受雅利安人袭击，同时停止犹太人“与帝国的敌人合作”。当局还声称，隔离犹太人，是因为据说所有犹太人都有传播疾病的风险。20世纪40年代早期，拉海尔的家人与数以千计来自帕比亚尼采和邻近乡村的犹太人被塞进欧洲第一个隔离区，如果胆敢穿越重兵把守的边界，他们就会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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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庭只是提前几天接到通知，并且只可以携带寝具和少量财物。及至1940年12月，隔离区从只有几百名居民暴涨到大约8000人，他们被塞进当局分配的房间或公寓。幸运的是，阿布拉姆丘克家族的朋友在隔离区密密麻麻的鹅卵石街道中有一处房产，后者为阿布拉姆丘克家族提供了一个大房间，足以供家人使用。大房间里还有些家具和厨具。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许多家庭被迫分离，或者被迫与陌生人在废弃的仓库里、在阴冷的公寓里分配狭窄的生活空间。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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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统治下，供应隔离区的所有食物和燃料都必须以实物和劳役来支付，每个人都不得不工作。按照纳粹任命的犹太长老委员会制定的经济社区条款，一天的工作能换得一份汤，因此人们必须完成工作指标，否则就要挨饿。有些人在隔离区周围的工厂做苦工，其他人则在家里劳动。萨拉以及兄弟莫涅克和贝雷克在工厂里工作，制造成衣、制服以及奢侈品。法伊加与最小的孩子们留在家里，沙伊阿承揽各种能够换取食物和改善居住条件的杂活。一家人就靠几盆清汤、一点儿面包活着。他们被迫乞讨、捡垃圾，如果碰上好运气，就用身上仅有的家当，换点蔬菜、肉类、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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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隔离区内所有居民都被迫留在家里，在夏天，家里通常拥挤得令人窒息。由于缺乏有效的下水道系统，人们只能使用木桶大小便，木桶很快就会满溢，必须每天倒进臭气熏天的化粪池里，或者倒进流动化粪车里。后者其实就是木头手推车，由倒霉透顶的“清粪派遣工”推来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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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的家人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祈求这种折磨尽快过去。他们试图振作精神、彼此劝勉：“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能重新过上人的生活了。”几个星期变成几个月，情况毫无改善。每个人都变得更加消瘦、更加虚弱，情绪日益低落。妹妹萨拉说：“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尊严，而我们还努力过得更好，但我们毕竟今非昔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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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40年2月，一个形式类似的、面积大约2.5平方公里的犹太隔离区也在罗兹建立起来，这个隔离区是为16.4万名罗兹犹太人准备的，位于破败的巴乌迪和斯塔尔米阿斯托等几个街区。拉海尔和莫尼克决定尽快离开此地，与莫尼克的母亲和两位兄长搬到他们在华沙的公寓。尽管德国空军给华沙造成巨大破坏，但在当时，华沙正处于德国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的统辖下，这对夫妇希望自己在华沙没那么引人注目。拉海尔说：“我们预计战争最多再持续两三个月就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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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首都居民极为紧张。由于大批难民从全国各地拥入华沙以寻找庇护，生活变得比他们想象中更艰难。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拽马拉的木头手推车拥入城市，人们带上所有家当，手推车严重超载，锅碗瓢盆彼此碰撞，发出嘈杂的声响。食物极度短缺，而且即便随身携带假证件，人们也随时可能会被逮捕，甚至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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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40年4月，华沙隔离区的围墙开始陆续建造起来，40万华沙犹太人最终都将会被围在墙内——成为纳粹欧洲占领区内最大的犹太隔离区。接下来几个月，随着人们向东方逃亡，希望能逃到巴勒斯坦或更安全的地方，恐慌开始蔓延。拉海尔、莫尼克以及两位兄长也前往边境，试探逃脱的可能。在路上，他们遇到大批难民，难民们带上了所有家当，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找到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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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那寡居的母亲伊塔拒绝离家，因为自纳粹入侵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可谓每况愈下。与当时其他身为人子者一样，莫尼克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在于照顾母亲，并且认为一家人待在一起比较好。当他和拉海尔意识到逃亡之路注定前途未卜、颠沛流离时，他们就知道，带着伊塔逃亡并不可行。拉海尔说：“这确实很艰难，对她来说更是太艰难了，所以我们回来了，并且决定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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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40年11月，所有身处华沙的犹太人都遭到围捕，并被强行送入隔离区。任何逃脱者都会被枪毙。在顶端附有带刺铁丝网的三米高墙内，数十万居民拥挤在面积只有2.09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弗里德曼家族的公寓已被围入隔离区围墙内，因此从一开始，生活就没有什么变化。拉海尔说：“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不用辛苦劳作，我们就靠我婆婆的财产生活。”食物以及其他货物仍然可以运入隔离区，任何人只要有波兰兹罗提或帝国马克，就能在黑市上买到奢侈品。几个月过去了，生活还是老样子，直到一家人接到搬出公寓的命令，因为这套公寓对一家四口来说明显太大了。一位战前的顾客慷慨地在自己的公寓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房间，他们对此深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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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开始露宿街头，以及由饥饿、劳累和肺结核、斑疹伤寒等疾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到每月2000人，拉海尔决定对穷人组织救济，尤其是接济那些来自帕比亚尼采的难民。“许多人贫苦无依、饥肠辘辘，所以我们建个食堂，让他们至少每天能有一碗汤、一片面包。有些人领餐后会支付几个硬币，这样我们就能再买些食物，我们每天给70人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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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长老会或犹太居民委员会负责管理隔离区内的日常生活，他们为拉海尔以及其他志愿者建了个更大的食堂，但没有再提供其他物质支持。“我们坚持了六个月，直到我们资金耗尽。然后，我们只好关闭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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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转而致力于为那些最难熬过冬季的人收集衣物。由于缺乏取暖和煮食的燃料，已经有人冻死街头，小型墓地迅速爆满，人们不得不开挖集体墓穴。拉海尔尤其关注隔离区内的孩子，由于孩子们已经身陷饥饿与疾病，他们的身体抵抗力相当有限。拉海尔与几位朋友前往探望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后者是名62岁的医生、教育家与儿童作家，他早在1912年就已在华沙设立孤儿院了。科扎克好几次放弃逃离隔离区的机会，因为他舍不得他身后那200名流落街头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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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扎克的孤儿院在杰尔纳街，妇女们前往提供协助，科扎克请求妇女们为他的“小家伙们”收集些保暖衣物，妇女们做到了。第二年，在他们被送出隔离区当天，当科扎克让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物时，他们所穿的几乎就是头年妇女们为他们所找到的。东迁行动已经开始，年轻人、老人和病人位于第一批被塞进火车送走的人之列。科扎克曾经说过：“孩子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所以，当孩子们两两并肩地被押送到华沙格但斯克货运站的装载点时，科扎克也一路跟随。从那里出发，一列火车把他们送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毒气室。他与孩子们都死在了特雷布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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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切尔尼亚库夫（Adam Czerniaków）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未能阻止纳粹提出每天提供6000名遣送者的要求，他也拒绝服从，于是毅然吞下氰化物胶囊。他给妻子和犹太居民委员会一位成员分别写下了便条，他写道：“他们要我亲手杀害本民族的孩子。我无力反抗，唯有赴死……我再也无力承担。我的行动将向世人证明，如何选择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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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边界守备森严，但只要有合适的文件，人们还是能够进出隔离区大门的。人们过去习惯于通过犹太商人购买商品，既然犹太商人不在了，华沙的非犹太人只好依赖黑市交易。那些同情隔离区囚禁者的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运送食物和燃料等关键物资，男人和男孩通过隧道和下水道运送信件以及其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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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假证件，莫尼克偶尔会冒险走出围墙，或者购买必需品，或者打听拉海尔的家人在帕比亚尼采的消息。每次莫尼克外出，拉海尔都知道他可能有去无回。每次莫尼克平安归来，都令人感到极大宽慰；而到夜半无人私语时，他们也试图相互劝慰，要相信噩梦很快就会过去。即使到遣送行动开始时，他们也还告诉对方：“这也会过去的。”当纳粹许诺称那些自愿参加“遣送”的人将会获得额外的食物供应，有机会在农场工作，有机会住在温泉度假村时，一家人不为所动。他们决心留在一起，直到被迫离开为止。他们还心存希望，希望战争随时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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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显然越发紧张。党卫队军官在身穿特殊衣帽、佩戴黄色星星的犹太警察陪同下，开始到处抓人，并且将任何所谓的“危险分子”就地处决。在主广场有人被公开绞死。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有人敲门，尤其在宵禁后更是如此。几乎所有隔离区的走私贩子都被围捕和枪毙，隔离区与外界的联系由此被斩断。使用假证件已太过危险，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正在加速犹太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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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越来越感到无助，知道自己与年轻的妻子必须逃跑。莫尼克用尽家里最后一点儿钱财，雇用了一名走私贩子，让此人把拉海尔带出隔离区，尽管这同样危险重重。这名走私贩子可能是非犹太人，竟然牵来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此人带上拉海尔和另一名妇女，若无其事地穿过大门，直奔120公里外的帕比亚尼采。拉海尔说：“此行有三天路程。我们并没有藏着掖着。我们戴着老太婆的头巾，打扮得就像农妇。”两周过后，此人返回来接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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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的母亲伊塔还留在华沙，由莫尼克的兄长阿夫纳照料。莫尼克的另一位兄长大卫已逃到了东方，据说在苏联。阿夫纳后来步大卫的后尘，抵达基辅，但据信两兄弟都未能在战争中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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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已经有两年没有见过家人了，他们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迎来了令人激动的团聚。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已经60多岁了，他的妻子也已经40多岁，但两人看上去都老了很多。父母虚弱而苍白，眼睛失去了光彩，拉海尔儿时记忆中的天伦之乐也不复存在。然而，父母急切地想知道拉海尔的近况，也有好多话要对拉海尔说。父母津津有味地说起他们如何设法庆祝结婚25周年，当时父母互相送了小礼物，享用了比清汤稍为丰盛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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