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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是出身于富裕显赫家族的年轻主妇，由于家族的社会关系，她已经比其他人幸运多了。但她还是必须工作，她在一家人造纤维工厂的办公室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这家工厂为身处俄国前线的士兵生产鞋靴。这些大码套鞋如此僵硬，几乎无法穿着走路，只能用于保护国防军士兵的脚趾头免于冻伤。拉海尔有三个妹妹也在这家工厂工作，甚至最小的妹妹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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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围墙外，拉海尔的丈夫莫尼克继续想方设法营救妻子。他用假证件逃出华沙后历尽风险，长途跋涉到罗兹，试图找到拉海尔。拉海尔说：“他认为我太过虚弱，不可能在隔离区内独自生存，但他也无法救我出去。我弟弟贝雷克在附近的营地工作，看见他往回走，上了有轨电车。最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穿过铁丝网，就是为了在隔离区内陪着我，因为他确信这样我会更有机会活下来。如果没有我，他甚至不打算活到战争结束……所以他来了，就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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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永远放弃了逃脱的机会，他与拉海尔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搬进那拥挤不堪的房间。他最大的问题是此时已成为非法滞留者，在纳粹滴水不漏的统治体制下，他成了不在名册上的人。在战争爆发之前，鲁姆科夫斯基与莫尼克的母亲伊塔颇有交情，因此拉海尔的家人也受到关照。“隔离区之王”告诉莫尼克，只有在一个地方，没有人会问及他的来历，那就是犹太特别警察部队。莫尼克当即同意，跟着其他人住进了营房。拉海尔说：“他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与所有在纳粹统治下挣扎求存的人一样，他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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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也和拉海尔的弟弟贝雷克一样，成为志愿消防员，在这个自生自灭的社区，这是必要的紧急服务。那些像他们这样幸运地取得政府职位的人，会集体住在警察总部或消防队，在那里他们会吃得稍好些。不久后，拉海尔在邻近街区的公寓分配到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当丈夫有空来见她时，她就能与丈夫拥有片刻私密时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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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意外惊喜。“战前出身于我们公司的一位厂务代表，把我们领到一座大仓库，帮我们找到一些衣服和毛毯，因为我们来的时候衣衫单薄。”随着隔离区进入冬季，暴风雪把所有东西都盖上厚厚一层雪，就连最肮脏的街道看上去都洁白无瑕，一张额外的毛毯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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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通过组织音乐会等文化活动来振作精神。那里有爵士乐队、交响乐团、戏剧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哑剧。萨拉自小就在业余剧团里唱歌跳舞，即使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也依然故我，此时成为最出色的演员之一。教育事业也未被忽略，在拉海尔的工厂里，雇请来的教师就在孩子身旁给他们授课，同时一起工作。“他们没有课本或纸张，全靠口授，或听读，或拼读，或者给孩子们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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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2年9月到1944年5月，7.5万名青壮年犹太奴隶让党卫队获利丰厚，以至于隔离区的遣送行动也一度推迟。但随着战局逆转，盟军轰炸机开始以德国城市为攻击目标，如对汉堡和鲁尔工业区的大规模轰炸都造成了数千人伤亡。然后在5月，第三帝国的二号实权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下令清除隔离区。此后三个月内，7000名犹太人被送到海乌姆诺，并在那里被杀害，但由于人数太多，特种死亡卡车不敷应用，人们就被转送到奥斯维辛。倒霉透顶的隔离区邮差负责向即将被送走的人发放通知，邮差们因此被称为“死亡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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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如此短缺，必须减少人口，因此滞留的孩子和老人都被塞进火车，送去未知的目的地。按理说，拉海尔家里最小的成员也要被送走，但他们还是设法在那堵假墙后面躲过了搜捕。然后，某些体格健全的男人也被抓走。贝雷克和莫尼克因为在警队和消防队供职而未被遣送，但他们已无法再保护家人。那里已无处可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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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拉海尔及其家人都设法待在一起并成功逃脱抓捕。然后，在1944年8月的某一天，贝雷克，这位“世界上最好的弟弟”，这位曾经想尽办法让家人幸存并团圆的年轻人，回到家里，并带来了“好消息”，说遣送行动已经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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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向消防员保证，机要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可以得救。他们必须走出藏身处，到消防队大院集合，好让当局登记身份，并统计还有多少人需要养活。然而，就像罗兹隔离区的其他承诺那样，这次的承诺同样只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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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解释道：“就在我们从消防队回家的路上，身穿党卫队制服的卫兵把我们抓起来了。母亲还在家里照顾最小的成员，于是我跟一个德国人说：‘我的小妹妹马纽西亚需要回家，告诉母亲我们被抓住了。’我希望她能与家里其他人一块儿躲起来，但母亲与家人匆匆忙忙地赶来，所以我们都在一起了。我们被带上火车。我们都不说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去往何方，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置我们。我抱紧我的小妹妹，就像抱着婴儿一样。然后，他们就拉开车厢闸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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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运送“帝国的敌人”的货运车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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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离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当中，也是最后离开隔离区的波兰犹太人当中，拉海尔·弗里德曼25岁，她被送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那天是1944年8月28日，星期一。拉海尔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见到莫尼克了，不知道他是否在这次遣送行动中被抓捕，是否关押在其他车厢，也不知道他是否躲在隔离区内的某个地方。这对夫妇再也没有机会彼此安慰，甚至都没有机会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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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贝雷克本来可以继续留在罗兹，作为750人的犹太别动队的成员之一，清理和回收所有遗留物资，但他选择与家人同行。他年轻力壮，知道自己能够在苦工营最艰难的环境里帮助父亲沙伊阿活下来。他几乎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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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8月的晚上，同样乘坐最后几班火车离开城市的还有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夫妇及另外3名家族成员。有人说他自愿与最后的遣送者同行，希望能够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当时波兰其他隔离区早已清空，罗兹的“国王”（他的名字取自犹太祝福语“生命”）也曾设法借助各种手段，让他手下的民众尽可能安全。他的结局到底如何？是命丧毒气室，死在那个他无意中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方，还是命丧集中营，死在谴责他害死无数人的犹太同胞手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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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兹隔离区登记在册的超过20万人当中，只有不到1000人幸存。这是纳粹毁灭欧洲犹太人的重大“胜利”之一。尽管被关押在密封的货运车厢里，就像动物那样被送去屠宰场，拉海尔及其家人还是设法待在一起。他们挤在车厢黑暗角落的狭小空间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们想知道自己被送往何方。拉海尔说：“我们都很害怕，在那密封到无法对外张望的火车里，大家都不敢说话。”车厢里没有任何隐私，罗兹犹太人共同忍受着车厢里迅速满溢的粪桶，随着火车震动偶尔溢出的秽物；四处弥漫的氨气熏得他们眼睛直落泪。他们极度渴望哪怕一点点新鲜空气，他们意识到，如果能站在铁丝缠绕的窗缝旁边，也许会好受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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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火车在奥斯维辛戛然停下，孩子们都在哭闹，老人们都在祈祷。人们在拥挤的黑暗空间中浅浅地吸了口气，他们听到金属门闩解锁的声音，然后滑动门砰然打开，空气涌入车厢。刺眼的光线射入车厢，在极其难听的叫骂声中，人们被棍棒敲打，被推挤进不同的队伍。大家都认为，这是最糟糕的时刻。拉海尔说：“你不会去想。你不会去说。你只会像机器人那样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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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医生当晚又是当值，他站在“站台”旁边，看着他最新鲜的货物抵达。门格勒的妻子艾琳，也是门格勒的独子罗尔夫的母亲，最近刚刚来到营地探望门格勒，这一来就是几乎三个月，因为她染上了疾病，得在设备完善的党卫队医院留医一段时间。艾琳来访期间，丈夫告诉艾琳，他在奥斯维辛的工作如同在前线服役，他的职责同样要靠“士兵般的服从”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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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火车开来时，负责管理集中营的党卫队骷髅部队军官总是会抱怨“新来的货物”货色不好。门格勒很少评论，但他上下打量每一名新来的囚犯，偶尔问几个问题，有时还相当友善，然后指示囚犯走向右边或左边，即走向生存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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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的家人才抵达几分钟就被分开了。目瞪口呆的法伊加紧紧地拥抱着三个最小的孩子，13岁的双胞胎赫涅克和多拉，以及“宝宝”马纽西亚，他们被推挤到一边，而拉海尔及妹妹伊斯特、芭拉和萨拉则被推挤到另一边。每支拥挤的队伍都在缓缓前进，人们焦虑地伸长脖子、抬头张望，想要再看亲人最后一眼，但马上受到呵斥，不得不回到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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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这位多愁善感、痴迷书籍的知识分子，这位鼓励孩子们学习德语的发明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美好的家庭在波兰的寒风中四处飘散，他和贝雷克被迫走进苦工营的队伍。拉海尔说：“他们走得太远了。我看不到我的莫尼克。我看不到母亲和弟弟妹妹……我看见父亲，他用手势告诉我，他一个人可能熬不下去，但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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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拉海尔和姐妹们最后一次看见父母和最小的弟弟妹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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