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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当家里比较年长的成员下班回家，法伊加总会给他们端上汤，食材是她千方百计找来的。有时候，他们还能吃到土豆，尽管在冬天绝大多数土豆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冻硬，而当土豆解冻时又已经发黑发臭，人们不得不把土豆埋掉以免有人食物中毒。有时候，他们也许会找到芜菁。按照定量，他们可以获得人造咖啡粉，法伊加会将其与水混合，制作几片软馅饼，让孩子们填填肚子。此后，咖啡的味道总会让拉海尔与妹妹们想起那些别出心裁的小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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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尽管我们很饿，但我们还是尽力苦中作乐。我们仍然相信，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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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可谓心灵手巧，他整天待在工棚里，利用他的手艺改善家里的生活。他把房间的一角改造成隔间，把孩子们穿破的鞋子改造成支架，还给家里拉上电线，让家人用上电灯和电动缝纫机。这对萨拉来说尤其有用，萨拉是个很有天赋的缝纫女工，她给德国人缝制衣帽。每当她在灯光昏暗的工厂里完成工作，她就拖着酸痛的双脚走回家，她喝点汤，然后就开始用旧布料做新衣服。她会把衣服卖给统治精英，以换取一点额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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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的工作……是制作优雅得体的女装，这些女装会被运回德国。有时候，我还设计衣服，德国人进来看着我干活。回到家里，我则化无为有……我还记得，我曾经有许多绿色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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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仅是为了换取食物，还是为了逃避被“遣送”到劳动营的危险。早在1942年1月，即在拉海尔及其家人被塞进隔离区之前，遣送行动就已经开始了。从1941年下半年起，来自欧洲各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陆续被运到罗兹，鲁姆科夫斯基及其领导下的遣送委员会接到命令，必须确保每天遣送1000人，以便腾出空间。如果老人未能完成工作定额，纳粹则要求老人的妻子和孩子为其完成定额。由于反复接到交出手底下之人的指示，鲁姆科夫斯基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但他别无选择，只能遵照执行。他早就意识到，如果他不服从，那些拼命毁灭犹太社区的人必将找到更听话的人来取代他。他希望至少能够通过谈判来降低遣送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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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遣送行动开始，德国警察就会在隔离区辅助警察的陪同下，沿街搜索“新鲜猎物”。枪声此起彼伏，因为如果在围捕期间有人反抗，反抗者就会被当场射杀。每当在名单上选定了一批遣送者，身穿制服的男人就会乘坐卡车抵达现场，包围整栋公寓。他们会把公寓楼里的所有人都拖出来，即使对方穿着睡衣也不例外。如果住户拒绝主动开门，警察就会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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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幸登上名单的人，首先被关押在查尔内基街的隔离区监狱，然后通过有轨电车被送往位于马雷辛的拉多格西奇铁路干线车站，这座车站就在隔离区外围。据估计，战争期间，有20万犹太人通过德国人所称的拉德加斯特装载站被送走。当他们被关押在查尔内基街期间，他们还心存希望。在这几个小时里，有时在这几天里，他们的家人会绝望地走遍隔离区，试图找到一名“中间人”，即他们可能认识的任何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会哀求或贿赂中间人，请求对方把家人从遣送名单中划去。人们的请求几乎总是徒劳的，但假如请求得到满足，也仅仅意味着其他人顶替获救者的位置以填满配额，人们委婉地称之为“跳进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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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围捕行动偶尔会停止，但隔离区内人人自危，迟早都要面对遣送和死亡。拉海尔的家人越来越感觉到希望渺茫。他们此时唯一的想法是尽可能多活一天，尽可能保护家人。在这种任意抓捕中，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越来越害怕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家人，他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以保护家人。孩子们都认为父亲的聪明睿智堪比发明家，父亲延伸了房间的隔墙，并且制作了一张木制梳妆台挡在隔墙正中央。父亲在梳妆台下方的背面开了一扇暗门，通过暗门——一旦家人听到警察和党卫队抵达——他们就能躲进暗格。萨拉说：“里面的空间刚好够我们挤进去。任何人进入房间都会以为房间是空的。父亲甚至在隔墙上挂了画，这样看上去隔墙背后就是实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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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当隔离区内的遣送行动重新开始时，暗格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每当卡车柴油机的轰鸣声和长筒军靴的脚步声预示着卫兵上门时，邻居们就会被抓走，最后不知所踪。每一次，阿布拉姆丘克家都会爬过梳妆台下的暗门，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遮住耳朵，不去听隔壁妇女的哀求和尖叫，不去听那虐待狂的奸笑。萨拉说：“德国人来了之后对所有人大喊大叫：‘滚到外面去！’然后，他们开始选人。他们会把五六十个人塞进公共汽车。这种事情反反复复地发生。”一家人能做的，仅仅是默默地对将永远消失的朋友和邻居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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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之内，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被送走的亲人境况如何。由于实际上与外界消息隔绝，人们都不知道在海乌姆诺，唯一的选择就是死于子弹或一氧化碳。从东方回程的运牛火车的缝隙里偷偷夹着小纸条，暗示着前方的恐怖前景，写纸条的人劝告犹太同胞，千万不要登上火车。来自欧洲各纳粹占领区的遣送者的衣服和行李，也回流到隔离区，以供战争期间循环利用，有些衣服上还写着衣服所有者的名字，而这些名字还是留在隔离区的人们所认识的。久而久之，罗兹犹太人开始产生怀疑，开始相信传闻中所谓“油锅”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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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姆科夫斯基害怕如果未能完成配额，必将招致纳粹报复，他与助手反复向人们保证，被遣送者将在新营地得到照顾，将会允许一家团聚。他们许诺，被遣送者将为战争付出努力，在军营里生活条件将会有所改善。但随着遣送行动持续进行，而被遣送者杳无音信，没有人再相信那些许诺。最后，就连鲁姆科夫斯基也不再掩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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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姆科夫斯基的计划失败了。他曾经建立起他自以为堪称模范的劳动营，里面有学校、医院、消防队、警察局，在社区里他是最高统治者，他甚至主持婚礼，但他的权威正在逐步瓦解。不仅因为数以千计的人被送走，而且因为纳粹从未能够为隔离区内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食物。鲁姆科夫斯基为镇压饥饿且愤怒的民众越演越烈的游行示威而疲于奔命，他变得更加独断专行，威胁要逮捕那些妨碍他维持隔离区运转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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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决心加快灭绝犹太人的步伐，他们违背了与鲁姆科夫斯基的协议，要求送走更多的人。然后，纳粹还提出最为残忍的要求，遣送所有未满10岁的孩子和年逾65岁的老人，也就是在8天时间里每天送走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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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5日，阿布拉姆丘克家的暗格救了全家人的性命，下午5点，全面宵禁开始。在那个星期里，超过2万人被传唤。几乎所有家庭都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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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姆科夫斯基连日来手持礼帽站立，请求他的主人收回成命，或者至少降低配额，但徒劳无功。鲁姆科夫斯基曾经为自己关爱儿童而自豪，但他最终接受了现实，他从未能够动摇纳粹的计划。全面宵禁前一天，这个“垂头丧气的犹太人”把所有人召集到消防队大院。在那个潮湿的秋日下午，他叹了口气，向众人宣布道：“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隔离区。他们要求我们放弃最珍贵的宝物，我们的孩子和老人……我从未想过，我将被迫亲手把祭品送上祭坛……我不得不张开双手哀求：兄弟姐妹们，把他们给我；父亲母亲们，把你们的孩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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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叫与哀鸣中，他告诉人们，通过谈判，他只能在原定2.4万人的配额中酌量减少，而且年过10岁的孩子都可以留下来。他说符合遣送年限的孩子和老人总共只有1.3万人，余下缺额必须由其他人补足。他已经同意交出病人，他说这“是为了拯救健康的人”。如果遣送行动遇到任何反抗，他保证反抗者将会被强行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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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最小的妹妹马纽西亚刚满11岁，在这道荒诞的法令下刚好安全。但这丝毫未能减少被传唤的恐慌，或者对遣送行动执行方式的恐慌。拉海尔说：“我们曾经以为人们被送去工作，直到他们开始抓走孩子和医院里的病人。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要把孩子和病人抓去杀掉。他们抓孩子的方式如此令人恐惧。孩子们被扔出窗外，扔到楼下的卡车里，我们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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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被这种民不聊生的状况逼到疯癫的边缘，有些父母一旦失去一直以来拼命保护的孩子，当场就疯掉了。有传闻说，有些母亲宁愿闷死自己的婴儿，也绝不交给荷枪实弹、带着猎犬沿街搜索的纳粹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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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每当我们听到德国人在抓人，我们就待在暗格里，直到我们确信已经安全了才出来。”当一切重归寂静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会从梳妆台后面爬出来，在楼房里徘徊，看看有谁被抓走了。如果某套公寓的大门被踢开，门板摇摇欲坠，那就意味着邻居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就会自行拿走所有遗留的食物或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那几个星期里活下来的方式……我们获取食物，像动物那样狼吞虎咽，我们已经不像人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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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市的拉德加斯特火车站，包括拉海尔在内的约20万名犹太人从此处被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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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押在罗兹的人们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有时是过一分钟算一分钟，当然也是吃一顿算一顿。波兰兹罗提、帝国马克，或者人称“鲁姆基斯”或“哈伊姆卡斯”（影射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的利茨曼斯塔特隔离区货币，都已再无用处，因为唯一被承认的硬通货就是食物。定量配给总是无法按时兑现，这部分是由于纳粹限量供应，每当遣送行动临近，限量供应就成为消弭反抗的手段。他们会给自愿接受遣送的人提供免费肉类。对于留在隔离区的人们来说，每天的营养摄入量会被砍掉三分之二，而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也意味着许多补给品被非法倒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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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人，经常赤足跛行、衣衫褴褛、身体扭曲，被称为“沙漏人”（hourglass）。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精神麻木、躯体肿胀、卧病在床、眼泛泪光，并且时日无多。疥疮、斑疹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又再夺去了数百人的性命。随着情况日益恶化，屡遭围攻的鲁姆科夫斯基誓言隔离区工厂的灯光不会熄灭。在另一次演讲中，他承诺道：“我无力拯救每一个人，只能让所有居民慢慢饿死，但我至少能拯救最优秀的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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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倒毙街头，夏天被苍蝇覆盖，冬天被冰雪掩埋，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在隔离区，哪怕弄到几片剩下的菜叶、一块腐烂的土豆，都已成为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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