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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组建了营区指挥部，召集了犹太长老以及某些经过挑选的见证人，他们被集中到奥西格营房附近的广场上，那里竖起了几座绞刑架。然后，德国人公开绞死了9名年轻男子，罪名是企图“未经允许”与家人私下通信，“冒犯了德国的尊严”。此后绞刑接踵而至，包括7名因为轻微的行为不端而被处决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不端行为包括偷拿糖果和拥有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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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颤抖地说：“类似的公开处决大概进行了六次。这对我们如同当头棒喝，让我们意识到生存的不易。从那时候起，我们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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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继续从德国和奥地利如同“雪崩”般拥入此地，纳粹指挥部颁布的规章制度也日益严苛。新一轮禁令禁止居民在白天某些时段进入隔离区某些区域，禁止居民从事某些日常活动。隔离区内竖起更多栅栏和防卫墙，岗哨也增加了。主要街道都被清空，人们只能走横街窄巷。那些违反规条的人会被殴打甚至射杀。那些被抓进小堡垒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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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电力，人们经常被关押在营房里，以便实施灯火管制，人们只能摸黑穿脱衣服，或者在烛光下阅读，而蜡烛供应极为短缺。安嘉躺在肮脏的草垫上，忍受着虱子的叮咬，呼吸着难闻的空气，她不禁回想起与贝恩德在布拉格公寓里的那些浪漫的烛光之夜。人们还要忍受跳蚤和臭虫的折磨，这就像饥饿那样令人痛苦。随着冬天降临，人们还得收集木头以点燃炉火，这既是为了房间取暖，也是为了加热食物。煤炭只有在温度跌到零度以下时才会供应。安嘉说：“由于营养不良、住所狭窄，又缺乏盥洗设备，人们就像苍蝇那样死去，这对于老人来说尤其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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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饥荒之地，食物短缺令许多人难以忍受，动物本能由此迸发。生存与否有时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成为熟练的盗贼。安嘉说：“人们想尽办法偷窃。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从未偷窃，切勿相信他们。”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会把土豆甚至土豆皮偷偷藏起来，然后拿去卖，或者拿去以物易物。安嘉学会了如何用荨麻熬汤，而且不断抓住机会从厨房里拿走东西，然后试图用一块发黑的土豆换一颗浸水的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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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一度时来运转，她意外收到了装满葡萄牙沙丁鱼的包裹，这个包裹本来是寄给一位名叫纳尼·纳坦（Nanny Nathan）的妇女的，但此人早已身故。安嘉向犹太邮局指出错误，但邮局让她把包裹留着。“我高兴地收下了，但有那么多沙丁鱼，我们都吃不下了。我的丈夫甚至会问：‘又是沙丁鱼？’……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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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人都死了，但隔离区从未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来者，尤其是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那些人，所以从1942年1月起，东迁行动开始，每次遣送1000～5000人。在罗兹以及其他隔离区，人们四处奔走，哀求或贿赂官员，请官员把亲人的名字从遣送名单上抹去，但这通常毫无作用，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消失。从泰雷津出发的首批被遣送者首先被送到拉脱维亚的里加隔离区，然后被送到波兰沦陷区的隔离区，但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正在前往何处。“当你看到躺在担架上的老弱病残被送往上帝才知晓的目的地时，你只会觉得一阵恐怖……数千人在到达某地后才几天，就会被送往更东面的地方……数千人来了，数千人死了，数千人走了。1942年是如此往复。1943年还是如此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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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送行动变成一种恐怖，一种压倒一切的威胁。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迎来什么，恐惧让早已沉沦的道德更趋沦丧。在被送到泰雷津的14万名犹太人中，估计有3.3万人命丧于此，超过8.8万人被转送到死亡营，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被彻底消灭了。其中1.5万人是孩子，当中还包括1260名可以安全前往瑞士并有志愿者沿途护送的孩子，几乎所有这些孩子都被杀害于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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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安嘉和贝恩德这样的“先遣队员”仍然怀有希望，认为当局对他们的承诺意味着他们能够避免被遣送，但他们并未获得任何书面保证。安嘉说：“你永远不知道你何时会被送走，或者你还有多久会被送走。今天？下周？下月？所有人都知道‘东方’意味着某种恐怖事物，每个人都试图逃避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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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恶化，盖世太保开始兜售虚构的小块土地以及“特许权”，以诱骗享有特权的德国犹太人前往泰雷津，他们把泰雷津天花乱坠地描述为国家度假胜地，提供免费住房和医疗照顾，是帝国老人之家，是温泉疗养胜地。许多人甚至付了额外的价钱，以求得到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或者一套顶层公寓，人们为此感激不尽，直到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但为时已晚。人们期待来到一片宜人的度假胜地，好让他们安全地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最终被隔离区的状况所震惊。人们想象会过上富足的社会生活，与志趣相投之人穿着珠光宝气的华衣丽服，但迅速被击溃乃至沦丧。人们只发现狄更斯笔下那肮脏卑微的场景，而终点就是萦绕脑海的对通向远方的铁路轨道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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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我有一次碰见一群老人，他们本该被送去医院的……我不知道他们这一路走了多远，我们不得不照顾他们。实在是太不人道了。那里没有空间可以收留他们。他们不知道该栖身何处……他们被塞进了改建为宿舍的小楼房的阁楼……他们不得不爬上阁楼，但他们根本无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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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又闷又热又无风的夏天，苍蝇开始传染瘟疫。脑炎、白喉、痢疾四处蔓延，夺去了数以百计的人的生命，有些病人肛门失禁，就倒毙在自己的粪便之上。四轮马车运走死者，他们瘦骨嶙峋的双脚从裹尸布下面伸展出来。隔离区内建立起特别除虱站，用杀虫剂对死者的衣物和行李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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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情势每况愈下——也许正因为情势每况愈下——余下的居民在隔离墙内创造出丰富的艺术生活。泰雷津云集了欧洲某些最为出色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作曲家和演奏家，他们设想出更加具有革新意义的艺术形式，以抵御与日俱增的绝望情绪。孩子和成人参演戏剧、参加朗诵，人们相互鼓励，通过艺术和诗歌来表达自我。原材料是乞来的、借来的甚至偷来的，老人和孩子分享一小截炭棒或一小截蜡笔，他们会在账簿的活页或书本的扉页上写写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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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似乎点燃了人们的创作冲动。有人以硬纸板和碎布料制作拼贴画。一位名叫帕维尔·弗里德曼（Pavel Friedman）的年轻男子在脆弱的复写纸上写下诗篇：“我再也没有见过蝴蝶……蝴蝶不会栖身于此，蝴蝶不会甘受隔离。”他在23岁那年死于奥斯维辛。那些秘密描绘隔离区内部恶劣状况的艺术家会被抓进小堡垒，他们会遭受酷刑折磨，会被弄断手指。许多人因此被射杀，或者被送去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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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时可能遭到报复，但文化变革还在前行。小型展览、音乐评论以及音乐会还在秘密举行。即兴剧最初在地下室和营房里悄然上演，由于变得大受欢迎，后来改在仓库或健身房上演。犹太管委会必须审查每场演出，但也开始发售门票；这些门票如此抢手，甚至经常在黑市上被用于购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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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国人并未干预并禁止此类活动，甚至允许人们使用乐器，人们也就更加大胆，开始重拾本行了。建筑师和舞台设计师投入工作，女裁缝则被请来缝制戏服。作家鼓起勇气写作讽刺剧和滑稽剧，其中一部题为《最后的骑行者》（The Last Cyclist），由卡雷尔·什文克（Karel Švenk）编剧。剧中描绘了一个世界，在那里，骑自行车的人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迫害，而那些居民本来就是从庇护所里逃脱出来的。遗憾的是，这部戏从未在泰雷津上演，它在带妆排练期间就被犹太长老会禁止了，因为长老会害怕这部戏会招致报复。但在战争结束后，尽管什文克并未幸存，这部戏还是根据幸存者的回忆改编上演，并且继续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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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少争议的演出则可以如期上演，包括歌剧《阿依达》（Aida），这是享誉欧洲的著名独唱剧。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那部名为《布伦迪巴》（Brundibar）的儿童戏剧则上演了超过50场。这部戏得以上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朗齐歇克·泽伦卡（František Zelenka），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最敢革新的捷克舞台设计师。泽伦卡曾在泰雷津为超过20部戏剧设计舞台布景，包括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作品，他最终死于奥斯维辛，终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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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观看过一次难忘的带妆排练，那部戏是《被出卖的新娘》，她第一次看那部戏时，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学生。尽管安嘉认为饰演新娘的演员太老了，但这部充满乐观主义的戏剧还是“棒极了”。“这部戏剧被创作时，没人知道它会在泰雷津上演，但里面有些唱词和对白实在是太应景了……女主角曾经问男主角：‘最终的结局会如何？’男主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太有象征意义了。那些片段让人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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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出进行的一两个小时内，观众不再是为食物犯愁、为生存担忧的囚犯。他们自由地大哭大笑，自由地感受希望和失望，音乐、舞蹈、歌曲让他们度过快乐的时光。安嘉说：“这有助于缓解压抑的气氛，借助艺术，你就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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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雷津，其中一项最为瞩目的艺术成就归功于一个热诚的业余合唱团，他们由罗马尼亚指挥家和室内乐作曲家拉斐尔·舍希特（Rafael Schächter）担任指导。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监狱合唱团演出了超过16次，上演的剧目是朱塞佩·威尔第最高难度的作品《安魂弥撒》（Requiem）。那场感情炽烈的天主教葬礼弥撒，只能靠演员逐字逐句、逐个拉丁语单词，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背诵下来。他们只有一部偷运进来的乐谱和一台缺胳膊少腿的钢琴，他们还有频繁变换的演出班底，因为随着遣送行动展开，越来越多的合唱团成员被带走，舍希特对团员们说：“我们对纳粹无话可说，让我们唱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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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幕《解救我》（Liberate me）的唱词是：“主啊，解救我，从永恒的死亡中解救我……您终将降临，以烈焰审判这个世界。”另一段独白是：在最终审判日，“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审判”。这是一段所有罪人终将受到神圣审判的勇敢预言。安嘉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那是她听过的最为悲壮、最为感动的歌剧。当时，纳粹高级军官也在座。演出结束时，犹太观众屏息静气，等待德国人的反应。当党卫队员开始鼓掌时，其他人也掌声雷动，观众们早已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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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闲活动管委会的监管下，人们进行着从未止息的艺术抗争，泰雷津的人们组织讲座和课堂，开设缝纫班和进修课程。即使人们未能参与艺术或教育活动，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人们也致力于改善营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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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公然蔑视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个人反抗的表现形式，人们唱歌、跳舞，人们恋爱、结婚，人们极度渴望爱，极度渴望某种爱欲，人们竭尽所能去寻找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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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在H街区一处专业车间和木料厂工作，街区位于带刺铁丝网那边的堡垒内部。贝恩德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纳粹军官制作精美家具，这也是他在布拉格的旧业。每到下班时分，他就偷偷溜进妻子的营房去看望妻子。那里没有隐私可言，但也没有羞耻之说。他们并非特例，许多夫妻会向特权人士租用私人空间，但那总是供不应求。其他人就只能充分利用夫妻相处的片刻时光了，有时在夜里，好几名男子会偷偷溜进女子营房，安嘉说她甚至能感觉到整个营房都在震动。安嘉说：“我们房间里有12个女人，有时就会有12个男人睡在那儿，但人们都满不在乎。这是我们仅有的片刻欢愉，这让我们还不至死去。”虽然风险很大，但他们认为值得为此冒险。他们都还年轻，还在爱的年纪，共寝片刻也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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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人都被运走了，但安嘉和贝恩德两人还是留在后方，这对夫妇深信纳粹关于“先遣队员”将会安全的承诺，他们将会在战争期间留在隔离区。尽管在1943年6月，隔离区中心区域建起了专用铁路站台，但安嘉仍然相信，许多人也仍然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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