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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那年26岁，结婚已经三年，她并不想当高龄母亲，但她与贝恩德都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宜要小孩。尽管从未做出特别声明，但德国人还是颁布过严格的性别隔离规定，人们害怕如果犯下怀孕的“罪过”，将会被处以死刑。然而在1943年夏天，当安嘉发现自己怀孕时，她还是暗自高兴。母亲伊达当时与女儿住在同一个营区，母亲难以置信地问道：“怎么怀上的？几时怀上的？”安嘉只是耸耸肩，而母亲也笑了。安嘉确信孩子来得正是时候。安嘉觉得九个月后必将有事情发生。通过地下电台和捷克警察的闲言碎语，小道消息已经传遍泰雷津。盟军已攻入西西里岛，墨索里尼已被剥夺权力，意大利已向盟军投降。华沙犹太隔离区已发生大起义，德国鲁尔区也已遭到猛烈轰炸。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已胜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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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仍未结束。隔离区内暴发斑疹伤寒，一天之内就夺去过百人的性命。运来发霉面包的车辆也负责运走尸体。棺材如此短缺，以致死者只能用裹尸布草草包裹并堆放在走廊上，火葬场每个月要处理上千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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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时传来消息，安嘉的两位姐姐，36岁的鲁热娜和39岁的热德娜，安嘉的外甥，即8岁的彼得，以及安嘉的姐夫赫伯特，都将在一次对5000人的遣送行动中被送往东方。安嘉表亲的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也会被送走。安嘉说：“当你的亲人将在下次遣送行动中被送走时，你会不惜一切去拯救他们。但显然，尽管我尝试了一切办法，但最终仍一无所获。我试图……贿赂主事者……但毫无作用。你还要承担巨大风险。许多人都倾其所有去贿赂某些人，但德国人说要运走1000人就得运走1000人。幸运与不幸只在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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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自杀，或者试图自杀，而不是去面对未知的旅程。根据相关报告，1941～1943年，在泰雷津，有430人自杀，有252人自杀未遂，绝大多数自杀行为都发生在遣送行动期间。那些无法面对骨肉分离的人，要么跳楼，要么割腕，要么上吊，要么大量吞食从诊所偷来或拿来的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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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嘉对于近亲被送走的最终记忆中，就包括老姑妈的那次，“她衣着整齐，还戴着帽子”，坐在行李箱上。“她跟我握手，并说：‘那么，回头见吧。’仿佛我们是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大酒店里见面……她没有说‘永别了’，而是说‘下周见！’她不知道何谓毒气室，但她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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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强颜欢笑，与亲人挥手道别，目送人群走向站台，数千人的脚步扬起漫天灰尘。安嘉祈求自己能与亲人尽快重逢，祈求亲人离开她后还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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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个月，安嘉的腹部开始隆起，她因为即将成为母亲而感到兴奋，尽管她已消瘦了许多，而且食物当中又没有多少营养。安嘉说：“我们为了即将降生的孩子而欣喜若狂。我记得怀孕四个半月的时候，胎儿就开始动了。我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然后感觉到胎儿在动，我跑进大办公室，告诉我的上司：‘它开始动了！’我那时候得意忘形。这是何等奇迹啊！”但安嘉的欢喜很快就变成恐惧，尤其是再也没有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传来，而向东方的遣送行动却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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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任的党卫队营区指挥官、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安东·布格尔（Anton Burger）发现有些囚犯怀孕时，他下令怀孕者必须主动报告情况。身为犹太人竟然胆敢怀孕，这被视为对第三帝国的犯罪。布格尔下令，所有小于七个月的胎儿都必须人工流产。他还发出威胁，要惩罚那些隐瞒怀孕情况的母亲，同时还要株连那些母亲所在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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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和贝恩德肯定选择隐瞒，直到再也隐瞒不下去了。然后，两人被传唤到指挥部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另外四对夫妇。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从命。在那里，大发雷霆的纳粹党徒拿着手枪对着他们指指划划，每对夫妇都被迫签署文件，同意交出新生儿并进行“安乐死”。尽管安嘉掌握多国语言，但她还是看不懂文件上写着什么，不得不询问别人。当别人告诉安嘉，孩子出生后将被弄死，她几乎当场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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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象过，我将被迫在交出并杀死（我的孩子）的文件上签字。从未有人听说过这种事情……你怎么能签下这种东西呢？但我们签了。他们说：‘快签！’我们就签了……党卫队员就拿着左轮手枪站在你身后……你当然得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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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安嘉怀孕六个月，德国人进行了人口普查，以确保补给物品数量与剩余囚犯数量相符。结果整个隔离区都被清空了。贝恩德因为发烧正躺在诊所，因此被留下了，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其他病人和一些孩子。安嘉也被赶出隔离区，贝恩德并未同行，同行的是安嘉的父母，以及其他3.6万名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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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害怕最坏的情况即将到来，他们在全副武装的守卫看管下在雪地里艰难跋涉，最终来到一片开阔的牧场，即博胡绍维奇卡盆地。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人们被反复点验，恐怕多半是要被射杀了。人们不得坐下或稍作休息，所以人们只能在站立的地方便溺。严寒和雨雪让身体虚弱者难以承受，许多人倒地之后就再也未能醒来。当人们最终可以跑回营房的时候，安嘉如释重负，因为她发现诊所里的所有人，包括她丈夫，都尚未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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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到了12月，安嘉的老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收到前往东方的通知。安嘉那位曾经信心十足的父亲，那位在特雷贝克绍夫采广受尊敬的企业家，那位曾经开设了经营有方的皮革厂并且很好地养活了家人的成功人士，此时形容枯槁到“如同可怜的乞丐”，并且正遭受病痛的折磨。一名党卫队军官打伤了父亲的脸，打碎了父亲仅有的一副眼镜，所以父亲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安嘉说：“这让我最为伤心。他……变成一个身材矮小的犹太老头子，只能依靠我的母亲……此情此景真是让人伤心欲绝，因为父亲……如果没有母亲搀扶就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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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饥肠辘辘、病体怏怏，但安嘉的父母从未抱怨，从未让她感到“揪心”，他们直到最后的日子都还保持着乐观。“父母离开的时候，我非常失落。我对父母说再见，但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道别非常简短，‘再见，回头见’。父母知道我已怀孕，他们对此泰然自若。他们有太多事情需要面对，我们都认为总能应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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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也曾目送母亲塞尔玛以及其他亲人远去。他相信自己那失明的父亲路易斯终将得救，因为父亲得过铁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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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2日，当安嘉的儿子在泰雷津提前几周降生时，安嘉的父母和姐姐都不在身边，当时距离盟军轰炸柏林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那时候，隔离区还有一间继续运作的医院，里面有现代化的、配备了消毒器械的手术室，并有数百名拥有执业资格的囚犯医生。安嘉还可以选择妇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尽管如此，分娩的痛苦必须由她自己来承受。安嘉说：“真的好痛。我想这真是太可怕了，就算你给我发奖金，我也不再生孩子了。”但她还是补充道：“我这小宝贝真是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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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过后，安嘉把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放进摇篮之中，她与其他母亲和婴儿都躺在育婴室里，但孩子随时可能会被抢走。安嘉说：“他是个健康的孩子，我也有充足的乳汁喂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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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安嘉和贝恩德给孩子取名吉里（Jiri，即乔治），这让安嘉的公公非常高兴，因为公公有个兄弟也叫乔治。但是，德国人不允许犹太人取非犹太名字，所以两人只好给孩子重新取名为达恩，“不是丹尼尔，而是达恩”。还没有人来把孩子送去安乐死，两人也不知道为何会被赦免。他们只是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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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争结束后，在另一位泰雷津囚犯贡达·雷德利赫（Gonda Redlich）的私藏日记中，人们才解开了这个谜团。雷德利赫的妻子叫格尔塔（Gerta），安嘉曾与她相识，当时也是位怀孕的母亲。1943年11月，格尔塔与丈夫也被迫同意“杀死孩子”。雷德利赫在当天的日记里心酸地写道：“我签了一份保证书，我要杀死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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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初，在儿子出生后（这孩子也叫达恩），雷德利赫对儿子写道：“犹太人被禁止出生，犹太妇女也被禁止生育。我们被迫隐瞒你母亲怀孕的情况。就连犹太人也要求我们杀死你，而你明明是我们的骨肉，因为敌人发出威胁，要为隔离区内犹太孩子的降生而集体惩罚整个社区。”雷德利赫说，孩子得以保全，简直就是个“奇迹”，当时一名德国军官的妻子因为早产而诞下死胎。雷德利赫写道：“当你和其他孩子降生的时候，为何他们取消了禁止生育的命令呢？因为犹太医生救活了那名产妇。敌人考虑到那位丧子母亲的感受，才允许你的母亲和其他母亲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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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全心全意地养育孩子。她用撕开的碎布作为尿布，也有足够的乳汁去喂养孩子。她也把“好运气”带给其他怀孕的母亲，她们也在隔离区生下了孩子，有一位母亲还生下了双胞胎，不过有三个孩子后来夭折了，还有一位母亲后来死于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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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孩子满月的时候，尽管他已逃过死刑，但他还是渐趋衰弱。安嘉说：“他看上去跟其他同时出生的孩子不太一样。”几个星期后，安嘉这个弱小的长子就患上了肺炎。他死于1944年4月10日，那是个星期四。安嘉说：“我这小宝贝不是被杀死的。他只是不够强壮而已。我的小宝贝就躺在我的怀里。他是自然离去的……我从未想过他会离我而去，但他真的走了，我感到非常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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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达·雷德利赫写道：“在那些德国人允许出生的孩子当中，有个孩子走了。想想身为人母的悲痛吧，她奇迹般地得到一个孩子，但又失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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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出席了儿子的简短葬礼，然后儿子的骨灰就被装进纸皮匣子。这个匣子与其他数千个匣子都放在隔离区的骨灰匣安放处，直到1944年11月，绝大多数骨灰都被倒进湍急的奥赫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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