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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津集中营，马格德堡营房的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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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14日，星期天，当安嘉抵达泰雷津集中营的时候，她还年轻、健美、健康、乐观。安嘉被分配到拥挤的底层房间，但她觉得这“还不错”，至少她们还活着。她们有一个水泵，可以从井里打到（受污染的）水，她们有厨具、厕所、厨房，还有基本的管理制度。经过几番打听，安嘉获悉贝恩德就在西面的苏台德男子营房，距离安嘉的营房还不算太远。安嘉刚刚为自己找到栖身之处，好几个先期抵达隔离区的女伴就找到她和米茨卡了，她们说：“你不能屈就在这个地方！”她们接过安嘉的行李，帮她搬到德累斯顿营房一间只住了12个人的房里，这样她们就能在一起了。有这样一帮朋友，安嘉觉得此行就像探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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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幸运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安嘉与贝恩德团聚了。在那里，男子可以获得特别通行证，进入女子营地欢迎自己的妻子。历经曲折后，安嘉终于能够把舟车劳顿带来的甜甜圈拿给贝恩德了，那些甜甜圈已经变得又湿又软。“但他还是吃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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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特别签发的许可，或者有警察陪同，否则谁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营房，但安嘉与贝恩德在布拉格就经常违反禁令，所以他们依然故我。擅自离开营房的惩罚包括在隔离区监狱关禁闭，或者承受鞭打，但这对夫妇仍然设法见面。两人摸准别人的工作时间，还找到了几条危险的小路，让他们能够共度片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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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委员会全权负责堡垒围墙内所有以字母排列的街道，并为每一名年满14岁的住户分配工作。数以百计的人每周平均工作七十个小时，要么从事建筑工程，要么在厨房、洗衣房或办公室里工作。其他人则为纳粹军官缝制军服，或者为德国平民缝制衣服。有些人则从事没人肯做的洗厕所工作，还有些人被编入防疫队，以降低传染病流行的风险。一年时间内，泥瓦匠就为数以百计预计会死于此地的人建起了火葬场，但火葬违背犹太教信仰，该教教义认为火葬亵渎尸体，因此只能土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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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被分配到木工班组，他们的任务是搭建更多床铺，以及修葺废弃的营房和改建房屋。贝恩德还被指派为隔离区守卫，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享有诸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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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最初并未被分配工作，之后又因为罹患重病而无法工作。她首先长出皮疹，然后变成猩红热，这使她被隔离了整整六个星期。在她最终康复后，她在民政部门找到了工作，负责凭票分发牛奶、面包、土豆，她要在人们的配给卡上把票根撕下来。安嘉说：“我站在一个木桶旁边……给每个人一满勺牛奶。”她的职务意味着她能够通过实物交换的方式，得到额外的面包或蔬菜，让她每天领到的清汤寡水里多点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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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分发牛奶期间，安嘉初次认识了指挥家卡雷尔·安切尔（Karel Ančerl），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切尔后来在隔离区内协助组织音乐会，并且成为泰雷津弦乐团的团长。“看在他孩子的份上，我多给他一点牛奶……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我们成为朋友……如果有人告发我，我赔钱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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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个月里，遣送行动还在继续，高峰期的时候，每三天就会有1000人抵达。6万多名老弱病残填满了拥挤不堪的要塞，涌入的人流也让厨房和古老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隔离区内有限的饮用水受到污染，必须煮沸才能饮用。居民每六个星期才可以濯洗肮脏不堪的衣服。人们在天花板上打洞，以利用阁楼的宝贵空间，壁垒下方潮湿的地下墓穴也对人们开放，甚至连马厩也住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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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拥入的人们最为可怜，许多人在半路上便已经丢了性命。他们的遣送条件最为悲惨，在摇摇晃晃的车厢中备受煎熬，而且对即将面临的命运毫无准备。车上臭气熏天，人们情绪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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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12月开来的火车卸下了可怜兮兮的人物，包括安嘉的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姐姐热德娜和姐夫赫伯特·伊西多尔，以及外甥彼得。他们都是从赫拉德茨-克拉洛韦上车的，那里曾经是安嘉上学的城镇。彼得的母亲，即安嘉的姐姐鲁热娜，则被送到位于斯瓦托博里采（Svatoborice）的捷克拘留营，以此作为她丈夫汤姆“叛逃”国外的惩罚。由于儿子与外公外婆在一起，鲁热娜因为母子分离而极为沮丧，等到她被送到泰雷津与家人团聚时，她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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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安嘉的公婆路易斯和塞尔玛也来了，他们离了婚，是分别抵达的。时年64岁的路易斯先行抵达，然后他的前妻从威斯特博克（Westerbork）被送来，那是一处位于荷兰境内的营地，主要用来收容荷兰犹太人。塞尔玛在第二任丈夫的陪同下抵达，让贝恩德感到非常尴尬的是，那人竟然比他还年轻。在塞尔玛与安嘉谈话之前，纳坦家的家长还从未见过这位儿媳妇，而她们谈话的内容却是关于安嘉父亲所给的资助。塞尔玛说：“你应该知道，贝恩德只是因为你的钱才娶了你，你不知道吗？”这真是糟糕的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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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越来越多的亲戚抵达此地，包括安嘉的表亲奥尔加（奥尔加最初是安全的，因为她嫁给了非犹太人）的父母和兄弟，这位年轻的新娘发现自己每天至少要喂饱15个人。塞尔玛完全指望她的这位新媳妇照顾婆婆、婆婆的丈夫和前夫，以及一位负责照料前夫的妇女。还有一位老姑妈完全指望安嘉提供食物，老姑妈如此害怕饿死，以至于每天晚上都等着安嘉回来，希望能够得到额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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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打趣道：“这挺好玩的！”不过，安嘉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些“难以下咽的暗灰色的糊糊”，即水煮大麦，它黏稠得就像糊墙纸用的糨糊。“我似乎这辈子都围着我的汽锅和煎锅打转，近乎绝望地找东西来煮……煮给我的姑母姑父，煮给我的公公婆婆。我不得不用尽办法来供养他们……如果他们只靠分配到的定额来生活，他们早就饿死了。”许多人的确饿死了。安嘉的姐姐们还年轻，她们还能自己想办法，但安嘉的父母就实在没有办法了，尤其是73岁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他是“一位绅士”，从未习惯与其他同龄人并排睡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父亲如此依赖60岁的妻子伊达，以至于母亲无法离开父亲去找工作，而这本来能够为他们争取到更多食物。“在集中营里，母亲总是很乐观……要不是因为母亲，父亲可能连一个星期都熬不过去。父亲这辈子都在依赖母亲……在集中营里，父亲从未让母亲离开自己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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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供应牛奶，以及基本的蔬菜和谷物，隔离区内还有座食堂。男女老幼在上午7点、正午、下午7点在此排队，他们手持铝制盘子、杯子、罐子，就是为了获得一小片面包，以及一满勺寡淡如水的咖啡或清汤。那些被分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会得到最高定量，普通工人则会得到中等定量，而非劳动者（绝大多数是老人）只能得到足以饿死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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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满好吗？求求您了。”最饥饿的人会如此恳求，希望能够多分配些食物。所有病后初愈的人都会得到一张特殊票据，允许他们稍微多得到些食物，所以许多人假装有病或延长症状，以便多得到些食物。但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食物定量总是不够；饥饿成为持续的折磨，觅食成为每日的要务。许多人变得倦怠和沮丧。命运迫使一度高傲的、曾居广厦美宅、曾锦衣玉食的上等人，沦落到委身于满身跳蚤的陌生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他们都是犹太人。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呼吸夹杂着汗臭污垢气味的空气，恐惧与饥饿让他们沦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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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新的工作下达，随之而来的还有定量供应之外的球茎类蔬菜，但许多都已经腐烂了。最初送来的还包括亲友寄来的香肠或罐头，他们都在家里翘首期盼亲人回归。亲友还寄来现金，不过这些钱很快就被德国人中饱私囊并被兑换成票据或伪造的“隔离区货币”，以在黑市上买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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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承担绝大多数重体力劳动，而女人则主要从事照顾老幼的卫生和福利工作。男人和女人都会被编入农业师，负责为纳粹栽种蔬菜和喂养肉鸡，同时还为隔离区的囚犯种植土豆、洋葱以及球茎类蔬菜。隔离区内有一间小型医院，负责治疗肺炎、猩红热、败血症、斑疹伤寒和疥疮等各类病症，隔离区内还有几所临时学校，以供孩子们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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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总是忍饥挨饿，尽管冬天如此寒冷，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房屋内的墙壁上凿冰，但泰雷津的早期居民仍然在忍耐，甚至暗自庆幸情况还不至于更坏。然而，就在人们到达后不久，有些事情终于让他们意识到“现实之残酷”，意识到谁在掌管他们的命运。安嘉说：“我们心情还不错，直到处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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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组建了营区指挥部，召集了犹太长老以及某些经过挑选的见证人，他们被集中到奥西格营房附近的广场上，那里竖起了几座绞刑架。然后，德国人公开绞死了9名年轻男子，罪名是企图“未经允许”与家人私下通信，“冒犯了德国的尊严”。此后绞刑接踵而至，包括7名因为轻微的行为不端而被处决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不端行为包括偷拿糖果和拥有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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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颤抖地说：“类似的公开处决大概进行了六次。这对我们如同当头棒喝，让我们意识到生存的不易。从那时候起，我们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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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继续从德国和奥地利如同“雪崩”般拥入此地，纳粹指挥部颁布的规章制度也日益严苛。新一轮禁令禁止居民在白天某些时段进入隔离区某些区域，禁止居民从事某些日常活动。隔离区内竖起更多栅栏和防卫墙，岗哨也增加了。主要街道都被清空，人们只能走横街窄巷。那些违反规条的人会被殴打甚至射杀。那些被抓进小堡垒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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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电力，人们经常被关押在营房里，以便实施灯火管制，人们只能摸黑穿脱衣服，或者在烛光下阅读，而蜡烛供应极为短缺。安嘉躺在肮脏的草垫上，忍受着虱子的叮咬，呼吸着难闻的空气，她不禁回想起与贝恩德在布拉格公寓里的那些浪漫的烛光之夜。人们还要忍受跳蚤和臭虫的折磨，这就像饥饿那样令人痛苦。随着冬天降临，人们还得收集木头以点燃炉火，这既是为了房间取暖，也是为了加热食物。煤炭只有在温度跌到零度以下时才会供应。安嘉说：“由于营养不良、住所狭窄，又缺乏盥洗设备，人们就像苍蝇那样死去，这对于老人来说尤其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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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饥荒之地，食物短缺令许多人难以忍受，动物本能由此迸发。生存与否有时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成为熟练的盗贼。安嘉说：“人们想尽办法偷窃。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从未偷窃，切勿相信他们。”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会把土豆甚至土豆皮偷偷藏起来，然后拿去卖，或者拿去以物易物。安嘉学会了如何用荨麻熬汤，而且不断抓住机会从厨房里拿走东西，然后试图用一块发黑的土豆换一颗浸水的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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