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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津集中营纪念碑,纪念骨灰被撒入河中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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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未能目睹火葬。她很少再谈及她的儿子。安嘉后来说:“这很可怕,但后面还有许多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也就忘记了……总得跨过去。”后来,安嘉问表亲,自己为何不能去哀悼达恩,表亲的解释让她释然了。安嘉补充道:“我们不能再承受忧伤,否则我们都要疯掉的。你开始胡思乱想,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何事情发生了,你必须找到出口,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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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最喜爱的生活格言出自《乱世佳人》郝思嘉的口中。这句格言是:“明天再想吧。”安嘉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咒语,以此度过集中营里的岁月。安嘉承认,所谓“郝思嘉理论”听上去“愚蠢”又“荒谬”,但安嘉也认为,这句话让她受用终身。“如果我在事情发生时暂且放下,去睡个觉,也许第二天局面就会好转。迄今为止,这方法真奏效……这符合人的天性,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总能幸存……那些自暴自弃、形销骨立的人总是死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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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已经让人们的世界支离破碎,人们的安定感也荡然无存。人们没有机会逃脱,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安嘉简单地说:“我抗争的手段就是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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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去世后,安嘉患上严重的黄疸症,几乎因此丧命。安嘉在诊所里被隔离,就连贝恩德也不能探望。有一天,贝恩德不知从何处摘来一朵花,隔着窗户拿给安嘉看。尽管安嘉很欣赏这浪漫举动,但她后来说当时太饿了,宁愿要一片面包。安嘉最终还是挺了过来,跟丈夫再次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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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那几个月,随着盟军准备攻入欧洲,第一批丹麦犹太人被送到泰雷津。丹麦政府代表和丹麦红十字会马上开始对纳粹施压,追问那500名丹麦人的下落,尤其关注纳粹集中营里集体消灭犹太人以及其他囚犯的传闻。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中,丹麦最为果敢地抗议纳粹虐待犹太人,并且设法拯救本国的犹太人,要么加以藏匿,要么加以帮助。即使对那些未能得到拯救的本国犹太人,丹麦也予以密切关注,迫使纳粹为他们提供特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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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众怒,德国人同意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在丹麦官员陪同下参观泰雷津,德国人一举将其变为希特勒的“橱窗”营地。1944年5月,为了清理泰雷津,5000名犹太人被遣送到东方,包括所有孩子和绝大多数病人,尤其是肺结核病人。最后又遣送了7500人。余下的病弱者都被藏匿起来,最糟糕的区域也被隔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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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精心计划红十字会小型代表团巡视的路线,并下令对道路沿线的建筑物进行大规模美化,街道被重新改为好听的名字,如“湖畔街”。在指挥官所谓的美化行动中,营区铺上了新草皮,种上了玫瑰花,搬来了公园长凳。每件东西都被粉刷过,包括子虚乌有的路牌“学校”或“图书馆”。鲜花种满窗槛花箱,操场、旋转木马、乐池、社区中心以及运动场也都临时搭建起来。预定参观的营房也被整饰一新,整个街区都是粉刷华丽并正在营业的商店,里面“出售”的商品都是从囚犯的行李中巧取豪夺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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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都受到死亡威胁,只能乖乖地排练做何事、去何处以及如何行事。囚犯根据指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确保仪容整洁。临时运来的新鲜蔬菜和出炉面包必须精心摆放并安排得恰到好处。红十字会的参观活动于1944年6月23日准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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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领导下的第三帝国宣传部制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参观影片,并添加了其他后期制作画面,企图向全世界播放一部题为《元首为犹太人建造城市》(The Führer Gives the Jews a City)的电影。影片经过精心剪接,配以旋律昂扬的音乐,如奥芬巴赫的《地狱舞曲》(Infernal Galop),这是最受欢迎的巴黎康康舞曲。影片还选取外表健康的年轻男女,展示他们正在隔离区外面的锻造厂、陶瓷厂或艺术工作室里劳作的形象。人们示范如何制作手袋、如何缝制衣服或如何制作木器,然后手挽手走回隔离区,去享受休闲活动,如阅读、编织、玩牌,以及参加朗诵和演讲。影片里还有如下片段:精力充沛的足球比赛,老夫老妻在公园长凳上闲话家常,阳光下肤色黝黑的孩子吃着涂满黄油的面包,尽管这些孩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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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的是,公共浴池还展示裸体男性如何往身上涂抹肥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带有围墙的花园里灌溉指挥官的菜园。安嘉和贝恩德跟许多犹太人一起坐在维也纳风格的咖啡馆里喝“咖啡”。随着电影摄像机呼呼运转,人们按照指示表演,对着镜头微笑,啜饮咖啡杯里油腻的液体,而杯子则由身穿白围裙、面带微笑的女侍应端上来。在注定成为历史经典时刻的片段中,红十字会官员也被拍进影片,他们坐在从柏林赶来的党卫队高级军官旁边,欣赏着威尔第的《安魂弥撒》,由人数大为减少的合唱团负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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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内每个人都祈求,来访者会看懂囚犯的手势,会提出尖锐的问题,会要求更改既定的路线。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此次参观成为纳粹的胜利。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莫里斯·罗塞尔(Maurice Rossel)博士在报告中评论道:“总体而言,来到此处的人都不会被送往别处。”报告实际上给纳粹提供了辩解的理由,足以反驳所有关于集体屠杀的指控,罗塞尔及其同事声称犹太区“相当好”且“很舒适”,铺满地毯和挂毯。代表团声称隔离区内衣食充足,提供邮政服务和文化设施,青年之家有着“显著的教育意义”。罗塞尔在结论中写道:“我极为意外地发现,隔离区内的市镇生活如此正常。我本来以为会更糟糕的。”罗塞尔评论道,他的报告“会让许多人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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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居民对红十字会的报告一无所知,人们还希望外部世界最终会得知他们的状况。其实无论隔离区如何被美化,代表团成员难道就看不出来,这仍然是占地1平方公里、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的监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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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后,隔离区内所有引人入胜、令人愉悦的东西都被摧毁、拆除或带走。泰雷津及其居民回归到之前的破败状态,甚至此后两周的定量配给还要削减,因为参观期间人们享受了“额外的”食物和奢侈。至于影片里那些坐在摇摆木马上面带微笑的孩子,还有那些表情夸张的孩子,在影片拍摄完毕那天,就跟其余5000人一起被送去了奥斯维辛。这5000人中包括威尔第歌剧的指挥家拉斐尔·舍希特,以及这部宣传片的犹太制作人,还有安嘉的朋友、指挥家安切尔及其家人。舍希特曾经为数以千计的人带来希望,许多人也有幸听过他的最后演出,他在辗转三座集中营后最终被杀害。安切尔活了下来,但妻子和孩子都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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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看守泰雷津的捷克警察继续偷偷传播从外面听来的消息,警察告诉兴高采烈的囚犯们,盟军已在挪威登陆,正在横扫法国。安嘉说:“消息就像风一样传播,我们当时都在想,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彼此勉励,一个月内就能回家了。”非常刻意地,安嘉和贝恩德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们真是疯了”。安嘉补充道:“第一次怀孕毫无计划,纯属意外。第二次怀孕却是计划好的,因为我们想要孩子。‘既然我们都在这里三年了……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安嘉的计划是:如果两人带着孩子返回布拉格,他们总会想到办法的;但如果两人没有孩子,他们就会等到有钱有工作的时候再要孩子,这会消耗太多时间,也许最后就不要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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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好几次遣送行动把人们送往东方,营区内的某些阁楼突然空置了,所以贝恩德就在阁楼里修建了一处秘密隔间,他称之为“干草公寓”,这是他与妻子见面的地方。这种阁楼后来在隔离区内被称为舒适小天地。后来,贝恩德还把阁楼扩大成一套单间公寓,两人都能住进去。安嘉说:“我们把它改造得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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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始终存在德国人在定期搜捕中发现两人的风险,但贝恩德和安嘉还是抓住了机会。法国包括巴黎已经全境解放,盟军正在对荷兰发动空袭。1944年的夏天既漫长又炎热,身边许多人,尤其是老人,纷纷死于感染、疾病与饥饿,而安嘉和贝恩德正在享受他们偷来的相聚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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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难以知道自己怀孕与否,因为她曾经怀孕过,再加上疾病和营养不良,这都打乱了她的月经周期。妇女们称之为“监狱综合征”,它对许多被囚禁的妇女都有影响。1944年秋天,安嘉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怀上孩子,当时盟军已经步步进逼,有些德国陆军师被迫全体投降,纳粹于是决定遣送泰雷津的绝大多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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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害怕引起反抗,或者由于处心积虑,德国人首先提出,把最有劳动能力的男子迁往德国境内“德累斯顿附近”的新营地。德国人声称,此后四个星期,每隔一天都会有1000人被送过去。所有关于先遣队员将会得救的承诺都一文不值,因为贝恩德也收到了可怕的粉红色通知单,命令他到新的建筑指挥部去报到。当犹太长老向德国人抱怨先遣队员应有豁免权时,德国人只是回应说所有豁免权都已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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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隔离区的规定,贝恩德必须交出配给卡,他的食物供应会被取消,他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到以等待遣送。安嘉说:“他的离开毫无预兆。突然来了一道命令,所有男人都要被迁往另一处隔离区。我们想这隔离区应该类似于泰雷津,位于德国境内某个地方。情况可能会更差,但也只不过是某种隔离区而已……人们不会联想到任何灭顶之灾或者恐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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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安嘉还是再次忍住愁绪,为贝恩德收拾了几件行李,把他送上未知的旅途。男人们集中在营区的一处院子里,他们的爱人可以前来道别。安嘉拥抱和吻别贝恩德,两人约定尽快相见。贝恩德也不知道妻子已经怀孕,他走向营地边缘的站台,登上了拥挤的车厢。那是1944年9月28日,到此时他被送到泰雷津已将近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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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贝恩德的安慰,安嘉就只能独自过日子了。令人沮丧的是,她生活在充满悲伤、饥饿和恐惧的世界。由于许多囚犯已被送走,而纳粹战争机器的需求更加迫切,安嘉被调往隔离区内的一间工厂,她在那里负责切割加工过的云母片,用于制造飞机的火花塞。“他们把这些东西叫云母,一种细小的透明结晶体。我使用非常锋利的刀具把它切削成薄片。”这些云母片被视为德国空军的战略物资,搬运过程必须极为小心,包括安嘉也得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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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新工作除了极为孤独、令人痛苦,还无法为安嘉及其仅存的亲人(即那位失明的公公)获取额外的食物,她很是为获取食物而犯愁。那时,纳粹宣布需要再征召1000人,前往新建的德国劳动营工作。安嘉的朋友米茨卡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名单上还有许多来自布拉格的朋友,她们都是先遣队员。安嘉得到豁免,因为她被指派去从事军工生产。为了平息众怒,德国高级军官又宣布,任何人如果自愿跟随朋友和家人前往德累斯顿附近的新营地,都将得到准许。德国军官在营造希望,仿佛被送去从事有用的工作,就能确保人们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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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消息让安嘉心动了,她下定决心追随贝恩德。安嘉说:“我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但我的丈夫却并不知道……真是疯狂。”对也好,错也好,安嘉认为,既然她和贝恩德能够在泰雷津活下来,那么她也能够在其他地方活下来,就算那里状况更糟糕也无所谓。安嘉还不知道贝恩德身在何处、状况如何,但她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跟贝恩德在一起。安嘉认为:“至少,德国还是个文明国家,在那里总能活下去。”安嘉后来形容自愿参加遣送是“一生中最为愚蠢的决定”。安嘉与贝恩德一起熬过了三年;他们失去了儿子和绝大多数家人。她不相信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她祈求他们能够立刻团聚,然后被送往某处工作,甚至还能碰见父母和姐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熬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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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也害怕,如果再等下去,她可能会被遣送到其他地方,那就再也找不到亲人了。安嘉收拾了几件行李,这次她务实得多,不再像三年前初到泰雷津时那样,带着一盒甜甜圈,留在原地的一位朋友也过来帮她收拾。安嘉说:“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怀孕了。但当我收拾一件初次怀孕穿过的衣服时,朋友说:‘为什么要带这件衣服呢?’我没有回答。她说:‘上帝啊!你怀孕了!’她几乎晕过去。她又说:‘你疯了吗?为什么你要自愿参加遣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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