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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津集中营纪念碑，纪念骨灰被撒入河中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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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未能目睹火葬。她很少再谈及她的儿子。安嘉后来说：“这很可怕，但后面还有许多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也就忘记了……总得跨过去。”后来，安嘉问表亲，自己为何不能去哀悼达恩，表亲的解释让她释然了。安嘉补充道：“我们不能再承受忧伤，否则我们都要疯掉的。你开始胡思乱想，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何事情发生了，你必须找到出口，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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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最喜爱的生活格言出自《乱世佳人》郝思嘉的口中。这句格言是：“明天再想吧。”安嘉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咒语，以此度过集中营里的岁月。安嘉承认，所谓“郝思嘉理论”听上去“愚蠢”又“荒谬”，但安嘉也认为，这句话让她受用终身。“如果我在事情发生时暂且放下，去睡个觉，也许第二天局面就会好转。迄今为止，这方法真奏效……这符合人的天性，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总能幸存……那些自暴自弃、形销骨立的人总是死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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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已经让人们的世界支离破碎，人们的安定感也荡然无存。人们没有机会逃脱，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安嘉简单地说：“我抗争的手段就是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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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去世后，安嘉患上严重的黄疸症，几乎因此丧命。安嘉在诊所里被隔离，就连贝恩德也不能探望。有一天，贝恩德不知从何处摘来一朵花，隔着窗户拿给安嘉看。尽管安嘉很欣赏这浪漫举动，但她后来说当时太饿了，宁愿要一片面包。安嘉最终还是挺了过来，跟丈夫再次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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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那几个月，随着盟军准备攻入欧洲，第一批丹麦犹太人被送到泰雷津。丹麦政府代表和丹麦红十字会马上开始对纳粹施压，追问那500名丹麦人的下落，尤其关注纳粹集中营里集体消灭犹太人以及其他囚犯的传闻。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中，丹麦最为果敢地抗议纳粹虐待犹太人，并且设法拯救本国的犹太人，要么加以藏匿，要么加以帮助。即使对那些未能得到拯救的本国犹太人，丹麦也予以密切关注，迫使纳粹为他们提供特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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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众怒，德国人同意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在丹麦官员陪同下参观泰雷津，德国人一举将其变为希特勒的“橱窗”营地。1944年5月，为了清理泰雷津，5000名犹太人被遣送到东方，包括所有孩子和绝大多数病人，尤其是肺结核病人。最后又遣送了7500人。余下的病弱者都被藏匿起来，最糟糕的区域也被隔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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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精心计划红十字会小型代表团巡视的路线，并下令对道路沿线的建筑物进行大规模美化，街道被重新改为好听的名字，如“湖畔街”。在指挥官所谓的美化行动中，营区铺上了新草皮，种上了玫瑰花，搬来了公园长凳。每件东西都被粉刷过，包括子虚乌有的路牌“学校”或“图书馆”。鲜花种满窗槛花箱，操场、旋转木马、乐池、社区中心以及运动场也都临时搭建起来。预定参观的营房也被整饰一新，整个街区都是粉刷华丽并正在营业的商店，里面“出售”的商品都是从囚犯的行李中巧取豪夺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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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都受到死亡威胁，只能乖乖地排练做何事、去何处以及如何行事。囚犯根据指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确保仪容整洁。临时运来的新鲜蔬菜和出炉面包必须精心摆放并安排得恰到好处。红十字会的参观活动于1944年6月23日准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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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领导下的第三帝国宣传部制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参观影片，并添加了其他后期制作画面，企图向全世界播放一部题为《元首为犹太人建造城市》（The Führer Gives the Jews a City）的电影。影片经过精心剪接，配以旋律昂扬的音乐，如奥芬巴赫的《地狱舞曲》（Infernal Galop），这是最受欢迎的巴黎康康舞曲。影片还选取外表健康的年轻男女，展示他们正在隔离区外面的锻造厂、陶瓷厂或艺术工作室里劳作的形象。人们示范如何制作手袋、如何缝制衣服或如何制作木器，然后手挽手走回隔离区，去享受休闲活动，如阅读、编织、玩牌，以及参加朗诵和演讲。影片里还有如下片段：精力充沛的足球比赛，老夫老妻在公园长凳上闲话家常，阳光下肤色黝黑的孩子吃着涂满黄油的面包，尽管这些孩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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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的是，公共浴池还展示裸体男性如何往身上涂抹肥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带有围墙的花园里灌溉指挥官的菜园。安嘉和贝恩德跟许多犹太人一起坐在维也纳风格的咖啡馆里喝“咖啡”。随着电影摄像机呼呼运转，人们按照指示表演，对着镜头微笑，啜饮咖啡杯里油腻的液体，而杯子则由身穿白围裙、面带微笑的女侍应端上来。在注定成为历史经典时刻的片段中，红十字会官员也被拍进影片，他们坐在从柏林赶来的党卫队高级军官旁边，欣赏着威尔第的《安魂弥撒》，由人数大为减少的合唱团负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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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内每个人都祈求，来访者会看懂囚犯的手势，会提出尖锐的问题，会要求更改既定的路线。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此次参观成为纳粹的胜利。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莫里斯·罗塞尔（Maurice Rossel）博士在报告中评论道：“总体而言，来到此处的人都不会被送往别处。”报告实际上给纳粹提供了辩解的理由，足以反驳所有关于集体屠杀的指控，罗塞尔及其同事声称犹太区“相当好”且“很舒适”，铺满地毯和挂毯。代表团声称隔离区内衣食充足，提供邮政服务和文化设施，青年之家有着“显著的教育意义”。罗塞尔在结论中写道：“我极为意外地发现，隔离区内的市镇生活如此正常。我本来以为会更糟糕的。”罗塞尔评论道，他的报告“会让许多人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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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居民对红十字会的报告一无所知，人们还希望外部世界最终会得知他们的状况。其实无论隔离区如何被美化，代表团成员难道就看不出来，这仍然是占地1平方公里、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的监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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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后，隔离区内所有引人入胜、令人愉悦的东西都被摧毁、拆除或带走。泰雷津及其居民回归到之前的破败状态，甚至此后两周的定量配给还要削减，因为参观期间人们享受了“额外的”食物和奢侈。至于影片里那些坐在摇摆木马上面带微笑的孩子，还有那些表情夸张的孩子，在影片拍摄完毕那天，就跟其余5000人一起被送去了奥斯维辛。这5000人中包括威尔第歌剧的指挥家拉斐尔·舍希特，以及这部宣传片的犹太制作人，还有安嘉的朋友、指挥家安切尔及其家人。舍希特曾经为数以千计的人带来希望，许多人也有幸听过他的最后演出，他在辗转三座集中营后最终被杀害。安切尔活了下来，但妻子和孩子都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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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看守泰雷津的捷克警察继续偷偷传播从外面听来的消息，警察告诉兴高采烈的囚犯们，盟军已在挪威登陆，正在横扫法国。安嘉说：“消息就像风一样传播，我们当时都在想，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彼此勉励，一个月内就能回家了。”非常刻意地，安嘉和贝恩德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们真是疯了”。安嘉补充道：“第一次怀孕毫无计划，纯属意外。第二次怀孕却是计划好的，因为我们想要孩子。‘既然我们都在这里三年了……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安嘉的计划是：如果两人带着孩子返回布拉格，他们总会想到办法的；但如果两人没有孩子，他们就会等到有钱有工作的时候再要孩子，这会消耗太多时间，也许最后就不要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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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好几次遣送行动把人们送往东方，营区内的某些阁楼突然空置了，所以贝恩德就在阁楼里修建了一处秘密隔间，他称之为“干草公寓”，这是他与妻子见面的地方。这种阁楼后来在隔离区内被称为舒适小天地。后来，贝恩德还把阁楼扩大成一套单间公寓，两人都能住进去。安嘉说：“我们把它改造得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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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始终存在德国人在定期搜捕中发现两人的风险，但贝恩德和安嘉还是抓住了机会。法国包括巴黎已经全境解放，盟军正在对荷兰发动空袭。1944年的夏天既漫长又炎热，身边许多人，尤其是老人，纷纷死于感染、疾病与饥饿，而安嘉和贝恩德正在享受他们偷来的相聚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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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难以知道自己怀孕与否，因为她曾经怀孕过，再加上疾病和营养不良，这都打乱了她的月经周期。妇女们称之为“监狱综合征”，它对许多被囚禁的妇女都有影响。1944年秋天，安嘉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怀上孩子，当时盟军已经步步进逼，有些德国陆军师被迫全体投降，纳粹于是决定遣送泰雷津的绝大多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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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害怕引起反抗，或者由于处心积虑，德国人首先提出，把最有劳动能力的男子迁往德国境内“德累斯顿附近”的新营地。德国人声称，此后四个星期，每隔一天都会有1000人被送过去。所有关于先遣队员将会得救的承诺都一文不值，因为贝恩德也收到了可怕的粉红色通知单，命令他到新的建筑指挥部去报到。当犹太长老向德国人抱怨先遣队员应有豁免权时，德国人只是回应说所有豁免权都已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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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隔离区的规定，贝恩德必须交出配给卡，他的食物供应会被取消，他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到以等待遣送。安嘉说：“他的离开毫无预兆。突然来了一道命令，所有男人都要被迁往另一处隔离区。我们想这隔离区应该类似于泰雷津，位于德国境内某个地方。情况可能会更差，但也只不过是某种隔离区而已……人们不会联想到任何灭顶之灾或者恐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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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安嘉还是再次忍住愁绪，为贝恩德收拾了几件行李，把他送上未知的旅途。男人们集中在营区的一处院子里，他们的爱人可以前来道别。安嘉拥抱和吻别贝恩德，两人约定尽快相见。贝恩德也不知道妻子已经怀孕，他走向营地边缘的站台，登上了拥挤的车厢。那是1944年9月28日，到此时他被送到泰雷津已将近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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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贝恩德的安慰，安嘉就只能独自过日子了。令人沮丧的是，她生活在充满悲伤、饥饿和恐惧的世界。由于许多囚犯已被送走，而纳粹战争机器的需求更加迫切，安嘉被调往隔离区内的一间工厂，她在那里负责切割加工过的云母片，用于制造飞机的火花塞。“他们把这些东西叫云母，一种细小的透明结晶体。我使用非常锋利的刀具把它切削成薄片。”这些云母片被视为德国空军的战略物资，搬运过程必须极为小心，包括安嘉也得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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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新工作除了极为孤独、令人痛苦，还无法为安嘉及其仅存的亲人（即那位失明的公公）获取额外的食物，她很是为获取食物而犯愁。那时，纳粹宣布需要再征召1000人，前往新建的德国劳动营工作。安嘉的朋友米茨卡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名单上还有许多来自布拉格的朋友，她们都是先遣队员。安嘉得到豁免，因为她被指派去从事军工生产。为了平息众怒，德国高级军官又宣布，任何人如果自愿跟随朋友和家人前往德累斯顿附近的新营地，都将得到准许。德国军官在营造希望，仿佛被送去从事有用的工作，就能确保人们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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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消息让安嘉心动了，她下定决心追随贝恩德。安嘉说：“我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但我的丈夫却并不知道……真是疯狂。”对也好，错也好，安嘉认为，既然她和贝恩德能够在泰雷津活下来，那么她也能够在其他地方活下来，就算那里状况更糟糕也无所谓。安嘉还不知道贝恩德身在何处、状况如何，但她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跟贝恩德在一起。安嘉认为：“至少，德国还是个文明国家，在那里总能活下去。”安嘉后来形容自愿参加遣送是“一生中最为愚蠢的决定”。安嘉与贝恩德一起熬过了三年；他们失去了儿子和绝大多数家人。她不相信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她祈求他们能够立刻团聚，然后被送往某处工作，甚至还能碰见父母和姐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熬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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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也害怕，如果再等下去，她可能会被遣送到其他地方，那就再也找不到亲人了。安嘉收拾了几件行李，这次她务实得多，不再像三年前初到泰雷津时那样，带着一盒甜甜圈，留在原地的一位朋友也过来帮她收拾。安嘉说：“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怀孕了。但当我收拾一件初次怀孕穿过的衣服时，朋友说：‘为什么要带这件衣服呢？’我没有回答。她说：‘上帝啊！你怀孕了！’她几乎晕过去。她又说：‘你疯了吗？为什么你要自愿参加遣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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