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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强颜欢笑，与亲人挥手道别，目送人群走向站台，数千人的脚步扬起漫天灰尘。安嘉祈求自己能与亲人尽快重逢，祈求亲人离开她后还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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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个月，安嘉的腹部开始隆起，她因为即将成为母亲而感到兴奋，尽管她已消瘦了许多，而且食物当中又没有多少营养。安嘉说：“我们为了即将降生的孩子而欣喜若狂。我记得怀孕四个半月的时候，胎儿就开始动了。我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然后感觉到胎儿在动，我跑进大办公室，告诉我的上司：‘它开始动了！’我那时候得意忘形。这是何等奇迹啊！”但安嘉的欢喜很快就变成恐惧，尤其是再也没有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传来，而向东方的遣送行动却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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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任的党卫队营区指挥官、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安东·布格尔（Anton Burger）发现有些囚犯怀孕时，他下令怀孕者必须主动报告情况。身为犹太人竟然胆敢怀孕，这被视为对第三帝国的犯罪。布格尔下令，所有小于七个月的胎儿都必须人工流产。他还发出威胁，要惩罚那些隐瞒怀孕情况的母亲，同时还要株连那些母亲所在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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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和贝恩德肯定选择隐瞒，直到再也隐瞒不下去了。然后，两人被传唤到指挥部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另外四对夫妇。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从命。在那里，大发雷霆的纳粹党徒拿着手枪对着他们指指划划，每对夫妇都被迫签署文件，同意交出新生儿并进行“安乐死”。尽管安嘉掌握多国语言，但她还是看不懂文件上写着什么，不得不询问别人。当别人告诉安嘉，孩子出生后将被弄死，她几乎当场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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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象过，我将被迫在交出并杀死（我的孩子）的文件上签字。从未有人听说过这种事情……你怎么能签下这种东西呢？但我们签了。他们说：‘快签！’我们就签了……党卫队员就拿着左轮手枪站在你身后……你当然得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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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安嘉怀孕六个月，德国人进行了人口普查，以确保补给物品数量与剩余囚犯数量相符。结果整个隔离区都被清空了。贝恩德因为发烧正躺在诊所，因此被留下了，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其他病人和一些孩子。安嘉也被赶出隔离区，贝恩德并未同行，同行的是安嘉的父母，以及其他3.6万名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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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害怕最坏的情况即将到来，他们在全副武装的守卫看管下在雪地里艰难跋涉，最终来到一片开阔的牧场，即博胡绍维奇卡盆地。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人们被反复点验，恐怕多半是要被射杀了。人们不得坐下或稍作休息，所以人们只能在站立的地方便溺。严寒和雨雪让身体虚弱者难以承受，许多人倒地之后就再也未能醒来。当人们最终可以跑回营房的时候，安嘉如释重负，因为她发现诊所里的所有人，包括她丈夫，都尚未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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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到了12月，安嘉的老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收到前往东方的通知。安嘉那位曾经信心十足的父亲，那位在特雷贝克绍夫采广受尊敬的企业家，那位曾经开设了经营有方的皮革厂并且很好地养活了家人的成功人士，此时形容枯槁到“如同可怜的乞丐”，并且正遭受病痛的折磨。一名党卫队军官打伤了父亲的脸，打碎了父亲仅有的一副眼镜，所以父亲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安嘉说：“这让我最为伤心。他……变成一个身材矮小的犹太老头子，只能依靠我的母亲……此情此景真是让人伤心欲绝，因为父亲……如果没有母亲搀扶就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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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饥肠辘辘、病体怏怏，但安嘉的父母从未抱怨，从未让她感到“揪心”，他们直到最后的日子都还保持着乐观。“父母离开的时候，我非常失落。我对父母说再见，但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道别非常简短，‘再见，回头见’。父母知道我已怀孕，他们对此泰然自若。他们有太多事情需要面对，我们都认为总能应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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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也曾目送母亲塞尔玛以及其他亲人远去。他相信自己那失明的父亲路易斯终将得救，因为父亲得过铁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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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2日，当安嘉的儿子在泰雷津提前几周降生时，安嘉的父母和姐姐都不在身边，当时距离盟军轰炸柏林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那时候，隔离区还有一间继续运作的医院，里面有现代化的、配备了消毒器械的手术室，并有数百名拥有执业资格的囚犯医生。安嘉还可以选择妇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尽管如此，分娩的痛苦必须由她自己来承受。安嘉说：“真的好痛。我想这真是太可怕了，就算你给我发奖金，我也不再生孩子了。”但她还是补充道：“我这小宝贝真是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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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过后，安嘉把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放进摇篮之中，她与其他母亲和婴儿都躺在育婴室里，但孩子随时可能会被抢走。安嘉说：“他是个健康的孩子，我也有充足的乳汁喂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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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安嘉和贝恩德给孩子取名吉里（Jiri，即乔治），这让安嘉的公公非常高兴，因为公公有个兄弟也叫乔治。但是，德国人不允许犹太人取非犹太名字，所以两人只好给孩子重新取名为达恩，“不是丹尼尔，而是达恩”。还没有人来把孩子送去安乐死，两人也不知道为何会被赦免。他们只是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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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争结束后，在另一位泰雷津囚犯贡达·雷德利赫（Gonda Redlich）的私藏日记中，人们才解开了这个谜团。雷德利赫的妻子叫格尔塔（Gerta），安嘉曾与她相识，当时也是位怀孕的母亲。1943年11月，格尔塔与丈夫也被迫同意“杀死孩子”。雷德利赫在当天的日记里心酸地写道：“我签了一份保证书，我要杀死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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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初，在儿子出生后（这孩子也叫达恩），雷德利赫对儿子写道：“犹太人被禁止出生，犹太妇女也被禁止生育。我们被迫隐瞒你母亲怀孕的情况。就连犹太人也要求我们杀死你，而你明明是我们的骨肉，因为敌人发出威胁，要为隔离区内犹太孩子的降生而集体惩罚整个社区。”雷德利赫说，孩子得以保全，简直就是个“奇迹”，当时一名德国军官的妻子因为早产而诞下死胎。雷德利赫写道：“当你和其他孩子降生的时候，为何他们取消了禁止生育的命令呢？因为犹太医生救活了那名产妇。敌人考虑到那位丧子母亲的感受，才允许你的母亲和其他母亲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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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全心全意地养育孩子。她用撕开的碎布作为尿布，也有足够的乳汁去喂养孩子。她也把“好运气”带给其他怀孕的母亲，她们也在隔离区生下了孩子，有一位母亲还生下了双胞胎，不过有三个孩子后来夭折了，还有一位母亲后来死于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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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孩子满月的时候，尽管他已逃过死刑，但他还是渐趋衰弱。安嘉说：“他看上去跟其他同时出生的孩子不太一样。”几个星期后，安嘉这个弱小的长子就患上了肺炎。他死于1944年4月10日，那是个星期四。安嘉说：“我这小宝贝不是被杀死的。他只是不够强壮而已。我的小宝贝就躺在我的怀里。他是自然离去的……我从未想过他会离我而去，但他真的走了，我感到非常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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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达·雷德利赫写道：“在那些德国人允许出生的孩子当中，有个孩子走了。想想身为人母的悲痛吧，她奇迹般地得到一个孩子，但又失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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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出席了儿子的简短葬礼，然后儿子的骨灰就被装进纸皮匣子。这个匣子与其他数千个匣子都放在隔离区的骨灰匣安放处，直到1944年11月，绝大多数骨灰都被倒进湍急的奥赫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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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津集中营纪念碑，纪念骨灰被撒入河中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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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未能目睹火葬。她很少再谈及她的儿子。安嘉后来说：“这很可怕，但后面还有许多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也就忘记了……总得跨过去。”后来，安嘉问表亲，自己为何不能去哀悼达恩，表亲的解释让她释然了。安嘉补充道：“我们不能再承受忧伤，否则我们都要疯掉的。你开始胡思乱想，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何事情发生了，你必须找到出口，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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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最喜爱的生活格言出自《乱世佳人》郝思嘉的口中。这句格言是：“明天再想吧。”安嘉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咒语，以此度过集中营里的岁月。安嘉承认，所谓“郝思嘉理论”听上去“愚蠢”又“荒谬”，但安嘉也认为，这句话让她受用终身。“如果我在事情发生时暂且放下，去睡个觉，也许第二天局面就会好转。迄今为止，这方法真奏效……这符合人的天性，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总能幸存……那些自暴自弃、形销骨立的人总是死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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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已经让人们的世界支离破碎，人们的安定感也荡然无存。人们没有机会逃脱，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安嘉简单地说：“我抗争的手段就是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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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去世后，安嘉患上严重的黄疸症，几乎因此丧命。安嘉在诊所里被隔离，就连贝恩德也不能探望。有一天，贝恩德不知从何处摘来一朵花，隔着窗户拿给安嘉看。尽管安嘉很欣赏这浪漫举动，但她后来说当时太饿了，宁愿要一片面包。安嘉最终还是挺了过来，跟丈夫再次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