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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几周之前还与佩莉斯嘉共度30岁生日，现在看上去足足老了两倍。然而，当他看见“佩莉”，他还是欣喜若狂，他告诉佩莉斯嘉，他拼命祈祷，祈求佩莉斯嘉和两人的孩子能够活下来。他哭诉道：“正是这希望让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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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告诉蒂博尔：“不要担心。我会回来的。我们能够做到的！”直到两人被迫分开，被拖回各自的区域，被擦碰得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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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奇迹般地看见蒂博尔，知道丈夫还活着，这都给了佩莉斯嘉极大的鼓舞。再次见到蒂博尔，这个念头给了佩莉斯嘉极大的慰藉。蒂博尔鼓励的话语萦绕在佩莉斯嘉耳边，当晚她睡在埃迪塔与另一位妇女中间，她开始感觉到拯救孩子的强烈信心，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汉卡或米什科应该出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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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佩莉斯嘉与蒂博尔被运走前夕，她们通过朋友的无线电台秘密收听到的新闻简报得知，战局已转而对德国人不利。法国已重获自由，美苏两国的盟军已接近会师。再过几个星期，她们就会获得解放，然后，佩莉斯嘉、蒂博尔还有两人尚未出生的儿子或女儿，就能回到家园，重拾他们被粗暴打断的生活。佩莉斯嘉把手掌平放在肚皮上，默默计算孩子降生的日期。佩莉斯嘉说：“我是在1944年7月13日怀孕的，所以我确切地知道，九个月何时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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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预产期是1945年4月12日。佩莉斯嘉把这个日期谨记于心，她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个婴儿，她会活下去，至少活到儿子或女儿降临人世。由于在战争头五年，她在布拉迪斯拉发基本上未受伤害，她现在还算健康，也还算健壮。她的丈夫还活着，她的丈夫深爱着她，还怀有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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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曾经答应丈夫，他们能够做到，所以他们一定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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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佩莉斯嘉日思夜想的美梦，直到1944年10月10日，一个晦暗不明的清晨，她终于梦碎。大约在她抵达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两周后，她与其他女囚犯再次被包围起来，三三两两地从门格勒医生面前走过，医生掌握着她们的生杀大权。医生面带笑容，擦得光亮的军靴上带着马刺，医生随意挥挥马鞭，就选出了最为健康的女囚犯去服苦役。与那些在隔离区或集中营里监禁数年的妇女相比，佩莉斯嘉依然双眼明亮、体态丰盈。她很快就被选中了。她甚至还没有明白过来，门格勒挥一挥手，她就被推向一边，与其他妇女一起被推向劳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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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得一口面包以及一满勺汤以后，妇女们出人意料地再次被送上附近重载列车的货运车厢，列车已经在轨道上静静地恭候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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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佩莉斯嘉默默饮泣，默念丈夫的名字时，车厢门狠狠地关上，也把佩莉斯嘉再见到蒂博尔的美梦重重击碎。随着蒸汽机发出嘶嘶尖啸，巨大的黑色火车头把她拖离奥斯维辛的地狱之火，带她驶向新的、未知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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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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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杀人机器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运转着。与其他妇女一样，拉海尔及其姐妹们也被运送到奥斯维辛的铁路线尽头，那是1944年夏末秋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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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尖锐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来自罗兹的火车在比克瑙的专用站台上戛然停下，车厢门被猛然拉开，阳光刺得她们的眼睛一片昏眩。由于在车厢里无法活动手脚，她们此时四肢僵硬，是被别人拽下车厢的。她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那是拥挤不堪的人群，人们高声尖叫、低声哭泣。在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她们就被驱赶到一旁，被推挤到所谓的“浴室”里，在那里被迫脱光衣服。在皮鞭的抽打与别人的谩骂中，她们被迫把旧日生活的痕迹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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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他们剃光我们的头发，用消毒剂把我们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就从大房子的另一面走出去。他们在周围踱步，打量着妇女们——他们是怎么看的呢——他们把年轻又健康的妇女选出来。在那里，没有孩子和母亲的差别。他们只要能够干活的健康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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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站在那里，伸出双手，挂在耳垂上的耳环被扯下来，戴在手指上的戒指则在双手涂上油脂后被摘了下来。囚犯头目嘲笑道：“你们要去的地方，手表是用不着的。”于是，就连手表也被没收了。然后，妇女们的耳朵、嘴巴、私处都被打开检查，然后再被剃去毛发。全身赤裸、毛发剃光、极度屈辱，这些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年轻妇女正在接受评估，看她们是否适合劳作至死。她们的年龄、身高、体形都很近似，没有明显的残缺或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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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们是害怕的小绵羊。在被党卫队女看守剃去毛发后，我甚至认不出我的亲姐妹。我告诉她，我们看上去都不成人形了……我当时戴着一条小项链，那是我的朋友为我制作的，我真愚蠢，甚至没想过把它藏起来，于是一名看守就从我的脖子上把项链抢去。他们甚至不跟我们说话。一切都是残忍冷酷的。然后，我们就被领到外面去游街，就是为了看我们羞耻难当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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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排着队等待筛选，她看见之前在站台上见过的那名外表俊朗的党卫队医生正在逐个挤压妇女们的乳房。任何明显有怀孕迹象的妇女，都会被拖出队列。拉海尔估计自己可能怀上了丈夫莫尼克的孩子，但她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拉海尔凭本能就能感觉到，承认自己怀孕将会是个致命错误。她因为寒冷和害怕而浑身颤抖，这位眉清目秀的妻子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孩子，但她肯定为否认腹中孩子的存在而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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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从拉海尔面前走过，但并没有盘问她，她这时候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甚至没有把握住机会，告诉丈夫或亲爱的母亲法伊加自己怀孕的消息。事到如今，她也不敢告诉姐妹们，害怕她们担忧。在这一行又一行瑟瑟发抖的人体模型中，萨拉、芭拉、伊斯特正在排队接受相同的医学筛选检查，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妇女会被揪出来，走向另一边。尽管在罗兹隔离区生活了好几年，但得益于年轻，她们看上去还是比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妇女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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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高采烈的门格勒医生在她们的耳朵上打记号，四姐妹都被指派到即将运往奴工营的人群中。在鞭子的驱赶下，她们匆匆回到屋子里，别人从一大堆衣服中向她们抛来几件款式奇怪而且尺码不合的衣服。这一大堆衣服明显是上一列火车的人们脱下来的，就像刚刚脱下来似的。她们跟其他走出浴室的人一样，别人随手抛来的衣服都是既不称身又不合体的。这些触手可及的遗留衣物包括少女裙、工人裤、带羽毛的帽子，甚至婴儿的衣服。有些囚犯分到露背酒会礼服和大码男装靴子。有些囚犯分到睡衣或汗衫。少数幸运儿分到内衣裤，或者可以当作内衣裤穿着的衣物，但多数人都没有内衣可穿，这种经历对她们来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她们肮脏的双脚，要么穿着尺码偏大的鞋子，要么套着黑色的“荷兰”木鞋，要么硬塞进高跟鞋，并很快就被高跟鞋折磨得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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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我非常幸运。他们扔给我一件大码黑色衣服，我肯定这是残疾人穿过的。这件衣服上面有可拆卸的裙腰，大得就像顶帐篷。我当即意识到这件衣服能够把我怀孕的肚子隐藏起来。没有人会知道这件衣服下面藏着什么。然后，他们扔给我一双不合脚的鞋子，但我还是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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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姐妹们设法紧靠在一起。这时候，她们被赶出屋子，被连捎带打地赶进队伍里。她们每五个人肩并肩站在点名区里，等待另一场噩梦的到来，她们呆若木鸡地站着，穿着滑稽的衣服，看上去就像牲畜等待点验，要么移到其他的营房，要么移到更糟的地方。随着波兰的冷风开始劲吹——预示着欧洲历史上又一个最难熬的严冬即将开始——妇女们正纳闷，她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她们是否能够逃脱炼狱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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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对于妇女们来说，这种折磨为时短暂。德国人知道自己正输掉这场战争，由于绝大多数男人已被征召入伍，军事和工业部门劳动力不足已成为主要问题。在隔离区内，纳粹也意识到，最健康的囚犯，就算是犹太人，在被杀害前仍然有其经济价值。那些由妇女运作的工厂，正是德国继续空袭盟国的关键要素，而德国对盟国的空袭曾经相当成功。先进技术的运用，使得交战双方的空中力量都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但德国空军曾经占据西欧地区制空权，凭借的就是梅塞施密特、容克、亨克尔、斯图卡以及福克-伍尔夫（Focke-Wulf）这样的先进飞机。希特勒把他麾下的轰炸机群视为“飞行炮兵”，能够支持他的地面部队，但随着盟军在不列颠空战中赢得制空权，德国空军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性失败。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惨败期间，纳粹损失了900架飞机，这些飞机都亟须补充，而且必须尽快补充。任何肢体健全、能够劳作的人都是有用的，而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就只能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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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年底的比克瑙，随着天色已晚、气温骤降，这些不知命运如何，更加不知所措的妇女正口干舌燥地焦灼等待。在远处，她们能够听到狗吠声、惨叫声以及零星的机关枪开火声。这让她们满腹怀疑与恐惧，但她们只能站在原地，牢头和党卫队女看守则殴打或掌掴那些站立不稳、想要讨水喝或想要上厕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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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们总算可以坐在冰冷的泥地上，每人分得一小份清汤寡水的食物。显而易见，她们共用的那些碗也能当成水杯来用。那些装进碗里的肮脏咸水既难闻又难吃，但妇女们还是捏着鼻子硬灌下去以缓解口渴。拉海尔说：“我们有些汤，却没有勺子，我们只好用手吃。”她的内心羞愤难当，但她的身体却饥饿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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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她们就在黑暗中坐在地上，看着集中营烟囱里冒出直冲天际的深红色烟雾，她们屏住呼吸，尽量不去吸入那带着烤肉味道的烟雾，这些烟雾会在她们的喉咙里留下腐蚀性的气味。一个接一个地，那些老囚犯走近她们，以虐待狂似的语气低声说：“看见那些烟囱了吗？他们就在这里，把人毒死，把人烧掉。如果你的母亲去了左边的队伍，那么她现在就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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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她们备受折磨的心灵拒绝相信这坏消息。老囚犯们所说的话似乎太过邪恶，让人难以置信。但渐渐地，她们又将信将疑，看着这些形容枯槁、眼神迷离、步履维艰的行尸走肉，你会觉得老囚犯们所说的都是事实。当她们意识到几乎所有亲人都已走向那鬼影森森的房子，被毒死，被焚烧，那辛辣的浓烟就足以让她们窒息。拉海尔原本已经麻木了，但她突然想到，如果纳粹能够对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下此毒手，那么他们到底会如何处置新生婴儿呢？莫名的恐惧刺向她的子宫，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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