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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们被勒令返回队伍时，米茨卡，只不过与朋友分开了几分钟，就像发疯似地喊道：“安嘉！安嘉，你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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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回答道：“如果你是米茨卡，我就站在你身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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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回忆道：“我们当时赤身裸体地到处奔跑，男人们看着我们，别提有多尴尬了。我们当时很害怕，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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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被驱赶到风雨交加的户外，接受另一次点名，以及另一次“门格勒测试”。安嘉再次接受点名，她遮住自己的乳房，希望能够保持尊严。当她看见每个人都在接受搜查，被迫交出最后一点财物时，她摘下戒指，任由它们滑过自己的指尖。泪水刺痛了她的双眼，她用赤裸的双脚把戒指深深踩入松软的泥土里。“我摘下我的两枚戒指，把它们扔进泥泞里，我对自己说：‘任何德国人都得不到它们。’这让我伤心欲绝，但这是我的选择，而不是他们的……或许会有别人捡到它们，但那是我当时最珍贵的东西。”安嘉知道，她永远失去了贝恩德给她的定情信物，但这就像一次重要的反抗行动。这是她注定要走下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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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操场上步履蹒跚地走着，她们被告知要进行一次淋浴，她们对此很高兴，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去淋浴”可能代表着另一种含义。还好这次不是毒气，但喷溅出来的水是冰冷的、断续的、肮脏的，而且也没有肥皂可以洗去身上的污垢。她们还没擦干身子，别人就向她们扔来样式古怪、形状各异的粗布衣服，这很快就让她们皮肤过敏。“我们拿到些肮脏的破布，有些人比较幸运，还能拿到鞋穿，否则就连鞋都没有。我拿到了一双木鞋。”然后，她们被驱赶到由几排临时营房组成的营区。当她们跑进营区的时候，她们的鼻孔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古怪气味，这气味挥之不去，明显来自那些喷涌着烟雾的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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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妇女转过脸来问安嘉：“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烤肉呢？”安嘉看着那古怪的黑色烟雾，但她无法回答。“那时候，我们如此害怕和困惑，一切就像可怕的噩梦，不幸的是，这噩梦竟然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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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营区就像个巨大的鸡笼，地面很脏，没有窗户，只有在屋顶上开了几个小口。里面是木制的架子床，每张床都有三层床铺，没有床垫，没有被子。房屋里面已经太过拥挤。里面肯定住了超过1000名妇女，每张架子床最多时睡了12个人。新来者会听到人们的呻吟，还有那闷热、让人反胃的汗臭味。妇女们不知道可以坐在哪儿或睡在哪儿，她们完全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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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一位朋友与家人一起从泰雷津被运送过来，她绝望地环顾四周，想要寻找熟悉的面孔，但一无所获。最后，她问另一位妇女：“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我的父母？”其他囚犯发出歇斯底里的哄笑，安嘉认为她们肯定已经疯掉了。这就是她们要来的地方，一座疯人院吗？在这绝望的深渊里，她们也会疯掉吗？一名老妇人吼叫着说：“你会看到的，这就是你会看到的！”另一名疯疯癫癫的妇女讪笑着说：“你这笨牛！他们现在已经在烟囱里了。我们全都会化作那股浓烟，然后你就会看见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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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确信，那些妇女确实是疯掉了。“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她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就在那时，我明白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正在烟囱里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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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泰雷津的妇女想方设法挤进床铺，尽量紧靠在一起。安嘉和米茨卡在两具发出恶臭的躯体之间勉强挤出一片地方，仅足以睡下一名小孩的地方。当她们躺在坚硬的床板上，她们开始回想起来时路上所经历的一切，她们现在觉得，隔离区里的生活简直够得上奢侈了。有人开始哭泣，但绝大多数人默然无声，她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或者已被在营区内巡逻的监狱看守吓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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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头跟我们一样都是囚犯，只是她们在监狱里的时间更长些，得到了这份比较好的差事。有些牢头还好，但有些牢头比德国人还坏。她们东一句西一句。我们把她们所说的话拼凑起来，突然之间就明白了一切。那些被指派到另一个队伍的人，会在抵达车站几分钟后被处决。我的父母、姐妹、彼得，以及比我们先来的人都进了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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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嘉试图接受现实时，一位与她们同行的、名叫汉内洛蕾（Hannelore）的妇女唱起了德国流行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汉内洛蕾是一位专业歌手，她当天晚上唱歌，尝试让大家振作精神。然而，安嘉说这的确非常不合时宜，妇女们疯狂地叫她闭嘴。安嘉说：“就像是世界末日，你仿佛听着挽歌走进毒气室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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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抵达几个小时后，牢头送来一些油腻腻的水，这就是所谓的汤，用长柄勺子从肮脏的金属罐里舀出来。她们用没洗过的盘子来盛汤，四个人共用一个盘子，还没有勺子。“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知所措，如此害怕，如此疯狂，没有人觉得饥饿，至少在那时没有。”新来者还不明白，她们得到的食物将会少到何等地步，她们就这样错过了连日来仅有的一顿饭。波兰妇女们冲上前去，如饥似渴地抢夺自己应得的份额，她们把碗舔了个底朝天，就像动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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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Lisa Miková）是与安嘉同车抵达的捷克囚犯，她解释道：“波兰妇女们简直不敢相信，她们说：‘你们不吃吗？’我们告诉她们：‘不，太恶心了，碗还没洗呢。’她们哈哈大笑，然后又问：‘我们能吃你们那份吗？’我们看见她们的样子有多饥饿，还看见她们在舔那些味道难闻的盘子。第二天，同样的汤又来了，我们再次犹豫了。波兰人告诉我们：‘我们过去也用刀叉、勺子来吃饭，那是正常的。但这地方就不正常。如果你不吃，你就会失去体重，你就会失去用处，你就会死。’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吃了，就算再恶心我们也得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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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个晚上，她们很难睡着，就算睡过去了，也会因为清晨点名而被粗暴地叫醒，她们被看守抄着棍棒赶出营房。然后，她们乖乖脱去衣服，排成行列，在寒冷和黑暗中站立好几个小时，被反复检查，这毫无理由，纯粹就是为了折磨她们。有些看守殴打她们，还骂骂咧咧地喊着：“肮脏的犹太猪！”有些看守朝她们扇耳光、吐口水。许多人被拽出队列，然后被押走。“在到达点名区之前，你不得不踩过大片烂泥地，你头顶上则是高耸入云、喷着火焰的烟囱。那是真正的地狱……渐渐地，我们开始明白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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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嘉等待生死判决时，她得庆幸她有鞋穿，尽管这双鞋并不合脚，穿得她双脚疼痛。那些没有鞋穿的人冷得瑟瑟发抖，只能听天由命。如果没有鞋子保护双脚，以免受到阴冷潮湿的厚厚泥泞的致命伤害，谁都无法存活下来。安嘉自己都几乎冻僵了，她暗暗发誓，无论何时何地，都得穿着那双木鞋。她也学会了其他生存诀窍，主要是自我隐藏的办法，低下头颅，混迹人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囚犯中明显分为东西两个派系，以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为一方，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为另一方。鞋子、食物、衣服经常在人们睡觉期间被偷取。一旦双方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双方就会爆发斗殴，而卷入斗殴则容易被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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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你越是融入营区，就越是懂得如何应对、如何生存。每个人都知道，尽量不要冒犯德国人……要像蚂蚁那样爬到角落里去，这倒没什么。总之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安嘉能够听懂德语命令，因此比那些不懂德语的狱友更能应付自如，这对安嘉帮助很大，而且她有敏锐的直觉，懂得远离那些奸诈的、危险的人。更为明智的是，安嘉从不去考虑下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她只要专注地熬过这个小时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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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恐惧令人无法忍受，但你必须勇敢面对。我再次回想起郝思嘉在《乱世佳人》里面所说的话：‘明天再想吧。’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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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把接下来的十天称为“人间地狱”，她每天都能闻到死亡气息。在那里，时间概念不复存在，她仿佛过了一百年。她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熬过去，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安嘉说：“你总是会感到害怕，每天害怕二十四个小时。”那里几乎没有食物可以充饥，只有发霉的干面包，早上是寡淡的咖啡，晚上是寡淡的盐水，甚至连草叶都没得吃。在奥斯维辛，且不说数千人死于饥饿或疾病。人们得到的食物还会引起胃痛和腹泻，而且在人们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无法在内急时直接上厕所。安嘉说，实际上每个人都得过痢疾。“我留给你自己去想象那情景和气味……你满身污秽，但无法清洗。我总算艰难地熬过来了。正是怀孕给了我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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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很少时间上公厕，在此期间还遭到党卫队军官用长棍或草叉棒打或猛戳，党卫队军官喊着：“赶紧！赶紧！”安嘉说，她永远忘不了纳粹这种羞辱人的“运动”，在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公厕里，纳粹在妇女们排泄时从后面捅她们的屁股。“他们就是为了从中取乐，让你不得安宁……他们说，就是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景下戏弄犹太人……这实在是太下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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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铃声响起，那就是点名时间，清晨和黄昏各一次，在人们当中进行又一轮筛选。在错综复杂的死亡算术中，有太多数字需要被清点入册，这种裸体点名经常持续三个小时以上。妇女们在叼着卷烟的所谓医护人员面前走过，她们羞愧难当。“这太可怕了，无论穿不穿衣服都同样可怕……我们又饿又怕，还要被指派到左边或右边，我们那时候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清晨4点整……你站在风里雨里……你总是会很害怕，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如果他们知道我怀孕了，那么我的结局就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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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至少经历过十二次这种形式的筛选。“我不认为他们把我们当人看。唯一的筛选标准是：‘她是否可以干活？’”安嘉在心里反复问自己：“我能做到吗？这次我能混过去吗？”安嘉补充说：“你心中只会剩下我、我、我……在生与死之间，你会选择生……你对生与死无能为力，但你知道，你要选择生，且不论其他人都已放弃。这与其他人无关，但你要选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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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名单上出现空缺——要么病了，要么死了——囚犯们就要被迫站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极度疲劳而摇摇欲坠，直到凑够人数为止。尽管筋疲力尽，尽管每天只能摄入几百卡热量的食物，因而极度虚弱，但在每天两次的冗长点名中，怀孕的、赤裸的安嘉只能像其他人那样，强撑身体而不能晕倒。“如果有人晕倒或者生病，她们就会直接被送去毒气室。我头很晕，因为我怀孕了，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又冷又饿，但我的朋友挽起我、扶起我、撑起我，我就这样得救了……大家都对我很好……因为在奥斯维辛，你绝对不能生病，你要么去医院，在医院里被枪杀，要么走进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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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她活下来了，又活过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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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佩莉斯嘉渴望与蒂博尔重逢那样，安嘉也渴望回到贝恩德的怀抱。希望是她仅存的东西。希望明天会更好；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不要流产；希望自己活着走出去。贝恩德比安嘉早一个星期来到奥斯维辛，他是否也熬过了最难熬的过渡期呢？他是否住在营区另一面的某个铺位上呢？他是否内心同样骚动，就像安嘉担心他那样担心着安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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