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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佩莉斯嘉那样，安嘉也很快了解到，女人和男人是分开关押的，两者相距甚远，中间隔着三米高的水泥墙，还有好几公里的缠绕铁丝网。安嘉也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包括父母和祖父母、叔叔和姑妈全都音讯全无。就算毒气室和烟囱是真的，像她那样比较年轻和健康的家人是否能够得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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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姐妹热德娜从比克瑙灭绝营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中提到“要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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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并不知道，自己只是少数。在被运到奥斯维辛的大约130万人当中，有110万人将会死去，其中就包括她的绝大多数家人。安嘉后来发现，有些家庭成员受到哄骗，以为自己能够入住家庭营。所谓的家庭营，是党卫队于1943年夏天在比克瑙设立的，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在获准参观泰雷津后，又要求正式检查奥斯维辛。作为纳粹全球宣传攻势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所有从泰雷津来到奥斯维辛的新来者都被安置在家庭营，在那里，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行李、头发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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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捷克的新囚犯由此被迫向在家和在泰雷津的亲戚写明信片，以平息人们在失去离家亲人音讯后与日俱增的恐慌。1943年10月，在布拉格施尼尔绍娃大街，安嘉的表姐妹奥尔加收到其中一张明信片，这是安嘉的姐姐热德娜写的。她用德语写道：亲爱的，我与丈夫、姐妹、外甥在这儿。我们都还好，也都很健康……致以问候和亲吻，你的热德娜·伊西多尔。热德娜冒着生命危险，在地址栏第一行，用希伯来语单词“面包”（Lechem）代替了“奥尔加”（Olga），希望她的表姐妹能够意识到他们正在挨饿。奥尔加读懂了，很快就寄去一个食品邮包，但热德娜及其家人是不太可能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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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年，国际红十字会的罗塞尔博士的确曾突然造访奥斯维辛，但他并未看见任何营房或医务室。相反，他与一名党卫队年轻军官大谈冬季运动，答应在他离开之前提供药物和烟草。由于罗塞尔的组织并未如预期那样继续提出实地视察的要求，党卫队便清理了家庭营。安嘉那轻信别人的来自泰雷津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孩子们，此前一直在所谓的“惊涛骇浪中的避风港”里接受庇护，此时再次流离失所。3月8日夜间，营区内发生了针对捷克公民的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在将近5000名捷克犹太人当中，大约3700人命丧毒气室，其中就包括安嘉的绝大多数亲人。在步向死亡的路上，许多人听到有人在唱捷克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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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克瑙停留一个多星期以后，安嘉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她再也没有勇气考虑亲人的命运；她甚至不再考虑腹中孩子的命运，孩子的存在只会把她置于极度危险中。她唯一能够思考的是如何通过下一次筛选，她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避免吸入白色的骨灰，那些骨灰正在集中营里四处飘散。1944年10月10日早晨，安嘉无意中听到门格勒医生告诉下属：“这次，货色很好。”门格勒继续做出个人选择，围着妇女们前后打量。又一次，安嘉怀孕的事实未被发现，她活下来了。“我们就像牲畜，正要被送去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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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早晨，安嘉仍然赤身裸体，拿着衣服，她与一群妇女并未回到她们那肮脏的营房，而是走向一栋巨大、低矮、阴森的建筑物。任何因为恐惧而脚步迟缓的妇女都会遭到牢头如雨点般的敲打。安嘉心里想：“这就是吗？这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毒气室吗？我本来以为我要被选去工作的。”尽管她也知道，所谓工作，只不过意味着劳作至死，而非立即被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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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栋陌生的建筑物里，她们被勒令接受淋浴。她们做着祈祷、带着希望，走进淋浴室，她们都感到茫然无助。她们简直不敢相信，从淋浴头里喷涌而出的是冰冷的水，而不是毒气。有人喊道：“这是水！我还活着！”她们总算比前几天干净了些，她们又拿到几件二手衣服，还拿到一点儿面包和香肠，然后以疲于奔命的步速被推上铁路站台。她们被装进货运车厢，大约每500人锁在一节车厢里，火车拉着她们远离奥斯维辛的火焰，以及那夹杂着硫黄味、酸臭味、腐烂味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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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车厢裂缝，安嘉窥见那些致命的橙红色火焰，她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去何处，但在这几个星期以来，她第一次能够大胆呼吸了。“我们被送走了，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比这里更糟糕了……那种活着离开奥斯维辛的感觉，你简直无法想象！就像飞升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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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总是说，看着比克瑙这座地狱从视线里消失，是她这辈子最伟大的时刻，对于拉海尔和佩莉斯嘉而言也是如此。她们都没有意识到，她们自己，以及她们尚未降生的婴儿，仍然要面临巨大的威胁：饥饿、劳累、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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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170734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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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五 弗赖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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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妇女的弗赖贝格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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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中世纪城镇弗赖贝格（Freiberg），一座新建的兵工厂拔地而起。弗赖贝格位于萨克森地区，在德累斯顿西南面35公里处。正是在弗赖贝格，三位怀孕的母亲正式成为纳粹德国的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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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拉海尔·弗里德曼在名册上被写成波兰犹太人“拉结拉·弗里德曼”（囚犯编号：53485）。在三位母亲当中，她是第一位被驶离奥斯维辛的火车带到弗赖贝格的，出发日期是1944年8月31日。她是首批249名波兰犹太人之一，同行者还包括她的妹妹萨拉、芭拉和伊斯特。她还沉浸在痛失亲人的震恸中，毕竟亲人刚刚从罗兹抵达奥斯维辛就遇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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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囚犯编号：54194）则被归类为“SJ”（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4年10月12日抵达弗赖贝格集中营。这列火车还运送了另外500名来自捷克、德国、斯洛伐克、荷兰、波兰、匈牙利、俄国、美国的妇女以及少数“无国籍”妇女。佩莉斯嘉的新朋友埃迪塔曾经向蒂博尔保证，将会照顾蒂博尔的妻子，埃迪塔此刻忠诚地陪伴在佩莉斯嘉身旁。尽管佩莉斯嘉与安嘉尚未认识，但她们却在同一列火车上。27岁的安嘉（囚犯编号：54243）在名册上被写成捷克犹太人“汉娜”·纳坦，她与朋友米茨卡以及几位泰雷津狱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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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列火车，载着25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犹太人，于9月22日离开比克瑙。这三列火车都被分配了连续的囚犯编号，这说明在奥斯维辛与弗洛森堡（Flossenbürg）这两个行政当局之间存在着严谨细致的合作关系。弗洛森堡是巴伐利亚地区的主集中营，弗赖贝格集中营就在弗洛森堡主集中营控制下。尽管纳粹从不在乎囚犯的姓名和面目，但这1001名年龄介乎14岁至55岁的妇女和女孩被送到弗赖贝格市中心的废弃陶瓷厂后，却并未经受在前臂纹上囚犯编号的折磨。在纳粹集中营系统中，奥斯维辛是唯一给在押囚犯纹身的集中营，这种做法是从1941年开始实施的。那些注定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既不登记也不纹身，这反而让没有纹身的她们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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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我看见别人都有纹身。但我始终提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我们没有纹身），除非他们知道我们都得死在那儿，或者我们都要在德国或者其他地方工作，纹身反而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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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斯维辛出发，她们要在密封货运车厢里待上三天两夜，途中只有很少的食物和饮水。要想知道白天黑夜，只能靠透过小窗格栅照射进来的几丝微光。她们要么相互倚靠，要么蜷缩角落，她们紧紧抱着双腿，轮流使用便桶，共同忍受羞辱。她们的处境取决于她们搭乘的火车，有些火车加挂了集体厨房，能够提供咖啡、面包和汤。有些火车，比如安嘉搭乘的火车，什么都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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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火车最终停靠在弗赖贝格繁忙的货运仓库，卸下所有货物，准备重新装货。安嘉说：“我们离开车厢的时候，只剩下半条命，我们饿得半死、渴得半死，但总算还活着。我们非常口渴。简直是难以想象……你也知道，要是在以下三件坏事中选一件，饥饿、寒冷、口渴，最糟糕的肯定是口渴。饥饿与寒冷尚可忍受，但口渴的时候，你全身脱水，嘴里就像塞了泥土，而且时间越长越难受……这种难受难以形容……你会愿意为喝一口水付出任何代价……然后，我们停靠在德国的一处车站……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喝的，那味道就像玉液琼浆，太可口了。我们离开奥斯维辛，来到了文明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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