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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Lisa Miková）是与安嘉同车抵达的捷克囚犯，她解释道：“波兰妇女们简直不敢相信，她们说：‘你们不吃吗？’我们告诉她们：‘不，太恶心了，碗还没洗呢。’她们哈哈大笑，然后又问：‘我们能吃你们那份吗？’我们看见她们的样子有多饥饿，还看见她们在舔那些味道难闻的盘子。第二天，同样的汤又来了，我们再次犹豫了。波兰人告诉我们：‘我们过去也用刀叉、勺子来吃饭，那是正常的。但这地方就不正常。如果你不吃，你就会失去体重，你就会失去用处，你就会死。’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吃了，就算再恶心我们也得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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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个晚上，她们很难睡着，就算睡过去了，也会因为清晨点名而被粗暴地叫醒，她们被看守抄着棍棒赶出营房。然后，她们乖乖脱去衣服，排成行列，在寒冷和黑暗中站立好几个小时，被反复检查，这毫无理由，纯粹就是为了折磨她们。有些看守殴打她们，还骂骂咧咧地喊着：“肮脏的犹太猪！”有些看守朝她们扇耳光、吐口水。许多人被拽出队列，然后被押走。“在到达点名区之前，你不得不踩过大片烂泥地，你头顶上则是高耸入云、喷着火焰的烟囱。那是真正的地狱……渐渐地，我们开始明白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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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嘉等待生死判决时，她得庆幸她有鞋穿，尽管这双鞋并不合脚，穿得她双脚疼痛。那些没有鞋穿的人冷得瑟瑟发抖，只能听天由命。如果没有鞋子保护双脚，以免受到阴冷潮湿的厚厚泥泞的致命伤害，谁都无法存活下来。安嘉自己都几乎冻僵了，她暗暗发誓，无论何时何地，都得穿着那双木鞋。她也学会了其他生存诀窍，主要是自我隐藏的办法，低下头颅，混迹人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囚犯中明显分为东西两个派系，以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为一方，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为另一方。鞋子、食物、衣服经常在人们睡觉期间被偷取。一旦双方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双方就会爆发斗殴，而卷入斗殴则容易被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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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你越是融入营区，就越是懂得如何应对、如何生存。每个人都知道，尽量不要冒犯德国人……要像蚂蚁那样爬到角落里去，这倒没什么。总之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安嘉能够听懂德语命令，因此比那些不懂德语的狱友更能应付自如，这对安嘉帮助很大，而且她有敏锐的直觉，懂得远离那些奸诈的、危险的人。更为明智的是，安嘉从不去考虑下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她只要专注地熬过这个小时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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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恐惧令人无法忍受，但你必须勇敢面对。我再次回想起郝思嘉在《乱世佳人》里面所说的话：‘明天再想吧。’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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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把接下来的十天称为“人间地狱”，她每天都能闻到死亡气息。在那里，时间概念不复存在，她仿佛过了一百年。她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熬过去，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安嘉说：“你总是会感到害怕，每天害怕二十四个小时。”那里几乎没有食物可以充饥，只有发霉的干面包，早上是寡淡的咖啡，晚上是寡淡的盐水，甚至连草叶都没得吃。在奥斯维辛，且不说数千人死于饥饿或疾病。人们得到的食物还会引起胃痛和腹泻，而且在人们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无法在内急时直接上厕所。安嘉说，实际上每个人都得过痢疾。“我留给你自己去想象那情景和气味……你满身污秽，但无法清洗。我总算艰难地熬过来了。正是怀孕给了我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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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很少时间上公厕，在此期间还遭到党卫队军官用长棍或草叉棒打或猛戳，党卫队军官喊着：“赶紧！赶紧！”安嘉说，她永远忘不了纳粹这种羞辱人的“运动”，在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公厕里，纳粹在妇女们排泄时从后面捅她们的屁股。“他们就是为了从中取乐，让你不得安宁……他们说，就是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景下戏弄犹太人……这实在是太下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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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铃声响起，那就是点名时间，清晨和黄昏各一次，在人们当中进行又一轮筛选。在错综复杂的死亡算术中，有太多数字需要被清点入册，这种裸体点名经常持续三个小时以上。妇女们在叼着卷烟的所谓医护人员面前走过，她们羞愧难当。“这太可怕了，无论穿不穿衣服都同样可怕……我们又饿又怕，还要被指派到左边或右边，我们那时候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清晨4点整……你站在风里雨里……你总是会很害怕，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如果他们知道我怀孕了，那么我的结局就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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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至少经历过十二次这种形式的筛选。“我不认为他们把我们当人看。唯一的筛选标准是：‘她是否可以干活？’”安嘉在心里反复问自己：“我能做到吗？这次我能混过去吗？”安嘉补充说：“你心中只会剩下我、我、我……在生与死之间，你会选择生……你对生与死无能为力，但你知道，你要选择生，且不论其他人都已放弃。这与其他人无关，但你要选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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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名单上出现空缺——要么病了，要么死了——囚犯们就要被迫站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极度疲劳而摇摇欲坠，直到凑够人数为止。尽管筋疲力尽，尽管每天只能摄入几百卡热量的食物，因而极度虚弱，但在每天两次的冗长点名中，怀孕的、赤裸的安嘉只能像其他人那样，强撑身体而不能晕倒。“如果有人晕倒或者生病，她们就会直接被送去毒气室。我头很晕，因为我怀孕了，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又冷又饿，但我的朋友挽起我、扶起我、撑起我，我就这样得救了……大家都对我很好……因为在奥斯维辛，你绝对不能生病，你要么去医院，在医院里被枪杀，要么走进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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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她活下来了，又活过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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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佩莉斯嘉渴望与蒂博尔重逢那样，安嘉也渴望回到贝恩德的怀抱。希望是她仅存的东西。希望明天会更好；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不要流产；希望自己活着走出去。贝恩德比安嘉早一个星期来到奥斯维辛，他是否也熬过了最难熬的过渡期呢？他是否住在营区另一面的某个铺位上呢？他是否内心同样骚动，就像安嘉担心他那样担心着安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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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佩莉斯嘉那样，安嘉也很快了解到，女人和男人是分开关押的，两者相距甚远，中间隔着三米高的水泥墙，还有好几公里的缠绕铁丝网。安嘉也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包括父母和祖父母、叔叔和姑妈全都音讯全无。就算毒气室和烟囱是真的，像她那样比较年轻和健康的家人是否能够得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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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姐妹热德娜从比克瑙灭绝营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中提到“要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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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并不知道，自己只是少数。在被运到奥斯维辛的大约130万人当中，有110万人将会死去，其中就包括她的绝大多数家人。安嘉后来发现，有些家庭成员受到哄骗，以为自己能够入住家庭营。所谓的家庭营，是党卫队于1943年夏天在比克瑙设立的，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在获准参观泰雷津后，又要求正式检查奥斯维辛。作为纳粹全球宣传攻势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所有从泰雷津来到奥斯维辛的新来者都被安置在家庭营，在那里，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行李、头发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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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捷克的新囚犯由此被迫向在家和在泰雷津的亲戚写明信片，以平息人们在失去离家亲人音讯后与日俱增的恐慌。1943年10月，在布拉格施尼尔绍娃大街，安嘉的表姐妹奥尔加收到其中一张明信片，这是安嘉的姐姐热德娜写的。她用德语写道：亲爱的，我与丈夫、姐妹、外甥在这儿。我们都还好，也都很健康……致以问候和亲吻，你的热德娜·伊西多尔。热德娜冒着生命危险，在地址栏第一行，用希伯来语单词“面包”（Lechem）代替了“奥尔加”（Olga），希望她的表姐妹能够意识到他们正在挨饿。奥尔加读懂了，很快就寄去一个食品邮包，但热德娜及其家人是不太可能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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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年，国际红十字会的罗塞尔博士的确曾突然造访奥斯维辛，但他并未看见任何营房或医务室。相反，他与一名党卫队年轻军官大谈冬季运动，答应在他离开之前提供药物和烟草。由于罗塞尔的组织并未如预期那样继续提出实地视察的要求，党卫队便清理了家庭营。安嘉那轻信别人的来自泰雷津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孩子们，此前一直在所谓的“惊涛骇浪中的避风港”里接受庇护，此时再次流离失所。3月8日夜间，营区内发生了针对捷克公民的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在将近5000名捷克犹太人当中，大约3700人命丧毒气室，其中就包括安嘉的绝大多数亲人。在步向死亡的路上，许多人听到有人在唱捷克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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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克瑙停留一个多星期以后，安嘉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她再也没有勇气考虑亲人的命运；她甚至不再考虑腹中孩子的命运，孩子的存在只会把她置于极度危险中。她唯一能够思考的是如何通过下一次筛选，她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避免吸入白色的骨灰，那些骨灰正在集中营里四处飘散。1944年10月10日早晨，安嘉无意中听到门格勒医生告诉下属：“这次，货色很好。”门格勒继续做出个人选择，围着妇女们前后打量。又一次，安嘉怀孕的事实未被发现，她活下来了。“我们就像牲畜，正要被送去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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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早晨，安嘉仍然赤身裸体，拿着衣服，她与一群妇女并未回到她们那肮脏的营房，而是走向一栋巨大、低矮、阴森的建筑物。任何因为恐惧而脚步迟缓的妇女都会遭到牢头如雨点般的敲打。安嘉心里想：“这就是吗？这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毒气室吗？我本来以为我要被选去工作的。”尽管她也知道，所谓工作，只不过意味着劳作至死，而非立即被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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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栋陌生的建筑物里，她们被勒令接受淋浴。她们做着祈祷、带着希望，走进淋浴室，她们都感到茫然无助。她们简直不敢相信，从淋浴头里喷涌而出的是冰冷的水，而不是毒气。有人喊道：“这是水！我还活着！”她们总算比前几天干净了些，她们又拿到几件二手衣服，还拿到一点儿面包和香肠，然后以疲于奔命的步速被推上铁路站台。她们被装进货运车厢，大约每500人锁在一节车厢里，火车拉着她们远离奥斯维辛的火焰，以及那夹杂着硫黄味、酸臭味、腐烂味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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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车厢裂缝，安嘉窥见那些致命的橙红色火焰，她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去何处，但在这几个星期以来，她第一次能够大胆呼吸了。“我们被送走了，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比这里更糟糕了……那种活着离开奥斯维辛的感觉，你简直无法想象！就像飞升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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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总是说，看着比克瑙这座地狱从视线里消失，是她这辈子最伟大的时刻，对于拉海尔和佩莉斯嘉而言也是如此。她们都没有意识到，她们自己，以及她们尚未降生的婴儿，仍然要面临巨大的威胁：饥饿、劳累、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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