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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到工余时间，妇女们都会谈论食物。安嘉说：“多么美妙的食物啊！不是一两个鸡蛋，而是十个鸡蛋做成的蛋糕，淋上四公斤奶油和一公斤巧克力。这是我们渡过难关的唯一办法。蛋糕越夸张越好。这给了我们某种满足感。我们还发明了其他取悦自己的搭配，如香蕉淋上巧克力和果酱。尽管我们正在挨饿，但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否管用，但你就是禁不住胡思乱想，因为你太饿了。”实际上，她们没有奶油蛋糕，她们只靠“令人作呕”的汤水和一丁点儿面包维持生命。“到最后，我们喜欢上任何分配给我们吃的食物，任何食物都如此美味，吃完还想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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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下班时，终于可以回到工厂顶层的住处去休息。当时妇女们感到很宽慰，毕竟她们是在坚固的砖砌建筑里工作，而不是在四面透风的窝棚里，但当她们打开就寝区的大门时，她们马上就会闻到臭虫的味道。党卫队指责妇女们带来了臭虫，但这肯定是之前的囚犯留下的。安嘉说：“这些小甲虫有种特别的味道，某种甜腻腻的味道。这挺可怕的，那里有成千上万的臭虫……多到随时会从天花板掉到我们的杯子里，以至于无论我们吃什么，首先吃到的就是臭虫。我们起初不太介意，毕竟臭虫只生活在温暖的地方，但如果你捏死它们，马上就会闻到特殊的味道，那味道非常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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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触不到新闻，甚至没有钟表，妇女们只能知道日期，而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一无所知。在这通风不良的工厂里，她们从未见过阳光，也从未呼吸过新鲜空气，也没有人愿意取悦她们。就连偶尔善待她们的国防军老兵，也没有告诉她们多少消息。她们不知道，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特遣队已于1944年10月炸毁了再无用处的四号焚尸炉，但她们的确从德国工人那里听说，在阿登地区，突出部战役正在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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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每天的生活往复循环、毫无变化。她们又脏又臭，浑身肌肉酸痛，双脚和牙龈同样肿痛，绝大多数妇女必须经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思想斗争，以确保自己活下去。有些忍受不住折磨的妇女精神失常，最终被送走了。一位囚犯说：“我们就像疯子一样干活，连续许多个小时赤脚站立，衣不蔽体。我们吃饭，我们沉默，我们料理自己的事务。就算我们身上穿着破衣烂衫，我们总得擦洗一下。谁都没有时间关心其他事情。”她们的牙龈已经溃烂出血，她们的皮肤就像羊皮纸那样龟裂，任何小小的溃疡都可能造成致命伤。妇女们的身体每况愈下、半死不活，就连经期也紊乱了，更加没有力气去想如何反抗或起义。另一位囚犯说：“在弗赖贝格，我们没有从事任何破坏活动。我们甚至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不知道如何反击。如果你说：‘你要带我去哪儿？为什么？’你就会被劈头盖脸地毒打，或者直接被射杀。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到不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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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但并非技术工人，工厂的生产进度也就缓慢得可怕。因此，当克拉拉·罗伏娃的班组于圣诞节完成第一块机翼时，发生了一场大骚动。囚犯们得到从未兑现的许诺，如果她们完成任务，就会得到额外的汤料、面包或奶酪。罗伏娃说：“德国工人大肆庆祝，他们把机翼绑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绳子上，然后就准备去共度好时光。突然之间，绳子断了，机翼掉了下来，几乎摔成废铁。这下子，该轮到我们庆祝了。”圣诞节那天，有些妇女的确得到了不值一提的额外奖赏，稍微多一点点的配给食品，以及“购买”食盐的机会，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得照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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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安嘉已经怀孕六个月，她仍然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隐藏在布袋状的宽松衣服底下，但她不小心绊倒一个沉重的金属工作台，后者重重地砸在她的腿上，幸好没有伤到骨头。“我当时就想：‘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会怎样？’我被送去临时医务室，我在那里包扎伤腿，还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那里很温暖，而且我也不用去工作了。虽然那里没有多少食物，但我能够节省力气，以便治愈我的伤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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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躺在小型医务室里，她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情况好些，以免被送回奥斯维辛，她知道伤病不是好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要么劳动、要么死亡的地方。有些妇女甚至不知道这里有个医务室。有些妇女虽知道，但害怕医务室只是杀人场的中转站，因此她们从来不去医务室，宁愿自行处理伤口、溃疡、疾病。格蒂·陶西格说：“当你生病的时候，要么干活，要么去死。许多人用尿来治疗皮肤病，毕竟我们都有尿。尿液也帮助我最好的朋友治好了脓疮，而之前她的手臂都在流脓。还有一次，我的床板塌了，我的后背重重摔在地上，我有一阵子动弹不得。没有医生来看我，但我还是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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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安嘉都没有时间真正顾及腹中正在孕育的胎儿，在医务室里，她总算能够关注腹中的胎儿了。当年怀上达恩的时候，安嘉并没有感觉到达恩在踢肚子，但这一次，安嘉能够感觉到胎儿还活着。安嘉回想起自己与贝恩德在泰雷津干草棚里那些浪漫的晚上，她预计孩子会在1945年4月底降临人世。她开始设想，如果她和孩子都活下来了，之后将会怎样呢？安嘉不可能在毛特纳洛娃医生面前掩盖怀孕的事实，这位捷克儿科医生负责照看她，她也向医生讲述了自己的担忧。“我跟她说了许多愚蠢的话。我说：‘如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的孩子就出生了，将会怎样呢？德国人会把孩子从我这儿抱走，送给一个德国家庭吗？我去哪儿找孩子呢？’这最终没有发生，德国人也没有杀掉我和我的孩子。我经常跟她讨论这个问题，她并没有出卖我，而且对我很好，她向我保证，我一定能找到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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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最终还是回去工作了，但被安排在所谓“轻松”的岗位，包括每天在工厂里拖地，从顶层拖到底层，包括楼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尽管这份工作单调乏味，但安嘉却说这是对孕妇最好的锻炼了。而且，看守们并未发现安嘉怀着孩子，否则肯定要把她送回毒气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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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也很幸运，她的老板是个捷克人，对她很好。拉海尔说：“当他看见我的腹部日渐隆起，他就让我坐下，不用站着，我只需要检查机翼上的铆钉是否拧好了就行。我的体重减轻了，但我已不再晨吐……所以我很想保住这个孩子。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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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45年1月，为犹太工人准备的营房终于修建完毕，新营房在大约两公里外，在汉默尔贝格区沙赫特维格街。眼下正值气温下降的时节，妇女们被赶出温暖的、滋生臭虫的床铺，搬进滴水成冰的新营房。她们在暴风雪期间到达此地，发现这里冰雪覆盖、高墙环绕。营房还带有未干透的木头和水泥气味，也没有取暖设备。水从屋顶渗到墙壁上，浸湿了她们睡觉的草垫。由于屋顶太低，架子床只有两层，而不是通常的三层。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上铺是湿的，下铺是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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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室建在另一栋房子里，而且开始时还没有投入使用，妇女们只好在户外水龙头旁边擦洗身体，经常被冻僵。她们开始时还有小煤炉，甚至还有些木炭，但牢头把木炭偷走并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火取暖，结果营房的窗户每天晚上都会结上厚厚的冰块。关押来自俄国、乌克兰、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比利时的战俘的营房也在同一个区域，妇女们偶尔可以隔着带刺铁丝网认出那些战俘。少数战俘作为电工和技工在妇女们所在的工厂里工作，由于大家都是工友，所以他们对那些妇女来说算是老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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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双方都冒着生命危险把包裹着石头的纸条扔过围墙，以此互通消息。双方彼此交换关于战争进程的消息，有些人甚至发展成情侣。佩莉斯嘉懂得多国语言，一位囚犯请求她把一封情书从法语翻译成斯洛伐克语，这是一桩会受到严厉惩罚的“罪行”。尽管如此，她还是欣然接受了，她回想起自己与蒂博尔彼此往还的情书，回想起她在奥斯维辛隔着铁丝网认出蒂博尔的奇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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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营房里，一名党卫队看守看见佩莉斯嘉用铅笔头在小纸片上写着什么。这是一位妇女的回信，那位妇女与比利时战俘坠入爱河。佩莉斯嘉看见看守向她扑来，她把纸条揉成一团吞了下去。她因此遭到毒打，之后又受到长期审讯，但她始终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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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民营的德国公司需要让这些奴工活着，至少活到战争结束为止，因此公司给囚犯们发放了冬衣，包括长筒袜和黑色木鞋，穿着这种鞋子在工厂里走来走去，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不过鞋子并不够分，因此许多妇女不得不穿着她们在奥斯维辛分到的鞋子，那些鞋子鞋底很薄，并不合脚。木鞋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木鞋要么太大、要么太小，穿木鞋的人脚上会磨出让人疼痛的水泡，这些水泡难以愈合，久而久之就会发生感染。由于鞋底没有坑纹，穿木鞋在冰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另外，木鞋没有后跟，因此木鞋里总是灌满雨水或雪水，而且总是无法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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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鞋还有其他不便，妇女们穿着木鞋走在坚硬的鹅卵石路上，会发出嘈杂的回响，这让本已疼痛的骨头更加疼痛。更有甚者，党卫队看守穿着擦得发亮的厚底军靴，沿途走在她们身边，催促她们跟上步伐，而且还吆喝着：“左，二，三，四……！”克拉拉·罗伏娃说：“住在我们上下班路上的人们也不好过，他们甚至向工厂抱怨我们早上5点发出的响声。想象一下，500人穿着木鞋走在路上的情景。当时正值灯火管制。人们都不敢打开电灯。然后到了6点，夜班的工人下班了，再次发出响声。早上这几个小时是人们仅有的睡觉时间，因为英国皇家空军飞回英格兰了。我们才不在乎，反正我们都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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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了新鞋子，妇女们还是穿着可怜兮兮的破衣烂衫，这些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只能靠夹子和针线拼接起来。她们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内衣和袜子。如果她们幸运地找到一块破布，她们就会把破布当头巾，包裹被剃去头发的头顶，以抵御上下班路上凛冽的寒风。然后，她们会用同一块破布当汗巾，或塞进鞋子变成衬垫，或包裹被冻伤的脚趾。尽管如此，看守经常会把她们的破布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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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往返工厂的黑夜行进变成新的折磨，尤其是双脚疼痛、四肢冻僵的时候更是如此。安嘉说：“穿越城镇的路很长，他们朝我们吐口水，对我们骂骂咧咧。我们不得不继续走，没有大衣……没有长筒袜，没有其他御寒衣物……真的很凄凉。”幸存者查夫纳·利夫尼（Chavna Livni）说：“每天穿越漆黑的城镇，天还没亮，一片漆黑，大街上几乎没人，久而久之，我能认出路上每块石头，每个寒风凛冽的街角，我们回来的路同样是一片黑暗，我们走进冰冷的窝棚，那里有个炉子，但从来不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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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冬季来临，雨水就变成雪水，又冷又饿的囚犯们精疲力竭地沿着排水沟艰难跋涉，她们身上覆盖着飘降的雪花。在她们身边站着党卫队看守，看守们穿着好几层衣服，外面还套着长及膝盖的军大衣或斗篷，步枪背在肩膀上，而戴着手套的双手则深深插进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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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有一位善良的德国班组长，此人私下给拉海尔弄来几片白色棉布，这些棉布是用来打磨机翼的，边角上还印着“弗赖贝格集中营”。其他人设法得到了针线，拉海尔借了过来，给自己和芭拉缝制了时尚的胸罩。那位善良的班组长还给了她们一些食物，也正是那位班组长，在得知她们没有领到木鞋后，给她们找来几双。“他的理由是，我们会被机器上掉下来的铁屑割破双脚，然后就会感染，但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为了让我们在刮风下雨的天气，在走着上班的路上好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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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丁娜·瓦格纳（Leopoldine Wagner）是一位奥地利人，被请来给意大利战俘当翻译，她也是工厂雇员，同样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囚犯。她说：“当你看见（这些妇女）骨瘦如柴、剃去毛发，在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中没有衣服、没有袜子、穿着木鞋……双脚血流如注，你会感到心碎。”当她面对此情此景，看着人们“备受折磨”且“身世悲惨”，看着人们双脚渗血流脓，她为自己嫁给德国人而感到羞耻。当她发现所有囚犯只能吃“可怕的”菜头汤，她就尽量在囚犯来她办公室擦地板的时候，给囚犯一片面包或其他食物。有一天，她给了一位妇女一件连体内衣，因为对方根本没有任何衣物可以覆盖后背或承托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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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名党卫队军官把这件内衣还给了她，还问这件内衣是否属于她。她羞涩地点了点头。对方冷冷地告诉她：“如果你要把东西给别人，那就给德国人。否则你的名字就不再是瓦格纳夫人，而是第1000号，或者其他什么号码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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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丁娜·瓦格纳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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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威胁，利奥波丁娜·瓦格纳如此害怕，几乎再也不敢帮助囚犯了。“我自然感到害怕。如果一个人不肯学狼叫，这个人已经有一只脚迈入集中营了。”然而，有一天，她碰见十几岁的匈牙利犹太人伊洛娜（Ilona），她知道对方战前是一位钢琴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她决定帮助伊洛娜逃脱。她说：“我反复跟她说我姐妹在奥地利的地址，这样她就能记住了。我的想法是，她能够藏身于一处修道院。”在当地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下，她在老城中心圣约翰教堂的告解室里存放了一套修女制服，然后告诉伊洛娜，在下次去附近的济贫院淋浴的时候，想办法逃脱看守的监视跑到教堂去。“我并不知道她最终的下落，但那套修女制服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