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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当地人，比如克里斯塔·斯托泽尔（Christa Stölzel），当年才17岁，在工厂办公室里工作，她也同情囚犯。她在自己的午餐盒里藏些面包和蛋糕，放在废纸篓里，这样晚上清洁办公室的囚犯就能找到食物了。这在当时是重罪，但她多次这样做，希望能够帮助囚犯。其他人也采取种种善举，如班组长会为患脓疮的囚犯留几件衣服，或者在某些场合留下一小包食糖，就藏在机翼的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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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无所作为，这要么出于恐惧，要么出于愚昧。瓦格纳夫人说过，营区“与世隔绝”。她补充道：“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汉默尔贝格有些营房，但对于那些在营房里受苦受难的囚犯，市民们根本不想关心。”由于缺乏外界干预，妇女们的困境在冬季来临时越发严重。尽管她们宁愿三四个人睡一张床板，一起盖一块薄薄的毛毯，她们还是几乎冻僵，她们的双手双脚冷得就像冰柱。严寒总是伴随饥饿而来，她们越是需要消耗热量来保持温暖，就越是感觉到饥肠辘辘的痛楚。久而久之，她们的身体和心智开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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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妇女们感到沮丧的是，当她们每天穿行街道的时候，她们会看见弗赖贝格市民过着一切如常的生活。她们看见孩子在堆雪人，或者穿戴冬天的衣服、帽子、围巾放学。她们看见男人出门上班，而妻子在窗户里挥手送别。丽萨·米科娃说：“我们看见人们在温暖的房子里打量我们。周围都是党卫队，有20人左右，人们不可能与我们交谈或给我们食物，甚至没有人试图这样做。人们对此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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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14岁的格蒂·陶西格知道，她的父母和姐妹已被毒死在奥斯维辛。她说：“当你看见别人的家庭愉快地坐在温暖的家里，吃着，笑着，过着平常的生活，你会感到更加伤心。没有人对我们寄予同情。没有人。我们只不过是游魂野鬼。我们都不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都不认为自己能够再过上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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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时年22岁的德国囚犯汉内洛蕾·科恩（Hannelore Cohn）在早上行进时有所发现，她于是驻足观看，几乎绊倒别人。她的母亲，一位来自柏林的金发碧眼的非犹太人，正站在街角，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过。在她的请求下，一位德国班组长私下给她的家人写了封信，让她的家人知道她还活着。幸存者埃斯特·鲍尔（Esther Bauer）非常了解汉内洛蕾的身世，鲍尔说：“汉内洛蕾的母亲来到弗赖贝格，却只看到她上下班。她的母亲每天早上都在大门外守候，等我们去上班。母女之间不能说话，但汉内洛蕾至少知道母亲在那儿。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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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蒂·陶西格也记得这个场景，她补充道：“站在大街上眼睁睁看着自己那瘦骨嶙峋的女儿走过，却连招手都不可以，实在是太可怜了。”然而，接下来好几个星期，那位母亲还是每天站在街角，所有看见她的人都感到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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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进入厂房，囚犯们就能够稍稍烘干和温暖身体，尽管在解冻的时候双手会痛到不停地抽搐。如果在下班或晚间点名的时候碰上下雨或雨夹雪，她们就没有办法烘干衣服，只能彻夜躺在湿冷的衣服上，冻得瑟瑟发抖。天气如此寒冷，以至于公共盥洗室的水龙头也结了冰。她们共用一块毛巾，如果幸运的话，她们还可以共用一小块肥皂。她们没有牙刷或梳子，当她们的头发开始胡乱生长的时候，她们会奇痒难忍，而且头发也缠绕在一起。其中有些人，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变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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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无可止息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位囚犯都如同行尸走肉，命运让她们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三人生活在不同营房，工作在不同班组，通常也是在不同厂房，她们仍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她们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人隐瞒着怀孕的真相，但她们都感到纳闷，为何自己仍未被揭发。丽萨·米科娃的一位捷克朋友曾经设法隐瞒自己在上夜班时意外怀孕的真相。丽萨·米科娃说：“2月时，她在弗赖贝格的营房里诞下婴儿，但党卫队随即就杀害了这个孩子。看守把婴儿带走，她后来才知道婴儿已被杀害。”还有两位妇女，同样因为怀孕而被送回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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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的命运实在是难以逆料，但情况有时未如门格勒医生所愿。捷克幸存者露丝·胡佩特（Ruth Huppert）提供了自己的事例，她曾经与丈夫生活在泰雷津隔离区，大概与安嘉生活在那里的时间相同。1943年年底，在新一轮遣送期间，她怀孕了，她请求堕胎，但纳粹当时禁止驻营医生实施堕胎手术。就像身陷弗赖贝格的三位母亲那样，她被送到奥斯维辛时正在怀孕，但她设法在筛选时蒙混过关。然后，她说服了牢头，把她的名字列入将要被送走的奴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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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快要分娩的时候，她正在一间德国炼油厂工作，她怀孕的真相被揭发了，1944年8月，她被送回奥斯维辛。门格勒想要知道她是怎样侥幸过关的，门格勒告诉她：“你先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我们再看情况。”几个小时后，她的女儿降生了，“死亡天使”宣布，要看看婴儿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能够存活多久。门格勒下令紧紧包裹这位母亲的乳房，让她无法给孩子喂奶。八天过去了，她发着高烧，乳房肿胀难忍，她与婴儿无助地躺在一起，门格勒每天都来看上两眼。直到小小的女婴奄奄一息，那位母亲才给婴儿注射了驻营医生给她的吗啡。她的孩子死了，这救了她的命，她被送去另一处劳动营，最终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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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弗赖贝格的三位母亲及其婴儿，也可能遭遇类似命运，如果怀孕的真相被发现，她们也会被送回门格勒医生那里。在当时当地，谁也无法保证三位母亲能否在弗赖贝格幸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死神开始收割狱友们的生命。首先，一位20岁的斯洛伐克妇女病倒了，不到一个月后，就因为败血症倒毙在工厂里。她与一位30岁的死于猩红热的德国妇女于同一天下葬。在她们死后，随即又有至少7个人死去，她们是年龄介乎16岁至30岁的少女和妇女，分别死于肺炎、心肺衰竭或其他疾病。所有死者都在火化后埋葬于当地多纳特墓园的集体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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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贝格集中营死难者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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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跟狱友们一样，疲惫不堪，饥饿难忍，但她顽固地拒绝让求死的念头吞噬她的心智。她始终坚信，在别的地方，蒂博尔一定还活着，这促使她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专心致志地凝望营房窗户上错综复杂的霜花。每当她们艰难跋涉在上下班的路上时，她就是少数几个抬头看风景的人之一，她会踢打雪堆，看着雪花飞溅，或者在有雾的清晨，惊奇地看着树上挂满白霜，就像白色糖霜那样。她曾经答应蒂博尔，她和孩子都会活着；蒂博尔曾经告诉她，这就是自己活着的意义。佩莉斯嘉说：“我只关心我的丈夫和胎儿。我不想与任何人接近……我只希望，当我回家的时候，（蒂博尔）会在家里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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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温度继续下降，妇女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她们不禁感到绝望，日益自暴自弃。她们痛苦地意识到，漫长而严寒的冬季，只会让境况更加难以忍受。当她们沦为纳粹奴隶的时候，她们就已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这些游魂野鬼一般的人更加瘦弱了。她们的衣服与灵魂都被撕裂得支离破碎，虱子和臭虫的叮咬，以及身体的崩溃，让她们身上满是脓疮。她们的头脑里不可能装下其他东西，只能想着食物，只能想着如何熬过另一天。安嘉说：“我甚至不记得我曾经做过梦。活下去已经够累了，没有时间再想其他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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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嘉和拉海尔来说，由于她们已经在隔离区熬过好几年贫困潦倒的生活，她们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可怜处境似乎永无止境。她们与尚未出生的婴儿下场会如何呢？贝恩德和莫尼克又如何呢？他们还活着吗？安嘉有米茨卡可以分担忧愁，在夜里还可以说悄悄话，尽管安嘉也害怕，就算米茨卡只是知道安嘉怀孕，也会让米茨卡身陷险境。拉海尔白天与芭拉一起工作，晚上睡一个床铺，但拉海尔没有告诉芭拉以及另外两位妹妹自己正在怀孕，因为拉海尔害怕，就算知情不报，也许会让妹妹们同样身陷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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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和伊斯特比较幸运，在工厂办公室分配到文书工作，这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好的食物和衣物，以及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我们刚刚开始装配飞机，一名党卫队军官向我们走来，那时我正拿着锉刀锉铁屑，那名军官用德语问我：‘你的姐妹呢？’我总是跟姐妹在一起，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甚至意识不到他知道我们两个是姐妹。”那名军官让萨拉和伊斯特跟着他，走到厂区尽头。“他一直对我说德语，还问我：‘你知道怎样读和写吗？’他把我们两个领进办公室，那里存放着制造飞机的所有图纸，我们就这样安全地度过了八个月！我们如此幸运。我们不用干重活了，我们有周日休息，空袭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们领进防空洞。尽管如此，工厂办公室里还是很冷，而我们只能用报纸包裹自己，让自己暖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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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里工作一天后，萨拉和伊斯特会与其他妇女一起走回营房，半路上会跟拉海尔和芭拉会合，她们会鼓励姐妹们坚持下去。萨拉说：“这有助于我们分担忧愁。我们共同分担，尤其在姐妹们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更要分担。我们相互勉励，明天会更好。总会有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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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妇女们总是备受饥饿的煎熬，但她们继续进行想象的盛宴，继续构思各种菜谱。一种流行的游戏是，“邀请”朋友享受精美的晚宴，她们谈论烹饪的过程，享受各种菜肴，直到她们在想象中吃饱肚子。另一种游戏是，无休止地讨论她们在战争结束后想吃的第一种食物，这魔幻的、虚构的游戏被简单地称为“以后”，因为谁也无法确定是否还有以后。厚厚一片涂抹着黄油的面包是广受欢迎的，尽管年轻女孩通常喜欢的是甜品。以各种方式烹饪（尤其是油炸）新鲜土豆通常会得到最高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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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过去一直享用母亲或仆人烹饪的食物，她们说正是在弗赖贝格，她们才第一次学会如何烹饪，尽管听着这些奢侈的菜单会让她们心烦意乱。这经常变成弄巧反拙的自我折磨，让她们想起母亲、祖母和“以前”的舒适生活，以及种种食物香味和家庭礼节：出炉面包时的垂涎滋味，冲泡咖啡时的馥郁芳香，以及餐前洗手用到的薰衣草香皂的气味和触感。当她们低头看看如今污秽的手指，她们只能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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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说：“突然之间，我们都说：‘够了！别说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又开始说起来。食物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始终如此。食物支配我们的生命。我们想要肉类和饺子，我们想要火腿和面包。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能拥有土豆和面包，我就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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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格蒂·陶西格设法找到了一整个生土豆，她与最好的朋友分享。“我们把土豆切得非常薄，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只吃土豆就够了。’那块土豆很快就吃完了，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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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体重大幅减轻，妇女们极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还导致了各种健康问题，而且她们还得不到救治或同情。有一天，克拉拉·罗伏娃出现了疼痛的牙龈感染。“起初，没有人在意，几天后，我半边脸都浮肿僵硬起来，我甚至看不见东西。我们的集中营长官把我带到镇上去看牙医。我不得不走在他前面，他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跟着我。路人看着我们，以为他抓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间谍。”牙医被告知，克拉拉是个囚犯，他只要做些“必要处理”就行了，没有必要在克拉拉身上“浪费”麻醉剂。那名党卫队军官想在旁边监视，但牙医把他赶了出去，说治疗室地方太小了。克拉拉·罗伏娃说：“我走进治疗室，里面温暖而洁净，牙医很有礼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牙医问我是不是非常疼，我真诚地说：‘不是的，我流泪，是因为很久没有人把我当人看了。’牙医给我注射了（止痛剂）普鲁卡因，并且告诉我，如果小队长问起，就说非常疼。我明白了。牙医让我静坐休息超过一个小时。我尽情享受当中的每一分钟，一个星期后，我又愉快地接受了一次本来并无必要的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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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怜悯是非常罕有的，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等待死亡。她们知道没有什么比奥斯维辛更糟糕了，但也开始意识到在弗赖贝格集中营的日子同样是为生存而战斗。有几位妇女都声称：“我们都被视为将死之人，所以我们更要活下去！”日复一日，她们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仅剩的问题就是她们到底何时死去。即使不是死于饥饿，或者死于看守之手，她们也肯定要死于日益频繁的盟军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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