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51390
1707351391
1944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安嘉已经怀孕六个月，她仍然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隐藏在布袋状的宽松衣服底下，但她不小心绊倒一个沉重的金属工作台，后者重重地砸在她的腿上，幸好没有伤到骨头。“我当时就想：‘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会怎样？’我被送去临时医务室，我在那里包扎伤腿，还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那里很温暖，而且我也不用去工作了。虽然那里没有多少食物，但我能够节省力气，以便治愈我的伤腿。”
1707351392
1707351393
安嘉躺在小型医务室里，她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情况好些，以免被送回奥斯维辛，她知道伤病不是好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要么劳动、要么死亡的地方。有些妇女甚至不知道这里有个医务室。有些妇女虽知道，但害怕医务室只是杀人场的中转站，因此她们从来不去医务室，宁愿自行处理伤口、溃疡、疾病。格蒂·陶西格说：“当你生病的时候，要么干活，要么去死。许多人用尿来治疗皮肤病，毕竟我们都有尿。尿液也帮助我最好的朋友治好了脓疮，而之前她的手臂都在流脓。还有一次，我的床板塌了，我的后背重重摔在地上，我有一阵子动弹不得。没有医生来看我，但我还是活下来了。”
1707351394
1707351395
一直以来，安嘉都没有时间真正顾及腹中正在孕育的胎儿，在医务室里，她总算能够关注腹中的胎儿了。当年怀上达恩的时候，安嘉并没有感觉到达恩在踢肚子，但这一次，安嘉能够感觉到胎儿还活着。安嘉回想起自己与贝恩德在泰雷津干草棚里那些浪漫的晚上，她预计孩子会在1945年4月底降临人世。她开始设想，如果她和孩子都活下来了，之后将会怎样呢？安嘉不可能在毛特纳洛娃医生面前掩盖怀孕的事实，这位捷克儿科医生负责照看她，她也向医生讲述了自己的担忧。“我跟她说了许多愚蠢的话。我说：‘如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的孩子就出生了，将会怎样呢？德国人会把孩子从我这儿抱走，送给一个德国家庭吗？我去哪儿找孩子呢？’这最终没有发生，德国人也没有杀掉我和我的孩子。我经常跟她讨论这个问题，她并没有出卖我，而且对我很好，她向我保证，我一定能找到孩子的。”
1707351396
1707351397
安嘉最终还是回去工作了，但被安排在所谓“轻松”的岗位，包括每天在工厂里拖地，从顶层拖到底层，包括楼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尽管这份工作单调乏味，但安嘉却说这是对孕妇最好的锻炼了。而且，看守们并未发现安嘉怀着孩子，否则肯定要把她送回毒气室了。
1707351398
1707351399
拉海尔也很幸运，她的老板是个捷克人，对她很好。拉海尔说：“当他看见我的腹部日渐隆起，他就让我坐下，不用站着，我只需要检查机翼上的铆钉是否拧好了就行。我的体重减轻了，但我已不再晨吐……所以我很想保住这个孩子。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1707351400
1707351401
及至1945年1月，为犹太工人准备的营房终于修建完毕，新营房在大约两公里外，在汉默尔贝格区沙赫特维格街。眼下正值气温下降的时节，妇女们被赶出温暖的、滋生臭虫的床铺，搬进滴水成冰的新营房。她们在暴风雪期间到达此地，发现这里冰雪覆盖、高墙环绕。营房还带有未干透的木头和水泥气味，也没有取暖设备。水从屋顶渗到墙壁上，浸湿了她们睡觉的草垫。由于屋顶太低，架子床只有两层，而不是通常的三层。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上铺是湿的，下铺是潮的。
1707351402
1707351403
盥洗室建在另一栋房子里，而且开始时还没有投入使用，妇女们只好在户外水龙头旁边擦洗身体，经常被冻僵。她们开始时还有小煤炉，甚至还有些木炭，但牢头把木炭偷走并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火取暖，结果营房的窗户每天晚上都会结上厚厚的冰块。关押来自俄国、乌克兰、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比利时的战俘的营房也在同一个区域，妇女们偶尔可以隔着带刺铁丝网认出那些战俘。少数战俘作为电工和技工在妇女们所在的工厂里工作，由于大家都是工友，所以他们对那些妇女来说算是老面孔。
1707351404
1707351405
有时候，双方都冒着生命危险把包裹着石头的纸条扔过围墙，以此互通消息。双方彼此交换关于战争进程的消息，有些人甚至发展成情侣。佩莉斯嘉懂得多国语言，一位囚犯请求她把一封情书从法语翻译成斯洛伐克语，这是一桩会受到严厉惩罚的“罪行”。尽管如此，她还是欣然接受了，她回想起自己与蒂博尔彼此往还的情书，回想起她在奥斯维辛隔着铁丝网认出蒂博尔的奇妙时刻。
1707351406
1707351407
有一天，在营房里，一名党卫队看守看见佩莉斯嘉用铅笔头在小纸片上写着什么。这是一位妇女的回信，那位妇女与比利时战俘坠入爱河。佩莉斯嘉看见看守向她扑来，她把纸条揉成一团吞了下去。她因此遭到毒打，之后又受到长期审讯，但她始终守口如瓶。
1707351408
1707351409
这家民营的德国公司需要让这些奴工活着，至少活到战争结束为止，因此公司给囚犯们发放了冬衣，包括长筒袜和黑色木鞋，穿着这种鞋子在工厂里走来走去，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不过鞋子并不够分，因此许多妇女不得不穿着她们在奥斯维辛分到的鞋子，那些鞋子鞋底很薄，并不合脚。木鞋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木鞋要么太大、要么太小，穿木鞋的人脚上会磨出让人疼痛的水泡，这些水泡难以愈合，久而久之就会发生感染。由于鞋底没有坑纹，穿木鞋在冰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另外，木鞋没有后跟，因此木鞋里总是灌满雨水或雪水，而且总是无法弄干。
1707351410
1707351411
木鞋还有其他不便，妇女们穿着木鞋走在坚硬的鹅卵石路上，会发出嘈杂的回响，这让本已疼痛的骨头更加疼痛。更有甚者，党卫队看守穿着擦得发亮的厚底军靴，沿途走在她们身边，催促她们跟上步伐，而且还吆喝着：“左，二，三，四……！”克拉拉·罗伏娃说：“住在我们上下班路上的人们也不好过，他们甚至向工厂抱怨我们早上5点发出的响声。想象一下，500人穿着木鞋走在路上的情景。当时正值灯火管制。人们都不敢打开电灯。然后到了6点，夜班的工人下班了，再次发出响声。早上这几个小时是人们仅有的睡觉时间，因为英国皇家空军飞回英格兰了。我们才不在乎，反正我们都睡不着。”
1707351412
1707351413
就算有了新鞋子，妇女们还是穿着可怜兮兮的破衣烂衫，这些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只能靠夹子和针线拼接起来。她们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内衣和袜子。如果她们幸运地找到一块破布，她们就会把破布当头巾，包裹被剃去头发的头顶，以抵御上下班路上凛冽的寒风。然后，她们会用同一块破布当汗巾，或塞进鞋子变成衬垫，或包裹被冻伤的脚趾。尽管如此，看守经常会把她们的破布扔掉。
1707351414
1707351415
因此，往返工厂的黑夜行进变成新的折磨，尤其是双脚疼痛、四肢冻僵的时候更是如此。安嘉说：“穿越城镇的路很长，他们朝我们吐口水，对我们骂骂咧咧。我们不得不继续走，没有大衣……没有长筒袜，没有其他御寒衣物……真的很凄凉。”幸存者查夫纳·利夫尼（Chavna Livni）说：“每天穿越漆黑的城镇，天还没亮，一片漆黑，大街上几乎没人，久而久之，我能认出路上每块石头，每个寒风凛冽的街角，我们回来的路同样是一片黑暗，我们走进冰冷的窝棚，那里有个炉子，但从来不生火。”
1707351416
1707351417
一旦冬季来临，雨水就变成雪水，又冷又饿的囚犯们精疲力竭地沿着排水沟艰难跋涉，她们身上覆盖着飘降的雪花。在她们身边站着党卫队看守，看守们穿着好几层衣服，外面还套着长及膝盖的军大衣或斗篷，步枪背在肩膀上，而戴着手套的双手则深深插进口袋里。
1707351418
1707351419
拉海尔有一位善良的德国班组长，此人私下给拉海尔弄来几片白色棉布，这些棉布是用来打磨机翼的，边角上还印着“弗赖贝格集中营”。其他人设法得到了针线，拉海尔借了过来，给自己和芭拉缝制了时尚的胸罩。那位善良的班组长还给了她们一些食物，也正是那位班组长，在得知她们没有领到木鞋后，给她们找来几双。“他的理由是，我们会被机器上掉下来的铁屑割破双脚，然后就会感染，但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为了让我们在刮风下雨的天气，在走着上班的路上好受些。”
1707351420
1707351421
利奥波丁娜·瓦格纳（Leopoldine Wagner）是一位奥地利人，被请来给意大利战俘当翻译，她也是工厂雇员，同样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囚犯。她说：“当你看见（这些妇女）骨瘦如柴、剃去毛发，在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中没有衣服、没有袜子、穿着木鞋……双脚血流如注，你会感到心碎。”当她面对此情此景，看着人们“备受折磨”且“身世悲惨”，看着人们双脚渗血流脓，她为自己嫁给德国人而感到羞耻。当她发现所有囚犯只能吃“可怕的”菜头汤，她就尽量在囚犯来她办公室擦地板的时候，给囚犯一片面包或其他食物。有一天，她给了一位妇女一件连体内衣，因为对方根本没有任何衣物可以覆盖后背或承托胸部。
1707351422
1707351423
第二天，一名党卫队军官把这件内衣还给了她，还问这件内衣是否属于她。她羞涩地点了点头。对方冷冷地告诉她：“如果你要把东西给别人，那就给德国人。否则你的名字就不再是瓦格纳夫人，而是第1000号，或者其他什么号码的囚犯。”
1707351424
1707351425
1707351426
1707351427
1707351428
利奥波丁娜·瓦格纳的身份证
1707351429
1707351430
面对如此威胁，利奥波丁娜·瓦格纳如此害怕，几乎再也不敢帮助囚犯了。“我自然感到害怕。如果一个人不肯学狼叫，这个人已经有一只脚迈入集中营了。”然而，有一天，她碰见十几岁的匈牙利犹太人伊洛娜（Ilona），她知道对方战前是一位钢琴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她决定帮助伊洛娜逃脱。她说：“我反复跟她说我姐妹在奥地利的地址，这样她就能记住了。我的想法是，她能够藏身于一处修道院。”在当地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下，她在老城中心圣约翰教堂的告解室里存放了一套修女制服，然后告诉伊洛娜，在下次去附近的济贫院淋浴的时候，想办法逃脱看守的监视跑到教堂去。“我并不知道她最终的下落，但那套修女制服消失了。”
1707351431
1707351432
其他的当地人，比如克里斯塔·斯托泽尔（Christa Stölzel），当年才17岁，在工厂办公室里工作，她也同情囚犯。她在自己的午餐盒里藏些面包和蛋糕，放在废纸篓里，这样晚上清洁办公室的囚犯就能找到食物了。这在当时是重罪，但她多次这样做，希望能够帮助囚犯。其他人也采取种种善举，如班组长会为患脓疮的囚犯留几件衣服，或者在某些场合留下一小包食糖，就藏在机翼的框架里。
1707351433
1707351434
然而，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无所作为，这要么出于恐惧，要么出于愚昧。瓦格纳夫人说过，营区“与世隔绝”。她补充道：“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汉默尔贝格有些营房，但对于那些在营房里受苦受难的囚犯，市民们根本不想关心。”由于缺乏外界干预，妇女们的困境在冬季来临时越发严重。尽管她们宁愿三四个人睡一张床板，一起盖一块薄薄的毛毯，她们还是几乎冻僵，她们的双手双脚冷得就像冰柱。严寒总是伴随饥饿而来，她们越是需要消耗热量来保持温暖，就越是感觉到饥肠辘辘的痛楚。久而久之，她们的身体和心智开始崩溃。
1707351435
1707351436
更让妇女们感到沮丧的是，当她们每天穿行街道的时候，她们会看见弗赖贝格市民过着一切如常的生活。她们看见孩子在堆雪人，或者穿戴冬天的衣服、帽子、围巾放学。她们看见男人出门上班，而妻子在窗户里挥手送别。丽萨·米科娃说：“我们看见人们在温暖的房子里打量我们。周围都是党卫队，有20人左右，人们不可能与我们交谈或给我们食物，甚至没有人试图这样做。人们对此不感兴趣。”
1707351437
1707351438
时年14岁的格蒂·陶西格知道，她的父母和姐妹已被毒死在奥斯维辛。她说：“当你看见别人的家庭愉快地坐在温暖的家里，吃着，笑着，过着平常的生活，你会感到更加伤心。没有人对我们寄予同情。没有人。我们只不过是游魂野鬼。我们都不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都不认为自己能够再过上正常的生活。”
170735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