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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每两人一组，进入未经预热的车间，车间通常设在地面或二楼。妇女们穿着不合脚或已破损的鞋子，站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她们轮番使用钻机，在机翼上打孔，机翼则固定在金属支架或脚手架上。有些妇女负责焊接、锉屑、抛光漆面，其他妇女则负责挑选零部件或锉平铝板边缘。对于这些从未干过体力劳动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来说，不断重复的工作对身体和心智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对手臂、肩膀、手腕更是难以忍受的考验，她们日夜都会感到疼痛。风机和钻机的噪音令人难以忍受，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金属碎屑和有毒气体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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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及其妹妹芭拉被指派到邻近的希尔德布兰工厂，那里正在二十四小时轮班生产螺旋桨和细小的飞机零部件。拉海尔说，她们就像“被鹰眼监视着”，而且已被告知从事破坏活动的可怕后果。拉海尔说：“他们告诉我们，如果工厂里出了任何差错，操作那台机器的人就会被吊在机器上方，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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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赖亚工厂，每层厂房都由一名党卫队男军官全权负责，并由一队党卫队女兵提供协助，这些女兵要么卑鄙，要么冷血。女兵每天都要惩罚囚犯，而囚犯们每天都被反复殴打。一名看守仅仅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狠狠扇了佩莉斯嘉的耳光，但她还算幸运。安嘉也被党卫队的看守打了，那名看守看上去才十几岁而已。“我正怀着孩子，穿着破衣烂衫，看上去就像地上的烂泥……她就那样走过来打我的脸。虽不算太痛，但毫无理由。”安嘉并未冒犯对方，但挨了打，而且不能还手，因为这“极其不公”的遭遇，她想“大哭一场”，但她拒绝让看守感到得意。“这太侮辱人了，比我记得的种种不公还要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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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身份的班组长或工长与囚犯们一起工作，除了下达指令，他们很少与囚犯沟通。当他们说话的时候，说的也是萨克森方言，就连说德语的人也未必能听懂。其中有些班组长曾在国防军服役，因为年老或受伤而被送回后方。所有班组长都想在战争期间保住这份舒服的工作，而不是被派往前线。安嘉与朋友米茨卡分在一组，安嘉说：“我并不认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谁，他们不曾对我们说话，也不曾对我们示好。他们从来不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遭遇何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从未给我一片面包或其他东西，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不似人形，看着我们备受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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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丽萨·米科娃有一位朋友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药剂师，她的班组长是一位名叫劳施（Rausch）的德国男人，他使用手势进行沟通。有一天，药剂师误解了劳施的手势，拿来了错误的零件。“劳施把零件扔到远处的墙上，然后还打了药剂师。药剂师受够了，用完美的德语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能拿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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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施惊异地看着她：“你会说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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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当然，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医生、教师、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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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告知，你们都是来自不同城市的妓女和罪犯，所以才被剃成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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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只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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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长叫道：“但犹太人是黑色皮肤的呀！”这就是当时蛊惑人心的纳粹宣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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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劳施对药剂师尊重了许多，但并非人人都如此。有些看守听说囚犯并非妓女或罪犯，不过拒绝相信。看守们气得脸红脖子粗，公开嘲弄囚犯。一个名叫罗夫曼（Loffman）的“驼背”看守，曾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盖世太保学校，他经常拿锤子扔向他管辖的囚犯：“你是个老师？你只是块烂泥！”其他看守更是虐待成性，他们变着法子用工具、拳头、皮带、绳头来殴打囚犯。脾气暴躁的四级小队长，人称“扎拉”的贝克中士，通常会因为细微小事而勃然大怒，经常殴打让他烦心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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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看守往往最为残忍。女看守不仅殴打或鞭打囚犯，还会发明种种羞辱女性的刑罚。其中就包括禁止囚犯上厕所，或者要求囚犯的朋友剃光囚犯仅剩的头发，或者剃剩头顶正中的一缕头发。其中一名特别残忍的党卫队女军官会拿手枪恐吓妇女们，偶尔还会拿枪射击一名妇女的腿，枪击的伤口很快就会因感染坏疽而腐烂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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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实行轮班制，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日班，每周工作七天。有时候星期天能休息，可以擦洗和晒干肮脏的衣服。每个月有那么一次，少数被选中在办公室工作，因而与德国人较为接近的囚犯，可以结伴前往17世纪建造的济贫院，那是老城中心的贫民习艺所。在那里，囚犯们可以洗个奢侈的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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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于所有妇女来说，工作通常是繁重的，再加上营养不良，她们的体质很快就严重衰弱。许多妇女头昏目眩，这会导致生产效率下降，而它又会换来拳打脚踢，直到她们继续工作为止。幸存者克拉拉·罗伏娃（Klara Löffová）说过，那里有两条重要规则：“你不要承认你生病了，或者你就说你不知道。”她们也不害怕空袭警报。“在我们看来，被炸弹炸死炸伤的危险，比被党卫队拿枪指着的危险小多了。”私底下，她们会为每次盟军空袭而欢呼，并且对附近屋顶上防空炮火震耳欲聋的炮声喝倒彩。如果她们看见英军或美军飞机被打下来，她们就会情绪低落，“整天无精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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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企业为党卫队提供的劳动力付过钱，但党卫队只给她们提供最劣质的食物，仅仅是让她们不至于饿死。有人形容所谓的配给食品就是“一块滚烫的泥土”。唯一的好处是每个人总算有了杯、碗和汤匙，这就意味着她们不必再用手脏兮兮地吃东西。尽管如此，配给食品与奥斯维辛完全一样，早上是带着苦味的黑色液体，还有一片面包，要么就是用菜头、菜根或南瓜根熬成的味道难闻的汤。所有人都坐在地板上，或者随便找个角落坐着吃饭。克拉拉·罗伏娃说：“一名所谓的厨师给大家舀汤，汤时浓时淡。长桌边上没人坐着，长桌上面站着我们的德国长官，一名党卫队军官，他穿着长筒靴，在桌子上走来走去，他那带着党卫队皮带扣的皮带握在手上，随时准备挥舞。女孩们很快就学会不要偷拿别人的食物。”她们还学会了遮住眼睛，因为如果被打瞎一只眼睛，那就意味着回到奥斯维辛，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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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她们每人可以得到400克面包和一点儿咖啡。偶尔，她们会得到额外补给，如一小块人造黄油、一小块果酱或一小片蒜味腊肠。通常，她们不知道是把人造黄油吃掉好，还是用来涂抹她们干燥开裂的皮肤好。安嘉说有些妇女很自律，她们会把食物分成几份，每天分成几次来吃。安嘉说：“我一次就吃完我那份食物，然后就得挨饿二十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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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正在怀孕，很需要吃生洋葱，她经常用整块面包换一块洋葱。佩莉斯嘉比绝大多数人幸运，因为毕竟还有埃迪塔的保护，埃迪塔设法藏匿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并用其去贿赂一名年长的国防军看守，请他偷运些食物。这名看守被称为“勇敢的威利大叔”，是唯一身穿制服但还有点良心的看守。威利大叔好多次冒着丢掉工作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为其管辖下的囚犯做点小事。在威利大叔的帮助下，埃迪塔能够继续在怀孕的朋友耳边低声说“张开嘴”，喂给她一点儿额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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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蒂·陶西格说：“我们都知道谁私藏黄金或者钻石，因为那些妇女看上去比绝大多数囚犯状况好些。但我们都没有把她们的秘密透露出去。”即使偶尔得到额外食物，怀孕妇女仍然极度渴望食物，这已成为她们全神贯注的事情。饥饿如影随形，她们正在孕育的胎儿也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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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安嘉从不允许自己放弃生存的希望。“幸好我保持着非常乐观的心态，这帮了我很多……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这很愚蠢，也很荒谬，但我就靠这点信念活着……尽管我几乎已经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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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同样渴望食物，她说：“我们回到住处的时候都很累，如果谁还能剩下一片面包，我会求她分我一点。”有一天，她找到一片生土豆，然后就像吃糖那样吮吸着那片土豆，直到一点儿都不剩。还有一次，她发现一颗半埋在泥泞里的发霉卷心菜，尽管她知道捡起那颗卷心菜可能会被射杀，但她太饿了，她豁了出去。虽然那颗卷心菜已经腐烂发臭，菜叶腐烂到用手指就能轻易地戳穿，但她还是把那颗卷心菜整个地吞了下去，还说这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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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到工余时间，妇女们都会谈论食物。安嘉说：“多么美妙的食物啊！不是一两个鸡蛋，而是十个鸡蛋做成的蛋糕，淋上四公斤奶油和一公斤巧克力。这是我们渡过难关的唯一办法。蛋糕越夸张越好。这给了我们某种满足感。我们还发明了其他取悦自己的搭配，如香蕉淋上巧克力和果酱。尽管我们正在挨饿，但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否管用，但你就是禁不住胡思乱想，因为你太饿了。”实际上，她们没有奶油蛋糕，她们只靠“令人作呕”的汤水和一丁点儿面包维持生命。“到最后，我们喜欢上任何分配给我们吃的食物，任何食物都如此美味，吃完还想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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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下班时，终于可以回到工厂顶层的住处去休息。当时妇女们感到很宽慰，毕竟她们是在坚固的砖砌建筑里工作，而不是在四面透风的窝棚里，但当她们打开就寝区的大门时，她们马上就会闻到臭虫的味道。党卫队指责妇女们带来了臭虫，但这肯定是之前的囚犯留下的。安嘉说：“这些小甲虫有种特别的味道，某种甜腻腻的味道。这挺可怕的，那里有成千上万的臭虫……多到随时会从天花板掉到我们的杯子里，以至于无论我们吃什么，首先吃到的就是臭虫。我们起初不太介意，毕竟臭虫只生活在温暖的地方，但如果你捏死它们，马上就会闻到特殊的味道，那味道非常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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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触不到新闻，甚至没有钟表，妇女们只能知道日期，而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一无所知。在这通风不良的工厂里，她们从未见过阳光，也从未呼吸过新鲜空气，也没有人愿意取悦她们。就连偶尔善待她们的国防军老兵，也没有告诉她们多少消息。她们不知道，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特遣队已于1944年10月炸毁了再无用处的四号焚尸炉，但她们的确从德国工人那里听说，在阿登地区，突出部战役正在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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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每天的生活往复循环、毫无变化。她们又脏又臭，浑身肌肉酸痛，双脚和牙龈同样肿痛，绝大多数妇女必须经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思想斗争，以确保自己活下去。有些忍受不住折磨的妇女精神失常，最终被送走了。一位囚犯说：“我们就像疯子一样干活，连续许多个小时赤脚站立，衣不蔽体。我们吃饭，我们沉默，我们料理自己的事务。就算我们身上穿着破衣烂衫，我们总得擦洗一下。谁都没有时间关心其他事情。”她们的牙龈已经溃烂出血，她们的皮肤就像羊皮纸那样龟裂，任何小小的溃疡都可能造成致命伤。妇女们的身体每况愈下、半死不活，就连经期也紊乱了，更加没有力气去想如何反抗或起义。另一位囚犯说：“在弗赖贝格，我们没有从事任何破坏活动。我们甚至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不知道如何反击。如果你说：‘你要带我去哪儿？为什么？’你就会被劈头盖脸地毒打，或者直接被射杀。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到不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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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但并非技术工人，工厂的生产进度也就缓慢得可怕。因此，当克拉拉·罗伏娃的班组于圣诞节完成第一块机翼时，发生了一场大骚动。囚犯们得到从未兑现的许诺，如果她们完成任务，就会得到额外的汤料、面包或奶酪。罗伏娃说：“德国工人大肆庆祝，他们把机翼绑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绳子上，然后就准备去共度好时光。突然之间，绳子断了，机翼掉了下来，几乎摔成废铁。这下子，该轮到我们庆祝了。”圣诞节那天，有些妇女的确得到了不值一提的额外奖赏，稍微多一点点的配给食品，以及“购买”食盐的机会，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得照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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