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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很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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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们离开并商量着什么，佩莉斯嘉跌坐在自己的床板上。她怀孕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班组，与她同组的工友尽量安慰她，跟她说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此后又过了几天风平浪静的日子，大家都回去工作，就像平时那样。直到有一天，一名看守走近佩莉斯嘉，静静地问她：“你需要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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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佩莉斯嘉的双脚已经成为她最大的折磨。她的双脚浮肿不堪，而且流血流脓。她几乎无法站立。“我想要热水泡泡脚。”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然给她端来一盆热水。其他囚犯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既羡慕又嫉妒，她还穿着破衣烂衫，衣服上长满虱子和其他小爬虫，她把脚趾浸入这临时的洗脚盆中，“仿佛像个女王”。佩莉斯嘉说，盆里的水“很热”，那种感觉太奢侈了，“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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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补充道：“人们对我挺好的，因为他们觉得亏欠了我，而且没人相信我能够怀上活着的、健全的孩子。”她知道看守们突然之间良心发现，当中肯定带有自私自利的动机，但她仍然欢迎这种转变。“我的丈夫与我感情深厚，我很想为他生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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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怀孕的真相也是在那时暴露的，但并非由她信任的捷克儿科医生透露出去，而是因为其他人都留意到她那膨胀的腹部了。安嘉说：“我越来越瘦，但我的肚子却越来越大。有些看守也知道了。如果他们在1月18日之前发现真相，我是会被送回奥斯维辛的，但奥斯维辛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他们无法送我到别处去。尽管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我也不可能知道……在他们询问我之后，我只好承认怀孕了。我不能不承认，但他们已不能送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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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嘉骨瘦如柴，但她的乳房却越发饱满和厚重了，这让她在穿着粗布衣服时很不舒服，尤其在赶路上下班的时候更不舒服。安嘉的朋友米茨卡借了针线，用从一件衣服上裁剪下来的布料为安嘉做了一副胸罩。尽管手艺很业余，而且尺码也不对，但安嘉还是非常感激，直到战争结束，她都穿着这副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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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向自己的妹妹们隐瞒了九个月，也大约在那时因为其他囚犯而暴露了，其中一名囚犯向拉海尔的妹妹们询问道：“你们知道拉海尔怀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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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拉不敢相信，说：“不！你疯了吗？我可是跟她睡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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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和萨拉几乎同时喊出声来：“她不可能！”尽管她们与拉海尔被分配在不同班组，而且她们在其他地方上班，她们还是会在回营房的路上看见拉海尔，她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旦妹妹们意识到这是真的，她们都感到震惊和害怕，尤其是因为拉海尔如此虚弱，几乎无力行走，大多数时候只能留在医务室里。萨拉说：“我们无法相信，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会为她感到非常非常难过。我的意思是，在那种地方怀孕，真是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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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那里并没有额外的食物分配给我，她们也爱莫能助。”她尽量不去想自己以及尚未出生的孩子会有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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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与萨拉一起工作的一名德国人偷偷塞给她一个橘子。“他们很少帮助我们，但他还是给了我这个漂亮的、新鲜的水果。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见到过、闻到过如此可爱的东西。我很想自己留着，但我还是把它藏在衣服里，带给拉海尔以及她的胎儿。她们比我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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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那时，妇女们几乎无事可做，绝大多数人都被关押在营房里，由于人们难以想象的长期饥饿而变得极为迟钝，但她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党卫队想要恐吓与饿死她们。有人已经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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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早上——正好是预产期那天——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洗过脚，正要去上班。当她第一次宫缩的时候，她痛到尖叫起来，她马上被送到工厂一个小房间里的医务室，并被扶到桌子表面的木质支架上。她尽力忍住阵痛，她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呱呱坠地了，毛特纳洛娃医生在那里帮助佩莉斯嘉，但没有药，也没有消毒器械，医生只能拼尽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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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佩莉斯嘉因为对抗宫缩而面红耳赤地坐起来，她都会看见大约30名挤在门口的围观者。他们当中有党卫队看守、工厂班组长以及牢头。有些旁观者还打赌婴儿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说，如果是女孩，战争就该结束了，如果是男孩，战争就还得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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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为婴儿的性别争吵不休时，佩莉斯嘉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以及最后一次使劲，下午3点50分（按照一名看守手表显示的时间），佩莉斯嘉诞下一个女儿。由于贫血和极度危险的营养不良，这位母亲在生产过程中流出的血量几乎足以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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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欢呼道：“是个女孩！是个女孩！战争就要结束了！”尽管如此，当孩子完全分娩出来后，一名看守则呼喊道：“这是个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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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莉斯嘉那毫无营养的子宫里待了九个月，这个孩子本来是不太可能存活下来的，她那双沾着血污的小手捏成拳头，举起来放在耳边。此时此刻，就连佩莉斯嘉都像是吹响了号角一般。有些围观者完全被异常激动的情绪所压倒，佩莉斯嘉自己也是如此。尽管在几次流产后终于生下了这个存活的孩子，她也因此感觉到如释重负的轻松，但她还是暗自害怕，担心孩子会有异常或畸形。的确，这个婴儿的头部看上去大得不成比例，但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孩子只有3.5磅，她的身体实在是太小了。一旦佩莉斯嘉意识到孩子并无缺陷，她就为蒂博尔未能与她分享喜悦而感到沮丧，然后又为孩子的命运而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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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佩莉斯嘉的婴儿都被相对安全地藏在妈妈的肚子里。如今，孩子突然就来到这个世界了，这个一贫如洗、全身赤裸、无比脆弱的孩子，就这样来到这个纳粹统治的世界。佩莉斯嘉的小女孩太过孱弱，她哭不出来，甚至无力挪动她弱小的四肢。医生绑好脐带，把孩子擦干包好，佩莉斯嘉总算第一次把女儿抱在怀里。这个皮包骨头的瘦小孩子，身上几乎没有脂肪或肌肉，多余的皮肤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腿上，就像穿着长筒袜。她那干瘪的小脸皱巴巴的，佩莉斯嘉说她“丑得像个罪人”，但她长着父亲那样的蓝色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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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嘉。”佩莉斯嘉泪流满面，回想起那段噩梦般的前往奥斯维辛的旅程，回想起在运牛车厢里她与蒂博尔的轻声对话，如果生女孩，就叫汉嘉，如果生男孩，就叫米什科。佩莉斯嘉低头看着这个“圆头圆脑”的孩子，长着小小的鼻子，嘴角仿佛泛起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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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站台上，在两人被分开之前，蒂博尔曾经告诉佩莉斯嘉：“只去想美好的事情。”蒂博尔这句话铭刻在佩莉斯嘉的心底。在弗赖贝格，佩莉斯嘉曾经暗下决心，如果她在上下班的路上多看看那些漂亮的孩子，那么她的婴儿不仅能够存活，而且也会长得漂亮。当其他囚犯三五成群地低头走路时，她的双眼却只看那些她能看到的金发碧眼的雅利安孩子。她祈求自己能够诞下“鼻梁高挺”的儿子或女儿，她不希望婴儿像她那样长着犹太面孔，而是希望婴儿长得更像父亲，长着波兰人的苍白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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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奏效。汉嘉降临人世后，在母亲看来她几乎是完美的。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套公寓里，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妇孕育了这颗爱的种子，这对夫妇失去了许多。如今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小小生命，经历过纳粹的占领，经历过奥斯维辛的残酷，经历过冬季的严寒，经历过六个月的噪音、暴力、饥饿、苦役，最终降临于被战争撕裂的欧洲。佩莉斯嘉大胆猜想，这个女孩的降生，也许真的预示着交战双方能够结束战争。佩莉斯嘉看着这个瘦到皮包骨头的孩子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活着！”佩莉斯嘉知道，如果没有陌生人埃迪塔的悉心照顾，她们母女俩根本不可能幸存。由于埃迪塔在磨难期间始终施以援手，所以佩莉斯嘉决定，把孩子的名字定为哈娜·伊迪丝·勒文拜恩（Hana Edith Löwenbein），通常叫“哈娜”或“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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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产的疼痛和失血耗尽了佩莉斯嘉的力气，她神志不清地仰面躺在那张桌子上。她的婴儿体重严重不足，身体也缺乏保暖的皮下脂肪，很容易患上低温症。毛特纳洛娃医生无法提供更多的食物和产后药物，因此无法确定母亲或孩子是否能够存活。佩莉斯嘉在产后二十四小时几乎陷入昏迷，而不是母子安然入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就心满意足地摸摸孩子，但她忍不住用手指碰碰哈娜的鼻尖，希望哈娜的鼻子能够长得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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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临近结束，之前的规矩也变得宽松了些，佩莉斯嘉的几位好朋友获准前来探望，其中就包括埃迪塔，当埃迪塔得知孩子的中间名以自己来命名，不禁喜极而泣。妇女们把之前收集的橘子酱加水调成糖浆，以供婴儿食用，她们为佩莉斯嘉找来了最干净的一个杯子。她们还找到一些柔软的白棉布，并用这些印着弗赖贝格集中营字样的白棉布，给哈娜做了一件罩衣，还在罩衣上缝上小圆领。她们也缝制了一顶软帽，有着蓝色的镶边和红色的小花。这些都是佩莉斯嘉永远珍惜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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