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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意识到在持续阴雨和“极端寒冷的气候”中，露天车厢的囚犯们尤其脆弱，他要求面见这次押运的指挥官，并且勇敢地向对方提出建议。由于弗拉索夫伪军一周前丢弃的列车加挂了几节封闭式货运车厢，因此帕夫利切克先生建议，“基于人道的理由”，应把露天车厢里尽可能多的囚犯转移到封闭车厢。认识站长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正冒着巨大的风险挑战党卫队四级小队长扎拉的权威，扎拉一把推开他，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当场射杀这位冒犯权威的站长。但善良的站长决心为这些暂时归他管辖的囚犯做点什么，因此他并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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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雅罗斯拉夫·朗格（Jaroslav Lang）还是一位10岁的男孩，他的家距离铁轨不过50米，他透过家里的窗户好奇地看着铁路支线上这趟长得不同寻常的货运列车。“当天学校停课了，因为天上都是飞机，到学校去太危险了。哥哥米兰和我看见火车，我们看见站长正在跟党卫队指挥官争吵，但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里有好几名军官，还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德国兵。他们非常严厉，党卫队员吼叫着让人们走开。他们显然不想让我们看见任何东西。但那还是米兰和我第一次看见头戴钢盔的党卫队员或者德国兵出现在我们的小镇。我们还是小孩子，什么都想看一看。这太让人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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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利切克先生的强烈申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在慷慨地给看守们补充食物和饮料后，他终于说服了扎拉，后者同意把尽可能多的瑟瑟发抖的妇女转移安置到带有顶盖的车厢里。帕夫利切克先生后来说：“在押运指挥官表示同意后，交易达成了。车厢里的人们饥饿不堪，而且在晚上没有人照料她们。在调度列车并且把她们转移到封闭车厢期间，我给她们带了些食物，我只有在晚上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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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是得到转移的幸运儿之一，拉海尔以及那些奄奄一息的狱友也转移了，但挺着大肚子的安嘉还是留在露天车厢里，完全不知道几节车厢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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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夫利切克先生看见囚犯们对他这次小小的善举千恩万谢，他才意识到囚犯们的处境多么恶劣，他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念头。囚犯们的列车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纯属偶然，但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想要遵循道德行事。4月22日，星期天，也就是第二天的早上6点30分，他没有去教堂做弥撒，而是去拜访瓷土厂的主管约瑟夫·祖贝克（Josef Zoubek），以及当地托瓦尼旅馆的房东安东尼·维尔特（Antonín Wirth），那间旅馆碰巧也是车站旁边瓷土厂社交俱乐部的所在地。他询问两位绅士，能否为囚犯们迅速筹集大量食物，“如果押运指挥官同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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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也怀疑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甚至会更加抗拒这条最新建议。作为军人，他服从命令直到战争结束就够了，他看不到喂养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有什么意义。反过来，他也不能公开接纳站长的请求。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在囚犯暂时由帕夫利切克先生监管期间，由小镇出资搭建临时食堂，为那些饿得半死的囚犯提供一顿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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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正在受苦受难的消息迅速在霍尔尼-布日扎的居民当中传播开来，小镇居民收集了所有能用于分享的物资，用篮子装着面包、鸡蛋、水果、肉类、奶酪，匆忙赶往三层楼高的社交俱乐部。时年10岁的雅罗斯拉夫·朗格后来说：“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火车上关押着囚犯，但当我们看见人们拿着食物赶往车站，我们也随同前往，然后就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又回到家里，问母亲拿了些面包带去。尽管母亲非常害怕，但她还是给了我们一些食物。由于物资短缺，每个人都要凭票领取粮食，不过人们还是拿出自己的口粮，送给火车上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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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利切克先生感觉到情势危急，也感觉到小镇居民的热情，他请求当地学校的老师扬·拉伊什尔（Jan Rajšl）帮忙分配大量拥入的食物补给。拉伊什尔做得很好，“严格但公平”。他住在教师宿舍，爱拉小提琴，会骑着自行车去学校。磨坊主扬·科瓦日（Jan Kovář）和屠夫科坎德里（Kočandrie）也自愿来帮忙分发面粉、糕点和香肠。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的人也赶来帮忙，不过人们无法靠近囚犯，因为看守们沿着列车组成了警戒线，每隔50米就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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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天，旅馆厨房就没有消停过，旅馆员工们不顾休息日，都赶回来帮忙。他们烘焙了5000条面包，准备了许多盘糕点和许多壶咖啡。软面包和熟鸡蛋则提供给病人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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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帕夫利切克先生继续巡查站内的列车，检查囚犯的状况，希望与个别囚犯私下交谈。他发现绝大多数囚犯是捷克人，不过也有许多囚犯来自不同国家，包括希腊。他后来形容囚犯们的状况“非常糟糕”。当他告诉囚犯们，自己正在帮忙分发食物，囚犯们反复恳求他把食物分别交给囚犯们，而不要交给看守，因为看守会偷取食物，囚犯们什么都得不到。他对此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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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帕夫利切克先生感到震惊的是，他在其中一节车厢里发现另一位站长，来自邻近小镇的西什卡（Šiška）先生，以及比尔森牙医奥托·费舍尔博士的遗孀艾尔莎·费舍尔洛娃，牙医本人已经在一次集中营撤离行动中被打死。费舍尔洛娃夫人时年39岁，她的女儿汉嘉时年17岁，她们与其他妇女一样，都在奥斯维辛和弗赖贝格待过，她们请求帕夫利切克先生给家中的亲人带个口信，告诉亲人她们还活着。站长与这对母女的匆忙交谈突然被打断，因为党卫队四级小队长发现牙医的妻子正在对站长说话，他残忍地把牙医的妻子打翻在地。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帕夫利切克先生别无选择，只能走开，但他马上跑回站房，按照牙医妻子的嘱托，向她的家人传递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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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利什卡·鲁道夫（Liška Rudolf）也通过封闭货运车厢的小窗户，设法与站长说上了话。利什卡·鲁道夫说：“22日早上，我遇见了帕夫利切克先生。他从我的眼中看出我的饥饿，他告诉我：‘我会给你带些食物。’……后来，押运指挥官问我，为何与敌对地区的平民说话。他告诉我：‘你最好不要再靠近窗户，否则我就把你消灭掉。’”再后来，利什卡·鲁道夫所在车厢的门微微推开，两片面包和一些果酱被扔了进来，她设法接住了食物，而其他囚犯的眼神仿佛要把她吃掉。利什卡·鲁道夫说：“整节车厢的人都妒忌我。那个下午，我又以同样的方式，接到两个软面包和两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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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继续尽可能地喂养囚犯，同时尽可能为囚犯向家里带口信，他这样做承担着巨大风险。当他经过一节车厢的时候，他听到婴儿的哭声。他深感不安，要求知道列车上到底有多少孩子。扎拉不想告诉站长，也肯定不想其他人知道。当扎拉最终承认车厢里有“两三个”小孩的时候，站长坚持看看这些孩子，他震惊地发现，这几个新生儿都营养不良，而且几乎没有衣服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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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列车上还有婴儿”的消息如同丛林大火一般迅速传遍霍尔尼-布日扎。有些婴儿，比如哈娜和马克，来自弗赖贝格，而其他婴儿则是由来自维纳斯山的妇女们所生的（没有这些妇女的孩子最终幸存的记载）。尽管这条消息在数千名民众当中引发混乱与骚动，但列车上的母亲却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帕夫利切克先生立即请来当地的医生，以便为婴儿及其母亲进行医学检查。“我告诉指挥官，当地的扬·罗特医生可以来帮助病人。”站长的请求被粗暴地拒绝了。“我被告知，囚犯们有自己的医生，医生本身也是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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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医生未能帮上忙，他沮丧地回到家中，把事情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正值初次怀孕。罗托娃女士有成套的婴儿服装，是为自己的新生儿准备的，当听说列车上有婴儿时，她就把这些精致的手工服装交给帕夫利切克先生，并且叮嘱，确保每个新生儿都能有衣服穿。其他两位母亲，贝尼索娃女士和克拉胡里科娃女士，也捐赠了一些婴儿用品，帕夫利切克先生也按照她们的嘱托逐一送到了。帕夫利切克先生说：“（列车上的母亲）眼含泪水对我道谢……为她们特别制作的食物也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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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是其中一位幸运的妇女，她收到食物、给哈娜的衣服，以及尿布、襁褓、毛毯。“这是一整套衣物了。那里甚至还有洗漱用品，例如爽身粉和肥皂，以及所有必需的婴儿用品。”当她看着那件漂亮的绣花外衣时，她都不敢用沾满煤灰的双手去触碰。她甚至不愿为哈娜穿上那些衣服，因为婴儿破损的皮肤正在流脓。佩莉斯嘉把这些小小的衣服捧在脸上，闻到了浆洗衣服和新鲜亚麻的香味，这种香味让她想起过去能够正常清洁身体的时光。她把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旁边，她决定把这些衣服好好留着，她期待等到她与哈娜到达目的地后，可以擦洗过身体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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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撕开一条面包，发现里面有一张用捷克语写的小纸条：坚持住！要坚强！困境不会持续太久！她在此时此刻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其他人也在面包卷和三明治里找到类似的信息，她们同样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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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车后面的车厢里，拉海尔及其儿子当晚却没有收到任何东西。拉海尔与佩莉斯嘉相似，对于能够转移到更加温暖的货运车厢感到很庆幸，但妇女们拥挤在只有一扇通风小窗的车厢里，空气很快就变得极其浑浊，而且在这种车厢里，她们再也无法喝到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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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置身于列车远端的车厢里，甚至都不知道分发衣物和分配食物的事情。她逐渐丧失了对现实和生活的把握，只能庆幸列车停靠的时间还比较长，车厢门被打开时，她还能短暂喘息片刻。关于那段时间，安嘉说：“那不是能不能活到下一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到下一个小时的问题。”在看守的看管下，她只能站在车厢门口，满身流脓，皮肤被煤灰染得漆黑。她就靠希望支撑下去，当她吸入森林里的清新空气时，她回想起与朋友或家人在森林里漫步的时光。这种思乡之情简直是精神折磨，于是她再次用文学偶像郝思嘉的话语来提醒自己：“明天再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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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补充道：“我庆幸自己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的一生中，这种天性帮了我很多很多……这纯粹是一种笨拙的乐观主义，除此无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对自己说：‘明天再想吧。’而到明天已经时过境迁了……我如此幸运，竟然没有死，而我本来在当天任何时刻都可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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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听到声音，于是朝外看去，看见一群人正在匆匆走过，想必是沿路分发食物的。安嘉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会看见什么。他们当中有一位农夫，在铁轨边上停了下来。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当时他看见我这具正在怀孕的行尸走肉，我也许只剩下65磅了，还挺着一个大肚子……我几乎就是活着的骷髅，没有头发，肮脏得难以想象。”安嘉还说，那位农夫吓得脸色煞白，他肯定以为自己看见世界末日了。“你也会想，人们也许已有心理准备，但他们完全不知道会看见如此景象。”一名拿着枪和皮鞭的党卫队指挥官正好就在旁边，军官怒视那位农夫，直到他悻悻而去。尽管如此，五分钟后，那位农夫又提着一瓶牛奶折回来，大胆地靠近车厢，把牛奶递给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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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我怕喝牛奶……我之前之后都没喝过牛奶，但在当时，我喝了。”就在安嘉喝牛奶的时候，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举起皮鞭，想要鞭打安嘉。“那位农夫非常震惊，几乎要跌坐在地上。他一言不发，但我能够从他眼中读到些什么。面对此情此景，他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指挥官放下了手中的鞭子，而我也喝光了牛奶，那简直就像起死回生的神药。我享受牛奶的味道……那味道甜美得如同甘露……我当时想，那瓶牛奶也许救了我的命。喝完那瓶牛奶后，我觉得自己健壮如牛……那瓶牛奶让我重新变成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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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用手背擦擦嘴，接着把瓶子还给那位好心人。然后，她用地道的捷克语表示感谢，接着就回到满是煤渣的牢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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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位母亲中，佩莉斯嘉是最为幸运的。除了整套婴儿用品，她还拿到了帕夫利切克先生亲手给她的面包和果酱，“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安嘉说人们“排着队”来帮忙，当来自弗赖贝格的某些看守看见此情此景，他们也凑过来打听工厂里那对母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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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难以置信地喊道：“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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