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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某个地方，她们的列车停了下来，这样另一列装载着大约900名囚犯的列车就能与她们的列车连接起来，那些囚犯来自弗洛森堡及其附属维纳斯山（Venusberg）集中营。其中也有些囚犯来自一个生产巴祖卡火箭炮和反坦克火箭筒的劳动营，但来自弗赖亚工厂的妇女们并不知道后续车厢里发生的故事，更不要说这趟旅程的终点了。她们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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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被迫停留在容易遭到攻击的地点，从天上俯瞰是非常清楚的攻击目标，她们那蜿蜒前进的列车就困在莫斯特与霍穆托夫之间，而这两座城市在4月19日还都遭到了猛烈空袭。那天深夜，在空袭期间，拉海尔的羊水破了。当盟军飞行员在远处的土地上扔下致命炸弹时，拉海尔正要分娩。拉海尔摊开四肢，平躺在粪水横流的车厢地板上，周围还躺着几位刚刚死去的妇女，而她则躺在浸湿的毛毯上瑟瑟发抖。拉海尔第一次感觉到下体出现宫缩，她知道，她与莫尼克在罗兹隔离区的小房间里怀上的孩子，似乎就要降生了。她决定，无论世界变得如何，她都要把孩子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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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喘着粗气，紧紧抓住妹妹芭拉的手臂，强烈的宫缩导致她整个身体都扭曲了。看守呼叫协助，有人找来捷克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她曾经帮助佩莉斯嘉生下哈娜，她也是弗赖贝格医务室的负责人。看守举起火把，医生就能看见婴儿的头部开始娩出了。列车里传言四起，说有个孩子要出生了，因此来自其他车厢的看守也爬上车厢看热闹，毫无疑问，看守们又在打赌了。拉海尔有点愤愤不平：“你能想象在露天运煤车厢里，一群妇女围着你看你生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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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防空炮火照亮了夜空，而4月的春雨浸湿了拉海尔的皮肤，她强忍阵痛，在车厢地板上弓起后背。然后，在深夜或凌晨某个时候，在又湿又冷的环境中，她发出最后一声尖叫，生下一个脆弱的小生命。这个孩子看上去刚刚具有人形，而且如此瘦小，有人告诉拉海尔，是个男孩。一名党卫队看守大笑着叫喊道：“又一个献给元首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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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赖贝格那黑暗的床铺上，在拉海尔悄悄孕育孩子的时候，她就暗下决心，要把孩子取名为麦克斯（也就是后来的马克）。孩子身上还沾染着母亲的血污，他的身体蜷缩着，长着一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脸。他肯定还不到3磅重。孩子的母亲太过虚弱，甚至都感觉不到快乐，只觉得天旋地转。“我在想，‘我有孩子了，或者我失去孩子了。’我们都不知道此后将会如何。”在难以形容的肮脏环境中，手边没有任何锋利的手术器械，谁也不知道如何割断曾经让母子相连的脐带，谁也不知道如何救活这个孩子。有人建议拉海尔咬断脐带。最后，一名党卫队看守给医生递来了肮脏的剃须刀。拉海尔说：“她们甚至找到一个用来装面包的纸皮箱，把婴儿放了进去。当时正在下雨夹雪，所以我总是把孩子放在纸皮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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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的是，就像佩莉斯嘉那样，拉海尔开始分泌乳汁，能够哺育她那新生的孩子。拉海尔并不知道，这些营养不良的孕妇生下的孩子如此瘦小、如此脆弱，而分泌乳汁需要消耗大量脂肪，甚至会耗尽脂肪，从而让母亲陷入危险中。拉海尔说：“我很高兴，我奶水还够。”但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擦洗她的儿子，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孩子保暖，或者让孩子免受恶劣天气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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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问道：“今天几号了？”无论儿子最后是生是死，她决心记住儿子的生日。谁也无法确定，但那名关照她的党卫队看守说：“就说那男孩是在希特勒的生日出生的吧：4月20日。这或许能救他的命。”当时，拉海尔甚至还得到一点儿“额外”的面包，但这不是因为她刚刚分娩，而是因为看守们意识到这孩子是在元首诞辰出生的。在那个人性难觅的时候，另一名看守给拉海尔拿来一件旧衬衣，用来包裹她的婴儿。拉海尔还穿着那件附带裙腰的、在奥斯维辛领到的“残疾人”外衣，在连续穿了几个月后，那件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她也因为寒冷和休克而瑟瑟发抖。在她娩出胎盘后，有人给她找来一件大衣，披在她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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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非常虚弱，询问能否让两个妹妹来看她，于是看守走到列车末端，把萨拉和伊斯特叫来。当那两位隔着几节车厢的年轻女性第一次听到别人叫她们的名字时，她们甚至不敢回答，但最后她们还是应答了。看守告诉她们：“你们的姐姐生了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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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吃惊地问道：“我们可以去看她吗？”当看守说可以的时候，她们甚至更为惊讶。她们第一次在白天被扶下车厢，蹒跚地走向新生的外甥所在的车厢，她们找到了这对状况堪忧的母子。萨拉说：“她蜷缩在角落里，盖着一件大衣。那可不是一幅美丽的图景。”车厢里恶臭不堪，里面横躺着已死或垂死的妇女。“她病得如此严重，我们都确信，那个婴儿活不下来，我们甚至无法为她感到高兴。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回原本所在的车厢了。我们都哭了，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再也无法看见这对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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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无止境的痛苦中，列车继续前行，此时还加速了，高速通过遭到轰炸的霍穆托夫，向着扎泰克（Zatec）进发。这已经是她们在路上的第八天了，她们再次停下来，一等再等。安嘉说：“时不时有人把面包扔进车厢让我们吃。那实在难以形容。”绝大多数情况下，负责看守她们的看守会把面包夺去，拒绝与她们分享，但有时候她们也能够抓住面包，迅速吃掉。安嘉挺着大肚子，从来抢不到面包。安嘉半躺半坐，形容自己就是“活活挨饿的象征”，她从一位在车顶上张望的狱友那里听说，车顶上飘扬着纳粹旗帜。看守解释道：“那是希特勒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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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虚弱地回答道：“那也是我的生日。”安嘉的朋友试图逗她开心，笑说那红黑旗帜就是为她准备的。安嘉努力回想起自己正置身于什么年份，她意识到这肯定是1945年，这就意味着她已经28岁了。看守听说这天也是安嘉的生日，意外地给她扔来一些面包。在她挨饿如此之久后，这天赐粮食就如同小小的奇迹。她紧紧抓住这一小块如同奖赏的食物，自从她于1917年4月20日出生以来，自从她作为斯坦尼斯拉夫·考德尔和伊达·考德洛娃的孩子降生于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以来，她从未如此庆幸，自己竟然跟元首同一天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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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盟军飞机在天上盘旋以躲避防空炮火的时候，妇女们对照太阳的位置，推断自己正在向南方前进，正在前往比尔森。比尔森是苏台德区里面一座被德国吞并的边境城市。比尔森因为出产的比尔森啤酒而远近驰名，但她们并不知道，比尔森也是德国国防军选定的斯柯达兵工厂的所在地，这间兵工厂负责生产令人闻风丧胆的坦克装甲车辆。当苏联军人抢在美国人前面逼近比尔森的时候，美国军队反复轰炸这座城市及其铁路网络，试图阻止兵工厂制造和发动那些由纳粹接管的装甲车、榴弹炮以及坦克歼击车。然后，美国人制订了“一劳永逸”地抹平该兵工厂的计划，而不是让这座第三帝国最大的兵工厂落入苏联手中。第8航空队派出将近300架B-17“飞行堡垒”轰炸机以及200架战斗机，准备于1945年4月25日（星期三）执行计划。这将是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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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一节车厢里，婴儿麦克斯·弗里德曼与母亲拉海尔正瘦得皮包骨头；在另一节车厢里，佩莉斯嘉试图给面色蜡黄的哈娜哺乳；而安嘉还挺着大肚子，当列车靠近城市的时候，安嘉只能祈求不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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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星期六，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前宣布盟军即将袭击比尔森，列车被迫转移到以前囚犯们从未走过的线路上。在大雨倾盆的夜里，列车抵达小镇霍尔尼-布日扎（Horní Bříza，德国人将其改名为欧贝尔-比尔肯），列车在那里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随即被置于小镇站长安东尼·帕夫利切克（Antonin Pavlíček）的监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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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利切克先生满头银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从1930年起就在车站里工作了，他为自己所提供的准时收发车服务以及为小镇上生活着的将近3000名居民服务而感到自豪。他也因为一丝不苟的工作记录而知名。他负责监督车站里的几名员工，并且作为德高望重的人物，得到社区居民的普遍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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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尼-布日扎仅有的工业就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瓷土厂，这座工厂总体而言未受战火波及。在德国占领此地后，工厂里的5位犹太人迅速遭到围捕并被送去集中营。希特勒青年团与当地年轻人有些小冲突，但除此之外，小镇居民的生活未受纳粹统治干扰。镇上的西波希米亚瓷土和耐火黏土工厂建于1899年，即使在纳粹占领期间也仍然掌握在捷克人手中。这座工厂每年开采4万吨瓷土，生产2.2万吨瓷器、耐火黏土、硅土，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有少数游击队员在工厂里工作，这造成一些麻烦，引起驻扎在比尔森的盖世太保的异常关注（被他们抓走的煽动者从来都是有去无回）。但除了上述个别不幸事件，小镇的生活大体上还是与战争爆发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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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帕夫利切克，霍尔尼-布日扎火车站的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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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比尔森及其邻近地区频频遭到空袭，帕夫利切克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负责的铁路线比过去繁忙多了。4月12日，一列装满苏联伪军的列车抵达霍尔尼-布日扎，所谓苏联伪军就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武装部队（又被称为“弗拉索夫伪军”，在前红军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领导下）。苏联伪军逃离列车，把列车丢弃在了车站里。五天后，即4月17日清晨，苏联战斗机突然发动俯冲轰炸，炸毁了部分建筑物，切断了小镇的电力供应。随着防空警报响起，9架飞机还袭击了废弃的弗拉索夫列车及其机车，破坏了邻近的仓库。帕夫利切克先生拒绝离开岗位，他仔细登记损失，并在电力供应恢复时向布拉格的上级提交了极为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还留存在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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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火车站的弗拉索夫机车及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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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四天，即在4月21日夜间，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缓缓开进森林密布的山谷，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在此之前，有些类似的“专列”会途经小镇，抄近路开往南方。帕夫利切克先生如同平常那样注重效率，他记录下车次编号为7548，抵达时间为20点58分。帕夫利切克先生报告道：“这趟列车足有45节车厢，由三趟列车编组而成，包括一趟男子列车和两趟女子列车。”其中有些车厢装载了多达100名囚犯，他估计整趟列车装载了大约3000人。他还记录道：“两趟列车加挂了封闭车厢，一趟女子列车加挂了15节半封闭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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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方的铁轨正在修复，而修复工作至少需要二十四小时才能完成，列车就停靠在车站旁边的瓷土厂编组站。列车长度超过半公里，从小镇看去，后面许多车厢还蜿蜒着看不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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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纳粹占领期间，列车还是要受到帕夫利切克先生的正式管辖，因此他无视党卫队看守要他退后的命令，坚持冒雨徒步检查整趟列车。列车上的情形可谓惨绝人寰，这深深震动了他。许多车厢门已被打开，他震惊地看到数百条因为饥饿、疾病、潮湿、寒冷而患病或垂死的可怜生命。他因为囚犯们的气味和外表而不禁后退了几步，但更让他震惊的是看守们，尤其是女看守对待囚犯的态度，他说这是残忍而“粗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