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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什卡·鲁道夫回忆道：“当天晚上，几乎所有被押运的囚犯都已领到汤和面包。每个人都喜极而泣，人们说：‘我们穿越乌克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法国，没有人来看我们！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如此热心……我们永远忘不了霍尔尼-布日扎。’”克拉拉·罗伏娃说：“整个村庄的居民都拿着汤和面包赶来……看上去就是个奇迹。我们认为这里就是家园，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是他们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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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罗斯拉夫·朗格及哥哥米兰躲在森林里，看见一节又一节车厢的囚犯得到喂养。朗格说：“我们躲在远处保持安静，我们看不太清楚，但我们可以断言，得到喂养的囚犯既沮丧又疲惫。他们不得不互相搀扶着才能走路。许多人还穿着囚服，他们对善心人不停道谢。”这两个男孩看不清楚那些囚犯是男是女。“他们被扶出车厢，两边还站着看守，这样他们就无法逃跑了。他们没有碗，所以不得不逐一领取食物，有人就用双手拿着食物往嘴里塞。分发食物用了很长时间，因此火车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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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夫利切克先生想让每一位囚犯都领到食物，但还是有许多人一无所获。尽管囚犯们逐一得到喂养，但党卫队以帮忙提高分发速度为借口，偷取了许多食物，以至于那些关押在最远端车厢的囚犯被完全忽略了。丽萨·米科娃说：“就在我们停靠的位置，居民要求给我们分发食物。党卫队指挥官说他们会代为分发，但党卫队拿走了绝大多数食物，只留给我们几个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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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罗斯拉夫·朗格当时仍然与哥哥在丛林里向列车张望，他后来说：“我们看见一位囚犯要求得到食物，一个德国人上前去鞭打他，但他迅速躲开，并且夺路而逃。我们看见有人逃脱也非常害怕。然后又下起了雨，天色越发昏暗，我们能够听见追踪者在开火，还听到飞机的声音。德国人开始叫骂，还开了好多枪，我们赶紧跑开。第二天，我们听说有些囚犯冲破警戒线逃脱，有些囚犯则从车厢里偷偷溜走了。”朗格平静地补充道：“那种经历让你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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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塞尔扎洛娃（Hana Selzarová）时年23岁，来自布拉格，体重只剩下77磅，她就是在那个雨夜逃离车厢的妇女之一。当时她穿着破衣烂衫，从一名正在站岗的、穿着防水雨披的党卫队看守身后悄悄走过，磕磕绊绊地消失在森林里。枪声响起的时候，她看见远处有一点灯光，于是就朝着灯光走去，却发现那里是警察局。当她走进警察局的时候，警察们惊呼：“天啊！快走。我们本来要逮捕你的！”警察们让她到当地人家里暂避，当地人答应会为她提供协助。“在那里，他们给我换上其他衣服，还给了我一条围巾，因为我没有多少头发。他们给了我一些食物，甚至还给了我一些旅费，告诉我去什么地方赶火车。”她在当地人家里过了一夜，然后于次日清晨前往布拉格，最后，布拉格的一位朋友收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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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斯特帕内克（Vaclav Stepanek）来自霍尔尼-布日扎，时年17岁，当时两位逃脱看守看管的妇女敲响了他们家的大门，他们的木屋距离车站只有300米。那两位妇女中的一位可能就是哈娜·塞尔扎洛娃，她们自称分别来自比尔森和布拉格，想要知道这里距离比尔森还有多远。瓦茨拉夫说：“她们还穿着囚服，饥饿不堪。我的父母给了她们食物和衣物。当时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押运行动了，大家都对她们感到非常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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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的父亲是个木匠，他同意让两位妇女躲进谷仓。瓦茨拉夫说：“她们可不是我父母藏在谷仓的第一批人。母亲非常害怕，但我们希望，即使她们被发现了，我们也还可以声称我们不知道她们在那里。她们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们的消息。我倒是很想知道她们后来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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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利切克先生已经喂养了尽可能多的囚犯，包括佩莉斯嘉和拉海尔，他还打算做更多事。剩下的食物被移交给指挥官，指挥官对站长撒了个谎，说随后会把剩下的食物分发给囚犯。当站长收到从比尔森发来的指示，获悉前方的铁路已经最终修复完毕后，他再也没有理由拖延发车了。在与指挥官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站长试图说服对方把囚犯留在铁路支线上，然后带着看守赶紧逃命，但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完全不可理喻”，决心把职责履行到底。对方甚至问帕夫利切克先生，走什么路线前往巴伐利亚最为便捷，当站长说不可能活着到达那么远的地方时，对方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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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幸存者海尔格·魏斯（Helga Weiss）说：“我们听到指挥官与站长的对话，站长试图说服他把我们留在这里。站长说，当地人会照顾我们，食物，以及其他一切所需物资……（他）听不进去，他只想不顾一切地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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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利切克先生以及小镇居民再也无法阻止囚犯们步向死亡了。4月23日星期一，下午6点21分，来自弗赖贝格的押运列车换上新的车次编号——90124——然后离开了霍尔尼-布日扎的庇护所，在阴云密布的天气中向南开进。站长满心绝望，目送最后一节车厢消失在弯道尽头，祈求战争能够及时结束，让车厢里那些无助的灵魂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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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善良的小镇居民，90124号列车上的囚犯又来到比尔森，对于许多囚犯来说，这是一座熟悉而亲切的城市。一位来自比尔森的妇女说：“那是难忘又难受的时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家，但只是路过。”两天后，囚犯们路过斯柯达装甲兵工厂，那里已经变成瓦砾堆。厂区70%的面积已被燃烧弹和碎裂弹破坏殆尽。铁路线也被摧毁。囚犯们刚好错过空袭，而空袭原本可以杀死或拯救她们。路上还有更多曲折和延误，因为纳粹的计划经常被空袭打乱，日益靠拢的两条战线也让情势更加危急。苏联红军正在逼近，德国人害怕苏联红军，远甚于害怕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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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确定哪里才是目的地，也无法确定哪座集中营同意接收这将近3000名囚犯，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只好指示列车沿着狭窄的路线继续南下。囚犯们透过窗户缝隙或车厢顶棚，焦虑地记录路上每一处车站名，“普拉纳！——塔霍夫！——博尔！——多马日利采！——尼尔斯科！”那些身体状况尚可的妇女尖叫道：“那里就是我的家！”或“我的家人住在那里！”那些能够看到外面景物的妇女陷入愁云惨雾中，她们能够看见非常美丽的田园风光，田野上的牲畜被喂养得很好，村民也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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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方面对火车司机以及党卫队看守下达的最后命令是前往泽勒兹纳-鲁达（Železná Ruda），但地方行政当局听说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已经进驻那个地方，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折回尼尔斯科。4月27日前后，押运列车抵达小镇贝什尼（Běšiny），在那里，50名还能行走的男性囚犯受到指派，帮助修复在空袭中被炸毁的通往克拉托维（Klatovy）的铁轨，这样列车才能继续前进。那些留在后面的囚犯可以暂时放风，冲洗掉身上的煤灰和粪便，以及把车厢里的尸体扔出来。有些人摘取芦苇食用，有些人跑到溪流边上喝水，湿润她们那火辣辣的喉咙，而看守们则狼吞虎咽地吃掉从霍尔尼-布日扎带来的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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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派去修复铁轨的男性囚犯回来后，利什卡·鲁道夫听见一位男性囚犯说，克拉托维的居民看见囚犯的时候都哭了，他们试图给囚犯提供食物，但被党卫队员推开了。“到了晚上，来自贝什尼以及其他地区的人们拿着许多箱子前来，箱子里装满普通面包、软面包、意大利香肠、汤。但所有食物都被送到了党卫队员的餐车里。我们从窗户看出去并高唱捷克歌曲。这很奏效——我们只换来几下鞭打。尽管如此，人们送来的所有食物，却也都没有被拿出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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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更多的等待后，纳粹听说如果折向西南，途经霍拉日多维采（Horaždovice）和斯特拉科尼采（Strakonice），有可能把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开到巴伐利亚境内的达豪集中营。但德国最高统帅部已经彻底陷入混乱，纳粹对欧洲的控制也已经临近尾声。苏联军人已经抵达柏林，墨索里尼已被捉拿并即将被绞死，鲁尔区的德国军队已经投降。4月28日，又经历更多的延误后，列车停靠在捷克布杰约维采附近的铁路支线上，城镇里挤满德国难民。第二天，美国第7集团军解放了达豪，使得来自弗赖贝格的妇女们免于身陷最后一处潜在目的地。达豪集中营由希姆莱亲自开设，被视为后来所有集中营的模范，达豪集中营也由此成为“暴力的学校”，党卫队员能够在这里接受训练。据估计，有20万人曾被关押于此，其中超过4万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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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列车停靠在荒郊野外，夜空中回荡着防空炮开火时的巨响，有些妇女惊讶地听到车厢里有劈开木头的响声。当她们透过被劈开的缺口，看见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面容时，她们更加吃惊，游击队员劈开这个缺口是为了帮助囚犯逃脱的。讽刺的是，绝大多数囚犯因为身体虚弱、身患重病，或者仅仅是由于害怕而不敢尝试，但确实有几位囚犯成功逃脱了，其中就有儿科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她曾经帮助怀孕的安嘉治疗腿伤，曾经帮助佩莉斯嘉和拉海尔分娩。她抓住机会，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党卫队员一旦发现有人逃脱，便要知道是谁帮助囚犯逃脱，逃犯要去何处，他们殴打留在车厢里的妇女。绝大多数人都遭到毒打。许多人神志不清，倒在地上就死了。其他人则已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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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什卡·鲁道夫说：“囚犯们因为饥饿而号啕大哭……有些人因为饥饿而疯掉了，她们两眼放光，就像漆黑中的野兽。”对于许多囚犯来说，列车在夜间全速开过捷克布杰约维采南下的这段旅程，是她们在囚禁期间最为糟糕的经历，尽管她们正飞驰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奥地利的尊贵的夏日度假铁路线上。在列车上度过漫漫长夜总是有点儿让人害怕，但在那个晚上，在那个最后却最黑暗的晚上，她们麻木地躺在摇晃的列车里，那肯定是最为漫长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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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说：“当列车改变行进方向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说：‘天啊，他们肯定要把我们带到恐怖的地方！’那的确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非常害怕。每个人都心事重重，再也没有人讲话，再也没有人交谈。与其他人一样，虽然我不愿相信，但我知道我的家人都已经死了。我在想，如果我们也不得不进入毒气室，那就进去吧。我们都太累了，不想再反抗了。”当她们意识到列车唯一可能的行进路线只剩下穿越奥地利边境前往林茨的时候，车厢里弥漫着苦熬多年但终将难逃一死的消极情绪。因为在林茨附近只有一座集中营，许多囚犯对那座集中营的恐惧，可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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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当我们朝那个方向进发的时候，也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个方向没有其他目的地。我们正在前往毛特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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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失魂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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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地名对“帝国的敌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都闻之色变。作为一座纳粹集中营，毛特豪森甚至在隔离区内都已臭名昭著。当安嘉被关押在泰雷津的时候，就有消息提到，著名的捷克歌唱家兼作曲家卡雷尔·哈斯勒（Karel Hašler）被杀害于毛特豪森。这条消息甚至可能来自两位逃出奥斯维辛、暂时藏身于泰雷津的囚犯。哈斯勒并非犹太人，而且已与德国妇女成婚，他因为创作爱国歌曲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送进奥地利境内群山环抱的集中营。1941年12月，他在备受酷刑折磨后，变成了一座“冰雕”：他被带到户外，并被脱光衣服，反复浸泡在冰冷的水中，直到被彻底冻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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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集中营最令人害怕的地方，是其让绝大多数囚犯劳累至死的手段。安嘉说：“毛特豪森的业务就是死亡，通过一座采石场来制造死亡。在泰雷津，每个人都知道……在毛特豪森采石场，人们被迫劈开石头，要么爬上大约150级阶梯，要么当场被杀害。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将会是最为可怕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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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妇女都已经历过太多。她们在纳粹暴政下已经熬过了好几年，她们在隔离区里幸存，她们逃过了门格勒和齐克隆B的魔掌，她们经历过饥饿、疾病、劳累以及盟军轰炸却免于一死，她们在列车上时仍然挣扎求存，突然之间，她们战战兢兢地迎来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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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毛特豪森，只剩下一个晚上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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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巨大而冷酷的集中营距离林茨并不远，搭乘短途列车沿多瑙河谷行进就能到达。救赎似乎来得太迟。三位母亲及其已出生或未出生的婴儿，即将被列车送到整个纳粹种族灭绝网络之中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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