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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整趟旅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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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170734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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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七 毛特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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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毛特豪森，位于多瑙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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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特豪森集中营让人闻之色变，但它也许是所有纳粹集中营里面最为风景如画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居高临下，可以俯瞰上奥地利大多数地区，极目南望甚至可以看见萨尔茨堡（Salzburg）。它雄踞于山冈顶端，位于一个以迷人景色而知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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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市镇靠近德国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边境，地处多瑙河畔，能得益于欧洲大陆第二长河的便利，也可得益于当地便捷的公路和铁路网络。维也纳就在其东面不到200公里处，而林茨则在其西面20公里处。阿道夫·希特勒曾在林茨长大，也把林茨视为故乡。他为这座“全奥地利最具德国风情”的城市预留了某些最为宏大的城市建设计划，并且把这座城市视为五座所谓的“元首城市”之一，跻身于柏林、慕尼黑、纽伦堡、汉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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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的标志性建筑将会是元首博物馆，那是一座巨大的画廊，由希特勒的军需部长艾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足以和乌菲齐美术馆或卢浮宫媲美。那座建筑将会有150米宽的罗马柱风格的外立面，里面将会存放大量艺术珍品。那些艺术品是从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品中掠夺或没收而来，其中绝大部分原本属于犹太人。最高品质的金色花岗岩将会用于建造这座纪念希特勒不朽荣光的建筑，同时还要建造计划中的歌剧院和戏剧院。这些金色花岗岩将采自毛特豪森的“维也纳沟渠”（Vienna Ditch）采石场，在爆破之后，再由帝国的敌人雕凿成材，这道工序将会大量消耗掉帝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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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这个采石场一直由维也纳市政厅拥有，此地出产的石材主要用于铺砌奥地利首都的林荫大道。1938年德奥合并后，采石场转归党卫队名下的德国土石工程公司。这家公司不仅直到1945年都在为其产品大做广告，到处散发印刷精美的宣传册子，而且还将其产品出口到欧洲各地，用于修建纪念碑、建筑工程、工业厂房以及高速公路。囚禁于达豪的刑事罪犯建造了这座集中营，用于容纳采石场的奴工队伍，集中营的范围从平原直到邻近的小山包。这座石砌建筑显示了纳粹的高高在上，警卫室、瞭望塔以及一道固若金汤的花岗岩围墙莫不如此。采石场于1939年重新开业，周围许多公里外都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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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最早期的囚犯是政治犯和思想犯，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大学教授，所有人都被判处苦役死刑。在这些囚犯当中，有各种宗教的信徒，有各个被征服民族的成员，包括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牧师以及西班牙共和派。即使在奥斯维辛以及其他集中营于1945年年初被清空后，毛特豪森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也只占少数，而且很少有妇女（那些被迫在妓院充当军妓的妇女除外）。苏联战俘遭到最为残忍的对待，4000名战俘里只有不到200人幸存。他们不仅在采石场劳累至死，而且只得到一半口粮配给，而且被迫赤身裸体地睡在没有窗户的窝棚里。当他们为自己完成“俄罗斯营”的建筑后，他们的人数已急剧减少，营房也被改建为医务室，但那里还是保留着“俄罗斯营”的原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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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集中营是帝国境内仅有的两座“三级”惩罚营之一，它在帝国境内以其绰号而知名，号称“人骨研磨机”（bone-grinder），迅速博得环境最恶劣、死亡率最高的“赫赫威名”。根据一份报告的记载，一名纳粹高级官员于1941年公然声称：“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毛特豪森。”许多囚犯的档案被打上“RU”字样，意思是“不得放回”。毛特豪森有超过40座附属集中营，其中就包括邻近的古森（Gusen，另一座三级惩罚营）集中营。这些集中营预计能为党卫队带来巨大收益，因此享有无限量的囚犯供应。及至1944年，这座综合集中营已被证明是纳粹德国境内利润最为丰厚的集中营，每年产生超过1100万帝国马克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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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场的工作尤其艰苦，包括挖掘、爆破、雕凿大块花岗岩，而这些活经常只能徒手操作，仅有的工具也只是鹤嘴锄。每块石头平均重量为90磅，都要由囚犯扛在背上，走上一段陡峭的泥板岩悬崖。在囚犯血流如注的脚下，这段悬崖经常发生崩塌，让囚犯跌落死亡的深渊。后来，悬崖上开凿了186级粗糙的阶梯，其又被称为“死亡阶梯”（Stairway of Death）。全副武装的看守经常站在阶梯边上，骚扰、殴打、推撞那些不堪重负的囚犯，囚犯有时只能踩在已死者身上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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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采石场的死亡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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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每天都受到威胁，看守会强迫囚犯从陡峭的采石场边缘跳下去，那个地方被纳粹称为跳伞墙。看守们大笑着叫喊：“注意咯！跳伞运动员！”囚犯们站在墙上摇摇欲坠，要么撞死在石头上，要么淹死在悬崖底部的死水塘里。那些没有立即死去的人，会被扔在那里等死，死亡的过程可以持续好几天。许多囚犯宁愿跳崖自杀，也不愿在忍饥挨饿中、在极端气温中、在暴力虐待中每天筋疲力尽地连续工作12个小时。除了劳累致死，在毛特豪森还有超过60种杀人方法，包括打杀、射杀、绞杀、医学实验、注射汽油，以及花样百出的种种酷刑。这座综合集中营的最终死亡人数已经无从得知，因为许多囚犯是在流动毒气车或在附近的城堡里被毒杀的。那座毒气室从1941年起就一直存在，当时的囚犯奉命建造了用于处决自己的毒气室。估算的死亡人数相差甚远，但一般认为有大约10万人被杀害，其中超过3万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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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尸体是用卡车运到斯太尔（Steyr）或林茨去处理，但这种做法太过张扬，潜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后来就委托一家火葬场来料理此事。骨灰被撒在集中营后面的森林里，或者干脆倒进多瑙河。迟至1944年秋季，纳粹还制订了清空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计划，10座巨大的“废物焚烧炉”将会被拆卸，然后在毛特豪森重新装配，尽管在1945年2月时当地已有一家公司获得了拆装合同，但这个计划从未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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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就发生在距离美丽的河畔市镇毛特豪森几公里远的地方，而且集中营也是以市镇地名来命名的。市镇里生活着1800名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许多居民亲眼看见初来乍到的囚犯从车站出发徒步穿越市镇街道，但从来不见有人回来。居民还见证了精神崩溃的囚犯被带到墙根下执行枪决，然后他们再把血迹擦洗干净。居民听说囚犯在采石场遭到暴力虐待或蓄意谋杀，他们簇拥到渡轮上，去围观身穿条纹囚服的样子奇怪的男人被转送到下游的附属集中营。直到党卫队威胁枪决那些“好奇的观众”，居民才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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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三帝国于1938年宣告在毛特豪森设立集中营是这个地区的“特殊荣誉”，但其实并没有几个人欢迎集中营进驻。然而，大约400名党卫队看守的到来，确保了这座市镇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而且这座市镇也很快成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所在。酒吧、商店、餐厅都因为贸易繁荣而顾客盈门，而最靠近集中营的旅馆也成为党卫队员最喜爱的消遣之地。许多当地人获益于看守们花销的钱财，看守们总是豪爽地购买从苹果酒、烟熏肉到鱼等各种东西。当地也有繁荣的黑市，买卖肥皂、食物、衣服以及从集中营里偷来的珠宝首饰，有些当地妇女与看守们走得很近，个别妇女甚至与看守结了婚。当地工人和石匠到采石场去做监工，可以赚取优厚的报酬，而集中营里的奴工也会被“借给”当地从事市政工作，包括装饰市容、修剪花草、耕种粮食、修建房屋等。1943年，被囚禁于附近古森集中营的斯坦尼斯拉夫·克尔奇科夫斯基（Stanislav Krzykowski）奉命雕刻一座鹿的雕像，放置于党卫队首领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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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看守经常与当地猎人一起打猎，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就在囚犯修建的可以俯瞰俄罗斯营的球场上踢球。球场在主要围墙外，甚至还有一面铺满草皮的斜坡可以作为看台。一旦毛特豪森一队晋级地区联赛，所有主场比赛就在那个球场举行，主场球队得到当地球迷的热烈欢呼，这些球迷肯定已经见到、闻到、听到集中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球赛会得到当地媒体的报道，媒体轻松地评论道，囚犯们也坐在医务室的屋顶观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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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球场的地方，有一个由囚犯建造的很深的混凝土蓄水池，原本是作为营地防火灭火用的，后来变成党卫队员的游泳池。经过甄选的当地人会获邀到营地去游泳，顺便参观营地的电影院，当然，在火葬场加班加点工作的日子，营地是不开放的。营地里还有封闭的菜园和果园，囚犯们被迫种植自己永远也吃不上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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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居民完全不必想象那些身穿制服、看守山顶营地的男人有何恶毒意图。警告信息早就贴满市镇各处，上面提到，任何试图帮助囚犯的居民，一经发现，就地枪决，任何私下谈论营地状况的当地工人，一经发现，马上监禁。有一位石匠就因为抱怨集中营不人道而倒了大霉，后来被送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因此居民们很快就学会了保持沉默、低下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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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确发现了几个市镇居民发出抱怨或试图帮助囚犯的例子。有一位名叫安娜·波因特纳（Anna Pointner）的妇女，她是奥地利抵抗组织成员，她把西班牙囚犯在集中营里秘密取得的文件和照片藏匿起来。另一位年轻妇女是安娜·施特拉塞（Anna Strasser）夫人，她在火车站对面一间仓库的会计办公室工作，亲眼看见押运列车抵达。囚犯的状况让她震惊和失眠，因此每逢午饭时间，她都会出去走走，通过口袋底部的小洞，故意遗落几片面包、几袋盐和糖、几个针线包，希望后来的囚犯能够发现这些东西。她还发现了囚犯塞在车厢缝隙里的身份证和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绝望的信息，请求别人“提醒我的家人”。她后来不得不停止自己的人道主义努力，她的老板是一位有家室需要供养的已婚奥地利人，此时也被逮捕，因为一名看守看见老板向几位囚犯扔面包。老板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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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拉塞夫人则被发配到坦克制造厂任职，并在工厂里再次因为帮助囚犯而被揭发。她被盖世太保逮捕，然后被送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几乎在集中营里丧生，但被一位抵抗组织的医生救活，设法活到了战争结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