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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就发生在距离美丽的河畔市镇毛特豪森几公里远的地方，而且集中营也是以市镇地名来命名的。市镇里生活着1800名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许多居民亲眼看见初来乍到的囚犯从车站出发徒步穿越市镇街道，但从来不见有人回来。居民还见证了精神崩溃的囚犯被带到墙根下执行枪决，然后他们再把血迹擦洗干净。居民听说囚犯在采石场遭到暴力虐待或蓄意谋杀，他们簇拥到渡轮上，去围观身穿条纹囚服的样子奇怪的男人被转送到下游的附属集中营。直到党卫队威胁枪决那些“好奇的观众”，居民才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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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三帝国于1938年宣告在毛特豪森设立集中营是这个地区的“特殊荣誉”，但其实并没有几个人欢迎集中营进驻。然而，大约400名党卫队看守的到来，确保了这座市镇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而且这座市镇也很快成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所在。酒吧、商店、餐厅都因为贸易繁荣而顾客盈门，而最靠近集中营的旅馆也成为党卫队员最喜爱的消遣之地。许多当地人获益于看守们花销的钱财，看守们总是豪爽地购买从苹果酒、烟熏肉到鱼等各种东西。当地也有繁荣的黑市，买卖肥皂、食物、衣服以及从集中营里偷来的珠宝首饰，有些当地妇女与看守们走得很近，个别妇女甚至与看守结了婚。当地工人和石匠到采石场去做监工，可以赚取优厚的报酬，而集中营里的奴工也会被“借给”当地从事市政工作，包括装饰市容、修剪花草、耕种粮食、修建房屋等。1943年，被囚禁于附近古森集中营的斯坦尼斯拉夫·克尔奇科夫斯基（Stanislav Krzykowski）奉命雕刻一座鹿的雕像，放置于党卫队首领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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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看守经常与当地猎人一起打猎，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就在囚犯修建的可以俯瞰俄罗斯营的球场上踢球。球场在主要围墙外，甚至还有一面铺满草皮的斜坡可以作为看台。一旦毛特豪森一队晋级地区联赛，所有主场比赛就在那个球场举行，主场球队得到当地球迷的热烈欢呼，这些球迷肯定已经见到、闻到、听到集中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球赛会得到当地媒体的报道，媒体轻松地评论道，囚犯们也坐在医务室的屋顶观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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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球场的地方，有一个由囚犯建造的很深的混凝土蓄水池，原本是作为营地防火灭火用的，后来变成党卫队员的游泳池。经过甄选的当地人会获邀到营地去游泳，顺便参观营地的电影院，当然，在火葬场加班加点工作的日子，营地是不开放的。营地里还有封闭的菜园和果园，囚犯们被迫种植自己永远也吃不上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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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居民完全不必想象那些身穿制服、看守山顶营地的男人有何恶毒意图。警告信息早就贴满市镇各处，上面提到，任何试图帮助囚犯的居民，一经发现，就地枪决，任何私下谈论营地状况的当地工人，一经发现，马上监禁。有一位石匠就因为抱怨集中营不人道而倒了大霉，后来被送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因此居民们很快就学会了保持沉默、低下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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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确发现了几个市镇居民发出抱怨或试图帮助囚犯的例子。有一位名叫安娜·波因特纳（Anna Pointner）的妇女，她是奥地利抵抗组织成员，她把西班牙囚犯在集中营里秘密取得的文件和照片藏匿起来。另一位年轻妇女是安娜·施特拉塞（Anna Strasser）夫人，她在火车站对面一间仓库的会计办公室工作，亲眼看见押运列车抵达。囚犯的状况让她震惊和失眠，因此每逢午饭时间，她都会出去走走，通过口袋底部的小洞，故意遗落几片面包、几袋盐和糖、几个针线包，希望后来的囚犯能够发现这些东西。她还发现了囚犯塞在车厢缝隙里的身份证和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绝望的信息，请求别人“提醒我的家人”。她后来不得不停止自己的人道主义努力，她的老板是一位有家室需要供养的已婚奥地利人，此时也被逮捕，因为一名看守看见老板向几位囚犯扔面包。老板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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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拉塞夫人则被发配到坦克制造厂任职，并在工厂里再次因为帮助囚犯而被揭发。她被盖世太保逮捕，然后被送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几乎在集中营里丧生，但被一位抵抗组织的医生救活，设法活到了战争结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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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发生了俄国囚犯集体逃出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事件，有几位当地农民冒着巨大风险藏匿了几位俄国囚犯。然而，许多当地人参加了所谓的“猎兔行动”，他们追踪和射杀逃亡者。当地人被告知，逃亡者都是死不悔改的罪犯，将会伤害他们的家人。在超过400名逃出集中营的俄国人当中，许多人被射杀，或者在露宿时被冻死。有2名逃亡者被当地镇长的下属藏在镇长家的阁楼里。在57名被活捉的逃亡者当中，只有11人最终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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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当地圣十字修会诊所里工作的修女，记录了市镇里那些爱莫能助的人遭受的挫折。“有些人很想帮助这些逃亡者，但又害怕党卫队的严厉规则，党卫队严禁人们施以援手，任何微不足道的帮助，都会让帮助者自己承受巨大的生命危险。”还有其他市镇居民私下开会，讨论如何帮助囚犯，但绝大多数人都太过害怕，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许多人不愿或不能确信山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害怕落得同样的下场。有些人抱怨集中营的气味，抱怨火葬场的浓烟和骨灰在市镇里四处飘散。为了平息居民的不满，党卫队指挥官下令火葬场职员只能在夜间“点燃焚尸炉”。考虑到传染病肆虐的可能性，党卫队还建立了特殊医务室（后来被称为医务室营地），医务室职员由囚犯中的医生担任，试图遏止各种传染病的蔓延，以免危及当地居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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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毛特豪森的囚犯备受虐待的正式投诉记录，是由一位名叫埃莱奥诺雷·古森鲍尔（Eleonore Gusenbauer）的农妇于1941年通过当地政党提出的。她的农舍可以俯瞰采石场，她因此见证了好几起枪决事件。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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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未被当场打死的囚犯显然还能活一段时间，他们就这样被丢弃在尸体旁边，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半天才能断气……我经常被迫见证这种罪行……（这种罪行）让我神经紧张，我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我请求明令禁止这种非人道行为，或者到其他的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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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十六天的斗折蛇行的欧洲旅程后，那些来自弗赖贝格集中营的苟延残喘的人，终于抵达毛特豪森市镇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在人群当中，有佩莉斯嘉及其出生十七天的女儿哈娜，有拉海尔及其出生九天的儿子马克，以及挺着大肚子的安嘉。三位母亲尚未认识，每时每刻都为生存而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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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90124次列车结束漫长旅程抵达毛特豪森火车站几分钟后，就有人熟练地打开插销，封闭的车厢门也被拉开。此前几天，车厢里已有许多人死去。那些还活着的人，要么因为受到惊吓而呆若木鸡，要么因为射进封闭车厢的强光而头昏目眩。她们就像野生动物，两眼圆睁，精神错乱。她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就被党卫队看守拽出车厢，三三两两地被推到专门修建的卸货站台上，这里距离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不过几百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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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瑙河北岸的美丽景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映入安嘉眼帘的是一堵高墙，墙上写着巨大的黑体字，那是这处“通行所”的地名：MAUTHAUSEN（毛特豪森）。死板冰冷的字体，不仅对她昭示着1945年4月29日星期天那个冰冷春夜的真面目，而且足以引发她的第一轮宫缩。此时此刻，就算是郝思嘉的乐观主义也救不了她。明天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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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从我看见那行我不愿看见的大字时起，我就开始疼痛了。我甚至不能转移注意力，疼痛就是疼痛。那就是事实……我如此害怕，以至于我都开始分娩了。毛特豪森与奥斯维辛就是一回事。毒气室、甄别囚犯，简而言之，就是一座灭绝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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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也有同感。“我们看见车站的名字，知道这就跟奥斯维辛差不多。我们说：‘好吧。反正都一样，这里就是终点。’我们面面相觑，我们自惭形秽，就像皮包骨头的骷髅。满身污秽，满身虱子。我们看上去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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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勇敢地面对那痛到浑身撕裂的宫缩。她因为又怕又痛而全身瘫痪，但她努力不让别人发现她快要分娩，她抓住车厢门，喘息了一会儿。将近九个月前，在1944年8月那个无精打采的夏天，她的所有亲人都已化作比克瑙灭绝营的一缕青烟，她与贝恩德还在泰雷津那迷人的小房间里彼此安慰。两人勇敢地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代替四个月前夭折的、让两人伤心欲绝的达恩。怀上第二个孩子才几个星期，贝恩德·纳坦就被送去东边了。安嘉不知道贝恩德是否还活着，她尽力保存一线希望，但经历过在比克瑙的日子，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也意味着，她所拥有的一切，只剩下这个她极力掩饰的婴儿。面对每时每刻如影随形的危险，这个婴儿依然顽强生存，就连安嘉也感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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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不敢想象在弗赖贝格工厂分娩的后果。她也尽力不在露天运煤车厢里分娩。如果她知道，在同一趟列车上，已经有两位母亲及其婴儿完成了上述壮举，她肯定会感到吃惊和自卑的。现在轮到她了，她唯一能够想象的就是，她将要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可能会被直接扔进毒气室，孩子的母亲也必将同时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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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捂着肚子、喘着粗气，设法从肮脏的车厢里爬下来，周围都是残忍粗暴的看守。安嘉站立不稳，跌倒在垃圾堆上。她与其他太过虚弱、无力走动的人被拖到一旁，她蜷缩着身体，依稀感觉到一架农用马车正在向前行进。她眼看着重病者和垂死者被扔上马车，马车上堆满了人的躯干和四肢，而她被扔在最上面。安嘉说：“那些能够走动的人则向着要塞行进。他们把所有重病者和垂死者拽下火车，装上马车，因为营地在毛特豪森上方的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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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用马车嘎嘎作响、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进，安嘉浑身发热、晕头转向地置身于满是汗臭的躯体之间，她朝山下回望，只看到摄人心魄的瑰丽景色。尽管她与那么多气味难闻的、因为斑疹伤寒而奄奄一息的妇女挤在一起，尽管她在满身污秽、满身害虫的环境中羊水破裂，她还是禁不住惊奇地张望周围的景色。“我就像一头饿狼，体重只剩下35公斤，我也不知道山顶有什么在等着我……我仿佛无忧无虑，我爱这乡间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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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傍晚8点，太阳正在没入山谷，安嘉半躺半坐，陶醉于这迷人的景色，她已被关在不见天日的黑暗车厢里超过两个星期了。“阳光点点闪烁，寒冷开始袭来，但这春夜多么美丽啊。我们正在上山，我留意到山下的多瑙河，以及开始带有绿意的（田野）……我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色，也许这是我在世界上见到的最后一点儿美好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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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马车在盘山路上走了2.5公里后，安嘉的宫缩更加严重了，上奥地利那风景如画的景色，包括教堂、城堡以及远处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都无法再转移她的注意力。她的可怕处境让她喘不过气来。安嘉说：“马车又臭又脏，而我就像跟一群动物待在一起，她们没有毛发，衣衫褴褛。马车上都是垂死的妇女，虱子成千上万，到处爬行。可怜的妇女们不省人事，靠在我身上，躺在我腿上。我努力坐起来，我的孩子开始降生了。我只担心一件事情，担心孩子活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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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们靠近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时候，安嘉隐约看见，前方是巨大的石头堡垒，巨石彼此堆叠，由里面那些不幸的囚犯垒砌而成。安嘉的婴儿开始从她的两腿之间破腹而出，她抬头看见高大的木门，以及那些怒目圆睁的花岗岩瞭望塔，瞭望塔如同鹰的双眼怒视远方，最远处可以看见阿尔卑斯山。在那堵高墙之内，她想必是插翼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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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大门，安嘉的孩子就出生在这座集中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