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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她突然发现在马车旁边缓慢行走的俄国囚犯医生，对方曾经在弗赖贝格医务室里与毛特纳洛娃医生共事。“我请求她帮助我，但她只是摆摆手、耸耸肩，然后就走开了。她甚至看都没看我，或者说句：‘对不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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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努力控制自己，极力避免在那里分娩，就在大门附近，安嘉被推下马车，莫名其妙地被扔进了一辆露天的木头板车，“就像那种运煤板车”。板车里挤满从马车上下来的妇女，此外还塞进了几个明显已经发疯的妇女，安嘉被吓得目瞪口呆。安嘉因为疼痛而紧闭双眼，她感觉到板车在移动，正离开那几道地狱般的大门，慢慢驶向球场边上的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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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婴儿继续破腹而出，安嘉忍不住发出尖叫，但她很快噤若寒蝉，因为党卫队员正在走近。那里至少有一名看守在板车旁边一路押送，还有另一名看守靠人力推动和刹停板车。那名最靠近安嘉的看守说：“你就叫吧。”但安嘉永远不知道，这句话是同情还是挖苦。安嘉因为疼痛而全身抽搐，她也确信这是这辈子的最后几分钟，她干脆放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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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在此期间，我只想到我的母亲伊达，她不会为我感到遗憾，而会对我说：‘你怎么敢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孩子！我的意思是在板车上……在你三个星期没有洗澡之后？’……她将会极力反对！”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在伊达·考德洛娃极力反对的地狱般的环境中，安嘉终于分娩了。新生的婴儿伴着大量血污和黏液，从安嘉的身体里滑落，与上次生下达恩时漫长的分娩过程不同，这次分娩迅速得让人意外，但这个婴儿非常非常小。“突然之间，我的婴儿就在那里了，就这样出来了！”这个小小婴儿不呼吸也不活动。“在大约七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婴儿一动不动，甚至不会哭……我努力坐起来，还有其他妇女横躺在我身上，婴儿就在那里，那场景真是，难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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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之后，板车停在医务室门前，有人找来一位囚犯医生，安嘉很久后才发现，那位医生曾经是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他跑出来剪断脐带，拍打婴儿的屁股（让婴儿哭出声来并开始呼吸），一切都还好。婴儿开始哭了……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有人用纸包裹住婴儿，突然之间，我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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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私底下曾经更想要个小女孩，但她还是把这个奇迹般降临的婴儿放在摇篮里，并且决定将他取名为马丁。她向别人询问时间和日期，决心记住她的孩子正是出生于1945年4月29日晚上8点30分。安嘉被送进了医务室，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被扶上床铺，并且可以独自享用这个床铺。尽管医务室里弥漫着粪便的恶臭，而且环境也远远说不上干净，但她知道其他囚犯甚至还没有如此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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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那蜷缩着的孩子长着一头黑发，平躺在她胸前，就像去年达恩出生时那样。这个婴儿如此瘦小，本来应该被放进保温箱的，但安嘉紧紧贴着孩子，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保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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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我很高兴，我做到了，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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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及其婴儿马克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她们被装在类似的满载垂死者的马车里，直接从车站驶向营地大门，那扇大门仿佛张开的血盆大口，等待着她们到来。她们刚刚穿过那扇有去无回的大门，就被拽下马车，被推进衣衫褴褛的队伍，并且被告知，到那个长方形点名广场去等待。广场用正方形大石手工铺砌而成，大石之间填塞了许多细小的花岗岩碎石。就在她们周围，整个营区明显陷入严重的混乱。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烟，大量文件被扔进焚尸炉烧成灰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最近被毒死的囚犯的尸体。德军士兵挥舞纸张四处乱跑，仿佛就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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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赖贝格的妇女们并不知道，在之前的几个月，这座集中营的人口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因为有大量撤回来的囚犯通过死亡行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集中营的状况完全无法处理了。食物已经耗尽，疾病已经失控，甚至用帐篷搭建的临时营房也不够用。据估计，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在毛特豪森及其附属集中营，每天都有800名囚犯死去，尽管有大量新来者进入，但在之前那个月，囚犯总数反而减少了2万人。德军看守不想留下任何罪证，尤其是在4月23日后，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下令大量空投以各种语言写就的传单，上面写着“毫不留情地追踪和惩处”任何虐待囚犯的罪犯。上述事实，以及苏联红军和美国军队即将会师，意味着世人即将发现过去六年在这片奥地利风景区所发生的一切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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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上的妇女构成集中营指挥官的另一个棘手问题。不过，一旦他们做出如何处置新来者的决定，拉海尔及其可怜的同伴们就只能勉强撑起疲惫的身体，每50人一组徒步前进，她们被告知，将要进行淋浴。拉海尔把马克藏在肮脏的衣服下面，她如此虚弱，仅仅知道将要进行淋浴，但她去过奥斯维辛，记得所谓的淋浴意味着什么。毛特豪森有一间16平方米的毒气室被伪装成淋浴室，从建成之日起已为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人实行了“安乐死”。集中营的记录显示，战争最后几个星期里，有1400名囚犯在毒气室里被毒死。4月28日，也就是在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抵达之前一天，就有33名奥地利共产党员作为“国家公敌”而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5名波兰人、4名克罗地亚人以及1名拥有英国国籍的奥地利人。尽管集中营里的红十字会官员已在谈判中提出，要撤走数百名来自法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囚犯，但处决还是被提前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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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毒气室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有所不同，但同样使用齐克隆B。致命的结晶体被倾倒进一个宽大的金属箱子里面，金属箱子连着一根细小的管道。一块加热过的砖头被扔进箱子里。一旦晶体遇热反应，毒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通过电风扇吹进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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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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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对此一无所知。她不知道妹妹们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们是否在长途列车中幸存。她几乎已接受丈夫莫尼克被杀害的事实。她不再指望能够再次见到勇敢的弟弟莫涅克，也不太指望能够再见到落在门格勒医生及其党羽手上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她只知道，当她与儿子被推进那个连接着可怕管道的、铺砌瓷砖的大房间时，她就知道她们的死期到了。自从六年前纳粹入侵波兰，对她及其家人强加种种苦难以来，这也许是最为合适的悲惨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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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后来说：“他们把我们送进毒气室，但囚犯们拆除了毒气室的设施，因此他们无法毒死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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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也无法弄清楚，拉海尔以及其他从列车上下来的囚犯当天是否被送进毒气室，还是被送进点名广场附近那座真正的毛特豪森淋浴室。相关记载自相矛盾，而且在战争最后几天的混乱中，没有多少真实可信的记载被留存下来。来自囚犯、文书以及党卫队军官的好几份证词都说明，集中营里最后一次毒杀行动发生于4月28日，此后他们就停止继续杀人了，因为太难以掩饰了。好几位从列车上下来的囚犯都声称，她们抵达集中营当天就是要被毒杀的，但不知道这仅仅是纳粹对她们施加的精神折磨，还是一路与她们同行的党卫队军官动了杀心，决心消灭这些一路押运过来的囚犯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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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蒂·陶西格可能与拉海尔分在同一组，她坚称囚犯们将要被毒杀，而不是被淋浴。“他们把我们送进‘淋浴室’，每50人一组，但那是毒气室。毒气没有冒出来，他们才又把我们赶出来。我猜想，毒气用完了。毒气设施并未被拆除，只是不再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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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过，当她们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身上还是干的，穿着衣服，仍然活着，集中营里更加混乱了。“所有德国人都在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其中一个人还说：‘别担心，我们把她们关进俄罗斯营，光是虱子就能把她们咬死了。’”日落时分，妇女们被重新赶回操场，天上开始下雨，她们拿到一些汤和水，这其实是红十字会分发到集中营的慈善包裹。然后，她们被迫坐在寒冷的地面上，等待列车上第一批被认为能够行走的、衣衫褴褛的瘦弱囚犯爬上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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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毛特豪森要塞的爬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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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她们被迫爬山，这花了她们好几个小时。”当囚犯们最终抵达山顶后，她们又被迫拖着脚步走下山坡，走向俄罗斯营。那里距离安嘉及其婴儿躺卧的医务室不过几百米远，囚犯们被推挤着通过大门，走进带刺铁丝网环绕的栅栏里面，铁丝网带有2000伏特的高压电，囚犯们陆续被关进窝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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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蒂·陶西格说：“那里一无所有，只有稻草和臭虫。我得了斑疹伤寒。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我猜那是因为我运气好吧。”其他囚犯也对那里的状况有所描述。“我们病得很重……妇女们靠在彼此的臂弯里奄奄一息……我们已经失去知觉……我们就像铁块……我们半死不活地躺在自己的粪便里……我们都在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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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批囚犯，包括佩莉斯嘉，带着小哈娜和霍尔尼-布日扎的母亲们捐献的全套婴儿用品，还在慢慢爬上山顶。在超过两个小时的爬到要塞的时间里，佩莉斯嘉每次呼吸都很难受。她的婴儿穿着肮脏的罩衫和软帽，因为脓疮的疼痛而可怜地抽泣，软弱无力地躺在母亲那干瘪的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