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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的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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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的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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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和爱娃的出生地则是“毛特豪森”或“毛特豪森前集中营”，出生日期分别是4月20日和4月29日。两人都没有固定住址。为马克填写出生证明的登记员不可能想象到，马克是在一个雨天，在莫斯特附近的露天运煤车厢里降生的。至于小爱娃，则是在集中营大门阴影下一辆肮脏的货运马车上降生的，出生证明虽写着她的出生时间是晚上8点30分，但并未说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出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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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这些重要文件后，加上写着姓名和出生日期的临时身份证，以及由国际红十字会签发的证明她们曾经在集中营里监禁的文件，三位母亲终于可以宣布上路了。每位母亲还拿到由毛特豪森新任指挥官代表签发的日程表，说明她们已经治愈了所有传染病。红十字会尽可能地给幸存者分发衣服和帽子，有些幸存者还穿着几年前拿到的破衣烂衫。幸存者会争抢任何印有“美国制造”标志的毛衣。然后，与其他难民一道，她们必须等待交通工具，以便回到她们选择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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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曾经在纳粹监视下生活了八个月到几乎四年之久。对于所有妇女来说，这就像是一辈子那样漫长。年纪介乎26岁至29岁的年轻妇女，比绝大多数人的犹太认同更为淡薄，她们早已面目全非、身心俱疲。她们几乎已不记得过去的生活，那时候有自由，有年轻人充满爱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正如拉海尔所说的：“我26岁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老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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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特豪森极端残酷的环境中设法幸存的俄国战俘是最早离开营地的，那是1945年5月16日，人们为俄国战俘举行了感人的送行仪式。人们簇拥到点名广场去挥手送别，这些苏联军人举行了“毛特豪森宣誓”，誓言追随共同的自由道路，继续反对各民族之间的仇恨，争取社会和国家的公平正义。他们宣布：“通向最血腥集中营的大门已被打开。我们将要返回自己的国家……被解放的囚犯……发自内心地感谢让解放成为可能的胜利的同盟国……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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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和红十字会负责分发小心包装的香烟、洗漱用品以及基本食物，以便他们在归途中使用。当其余幸存者目送俄国人离开时，他们也在思考即将来临的归程。在花岗岩围墙外遥远的地方，有他们惦念已久的生活。那些成功逃避纳粹诱捕的人正准备重拾业务、重建家园，修复城镇的基础设施，养育孩子并继续生育孩子。普通人将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尝试忘记战争，这些幸存者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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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亲友再也无法回家，但人们还是希望能有亲友可以投靠。佩莉斯嘉时年29岁，她想知道儿时伙伴吉兹卡是否还在兹拉特莫拉夫采，是否还能确保她家族财产的安全。当时欧洲的电力和通信系统都已被破坏殆尽，因此佩莉斯嘉无法打电话给对方，何况她也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佩莉斯嘉准备动身的时候，她答应与长期以来一直保护她的埃迪塔保持联系，尽量分享回家后所要面对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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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恐怖的奥斯维辛失去了多少亲人，拉海尔庆幸自己还有三个妹妹在身边。周围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她至少还有萨拉、伊斯特和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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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时年28岁，在她身边有忠实的米茨卡。她们同生共死度过了四年，她们的友谊也将终生不渝。那里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当她失去达恩时，妇女们与她一起悲伤，当她生下爱娃时，妇女们则围拢在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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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位年轻母亲都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蒂博尔、莫尼克、贝恩德仍然不知所终。他们是聪明的记者、忠诚的工厂主、英俊的建筑师：三位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轻绅士，曾经抱起三位年轻女士步入婚姻殿堂，这一切就发生在足以毁掉他们余生的巨变前夕。他们是否还活着呢？年轻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还有与丈夫和父亲团圆的机会，拥有童话故事般的结局，战胜纳粹将其全家灭绝的企图吗？还是说她们的梦想已经灰飞烟灭了呢？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求证。她们要亲眼看看生养她们的祖国还剩下什么，她们的祖国都经历了不同的痛苦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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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苏联军队解放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9万名犹太人当中，只有2万人幸存。苏联红军的到来，也预示着这个国家将会在三年后被共产党接收，成为东方阵营的一部分，这一地位将会维持超过四十年之久。尽管如此，斯洛伐克人首先驱逐了所有德国后裔，然后欢迎所有公民回国。他们派出渡轮，前往附近的奥地利港口恩斯（Enns），以接回毛特豪森的斯洛伐克囚犯，渡轮途经水流相对平缓的多瑙河。在不到一周的旅程中，佩莉斯嘉带着哈娜向东航行了大约270公里，最终抵达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这也是她所钟爱的城市。她在码头下了船，只需要走一小段路，就能抵达1944年9月赎罪日过后她和蒂博尔被逮捕的公寓。大龄单身的埃迪塔则会回到满目疮痍的匈牙利，去看看还剩下多少她认识和熟悉的故人。这两位妇女从未中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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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早已面目全非。波兰曾拥有欧洲大陆最多的犹太人口，因此也成为大屠杀的核心灾区。波兰不仅遭到毁灭性轰炸的破坏，而且失去了数百万公民。在苏联红军进驻波兰、苏联当局控制波兰后，波兰少数民族都已销声匿迹，波兰德裔公民更是被迫逃离。许多波兰人拒绝回国，而是逃到德国境内的美国控制区。拉海尔及其妹妹们也想去美国控制区，但她们对父亲的承诺如此重要，她们不想违背对父亲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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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政府和盟军当局安排了运牛卡车，接回那些想要回国的毛特豪森幸存者。车厢被清理干净，车门从来不关，以免让幸存者想起前往集中营的恐怖旅程。拉海尔、小马克以及她那幸存的三个妹妹将会领到食物和饮水，并且可以安坐在舒适的长凳上。然后，她们将会经历800公里的旅程，回到那个失去了几乎所有犹太公民的国家，回到那个无意中成为最恐怖死亡营所在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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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旅程最短，但这不仅仅是回到她曾经熟悉的国家那么简单。她的目的地是布拉格，就在200公里外，但从5月5日起，那座城市经历了血腥的三天革命，而5月5日正是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那天。就在德国正式宣布投降之前两天，革命卫队的捷克和苏联士兵推翻了纳粹统治，捷克电台广播上出现了“德国人都去死！”的声浪。急于复仇的捷克公民拥上街头，数以百计的德军士兵和德国平民被杀死，且通常是以残忍的方式被杀死。民兵把好几名党卫队和国防军成员变成“人体火炬”，暴徒到处追捕男人、女人和孩子，且不论他们在战争期间立场如何。就连杰出的教授和医生都被殴打致残、就地枪决、私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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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在5月9日苏联红军抵达布拉格之前一天结束，苏联红军宣布其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占领，并且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驱逐300万德国后裔，同时也杀死了好几千人。安嘉曾经与德国后裔成婚，这也让她前途未卜。作为犹太人，贝恩德按照《纽伦堡法》失去了德国公民身份，而且贝恩德的新婚妻子也不可能成为德国公民。然而，由于安嘉曾经与德国人结婚，在当局看来安嘉也就成了德国人。尽管安嘉从未与祖国断绝关系，但婚姻就意味着她失去捷克公民身份。结果，战争结束后，她无家可归，也无国可回，同时可能成为怀抱病弱婴儿的寡妇，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处境。随着5月过去，安嘉所知道的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经历了四年牢狱生涯后——她只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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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受到燃料短缺的困扰，捷克当局最初没有火车可以派到奥地利去，因此好几百名捷克同胞只能滞留在营地。为了推动事情取得进展，囚犯们向布拉格派出了最为杰出的代表，来自查理大学的法学教授弗拉迪斯拉夫·布斯克（Vratislav Busek），他在五年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监禁。一周之内，教授就返回奥地利，带来关于火车的消息。火车会在捷克布杰约维采车站等待他们，捷克人用鲜花把火车装饰一新，火车上还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从毛特豪森地狱回家”。安嘉及其婴儿，以及来自泰雷津的朋友们，搭乘客车或卡车前往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回到布拉格，尝试发现丈夫和家人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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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三位母亲穿着破旧而不称身的衣服，带着幼小的婴儿，与无数踏上归程的人一起，准备离开毛特豪森。美军士兵拍下充满颗粒感的黑白照片，照片中能看到排成长队、没有尽头的人潮，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就像河流一样涌出营地，流向山下，流向市镇。人们耐心地排成长队，等待军队或红十字会的卡车把他们送去火车站、集合点或码头，那些在被捕前拥有远大前程的人，如今只是身无分文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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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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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机会最后欣赏这壮丽的景色了，毕竟这个地方曾经充满恶意。有人可能会最后回望这座监狱的围墙，并且反思，如果他们没有犯下纳粹眼中的原罪，如果他们身上没有犹太母亲赋予的血脉，一切又会如何呢？没有时间回想过去，却有时间展望将来。正如一位囚犯所说的：“如今，我们终于开始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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