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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坟场与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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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战俘，包括以前的看守和党卫队军官，也被盟军召集来帮忙，要让死者体面地下葬。曾经因为党卫队的到来而捞到好处的毛特豪森居民，也被盟军召集来，并且要穿上“星期日的盛装”。居民们哭哭啼啼，被迫挖掘更多的墓穴，把尸体从营房搬上货车，然后每150具尸体肩并肩地平放在墓穴里。墓穴被沙石回填，之后又在每具尸体的安息之地上竖起白色十字架或大卫王之星。其中许多写有姓名和忌日，但更多只能写上“无名氏”。祷告者为死难者祈福，当地人则要带孩子出席集体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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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后，幸存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够在死人堆里活下来，他们继续向加害者发泄怒火。除了挖掘墓穴之外，德军战俘还被迫清洗厕所，拆卸和焚烧害虫最多的营房，到采石场去干活，或者从事他们曾经强迫囚犯从事的非人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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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盟军尽力保持营地封闭，但毛特豪森周围的住家、农场、商店还是不断遭到袭击，城镇里的居民，心怀害怕、羞耻、愧疚，通常会向乞讨者交出食物、饮料、衣物，所有乞讨者看上去都可怜兮兮、疾病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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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月过去，夏日的太阳开始驱散幸存者体内的刺骨寒意，营地状况也大为改善。带着死亡气息的苍白脸色，数百人爬下床铺，在草地上或任何空置角落就地躺下，安然入睡。阳光似乎缓解了他们周围的艰难处境，鸟儿歌唱的声音融化了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尽管绝大多数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曾经沦为人间地狱的地方，但更多的人却为围墙外的生活而感到担忧。盟国之间已达成协议，把各盟国各自解放的所有幸存者遣返回国，但许多人感觉到，不能回到德国、波兰或苏联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完整的犹太社区已被屠杀殆尽，社会上还普遍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敌意。他们继续为亲人的下落感到担忧，渴望与任何可能还活着的亲人团聚，但如果他们回国索回自己原有的财产，会有什么危险等待他们呢？他们有“家”可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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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老幼，都因为自身经历而备受创伤，他们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们的心理创伤深入骨髓、伴随终身。无数人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希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其他人在长期监禁后，则为自由感到高兴，想要开始新生活。数以千计的人打算集体前往“应许之地”，即处于委任统治状态的巴勒斯坦，他们也称其为“以色列圣地”，或者前往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他们希望在那些国家重建生活并确保安全。但毫无疑问，白手起家将会万分艰难，他们也痛苦地意识到，那些国家的移民政策都很严格，不可能欢迎大批赤贫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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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难民的方向与方式悬而未决，由此造成大规模难民危机，这些难民最初由盟国军人进行管理。当时有800万～900万战争幸存者，要么被安置在军队管理的难民营，要么被安置在志愿机构管理的难民营，比如教友派救援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红十字会以及国际难民组织等志愿机构。尽管某些小规模难民营设在学校、旅馆、医院里，但考虑到难民人数众多，显然只有废弃的要塞、劳动营甚至幸存者曾经被监禁的营房才是合适的场所。在1945年7月底之前的好几个星期里，毛特豪森集中营就被改造为难民营，而这只是遍布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士、英格兰和奥地利的2500处难民营之一。在曾经通电的围栏内，无家可归者得到衣食和住处，接受登记、处置、甄别，准备遣返回国。他们要等待某个国家同意收留，或者等待某个外国亲戚愿意接济。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好几年，那些无家可归者需要长期等待，还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失去家园的补偿通常远低于实际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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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遣返进度，红十字会已竭尽全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则建立了中央寻人局（Central Tracing Bureau），帮助幸存者通过报纸刊登名单和每日电台广播来寻找亲人。志愿者询问每位难民，并为每位难民填写表格。他们最终遣返了600万～700万人，帮助150万人移居外国，但这将会是艰巨、漫长甚至争议不断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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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有来自24个国家的超过4万名难民，他们想要回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或者他们曾经视为家园的地方，但这个任务无异于后勤运输的噩梦。这不仅是由于多数难民曾经承受身心创伤，而且还因为难民几乎没有衣物、现金、文件。欧洲是个大熔炉。当地绝大多数火车、船舶以及机动车辆都已被征用，用于运送补给、部队、机器回国，并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运送如此众多想要前往世界各地的难民。难民被遣返回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但必须确定谁来资助他们的路费，盟国或当地政府已经首先垫付了遣返费用。最终，这些开支也只能由相关各方来分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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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在集中营、灭绝营、劳动营里幸存下来的男女老幼，都被要求出示某种身份证明文件，但除了刺在手臂上的囚犯编号，或者每日点名时叫到的编号，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许多纳粹记录已被焚毁或被带走，无法确知这些人属于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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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最终领到重新签发的新证件，对于那些原本归属的社区已被完全抹去人来说，未来的命运仍然变数极大。到处都流传着返回家园的人们被流放、被杀害的新闻报道。孤儿寡妇尤其脆弱，许多士兵极力劝说她们，去美国碰运气可能还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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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克拉拉·罗伏娃结识了一名19岁的美国大兵麦克斯，麦克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而克拉拉也怦然心动。麦克斯对克拉拉很好，总是为她带来额外的食物，还有最值钱的美国香烟，在营地里这就是硬通货。当克拉拉最终要对麦克斯说再见时，麦克斯“正式地”做了自我介绍，并且伸出了手。克拉拉开始时也伸出了手，但又因为害羞而把手抽了回来，因为她身上有虱子，而且身上还很脏。麦克斯还是握住并亲吻了克拉拉的手。克拉拉永远忘不了麦克斯的善良，她最终生活在美国，善良的士兵也成了她的家庭成员，克拉拉的孙子也叫麦克斯，以纪念祖父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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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满怀心事地凝望营地下方的多瑙河，她非常想念布拉迪斯拉发，想要带着哈娜尽快回到家乡。佩莉斯嘉坚信蒂博尔会在家里等她们，家里都是他的笔记和烟斗。距离佩莉斯嘉最后一次见到蒂博尔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当时两人隔着奥斯维辛的铁丝网，但她“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绝不允许自己猜想蒂博尔是否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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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及其妹妹都才20多岁，她们只有一个地方想去。萨拉说：“父亲总是说，如果我们分开了，那么等到战争结束后，我们都应该回到帕比亚尼采，并在那里重逢。所以，只要我们身体恢复了，我们就去那里。”拉海尔希望莫尼克还活着，希望莫尼克还会去帕比亚尼采找她，最终能够见到这个尚未见过父亲的儿子。拉海尔并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拥有那些家族工厂，反正他们都得从头再来，努力为自己重建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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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带着小爱娃无处可去，只能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但她同样感到“茫然”，因为她不知道回去后还能找到什么。“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妹已经不在人世，他们都不在了，但我仍然不知道我丈夫贝恩德的下落。”他们在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还剩下什么东西吗？父亲的皮革工厂和姐姐鲁热娜的别墅仍然属于他们吗？还是被占据或被焚毁了呢？如果那里没有故园、没有故人，她还想留在欧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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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身边有太多变数和困惑。在欧洲，每个国家都被战火波及，整个大陆都陷入动乱。随着盟军继续追捕纳粹，盟军也发现越来越多关于纳粹暴行的证据。数以千计的德国人逃离家园或被迫流亡。数以百计的党卫队军官和最高统帅部成员被逮捕，并被审判和处决，但更多人成为漏网之鱼，当中就有弗赖贝格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理查德·“扎拉”·贝克，他从未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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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希姆莱，既是希特勒信任的代理人，也被认为是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于1945年5月23日被逮捕。这位党卫队国家领袖，控制着集中营系统，曾经视察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以便亲眼验证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情况，他后来咬破藏在嘴里的氰化物胶囊，因为服毒自尽而逃脱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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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医生被美国人逮捕，但在一个月后被错误地释放。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农场工人，隐姓埋名并不断逃亡，直到1979年溺死于巴西。他的妻子与他离婚，他的儿子在战后与他断绝了关系。门格勒死不悔改，始终声称自己只不过是服从命令。门格勒再也没有听说过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及其婴儿的消息，她们在奥斯维辛逃脱了门格勒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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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勇气和决心支撑着三位妇女熬过战争，当她们设想“战后”生活时，她们同样需要这些品质。一切都已改变。她们一无所有，只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她们的亲人在哪里？她们的亲人生活得怎样？正如一位囚犯所说的：“身体上，情感上，我都只是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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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以何种交通工具返回家园之前，每一位母亲都必须履行一道法律手续：为她们的婴儿领取出生证明。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毛特豪森市政厅登记，这道手续在1945年5月14～17日陆续完成。当身体条件允许时，拉海尔和安嘉就下山到城镇里，在缴纳了象征性的费用后，填写了相关表格。佩莉斯嘉不愿面对城镇居民，她委托朋友玛格达·格雷戈洛娃的丈夫、演员马丁·格雷戈尔（他与妻子在营地里团聚）替她履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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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的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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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每位母亲都收到一张正式的奥地利出生证明。哈娜被错误地写成伊迪丝·汉娜·勒文拜恩（Edith Hanna Löwenbein），1945年4月12日出生于弗赖贝格，并被加上附注“在火车上降生”。出生证明并未提到她出生于德国奴隶工厂的木制车厢中，车上没有医疗护理条件，她与母亲被强行赶上疏散列车。父亲一栏写着蒂博尔，母亲一栏写着“佩莉”，两人的栏目都写着“现住址不明”，原住址则是布拉迪斯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