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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哈娜与母亲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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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佩莉斯嘉用童车推着哈娜走在大街上，走到公共布告板前面，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她碰见了苏兹（Szüsz）先生，她在战争爆发前就已认识对方。对方热情地向她致意，并且告诉她，自己曾经与蒂博尔一起待在集中营。苏兹先生说，在奥斯维辛，他们与1300名男子被转移到位于格利维采（Gliwice，德国人称格利维辛）的附属奴工营，距离奥斯维辛大约20公里。在那里，囚犯们被迫制砖、砌砖，或者为纳粹铁路车间维修车辆。然后，苏兹先生告诉佩莉斯嘉，她的丈夫没能回来。佩莉斯嘉心里一沉，对方告诉她：“他不相信你和婴儿能够幸存。他停止进食，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自理。他总是说：‘我不想活下去了。没有妻子和孩子，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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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尽力筛选对方所说的话，想要寻找字里行间的意义，她从苏兹先生面前走开，独自面对悲痛。她痛彻心扉，她再也无法找出蒂博尔之死的确切细节了。最终，通过其他幸存者，以及蒂博尔的老相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1945年1月的严寒中，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大约1300名饿得半死的格利维采囚犯，穿着条纹囚服和木鞋，被迫进行死亡行军，前往位于比利什哈默（Blechhammer）的大型人造燃油企业，行程为40公里。囚犯们被编成紧密的队形开始行进，他们遭到警告，如果有人掉队，将会被就地枪决。囚犯们冒着冰雪徒步行进，最终汇入由4000人组成的一字长蛇阵，改为前往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它即是最后仅存的集中营之一，此去行程将近200公里。这一次将会是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数百名穿着破旧条纹囚服、瘦得皮包骨头的囚犯，因为无力前行而被就地枪决。他们的尸体被拖出道路，扔进壕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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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死亡行军中熬过来的幸存者告诉佩莉斯嘉：“蒂博尔就那样放弃了。1945年1月底，他死于饥饿……他倒在路边，就倒在路边……他很可能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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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勒文拜恩，那位面带笑容、爱抽烟斗的新闻记者、银行职员，那位丈夫和父亲，就这样死在位置不明的冰封道旁，就这样死在波兰的西里西亚，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卒年29岁。没有尸体可供佩莉斯嘉哭泣或哀悼。没有葬礼，没有墓地可为他立碑，以供忌日燃点蜡烛之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告别仪式，且不论是犹太告别式还是其他告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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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孀再也无法从他的死亡中恢复过来。在佩莉斯嘉的余生中，她拒绝再嫁。佩莉斯嘉说：“我曾经与我的丈夫举行过盛大的婚礼。我会一个人过下去，因为我无法与其他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像他那样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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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佩莉斯嘉感到安慰的是，儿时好友吉兹卡以及其他人把她最宝贵的财产归还给了她。在这些财产中，包括她珍贵的结婚照片、几封蒂博尔写给她的书信、她去世家人的画像，还有母亲保拉·罗诺娃最喜欢的耳环、母亲挂在漂亮金项链上的圆形雕饰、外公的怀表和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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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决心投入学业当中，她雇用了一位本地女孩来照顾哈娜，然后回到学校，继续攻读英法语言学硕士。一如过去的计划，她在布拉迪斯拉发成为教师，任教于卡尔帕特斯卡街的一所小学。1947年，学校巡视员抱怨勒文拜诺娃这个姓氏“太过拗口”，佩莉斯嘉便更改了姓氏。“我的一位女同事自作主张地告诉巡视员，我会把姓氏改得听起来更加‘斯洛伐克’，于是我就照做了。”佩莉斯嘉喜欢用法语单词“l’homme”指代男人，并且认为“Lom”加上后缀“ová”会是个简单的姓氏。一位同事告诉她，出生于捷克的男演员赫伯特·罗莫（Herbert Lom）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佩莉斯嘉更加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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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哈娜与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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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为孩子取名为哈娜·罗莫娃（Hana Lomová），并且在一处福音派教堂为其举行了命名仪式。佩莉斯嘉说，她首先要给哈娜最好的教育。佩莉斯嘉说：“我是她的母亲、顾问和朋友。我们为彼此而生活。她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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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生活了五年，终于接受蒂博尔再也回不来的事实。姐姐阿尼奇卡再次结婚，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直到去世。弟弟扬科于1948年去了以色列，就生活在哥哥邦迪附近。1950年，盖扎舅舅说服佩莉斯嘉，随同搬迁到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普雷绍夫（Prešov）一家新建的医疗机构里，舅舅在那里担任呼吸科主任。由于哈娜是个“多病的孩子”，长期受困于严重的鼻出血、淋巴结肿大以及肠道问题，舅舅觉得哈娜最好住在空气清新的山区，同时又要靠近医疗护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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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普雷绍夫成为语言教师，在当地高中教了好几年英语、德语、法语，又在当地大学里建立了英语文学与语言系，并且成为哲学院资深助教。1965年，当哈娜前往布拉迪斯拉发读大学的时候，盖扎——哈娜亲爱的阿布舅公——因为确信自己患上了肺癌而自杀。盖扎卒年65岁。正是佩莉斯嘉发现盖扎倒毙在家中，这一发现几乎让她精神崩溃。突然之间，她又变成孤身一人了，她于是搬回400公里外的布拉迪斯拉发，搬到自己唯一的孩子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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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是在6岁的时候初次发现自己真正的宗教身份的，当时有人叫她“肮脏的犹太人”。哈娜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让我给你看看我父母的照片，他们都是犹太人。”哈娜看着外公外婆的照片说：“好吧。我也想成为犹太人。我可以去玩了吗？”哈娜说她不再为此事感到困扰。她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集中营。“从未真正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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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哈娜长大，佩莉斯嘉要确保哈娜知道自己的传奇身世，她经常向女儿展示蒂博尔的照片，分享蒂博尔的传奇经历和书信。佩莉斯嘉还拥有蒂博尔的笔记本和邮票藏品，蒂博尔曾经把这些藏品委托给朋友。佩莉斯嘉说：“我想让她知道父亲的生平和我们的经历，但我只想她保留美好的记忆，不要想起任何不好的事情。我想她亲近父亲，并且了解生命的意义……我还记得一切，我告诉了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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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形容母亲是“无比坚强的烈性子”，竟然能把孩子生下来。在许多年里，哈娜私下认为父亲也许能在集中营里幸存，她总是满怀希望地留意所有身材高大、金发碧眼、蓄小胡子的男人。只有在她20多岁以后，她才终于接受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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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和母亲仍然与佩莉斯嘉在集中营里的守护者埃迪塔保持联系，哈娜19岁那年，埃迪塔从位于维也纳的家前来看望她们。哈娜说：“我情不自禁地多次拥抱她！”时间回到1944年，仿佛谨守犹太戒律或道德责任那样，埃迪塔在火车上答应蒂博尔，将会照顾蒂博尔怀孕的妻子。埃迪塔希望，自己可能也会得救，终有一日也能找到一位丈夫。她的祈祷终于应验了，战争结束后，她嫁给了一位犹太拉比。哈娜回想起他们的到访：“她的丈夫非常沉默寡言，他们有两个年轻的儿子。她不停地说我的母亲是多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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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也尝试寻找她生命中的另一位埃迪塔，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医生，医生曾经在弗赖贝格工厂为她接生，而且成功从火车上逃离。哈娜说：“我们遗憾地得知，她在战争结束后就去世了。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向她道谢了。”佩莉斯嘉的确为与她有共同经历的几位妇女安排过一次聚会，来宾包括查夫纳·利夫尼和佩莉斯嘉的朋友玛格达，这样哈娜也能见到她们。哈娜也见过玛格达的丈夫马丁·格雷戈尔，就是那位在毛特豪森为她履行出生登记手续的演员。马丁告诉哈娜：“你现在看上去好多了！”哈娜后来还见到某些战前在报社与父亲共事的人。对方说：“你就是蒂博尔的女儿吗？”然后对方开始哭泣，因为对方与父亲有许多快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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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佩莉斯嘉向哈娜指出火车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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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哈娜出生十五年后，佩莉斯嘉带着哈娜回到霍尔尼-布日扎，向那些帮助过车上囚犯的当地居民当面道谢。帕夫利切克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母女俩向许多人回忆他的慈悲。母女俩在铁轨附近垒起石块，那里是火车上38名死难者首次下葬的地方，然后又瞻仰了市镇公墓，那里是死难者最后改葬的地方。母女俩得知，1945年11月，苏联军人把几名党卫队军官带到市镇，迫使他们徒手挖掘已经腐烂的尸体。当时才十几岁的雅罗斯拉夫·朗格和瓦茨拉夫·斯特帕内克以及许多市镇居民也目睹了这一情形。朗格先生平静地说：“我看这很好，这是德国人应得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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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难者的尸体在隆重的葬礼中体面地下葬，在安葬地点还竖立起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那是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像，刻画了悬挂在带刺铁丝网上的垂死挣扎的人物形象。雕塑由杰出的捷克艺术家马特尤（Matějů）制作，并由市镇居民捐建。在1949年一封致地方当局请求募捐的信函中，几位当地居民写道：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国籍，我们只知道他们牺牲在纳粹铁蹄之下，却换得了我们的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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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和哈娜的到访在市镇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录和照片，这些记录和照片至今陈列在当地博物馆，以及火车站外面的特别公告栏里，那座火车站就是帕夫利切克先生的故居。在此之后，佩莉斯嘉写信给市镇居民，再次表示感谢：